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背景下中美理想社会诉求的冲突
——基于“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对比性分析

江 曼

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中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屡次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已经升级为中美贸易战。2018年9月24日起，美方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

中国对于美国开展贸易战持反对态度。一方面，中国采取积极的态度回应，并促进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经贸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自身通过降低关税、改善投资环境、金融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等，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中美贸易战争不仅是政治经济之争，其背后还蕴含着中美两个国家的理念、价值和理想诉求的争论和较量。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梦”为理想社会诉求的标志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在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前，我们对美国的社会价值和可能的行动策略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对作为美国价值的集中体现的“美国梦”的认知和研究还相对比较滞后，中美贸易战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两者的机会。就此，本文将着重研究中美两国的理想社会诉求方面的冲突，并以“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和而不同为例展开分析。

一、从文化视角解析“中国梦”与“美国梦”

“中国梦”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而“美国梦”是“国别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而且具有持续性的、全球性的影响力，即“不论家世和背景，美国人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成就，都有机会获得更好、更富裕的生活”[2]。

(一)从跨文化互动与合作的角度分析

“国别梦”在本质上是“民族”的，即不涉及本国以外的“外国人”的、纯粹的“国民”的。“美国梦”早期就是这样的形态。但是，当“美国梦”有了一定的现实支撑，例如广阔的待开发的土地，就对当时的欧洲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在全球化日益加速发展的今天，所谓的“国别梦”已经几乎不可能具有纯粹的国别的、民族的形式和内容了。“中国梦”的提出，对理解“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梦绝不是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实行扩张的霸权主义，也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主张国家之间实现合作共赢”[3]。

从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内容来看，“中国梦”的实现更多是依靠廉洁有效的政府、勤奋坚强的人民来完成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梦，而同时，“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为了全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是，当今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使得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开放”的重要性[4]，不论是“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是“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的探索，中国不仅和世界各国间的合作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还承担起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的大国责任。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梦”具有世界意义，不仅因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的各种形式的互动与合作，而且“中国梦”的实现也将会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所贡献。

(二)从文化传承和自主性的角度分析

文化的生命不仅要有广阔的社会现实作为支撑，同时有其内在的“自主性”或者“自觉性”(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5]。文化的传承需要这种文化的自主性，即更多通过跨文化的互动，甚至碰撞，然后得以传承新的、更为先进的文化形式。跨文化互动的顺利进行并不要求一方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以迁就另一方，而是取决于双方能否通过传播手段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结构，萨莫瓦和波特称之为第三文化[6]。这也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得出的结论，新的文明往往产生于多文明的“边缘地带”[7]。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中国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将可能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就像“美国梦”早已经成为公认的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形式一样。不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都是凝聚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现实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诸多规范价值和现实状况的复杂的文化现象。随着跨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变得尤为必要。

二、“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理想社会诉求的对比

在中美两国交往中，对两国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美国梦”悠久的历史，多样的形式，坚实的现实支撑和深远的世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各国所熟知。但是，我们在以往的跨文化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分析与阐释比较有限，所以我们需要重视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宣传。“从某个角度来看，语言文化的学习使他们获得了比单独的本族文化、目的文化都更宽阔的视野、更高层次的认知、更深的共情能力。”[8]因此，对以“中国梦”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理想社会的深入理解，对今后进一步展开更加广阔和深刻的跨文化的交往与交流至关重要。

(一)“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原初形式

“中国梦”的原初形式来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想社会的诉求。这种诉求是比较实在的，例如温饱问题的彻底解决、生活的富裕、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等。古代中国比较典型的两个理想社会的诉求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梦和孔子的“大同”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梦下典型的理想社会，其中暗含着与世无争、回归自然的意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含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的理想诉求，在今天环保主义、绿色主义风靡的时代，道家的理想社会显得尤为令人向往。而孔子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具有更持久和深刻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孔子的小康梦和大同梦更为具体，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传世)，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同，和也，平也)”[9]。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理想社会的诉求不仅更为具体，而且包含着更为高尚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诉求，这可能是诸多理想社会的“梦”望尘莫及之处。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关系的按需分配等)与之相比也相对比较“物质化”。虽然马克思在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场景的设想中也包括人们都可以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和讨论哲学问题，但并非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和提升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如此，儒家的理想社会梦想还有一套实现的步骤或者阶段，“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实现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路线图”。康有为在百年前的《大同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理想的大同社会的情景，通过对近代西方世界的最新观察和分析，甚至将儒家传统的理想社会的愿景推而广之，以至于“世界”大同。他甚至考虑到(美国)黑人社会融合的问题[10]。

“美国梦”的根源是“东方梦”，即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目的实际上是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以获取黄金和香料，寻求东方财富。虽然这对欧洲人来说是追逐“东方梦”(通过地理大发现证实了“地球是圆的”，并且在航海和殖民上，领先于世界)，但是这对北美殖民地而言，还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梦想的意义。1630年，英国的清教徒千辛万苦地来到北美大陆，认为是因为上帝和他们有约，将新大陆赐予他们。他们坚持诚信，他们要不负上帝之约，进而将新大陆建成一个“山巅之城”，供全世界仿效，这是他们的荒野使命，实际上也是宗教使命。虽然他们建设政教合一的清教神权的实践最终失败了，但是美国清教使命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福格尔的《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美国清教徒改革运动对美国政治、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作用。例如，解放黑奴运动、妇女权利运动、进步运动等无不凝聚着深刻的清教徒的宗教精神[11]。

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有重文轻商、注重家庭、喜欢顺其自然等特点，而“美国梦”最初带有宗教的使命，且多表现为追求物质财富、崇尚自由独立、相信征服自然等特征。

(二)“中国梦”与“美国梦”：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中国梦”在近代以及当代的形式更为具体，更为现实、操作性也更强。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梦”的重要设计师，他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定位和发展的总体蓝图。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宏伟目标。中共十八大以来“两个一百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历次公开讲话与文章中出现超过100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勾勒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整体性。我们在对外交流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几乎没有整体的“战略构想”“科学规划”的存在。实际上，虽然少数国家也有整体性的发展规划，如法国的“五年计划”，日本的“产业政策规划”等，但是都没有中国的战略规划的内容具体。“战略性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梦”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

“美国梦”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发迹梦”，甚至是“个人发财梦”。当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大多表现为个人的成就、家庭的美满、生活的富足。“美国梦”的实现来源于多方面的支撑，例如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和条件、文化宽容等诸多因素。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最早阐发了“美国梦”的理想和现实基础：“我们认为如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人在欧洲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梦”深刻的影响在于，美国人无不将自己的梦想与“美国梦”紧密相连。实际上，通过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美国梦”的魅力在于其自由、开放、宽容的政治社会环境。

然而，“美国梦”发展至今逐渐走向极端，几乎所有的美国政治人物无不强调自己“出身贫寒”，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而实现人生的超越。虽然美国一直向世界宣传的都是强大、富裕、自由、公正等正面形象，但实际如何呢？美国老牌政客伯尼·桑德斯根据自己从政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时局的变化以及在竞选期间对美国各州的真实案例的收集与分析，在《我们的革命》一书中对美国的寡头政治、民主衰退、中产阶级焦虑、贫富差距、税收问题、教育负担、刑罚之重、弱势群体和媒体操纵等制度困境和社会危机进行了反思。他在2016年参加美国大选时发表言论声称：“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就是噩梦。”

(三)本部分小结

通过上文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梦”的整体性特征明显区别于“美国梦”的个人主义特征。虽然中国的诸多远景规划和社会发展目标中也有关于个人或者家庭财富方面的具体指标，但是，总体上而言，“中国梦”更多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富强等，即使是涉及个人层面，也是以“人民幸福”这一整体价值加以阐述的。因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而中国现在进行的是“赶超式”的现代化建设，比较具体地规范理想和目标确实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典型的做法。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社会发展进行规划是比较抵制的，尤其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原教主义者尤其如此[12]。我们需要与西方人沟通之处在于，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现在做的是远景目标的“规划”而非事无巨细的“计划”。

西方社会有着比较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美国人谈“美国梦”，但是不谈“共同富裕”。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生活富裕，所谓的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梦”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设定和期许等也都无不以个人和家庭的理想实现作为现实支撑。而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梦想，其实也多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领域的制度建设，从而为实现机会平等甚至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再分配[13]打下制度和政策基础，例如欧洲是以福利国家的整体目标作为其理想社会的有效支撑。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互通有无

笔者在以上论述中，已经比较具体和清晰地对“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历史发展、具体形态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比较，从而展现了两者的诸多差异和共同之处。其实，在跨文化的实践中，我们有必要理解“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文化身份的学说告诉我们，来自不同文化群体人们的所言、所行、所想、所感有所不同，跨文化传播学不仅承认这些差异的存在，而且视差异为认识他人和自己的一种资源。”[14]同时，我们也要理解两国文化的共同之处，使得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国际社会共同体下，实现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

综上所述，“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第一，“中国梦”的历史更为久远。“美国梦”虽然延续了西方世界的理想社会的诉求，但是，西方文明并没有中国文明这么长时间的连续性。第二，“中国梦”更为世俗化，很多人可能说中国人缺乏宗教束缚，但是，中国人在缺乏宗教和信仰规范的情况下也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整合，这或许是西方人非常羡慕我们的地方。第三，“中国梦”带有更为明显的整体主义的特征。无论是传统的“中国梦”还是当代的“中国梦”，都更为注重社会整体发展指标的实现。这正好是“中国梦”和“美国梦”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第四，“中国梦”更为全面，“美国梦”更为现实。“美国梦”过于物质化，在环保主义盛行的今天，实际上是难以为继的[15]。

传统的“中国梦”就非常注重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理想诉求，笔者认为这是东方梦超越西方梦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发掘“中国梦”的精神、道德、修养、生态、人文等方面的经验[16]，加大“中国梦”的宣传力度，并在更为广泛的跨文化交往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理解和认识，以期实现更为广泛的共识。“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群体的文化身份特点，公众皆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当公认与自认的文化身份特点相符时，交际双方容易互相适应，建立第三文化，使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7]“第三文化”对于当前中美来说或许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是就深化中美文化交流、增进理解来说，不同文化之间的融会与适应则是必然的趋势。例如，“中国梦”的内涵与诉求理应借鉴“美国梦”的历史经验，更好地调试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美国梦”理应在回应后现代问题过程中汲取“中国梦”的自然主义的理念。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经贸往来还是政治互信等层面，都需要深入贯彻尊重文化差异、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本理念与行动指南，以实现两国的文化交往而达成社会“共赢”，故此，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现实的价值冲突正是我们深化美国以及广义的西方社会研究的契机。只有扩大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好地消除误解和歧义，才能够实施两国政府间和社会间良好的互动，以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就此也对两国的历史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