纪实文学的创伤叙事探析
——评S.A.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张纯如

舒婧娟

（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恩施 445000）

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其对被忘却历史的挖掘和对人类心灵的捕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同样就二战亚洲战场进行了历史纪实叙述。《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都围绕数个二战时期的女性亲历者对战争的情感创伤叙事展开。虽然事件在时间轴上渐行渐远，但经历了苦难的女性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能摆脱痛不欲生的战争回忆。她们不能遗忘，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张纯如作为特定历史的继承者，也不能遗忘。在体验集体创伤修复的过程中，她们用创伤叙事唤起了人们对于被忽略的战争中女性苦难的关注。该文基于创伤叙事理论，从亲历者的创伤复现共性，强调了历史带来的集体创伤； 从继承者的个体创伤复原差异，揭示出真相认领才是实现心灵创伤复原的重要途径。

1 创伤叙事

“创伤”一词源自希腊语，最初意为身体和心灵的“伤口”，是对灵魂和自我的严重伤害。创伤性这一概念，最初由记忆和创伤心理学家提出，意为当生命安全或身体完整性受到严重威胁时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的严重困扰。随后，创伤概念引起文学界注意，西方的创伤文学研究兴起于20 世纪90年代。早期创伤理论家包含耶鲁解构学派的杰弗里·哈特曼、 创伤证词批评家肖珊娜·费尔曼和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凯茜·卡鲁斯等。卡鲁斯于1995年和1996年出版了《创伤：探索记忆》（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和《不可言说的经历》（Unclaimed Experience），将创伤文学理论与当代临床创伤治疗专家的实践联系起来，提出了创伤最显著的特征是遗忘性和不可言说性 （amnesic and unspeakable）[1]。在创伤过程中，超级震撼的力量扰乱了大脑的功能，导致受害者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处理经验。直到今天，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创伤理论依然在由卡鲁斯引入的理论框架中发展。新一代的创伤理论家约书亚·佩德森挑战了卡鲁斯传统，认为创伤记忆有可及性，而且受害者也有构建可靠叙述的可能性[2]。笔者认同其观点，创伤是令人难忘的和可以描述的； 创伤记忆不是“无人认领”的遗忘，也不是不可言说的经历。相较于西方，我国的创伤叙事研究集中在对文学、影视作品的解读，和对西方创伤理论的引介和梳理上，缺乏创新性和系统化。

创伤并不会阻碍叙事记忆的形成，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张纯如在《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中记录的那样，战争亲历者可以详细叙述她们可怕的经历。研究心理创伤，要从重新探索历史开始。个体创伤叙事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扭曲，如碎片化，但该描绘也可能是识别其在文学中的影响的有用线索。所以，专注于对时间、身体或本体上的描绘和甄别，也是创伤得以修复的途径。只有记住并认领真相，才能让遭受创伤的人得到抚慰。

2 集体创伤复现共性

西方医学的创始人希波克拉底，使用创伤一词来表示“缺乏意识”。创伤被认为是在其自身受到严重程度攻击后掩盖其存在的伤害。创伤受害者会受到由创伤引发的对立冲突的折磨，这往往使得他们的个体防御机制停摆，难以保持头脑清晰，难以记住所有细节，也难以将所有情节串联起来形成整体观照，最难的就是在事后找到适当并具有说服力的言辞将所见所闻传达给他人。

为了拼凑历史的真相，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张纯如的足迹遍及战争女性亲历者的家园，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证言录像采访和证据搜集。年过半百的亲历者们对创伤的第一应激反应本是遗忘，但她们的大脑和身体都不允许事件发生时的恐惧消失。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以“我不想回忆……”为章节标题。张纯如的记录中，一些被采访女性会多次处于短暂的失语状态。在苏联战场上，前线女战士的职务几乎涵盖了所有军事岗位，比如医护人员、通信兵、飞行员和坦克手等。在中国战场上，女性更多是沦为了凌辱和屠杀的对象。随着记忆展开，残酷的情感体验一一再现：断肢而垂死的伤员痛苦的呻吟；目睹活人倒在枪口下后浑身的颤栗；轰炸后像犁耙从地里翻出来的土豆一样的尸体； 大火焚烧后散发着焦糊味道的城市。战争的残酷一览无遗，让人看到人类的杀戮欲，感到绝望。

虽然她们是幸运的战争幸存者，却需要忍受余生的创伤折磨。美国裔以色列社会学家阿隆·安东诺维斯基认为健康并不是没有疾病，而是个人保持连贯性（Sense of Coherence）的过程，是面对变化沉着应对的能力，以及个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3]。反之，当个体认为生活是不可以理解、不能控制而且充满无意义的时候，就开始了病态和创伤。所以，幸存者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有各种异于常人的苦楚，比如至今被战争梦魇纠缠，不能看战争片，无法目视代表着鲜血的红色，不能进食肉类食物等。从害怕老鼠的少女，到端起机枪射击的战士；从注重保持整洁外表，到不在乎任何脏乱场地的躲藏；从稚嫩柔和的面庞，到沧桑浑浊的目光，这些女性在短短几个月或者几年中就完成了这样的变化。曾经的理想是当医生的苏联战后女性，本可以不经过任何考核就入学学医，可她们却不能再次目睹解剖那样的情形，甚至不让自己的下一代报考医学院。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那已经不是原来的自我了。

对二战的女性幸存者来说，这是集体创伤，是一个久未愈合的伤口。对世界来说，这是一段历史的留白。美国图书馆中，关于二战亚洲战场的女性遭遇的英文历史类书籍记载几乎为零。据统计，参加二战的苏联女兵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万，但是相较于男性在战后被授予的嘉奖和赞扬，她们只是一群沉默的、被遗忘的孤独群体。所以，她们的创伤叙事使得女性话语失衡得到了一定的平衡。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向阿列克谢耶维奇致敬，因为她的复调作品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承受苦难的勇气。

3 个体创伤复原

美国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赫尔曼指出，研究心理创伤就不得不面对人性最邪恶的一面，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或者在邪恶前面的脆弱和无能为力[4]。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的四个春秋倍受煎熬，一直赤脚走在被战争亲历者的痛苦记忆炙烤的长征路途上。张纯如在若干证词面前目睹了人类对待死亡及其过程的残忍和蔑视。在战争研究的过程中，互相诉说和倾听引发了亲历者和采访者的共情，同时启动恢复了两位作者受折磨的过程。但是，她们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共情对个人创伤体验却有不同走向。

作为职业女性，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苦难叙事不在于辨别正义，而在于获取心灵，关怀生命。所以，即使叙事主体是战争、 核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她的心灵得到了复原。而张纯如的叙事是为正义和人权而战，感同身受和身心俱疲增加了她创伤经历的挑战性。新墨西哥大学社会学专家玛利亚形容历史创伤具有跨时代性，即它是几代人一生中累积起来的情感与心理伤害，会随着生理遗传控制基因表达，导致其后代有相对更高的抑郁、 精神麻木和自我毁灭行为[5]。这类历史创伤往往源自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比如战争，其中的幸存者后代就具有“表观遗传”，张纯如的祖父母就是战争幸存者。所以，她坦白在其整个童年，都能感受到战争的无法言说的邪恶，战争创伤早已扎根她的心里。研究经历又增加了这一创伤，导致她后来修改其世界观以适应新的创伤信息和事件，怀疑世界是处于危险和威胁中。所以，她从来不公开家庭住址，甚至在离开家的时候，也不吃外面的食物不喝外面的水，最终走向了精神的崩溃。

4 结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张纯如都针对性地选择了 “人类文件”中普通人的证词，像其他历史创伤受害者那样去叙述创伤、复调历史。通过创伤叙事认领真相、避免遗忘，为幸存者拒绝过去而辩护，获得了当代记忆的一席之地。她们的书写，是创伤叙事和真相认领的实践，成了重要历史时刻的另一个证词；她们的叙事，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联系，吸引人们寻求个人记忆的集体储存，理解其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