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酒文化与文人命运的交融

孙 萍

（釜山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生院韩中系，韩国 300171）

中国文人的命运与酒有着紧密联系，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文人自身，由于文人在仕途命运在沉沦起伏中借酒来消愁，在美好愿望与现实反差的不平衡中，聊以慰藉，以自己感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来关注世界；其次是现实造成的种种不平衡，就宋人来讲，终日以酒为伴是多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清醒时是痛苦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保护自己的心灵；最后是酒精结，他们将情怀郁结于文化圈子中，把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酒纳入自己的命运体系。

1 两宋酒文化与文人命运关系

1.1 酒承两宋文化

宋代的酿酒有空前的发展，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我国古代社会成为独有的社会形态，酿酒业在前人的基础上必然获得空前的发展。酿酒工艺中，智取酿酒是最基本的程序，朱肱说：“平居无事，耳力江山之兴，亦未足以知麹糵之力，稻米之功。至于琉璃放逐，秋生暮雨，朝登槽丘，暮游曲封，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1]宋代士人平时饮酒助兴，当琉璃放逐，则面对深秋暮雨，尽情痛饮，可以抵御瘴气与蛮烟，将荒芜化为一方净土，这时候酒的功力则接近于我们所谓的“道”。朱肱又言，酒能使兴奋之人变得沉默寡语，使缄默之人转而慷慨陈词，使懦弱之人慷慨激烈，使刚愎自用者仁慈温顺。另外，宋代黄酒生产异常之多，成为酿酒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酒名成为一种文化形态，美不胜收，文人之间送酒琳琅满目。皇帝以宴饮笼络大臣，文人以诗酒助兴赋诗，文人命运因酒波澜，因酒起伏。再者，在诸多日趋成熟的制度中，酒类专卖制度在宋代独树一帜，更重要的，宋代酒务政策在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到酿酒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文人仕途的方向，宋代酒税在价值体系中承担杠杆调节的作用，这就决定了酒成为文人士子仕途兴衰中得以吟咏慰藉的生活与精神上的必需品。由于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两宋的酒肆在推波助澜下中发展兴盛，期间勾栏瓦寺、歌妓唱和，佐酒现象十分普遍，大量酒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文人和歌妓相互驱动，其间相互依赖，催生了酿酒业与酒词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大量的祝寿词和节序词蕴含在酒词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民俗内容，可见一斑的还要属两宋的酒礼和酒俗。文学艺术在酒文化的催生下有着大力发展，并达到鼎盛，这都基于酒的妙用。人们对酒的嗜好、人们对酒的解读以及人们对酒的情感，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来诉说衷肠，倾吐心扉，一方面使得酒成为一种媒介和催化剂。宋代文人士子很好地发展了宋代的酒文化，更好地体现了宋代酒文化的博大精深。[2]

1.2 时兴饮酒风气

随着时代的变革，两宋文人饮酒的心态也随之发生改变，喝酒适用于任何场合之中，高兴时、沮丧不快时更是嗜酒如命，酒与文人是天然的一对，作为文人内心情感的寄托，酒更多地被赋予“知己者”的身份认同，成为见证诗人内心、见证时代的一面镜子。[3]随着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宋代酒文化与之相融合，文人的处世心态、饮酒风气也在阶段性的发生着变化：从饮酒形式上，宋代的“浅斟低唱”是从盛唐“颠饮狂歌”的形式转化而来。宋代“杯酒释兵权”与重文抑武的国策，引导文人士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花见樽前尽情畅饮、享受人生，这就更加促进了词这种善于抒情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另外，酒的命题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节欲观念需要对酒的命题做重新的构建，这与“半酣”的饮酒观念相一致，在宋代理学家邵尧夫倡导下，所谓壶中天、醉中趣的境界，即“美酒饮教微醉后”。从饮酒心态上，宋人的饮酒文化从盛唐的外铄奔放转向内敛深沉，这同整个宋代社会心理趋向是一致的。暗淡了盛唐那种年少轻狂、饮酒任侠的进取精神，宋人饮酒在茶楼酒肆、秦楚楼管中风流自赏，偏向于“旷达”和“酣适”，这种内在的精神解脱诠释了这种精神内涵。时代风气和宋人饮酒心态导致宋代文人从情理和气象到词句浓淡，从思想内涵精神到艺术创作都呈现出含蓄内敛的风格，加之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在词的韵文题材规律的制约下，文人们的体验变得深刻，对酒的依赖饮酒活动的渴望，使得咏酒文学体裁的创作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3 酒推命运波澜

整个宋朝文坛中，抑郁与愤慨总是较多，因其被国仇家恨所笼罩，酒中的高歌与满足总是较少的。以酒楼这一消费娱乐场所为代表，宋代都市高度繁荣，形成了独有的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俗文化孕育于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之中，追求酒色与耳目之娱是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词流行于都市公共文化之中,俗文化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词中，本色以艳丽为主。[4]酒能让人超越功利、澄明心胸，这是一种艺术美学，以一颗“醉”的自然之心进行艺术创作，进行审美鉴赏，冲破技法的束缚，让艺术家获得“无法之法”，将技法内化于无意识之中，最终进入“天人合一”，达到艺术创作中的最高境界。因此，“醉”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与艺术精神，它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理论遗产。[5]比如张旭酒后草书，彰显豪迈之风。至此沿及宋朝，一大批文人如黄山谷、苏东坡、辛弃疾等也都是慷慨悲歌之士。苏东坡“诗酒趁年华”，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泰然而处之。他“乌台诗案”出狱，大难不死，在黄州写到：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如此对待生活，可见其在贬谪中也能有乐观态度、旷放胸襟。

2 酒与文人命运关系之个案分析

2.1 酒与哲学——苏轼

宋代大文学家、酒文化专家苏轼的饮酒观念可以概括为“半酣”、“欢适”，他在融合庄禅陶白等前人的基础上，把饮酒上升至哲学境界，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这既代表了一代文化精神，又反映了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点。[6]苏轼是中国文人中写酒写得最多的文人。中年之后，他的生活和创作都离不开酒。在董治祥、刘玉芝编著的《鹤兮归来——苏轼在徐州》一书中，选注了苏轼在徐州的作品共95篇，提到酒的就有35篇。其中选注的诗词有77篇，提到酒的有32篇。比如，“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眠中”；“山城酒薄不堪饮，欢君且吸杯中月”等等。在《放鹤亭记》一文中，有六处说到酒。文中第二段本来是讲放鹤的，可苏轼却大讲起酒来，并以酒陪衬鹤：“山林遁士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两次在朝，三次被贬，多次外任，颠簸坎坷的苏轼，终其一生历经激烈的党争运动。如今若去到海南、杭州等地，仍是坚韧不屈。酒之于苏轼，不是苦闷的象征，尽管生活不尽如意，仍然恬适、旷达、乐观。酒后写就的名章正是因为生活中的愁苦而饮酒、而写作，表现出了对美的追求、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的人生哲学。《虞美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坡。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

2.2 醉翁之酒——欧阳修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人中的标志性人物，既是文章大家，与此同时，又是一代士风的开启者。于庆历六年知滁州时自号“醉翁”，这一自塑的形象他此后始终“经营”。“醉翁到处不曾醒”，“四时终曰面孱颜”[7]并非虚言。欧阳修要求政治改革，为人正直勇于进谏，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几次受到株连，新政失败，频繁受到政敌的打击，多次被贬官。欧阳修被贬安徽滁州当太守，虽没一贬到底，但心里很是不舒服。不过他并未过度伤感，也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躲进酒里，怨天尤人。他很快调整好心态，面对充满厄运的现实，学会了随遇而安。他的独家秘诀，就是纵情山水，拥抱大自然，不醉不归。《欧阳修诗词全集》收录了230首诗词，其中沾酒字酒意的262处，平均每首诗词1.14处，是真正意义上的酒气冲天。，酒的位置在早年的生活里有非常突出的体现，期间“人生何似在尊前”的经历实有，以“醉翁”自号，欧阳修景祐元年《送王尚恭隰州幕》云：“遥知为客恨，应赖酒杯消。”庆历七年《丰乐亭小饮》云：“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琉璃钟。主人勿笑花与女，嗟尔自是花前翁。”《龙兴寺小饮呈表臣元珍》云，“平曰相从乐会文，博枭壶马占朋分。罚筹多似昆阳矢，酒令严于细柳军。蔽曰雪云犹叆叇，欲晴花气渐氛氲。一尊万事皆豪末，蜾赢螟蛉岂足云。”无论悲苦还是欢愉，是独处还是会友，欧阳修生活的常见活动都是饮酒，尤为突出得表现在诗歌中。饮酒不仅可以助一时之兴，所谓“朋欢赖酒尊”可以尽知交之情，得以密切情感、增进友谊、。欧阳修青年时代的精神风貌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在了饮酒上。到了晚年，“醉”不是具体的事实，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姿态。酒在欧阳修的诗中频繁运用，成为一种修辞方式，把酒这种意象的象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但是真正以酒抒情、以酒立意的很少。虽然欧阳修也有意识去突显“醉翁”的形象，但事实上他晚景衰病，不再是当年的“醉翁”，《题滁州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云：“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赠沈遵》称：“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8][1](P94)从中可以看出，酒在欧阳修的诗歌酬唱中已经变成一种生活的象征和人格的符号。

2.3 酒中豪杰——李清照

酒与文人本是同根生，文人与酒天地缘。到了宋代，端着一杯酒，另一位女中豪杰李清照，更是与酒难解难分。李清照好酒，留传至今仅50多首作品，其中与酒有关的达26首。李清照少女时，醉酒驾船不认识回家的路，在溪亭饮酒至太阳落山，有词云：“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如梦令•常记西亭日暮》）”。婚后夫妻恩爱，情投意合，春游郊外饮酒，有词云：“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参加亲朋好友的酒会，有词云：“金兽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庆清朝慢•禁帷低张》）”。两地分居，丈夫出仕，词人用酒排遣相思之苦，抚慰自己。如“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等等。南渡之后孤苦无依流落江浙一带，词人历经身世变迁之悲，国破家亡之痛，思乡念国之苦，酒成了她精神的寄托品和生活的必需品。她借酒麻醉自我，借以浇愁。她的创作思维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高。此时词人随着她对社会、历史、国家的深入认识和感受，她的创作达到高峰，更具社会性、时代性，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词人于靖康之耻后流落江浙，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故乡，只有被酒麻醉了才可能忘记强烈思乡之情，她的原因清楚明了，却极深刻沉痛。为了暂时摆脱思乡之苦，她借酒浇愁愁更愁。兵荒马乱的现实是残酷的，思乡只增添痛苦，她无依无靠，返回故乡是没有希望，如此痛苦倒不如忘却。其实词人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故乡，真的如果忘记却又做不到，想忘偏又记起。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循环往复。对于酒，李清照借此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抒怀际遇，出自纤弱的女性之手，令多少男儿汗颜。真不愧为女中豪杰、伟丈夫也。

3 结语

离开酒，文人在其命运波澜中就缺了一种精神、一种潇洒、一种狂放。失却了酒的精神纾解，文人的仕途坎坷或宦海沉浮就变得无精打采、光华不再。人生美学，人生之“醉”，不仅是一种助人超越欲望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夫，在两宋文化的影响下，它还促使文人达到齐生死、等万物的境界，成为一种集真善美为一体的本体之境、存在之域。探究两宋文人士子因其诗文创作所引发的人生悲剧，进而挖掘宋代文人士子的思想内涵，即受到赏识、抒发怀抱；依酒度日、寄托相思；屡遭打击，放浪形骸。能够对文人士子因诗文创作而引发的不同命运“受到赏识，得以任用、遭受打击，命运蹭蹬、初受褒奖，而后逢殃。”[9]进行深度解读与文化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