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曹魏三祖诗歌品评较低之缘由
——以《文心雕龙·乐府》和《诗品》为例

高 敏

曹魏三祖，即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他们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文心雕龙》和《诗品》对其褒贬不一，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从二人宗经的思想倾向和诗歌审美标准两方面作简单梳理。

一、宗经的思想倾向

《文心雕龙》和《诗品》不同程度上都显示出了刘勰和钟嵘的宗经思想。《说文·宀部》曰：“宗，尊祖庙也。”“宗”的本义为祭祀祖先的庙，在“宗经”中应为“尊崇、尊奉、师法、效法”[1]的意思。“经”是指孔子删改过的经书。所以，刘勰以《易》《书》《诗》《礼》《春秋》为评诗的标准和依据。钟嵘《诗品》则认为，《国风》《楚辞》《小雅》为诗人创作渊源。他评汉都魏李陵“源出于楚辞”[2]，评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3]。以《诗经》和《楚辞》为立言之根本，无不体现着宗经的色彩。

因为效法经典，刘、钟二人都倡导雅正的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4]《诗经》和《楚辞》不仅融通着儒家之思想，亦能自成一家，自铸伟辞。典雅的作品熔式经诰，是以经书为范式的，创作也要取法经典，这些都鲜明反映出刘勰的宗经思想，即以经为范，认为雅正为文才是主流，因而汉晋乐府诗歌也应追求雅正的风格。钟嵘也崇尚渊雅，钟嵘论诗，认为“雅正”是诗歌审美理想的状态。对于诗之六义，二人都极为重视并阐述了自己对“比兴”的认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说道：“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5]他更重视诗歌的美刺讽谏功能。钟嵘认为比是借物言志，兴则有着绵远隽永的意味，更注重诗歌表现手法的审美意蕴，这些都影响着两人对诗歌的品评。

刘勰和钟嵘所处的时代是追奇逐丽的时代，在诗歌创作上，诗人都极力表现出独特的一面。至齐梁之际，流弊日甚。刘、钟二人对此颇为不满，各撰文论倡导雅正，但二人对诗歌功能的看法截然不同。刘勰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言。刘勰沿着“诗缘情”的思想，将顺美匡恶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文心雕龙·明诗》篇末“民生而志，咏歌所含……神理共契，政序相参”[6]是说，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要和神理相契合，和政教相配合，这无疑是宗经的局限。钟嵘则以为，诗歌是抒发情志，以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达到诗之至。这是二人最本质的不同，影响着二人对诗歌的审美标准。

二、宗经思想下的审美标准

在宗经思想的影响下，刘、钟二人依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对曹魏三祖做出不同的品评。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刘勰认为建安诗歌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对其是肯定的态度。而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他对曹魏三祖的评价较低。刘勰对三人的评价是建立在本人的乐府观上的。《文心雕龙·乐府》开题便写道：“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7]这表明刘勰认为的乐府诗必须是歌辞和音乐相结合，诗声合一。因而，被定义为乐府诗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诗和声，两者尽善尽美，方能作为乐府诗。乐府诗不仅其诗文辞庄重典雅，其音也应承袭雅音，摒弃溺音，这些都是宗经思想下的产物。

虽刘勰长期释佛，但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坚定的儒学者，《文心雕龙·序志》就表明了他对儒学的立场：“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8]儒家强调和推崇的中和之美深深地影响着刘勰，在文学上则表现出温柔敦厚和中正平和。试看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对曹魏三祖的评价：“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词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9]刘勰肯定曹魏三祖诗歌任气豪爽，文才富赡，但否认他们乐音的音调与节奏。

关于乐府诗之诗，刘勰认为曹魏三祖诗歌内容情志放荡，文辞哀怨，不合乎雅的规范。“雅者正也”，刘勰所推崇的是无论在艺术审美上，还是人生态度上都合乎正统的诗。这要求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中正不邪，在情感表达上要雅正平和，适度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曹操《苦寒行》为例，这首诗描写汉末动乱中行军征战的苦辛。“北上太行山，艰哉何魏巍”，诗歌开篇就为全诗奠定了艰辛苦行的基调。接下来极言征战的辛苦：北风声悲，落雪霏霏，水深桥绝，宿栖无地，凿冰作食。诗人忧叹行军艰险，哀伤生灵涂炭，最后以“悲彼《东山》诗”表达思归之情，全诗烘托出悲凉的气氛和凄苦的场景。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认为：“《苦寒行》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可谓千古诗人第一祖。”然刘勰却对《苦寒行》众篇持否定之态度，概因这些篇目主题比较沉重，多言战争苦辛，与儒家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之教相悖。曹丕《燕歌行》叙述了秋风清冷、雁群南翔下，女子对丈夫慊慊思归的极致思念，辞与情发，物随情迁。这种表达思妇的哀怨之情自是不合儒家道德教化的功能，因而不会被刘勰所推崇。曹叡《燕歌行》写白日西倾、霜露阶庭的哀颓之景，可衰落颓败不止于此。“秋草卷叶摧枝茎，翩翩飞蓬常独征”，秋草摧折，飞蓬翻飞，全诗充盈着悲伤的情调，使游子的远征更添惆怅忧伤之感，但这种负面消极的感情断然不会符合刘勰雅正的标准。

关于乐府诗之声，刘勰认为曹魏三祖乐府诗的乐调虽是《平调》《清调》和《瑟调》的雅乐，但文辞比起虞舜的《韶》乐和夏禹的《大夏》，却成了浮靡的歌曲。刘勰以为，乐府要剔除不正不雅的音乐，音乐可分为雅声和溺音。春秋时期推崇雅声，反对郑声是正确的。秦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代的音乐就不能再以周王朝的雅声来做衡量标准。他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武德》《四时》虽模仿舜的《韶》乐，禹的《夏》乐，但沿用秦代的音乐使得中正和平的音调不再恢复也可见出其局限性。音乐是发展的，各个时代的音乐都有其自身的雅声和溺音，但刘勰在《乐府》篇里仍以周王朝的雅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认为曹魏三祖诗歌音靡节平，不堪称为乐府诗之代表。这是刘勰认知的局限性，因而形成他对曹魏三祖诗歌评价不够准确的原因。

至于钟嵘《诗品》，以品评分诗人等级，将曹丕置于中品，曹操和曹叡则屈居下品。钟嵘认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10]钟嵘对曹操的评介恰如其分，“古直”“悲凉”是谓操之不足。至于曹丕，则评其鄙野质直，毫无文采。这些都表现出钟嵘的诗歌标准。

钟嵘以为四言文约意广，五言又居文辞之要。他品诗风力为骨，丹采润饰，赋比兴修饰。诗本六义，钟嵘择出其三并按自己的标准对它们排序。兴比赋都应长于寄托，表达情意，使物与情志完美结合，达到形象鲜明又赋予寓意的境地。曹植无疑是这种标准下的卓越代表，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位居上品，毋庸置疑。而曹操诗多直露，或直述其事，或直抒胸臆，或直陈其理，诗歌表现手法的单调减弱了艺术感染力，悲壮有余，而文采不足。曹丕诗歌源出于李陵，属于《楚辞》一流，极重怨情。曹丕抒发感情隐约含蓄，隐藏在更深层次的文字中。他部分不润丹采的诗歌明如白话，质实朴直，因而不为钟嵘所称道，但钟嵘肯定他部分诗作殊美赡可玩，如《杂诗二首》(西北有浮云)以托物言志的手法写客子生不逢时、孤苦无依的凄怨心情，可见其诗歌便娟婉约的特点，有文士之气。曹叡《长歌行》描写冷清空廓的环境，“哀彼失群燕，丧偶独茕茕”充盈着愤懑伤颓之气，文采翩翩。钟嵘所标榜的风力，是回荡在诗歌中一种耿介不俗、磊落不平之气，是诗人独特个性、气质、遭遇的集中体现。刘勰也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风骨和文采的融合，“风”要求达情显义，“骨”要求文辞精炼，再辅以“雕画奇辞”[11]，作品才能达至化境，二人在这一点上见解有相似之处。

《诗品序》阐述了钟嵘的文体观。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达内心感受、抒写情志，“气之动人，物之感人”[12]，熙熙万物随时序兴发，万物的盛衰又影响人的感情。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祈寒，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诗人情感的起伏，诗歌由而产生，而且钟嵘极重诗歌怨情，“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诗歌表达的就是现实环境所赋予的人生寄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有着不同的作用，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观曹魏三祖，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三国动荡中一心要匡扶天下、成就大业，因而他的诗歌中多是称霸天下的理想和为功业不屈的斗志，诗歌内容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表达出过于悲壮的感情。例如：《蒿里行》表达对因战乱而陷于水生火热中的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和家国天下紧紧相连，并不注重抒发个人感情。曹操的深沉、深思、悲壮，这种感情的表达并不符合钟嵘所认为的吟咏性情。曹丕作为帝王，对胞弟曹植处处提防，谋于政治，曹丕诗歌更偏向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抒发焦灼之思，少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的侠气任气，使得诗歌悲而不壮，在《诗品》中居于中品，这点还是比较公允的。

三、结语

刘、钟二人以宗经思想为基础，延展出自己的诗歌审美标准。他们以自己的标准去欣赏诗歌，拘宥于一定的思维，虽有失公允，亦有可取之处。他们研究诗歌的方法亦为后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值得我们学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