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对中日关系的历史借鉴

谢瑶

【摘 要】中日甲午战争是研究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研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1897）在甲午战争后攥写的一部个人外交回忆录——《蹇蹇录》，从三个方面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原因以及历史借鉴。首先是日本由来已久的战争图谋，其次是日本反干涉的欺诈手段，最后是签订条约侵略中国。需要我们认清历史，记住历史教训，为以后的中日关系研究和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不断努力。

【关键词】《蹇蹇录》;甲午战争;中日关系

《蹇蹇录》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1897）在甲午战争后攥写的一部个人外交回忆录，就日本如何策划甲午战争，发动并推进战争进行的整个过程做了揭露，并且指出了当时日本完胜中国的原因。本文是在仔细研读该书的基础上形成，对甲午战败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历史教训和深刻体会。

一、由來已久的战争图谋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策划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只是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为此，日本战略决策层苦心冥想，怎么样让自己侵略中国的目的达到，而又不会招惹来西方列强的“干涉”。仔细研读《蹇蹇录》发现，日本战争决策层煞费苦心地运用了“支持朝鲜独立”和“帮助朝鲜改革”的谎言达到了其将朝鲜纳入自己版图并成功挑起中日战争的目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挑战中国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而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清政府朝野上下对日本的认识可以说非常片面的，都是被迫打开国门，但中日两国之间的发展大相径庭。这对当今中国日本史研究学习和中国的发展无不具有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战争的借口随时可以制造的，但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却是战争是否会爆发的重要之所在。[1]

今天我们分析研究中日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中国国力的强盛无疑占据重要地位。中日之间真正的和平友好必然有赖于中国整体实力的强盛。如此，与日本共建友好稳定的双边关系才更有希望更加长久。

二、反干涉的欺诈手法

以陆奥宗光为首的日本政府用极其卑劣的外交手段排除了西方列强的干涉。其中包括“故意装扮成‘被动者取得列强支持”、运用欺骗和利诱的手段对付俄国和英法德意等西方列强。就“三国干涉还辽”的事件中，日本列强对自己惹不起暂时无力对抗的国家，立马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对俄德法提出的无法回还的条件全然应允，自己遭受的损失全部在中国找回来，其战争吃相之难看可见一斑。

同时，日本当局排除外部干涉的做法还体现在对危机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上。如“高升”号事件、“旅顺大屠杀”事件和李鸿章遇袭。这三次危机处理明显体现出以陆奥宗光为首的日本当局谋策之深，心思之重。以妥协退让的态度处理危机事件，既可以平稳度过眼前的难关，同时还可以化解外部舆论对中日战争的影响。只要平稳度过眼前的难关，此后付出的代价尽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这在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均有清晰的体现。而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上，日本决策层深知孰轻孰重，因此在拿捏外交手段时往往恰到好处，可谓“能屈能伸”。特别是日本对《万国公法》的歪曲和“运用”，完全是以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歪曲国际法的理解。而向来日本给外人的感觉都是恪守礼仪，懂得礼貌，遵守规则的典范形象，那为什么在涉及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就像换了一个人，变成另外一副嘴脸呢？这需要把日本人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上分开来看。日本人对内，对自己民族内部永远向来都是恪守规矩的绅士;而在对外事务上，日本人在处理与外邦人的外交事务尤其是涉及本国国家利益时，就变得为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这样就很容易理解日本人的许多外交做法。[2]

三、签订条约的侵略谋划

在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结束，双方约谈拟定合约之际，日本再生诡计。甲午战后日本对中国做出了几近疯狂地掠夺。把日本最初挑起中日战争的野心暴露无遗。从最终《马关条约》的签订来看，日本对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是图谋已久且目标明确，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吞食中国，达到其不可告人却又无法掩饰的侵略目的。《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危害之深，对国人的损伤之重，都是空前的。

四、结束语

现如今反观甲午战败这一历史，我们必须对其有正确的认识，也理当促使日本民众对中日甲午战争有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一味听信日本右翼势力的歪曲解释，罔顾事实。认清历史有助于我们不重蹈历史的覆辙。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认清中国到底是如何惨败，如何吸取教训，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和学习，加深对日本民族的了解，对建立友好的中日双边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大化改新前的日本还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各方面都落后于当时的隋唐帝国，但是，日本民族能够清楚的认识自己的落后，从有效有取舍的学习先进文明，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通过三次社会转型，日本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其次，国家总体实力的强弱依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日本民族具有“服膺强者和与强者为伍的一贯秉性”，因此，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弱对中日友好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加强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了解历史真实并正确认识历史，是建设两国和平交往的最佳助力。最后，铭记历史教训，时刻警惕右倾势力对战争的翻案问题以及对双边友好共进交往的分裂活动，仍是推进双边友好共进不容忽视的方面。总之，创建中日两国友好邦交是中国和日本两国彼此受益的大事，也是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格局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友好的世界秩序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为此，铭记历史，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借鉴，既是一种学术追求，更是一种责任担当。[3]

【参考文献】

[1]【日】陆奥宗光 著，徐静波 译，蹇蹇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47.

[2]孙立祥.从《蹇蹇录》看日本侵华的诡秘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20-128.

[3]孙立祥.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J]，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