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即天下”抑或“众神喧哗”？
——《民族文化资本化》对怒江州脱贫攻坚的启示

崔 凌

《民族文化资本化》是一本开头看起来像哲学，中间读起来像经济学，最终回归于人类学的“大杂烩”。这里的“大杂烩”凸显了人类学的特征——人类学本身对整体性的强调、对跨学科研究和利用其他学科成果的鼓励。对于“民族文化资本化”这个问题，马翀炜和陈庆德，从哲学的高度立意，以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理性分析，最终落脚于人类学的人文关怀。

一、民族文化资本化何以可能

在引言部分，作者即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民族文化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而资本则是消弭商品特殊性的一般性存在。那么，民族文化资本化何以可能？如果要求资本的一般性和全球性屈从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地方性，那资本就不复为资本；如果要求民族文化向一般性和普遍性层面提升，将导致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地方性乃至自身完全消失[1]。换言之，就是民族学的相对性和经济学的一般性如何统一于民族文化资本化？

这个学理性极强的问题来自对一个许多人都曾或多或少思考过的问题的提升，那就是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的生存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最常给出的答案是“保护”，但“保护”给人的印象无疑是消极被动的，保护的对象是“弱者”，如果说某种文化需要保护，便会让人感到这种文化是“落后的”“将被淘汰的”，已成为化石或处于垂死的边缘。对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是“发展”。但发展又会让我们质疑，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是现代化吗？那民族文化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民族文化资本化》给出的答案是“民族文化资本化”。民族文化资本化，意味着主动“参与”，民族文化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当下经济运行，参与现代世界体系的话语建构，参与现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通过积极参与和努力发声，使本民族文化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更大的价值。这体现了文化的真谛。文化不是既成的现实，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在变化中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再生产，唯有这样，它才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否则它就只能像化石一样存在于博物馆中。民族文化资本化所寻求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之道，强调的就是文化的“主动性”和“生命力”，这不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保护，而是以平等之心去认识和挖掘其内在的价值。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学关怀。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理论意义

全书所探讨的诸多问题——全球性和地方性、现代与传统、主流和边缘、夷平与凸显，等等，从根本上都可归一于本书开篇所聚焦的哲学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民族文化资本化这个论题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意义，在于重新认识普遍性的相对性。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规律和普遍性，虽然自古希腊起，人们就在寻求某种恒久不变、统领万物的一般性规律，但“规律”的本质不过是人类将自己的理性强加于自然，“强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而对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内的事物，“常常是完全视而不见”[2]。事实上，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所谓的普遍性，都不过是一种特殊性的提升。这种提升从认识论上来说是必需的，因为人的理性总是想要寻求普遍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人类一切理解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普遍性从来都是不完全的。在一种主导的价值观下，始终存在着其他一些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特殊性存在”既可以成为主旋律的和弦，也隐含着反抗和冲突的可能。重新审视普遍性的不完全性，提醒我们认识到，一个时代或社会公认的“理性”，在另一个时代或社会可能就被视为“非理性”，同样的逻辑存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群体中，从而展现社会的多元化。不同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也存在着多元化的方式、方向和道路[3]。

三、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意义

经济支配了社会，使得资本这种原本指向经济领域的特殊性向普遍性提升，引发了资本概念的泛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资本化”成为可能。本书指出，民族资本化论题的实质集中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参与的必要性和条件性问题。理解“边缘”民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是拒绝现存的世界秩序。第二是如何参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民族文化如何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以其特殊性进入由资本统领、人人可参与的夷平化过程，从而从单一模式的主导中解脱出来，构成人类发展的整体性。第三是文化或制度的融合与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越来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这种模式允许差异的存在，允许“他者”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参与现代体系，展现被现代“普遍性”话语所遮蔽的特殊经验，从而形成更丰富、更宽阔、更深入的人类现实的整体性叙事[4]。

当发达国家以一种“朕即天下”的气势将自己的商品向全球推广的时候，身处世界体系边缘的民族，则将自己的商品贴上独特的“民族文化”标签销往世界。民族文化资本化何以可行？为什么中心国家并不着意强调自己商品的文化要素而边缘民族却在极力体现自身商品的文化特点？西方似乎是没有刻意标榜文化特征，但事实上，西方文化早已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了，西方文化的霸权被掩盖在“先进”“文明”“科学”“卫生”的话语之下。当一种思想被普遍接受，它就占据了垄断地位，得以通过支配性的话语掌控一切。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经济的强势话语使得资本具有了支配一切的权力。各种文化要素都不得不进行转换从而以经济资本的形式出现来影响社会，发挥自身的作用。这种现实所具有的积极因素使得各自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化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从而形成“众神喧哗”的景象[5]。

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各个民族群体都可以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这一行动参与发展，这是发展公平性的一个保证。积极主动地参与，不仅可以寻求经济机会，而且可以寻求文化机会。对于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却拥有丰富民族文化或自然资源的地区，努力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来实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发展就显得尤为意义重大。

四、民族文化资本化对怒江州脱贫攻坚的启示

马翀炜和陈庆德在15年前提出的对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丝毫没有过时，特别在脱贫攻坚的热潮中，更有不断重读、不断反思的必要性。经济学刚传入中国时被翻译为“富国策”，这个翻译反映出人们渴望通过这门学科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然而，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将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忘了人类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存在物，忘了每一个人既存在于世界统一的框架中，又出自体验着民族特性和差异的群体。因此，脱贫攻坚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在2019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怒江的田野调查中，既看到了外部资本投入给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即产业扶贫效果显著，人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两地的交通、通信、农田水利、居住等基础设施也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也看到了民族文化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即旅游业已成为怒江的支柱产业之一，2018年春节期间怒江旅游业总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以展示民族文化传统的旅游的项目受到游客青睐，特色民族村寨、旅游特色村项目蓬勃发展，民族文化资本化初见成效。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经济资本的投入仅仅是第一步，就像输血是救急的手段，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民族区域要发展，除了经济资本的投入，教育、文化等多种资本的投入也必不可少。发展人类学所定义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民族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这就要求发展的理论突破经济的局限，拓展到社会和文化领域。如果仅将资本视为金钱就过于偏狭了，因为没有看到经济资本的运行有赖于社会文化的制度性保障，没有看到经济场域中的权力运行是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完成的，即忽视了经济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联系。可以肯定，如果经济脱离了文化基础，其目标必定难以获得成功。正因如此，在脱贫攻坚中，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加大扶贫和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力度。《民族文化资本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加强对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开发、利用和重建，促进其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是扶智和扶志的一个重要手段。

五、结语

《民族文化资本化》肯定了多元文化发展对于人类整体的积极意义，呼吁民族文化通过积极介入参与现代世界的体系。这些观点有重要的意义，但仍然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参与的程度和效果对于不同民族来说差异巨大。对于占据核心资源的民族而言，这种参与甚至可能是以某种新的理念去建立新的秩序和规则；对于一般发展程度的民族而言，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对于居于边缘地位的民族而言，可能只能通过手工艺产品获得一点微不足道的经济补助。如何促进边缘民族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现代经济体系，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