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德里达研究的三条路径

陶 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陆扬在《“法国理论”在中国》中的“解构主义及其误读”重点论述了德里达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他认为“解构主义在中国历经了一个从文学批评到哲学认可的 ‘回归’过程”［1］（88-94），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如我国学者起初接受的德里达思想是经过美国学者的“再解读”过后的思想，是“美国化”的德里达，德里达对美国学者的解读基本持否定态度［2］。而德里达本人的写作风格也是造成这种误读的重要原因，本宁顿就指出“如果德里达的写作无法被纳入哲学的正统序列之中，乃是因为他以一种用隐喻对抗概念的姿态呈现自身。”［3］（119）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德里达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往学术界对德里达思想的诸多误解也得到了澄清，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乃至可以在国际德里达研究界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本论文选取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研究德里达思想的相关成果，并归纳总结为三条研究路径，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尝试着思考未来研究德里达所可能采取的路径。

一、对德里达自身思想的源流、内涵进行系统梳理

德里达的思想虽然往往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但我们根据相关文献的阅读德里达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凭空出现的，要深刻理解德里达的思想必须将其置入学术史的范围之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尚杰的《法国当代哲学论纲要》（2008）、《归隐之路——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2008）、《法国哲学精神与欧洲当代社会》（2011）， 戴登云的《解构的难题：德里达再研究》（2013），高宣扬的《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2016），孟宪清的《解构及其超越——德里达哲学解构论探析》（2017），李天鹏的《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认知机制研究——认知诗学视野下的解构主义》（2018）。我们可以看到，尚杰对德里达的关注度之高，乃至有至少三部作品涉及德里达，他在《法国当代哲学论纲》中以“时间观念”为逻辑起点，串联起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界的线索，能够切实帮助我们理解德里达是如何将“差异”改造为“延异”。另外他在这本书中结合数学思想的演变来解释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在《法国哲学精神与欧洲当代社会》中，尚杰从“理性”与“非理性”两个角度对启蒙时代做出了独到而新颖的阐释，并且他呼吁 “我们可以尝试突破启蒙时代‘理性’的理解（能否有一种褔柯和德里达都同意的‘新的启蒙’或‘新的理性’呢？ 因为启蒙的光不是一样的）”［4］（15）。 这至少说明他深刻地领会了德里达对理性的看法。戴登云的著作则进一步思考了德里达研究中的诸多疑问，他用德里达的术语——难题（Aporia）来概括他的学理立场，并对此前国内相关研究形成的诸多“定式”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但他的这部著作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平衡“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间的关系。高宣扬作为长年旅居海外的学者，他结合了比较多的第一手材料而写成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之作，其研究法国哲学的代表性著作《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在其导论部分详细梳理了法国当代哲学的思想背景，尤其是结合大量一手文献梳理出当代法国哲学思想的主题与线索。值得注意的是他将“3H”与“3M”背景引入德里达研究。不过，虽然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第一手外文文献，但是在解读德里达思想中的一些细节，如德里达是否能被归入“后现代”，德里达的“解构”究竟是什么意思值得进一步商榷。孟宪清的著作则将德里达的思想置于多个思想家的联系之中，但是其对解构思想的基本原则的把握似有失偏颇，如他认为“反对理性主义”乃是解构思想的基本原则。他所引用的材料为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判，但是德里达是否借批判胡塞尔而反对“理性主义”则值得进一步探究。李天鹏的著作则深入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内部机制，并围绕“延异”总结出了一套德里达独有的认知机制。他认为德里达的诸多著作都是这套认知机制的应用，他的观点独到而新颖，为我们理解德里达的作品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论文方面的数量则更为可观，笔者去除那些质量不高，且带有明显误读成分的论文之后，以耿幼壮的《火焰与灰烬之思——德里达的“符号学”》（2011），莫伟民的《德里达的“新国际”思想》（2013），刘超的《从“延异”到“自体性”——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2014），尚杰的《德里达的艺术空间——陶醉于不可能性》（2010）、《德里达的信仰》（2015）为代表。耿幼壮的论文贵在既结合了德里达的早期著作，又结合了其晚期著作，如《丧钟》（Glas），他不仅论述了德里达思想的脉络，而且他认为德里达的符号理论已经超出了符号学理论的范围［5］。刘超的论文认为德里达的两个关键概念“延异”与“自体性”意味着“人类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懈的能动性要素。 ”［6］（75-82），他的这一观点比较贴切地体现了德里达思想中的“弥赛亚性”。莫伟民的论文则关注了德里达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详细论述了德里达为何要在“新国际”中安放“正义”这个无法被解构的元素［7］。而尚杰在《德里达的艺术空间——陶醉于不可能性》中认为按照德里达的艺术思想，真正的戏剧乃是身体的表演性，而他在《德里达的信仰》中认为“解构”同时意味着“建构”，并认为德里达的诸多术语，如“延异”“增补”等等构成了具有“家族相似”的思想群，并且导向了反对任何“主义”的信仰。

笔者在这里呈现的著作与论文基本上能够把握德里达思想的真正内涵，有部分成果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总的来讲，这一研究路径依然属于传统的研究哲学的策略，有不少论者抓住德里达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努力将德里达的学术理路呈现出来。但是他们也必然会遇到种种难题，如德里达对现象学的接受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德里达有无真正理解现象学？除此之外，德里达的中后期著作里已经很少提及现象学，那么该研究策略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且学术界很少关注德里达思想形成之时法国学术界的动向，那么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德里达批判胡塞尔，乃至海德格尔的原因。考虑到德里达思想的复杂性，有部分论者并不遵循这种仅仅梳理德里达自身思想的研究策略，也认为单单从现象学的学术源流来看还无法真正把握德里达思想的精髓，转而将德里达置于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之中。

二、将德里达置于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之中

Jean-Michel Rabaté为Raol Moati的Derrida and Searle-Deconstruction and Ordinary Language写的序言中已经指出了将德里达置于与其他思想家进行对话的研究路径［8］，这一条路径在国内也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在这一研究领域比较全面的是李永毅的《德里达与欧洲思想经典的对话》（2016），在这本著作中，李永毅将研究对象遍及德里达几乎所有解读过的思想家，并且在每一章的解读后面都有一定的评价，但因其探讨的范围过于广阔，每一章的探讨都不够深入、具体，不过李永毅能够有意识地挖掘德里达对于西方思想经典的解读，而不是大而化之地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等等“帽子”，其做法至少是符合德里达思想的主旨的，即德里达倡导“寄生性写作”［9］，德里达总是栖居于某个文本内展开解构工作，没有那些文本，他就没有栖居之处，更谈不上提出“延异”“播撒”等等概念。

而在论文领域佳作也不少，如高继海在《〈古典时代疯狂史〉及与德里达的论辩》（2009）中详细探讨了德里达与福柯关于如何理解笛卡尔“我思”问题的分歧，作者最后引用萨义德的评论并将两者间的分歧聚焦于两者对于文本的理解之上。钱翰在《德里达解构视野与马克思主义》（2011）中关注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作者将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置于“五月风暴”的历史背景之下，并犀利地指出“他们不是虚无主义者，但是自居‘边缘’也就意味着永远把‘中心’让给了被他们所批判的东西”［10］（65-72），他的这一论断也在启发我们当德里达过于注重边缘地带的研究，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呢？蔡详元在《外与内的游戏——德里达如何解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2012）中针对部分学者指责德里达是在用索绪尔“图解”自己的思想，而非细致的分析，他详细地考察了德里达的文本，并认为考察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解读“将关系到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思想区别以及德里达解读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11］（76-82）邓刚在《从绵延到延异：德里达对柏格森的批判性推进》（2015）中梳理了德里达对于柏格森的批判性，尤其是作者详细论述了德里达对于柏格森“绵延”概念的接受，以及德里达是如何借助柏格森对时间的认识批判空间化的结构主义。马元龙分别在《关于〈被窃的信〉：德里达对拉康》（2016）、《解构中的美学：德里达的康德批判》（2017）中关注了德里达与拉康、康德之间的对话。他针对部分学者站在拉康的角度进行评判，或者站在德里达的角度进行评判，而认为德里达对拉康的解读完全是站在不同立场上所展开的，即站在精神分析的角度，拉康的思想能够自圆其说，而站在解构的立场上，德里达的思想也能自圆其说［12］。而在《解构中的美学：德里达的康德批判》中指出康德的美学是以“配饰”或“边框”来切割对象，并且他通过研究德里达对康德美学的解读，详细地阐述了德里达为何认为康德的美学思想中本身就存在着“解构”。王嘉军在《好客中的伦理、政治与语言——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好客理论的解构》（2018）中认为德里达的“好客”思想意在引导我们关注同一性中的差异性［13］。苏李在《文本与延异——德里达对柏拉图〈斐德罗篇〉的解读》（2018）中认为德里达对《斐德罗篇》的解读虽然呈现了文字书写的非封闭性，但是德里达自己在运用“延异”“增补”等非封闭性概念的同时自身也要以某个固定的概念为落脚点［14］。另外，苏李在梳理德里达的解读时，也注意到意义的播撒是否会导向“相对主义”的极端境地。

我们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学界近十年来对德里达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对话的研究成果不少，甚至部分成果在论点的提出、论据的使用上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最明显的即是李永毅的 《德里达与欧洲思想经典的对话》，这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外文文献，并且在论点上也突破了以往研究的窠臼。甚至这样一种研究路径有取代第一种研究路径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此研究路径抓住了德里达思想的特质“寄生性”，因此相比单纯梳理德里达思想的源流、内涵，显得更加合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研究路径容易造成观点的零散化，李永毅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问题，这里就给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题，能否在坚持论述的系统化的同时，兼顾德里达思想的“寄生性”特征？

三、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与运用

在梳理完上述两条路径之后，我们还应该来看看我国学界较早接受的研究路径，此研究路径的主要成果体现在论文层面。

这条研究路径在美国比较盛行，如著名的耶鲁学派就是在德里达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耶鲁学派运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对文学艺术进行了新的阐释，尽管笔者对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德里达的思想是存疑的，但是耶鲁学派的工作为扩大德里达思想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国二十世纪对德里达的接受也是自耶鲁学派而来的，尤其是卡勒的那本《论解构》成为当时人们学习德里达思想的入门读物。在最近十年里，有一部分学者奉行这样的研究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周荣胜在《中国文明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2011）中认为中国的汉字也处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笼罩之下。汪堂家在《媒体、秘密与现代性——从德里达的视角思考媒体、秘密与政治》（2013）中结合“媒体的宗教”这一断言，认为媒体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他者的逻辑，这种逻辑既打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间的区分，又将神圣经验转化为世俗经验。沈语冰在《艺术史的人文主义基础——再论海德格尔-夏皮罗-德里达之争》（2016）中从艺术理论的角度评判德里达对梵高的《农鞋》的思考，并认为德里达的论述忽视了艺术史的人文基础。曹顺庆在 《中西诗学对话——德里达与中国文化》（2017）中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不尽意”思想能够弥补德里达“元书写”无法“言传”的弊端。除此之外，如大量冠以解构主义、德里达之名以解读建筑、服装、电影等等的论文不胜枚举，笔者在这里之所以不多列举这些论文，乃在于他们的研究路数基本一致。

笔者在这里列举的几篇论文意在说明，首先：虽然在研究德里达的路径中，比较可行的是第一与第二条路径，但是采取第三条路径的研究并非全然失去其自身的合法性。因为德里达本人就在诸多领域里奉行他的解构策略，他的运用范围之广是令人咋舌的，但也有人指责德里达在某些领域“不懂装懂”，胡乱发表见解。其次，德里达虽然反对将“解构”方法化，并宣称解构乃是一种策略［15］。但是他关于方法与策略间的划分不是十分明晰，李天鹏就从德里达文本的认知机制出发，认为“德里达的思想并不神秘，有时候显得极其单一，它的神奇与晦涩恰恰来自于用同一种认知隐喻映射了不同的哲学家的不同的文本。 ”［16］（92）这样看来，德里达所谓的“解构”也可以作为一种解读的方法，既然能够作为一种方法，那么将德里达的思想付诸应用至少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最后，笔者在这里列举了两篇涉及中西思想比较的论文，意在说明德里达自身思想具有的开放性，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德里达并不反对中心，他赋予中心以新的含义），提倡一种开放的姿态，那么将二者进行比较，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中国本土的哲学资源来回答德里达的困惑也具有了合法性。当然，我们在比较的同时也应像雷前虎在《误读与误用——德里达解构思想在中国》认为的“只有转变我们现有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方式，把文学理论的创造定位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以知识谱系学的方式重新去还原外来文艺思想的本真，才能减少不必要的误读与误用的情况发生”［17］，确实，任何合法的运用，而非“强制阐释”都建立在对理论的理解的基础之上。

四、结语

以上为近十年来国内德里达研究的三条路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纯对德里达自己的思想、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很容易将德里达的思想当作一个体系来对待，这种做法至少是违背德里达的原意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进入德里达的语境，因为德里达文本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寄生性”。如果我们坚持德里达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无疑抓住了德里达思想的“寄生性”特点，但是也会导致其思想过于零散，不“系统”（我在此并非把德里达当成体系哲学家，也并不认为存在某个德里达的“体系”），而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忌。而对德里达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与运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互相结合，甚至扩大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影响范围，但是正如德里达对以此方式进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的评价那样，这样的研究路径极容易导向德里达思想的庸俗化、娱乐化，并且也极容易导致张江教授所担忧的“强制阐释”之嫌。因此，在综合以上研究路径的优缺点，笔者提出了一种结合第一条路径与第三条路径的新路径，即我们确实需要关注德里达思想的寄生性特征，将德里达置于与多个思想家对话的问题域之中，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梳理出德里达思想的线索，达到真正的“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