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密闭空间的生命主题

陈晓青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19世纪中叶，爱伦·坡的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预示着西方侦探类文艺作品开始盛行，侦探类文艺作品成为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侦探电影的密闭空间为受众提供了现实苦难的庇护所。就小说而言，“福尔摩斯”系列、“波洛先生”系列、“马普尔小姐”系列等都是西方侦探小说的优秀代表，这些小说的侦探形象和侦探故事也直接成为早期侦探电影的创作灵感之源[1]。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年版受到高度关注，2017年版最终票房达2.29亿元，由此引发又一股“侦探热”，个中缘由值得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最后，当主人公赫尔克里·波洛知晓真相时，做出了与他自身准则相背离的审判。观众惊叹于这样的结局，同时也为此欢呼。这与影片本身传达的生命内涵、对经典的创新及社会批判性密不可分。在远离正常社会的密闭空间中，个体和现实社会客体二元对立消解，生命准则下善恶二元对立消解，复杂的人性跃然纸上，凸显生命主题。本文以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 2017年版为例，探讨电影中密闭空间的生命主题。

一、密闭空间的生命准则和律动

影片着重突出密闭空间的生命准则和生命主题。“空间”是指事物之间的距离或间隔，是包容一切事物的维度。“密闭空间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进入或者离开受到了一定因素的限制的封闭空间，而电影中的密闭空间是指在影像上呈现给观众的封闭的空间，当所有受众接收到这一空间信息的时候，视听语言内的密闭空间就建立起来了[2]。影片中密闭空间具体表现在，主要片段发生于穿行在雪山中的一列快车上，这里远离经济、法律社会，没有警察、律师、检察院，只是一座“孤岛”。密闭空间影响了大侦探波洛的最后审判。法国哲学理论家皮埃尔·马舍雷认为：“规范具有的是以自身为绝对基础的‘权力’，权力本身独立于外在强制式的支配方式。”[3]影片中的权力产生于生命，这也表明生命内在产生规范，并非外部产生作用，这是影片的核心所在。这部时长1小时49分的影片，密闭空间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长。影片去除现实法则约束的密闭空间，悬置现实秩序，而现实世界奉行现实法则，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在其中受到各种束缚。

影片中一列从伊斯坦布尔启程开往伦敦的东方快车，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一个夜晚，一具尸体，使13名乘客有了千丝万缕的纠葛。这部影片中的乘客，男士衣着剪裁精致的西装，女士则衣着得体优雅的裙装，画面如舞台一般华丽，古典之风扑面而来。影片从19分20秒快车启动，密闭空间开始，一直持续至1小时36分25秒。持续时间之长，说明密闭空间在影片中的重要地位。影片中密闭空间由一望无际的雪山和一列代表工业化的精致火车构成，与世隔绝；有各个包厢，以及审讯问话的厨房餐厅、窄长的列车过道等。在密闭空间中，一桩命案发生了，大富翁雷切特，即后来波洛推断出是五年前从一个命案逃脱的杀人魔卡萨蒂，死于他自己所在的包厢，他是被力道不一的乱刀刺死的。在影片进行至34分8秒时，镜头由火车头从下至上，从前到后进行长镜头移拍，呈现出广阔的密闭空间。影片此时展示了车窗内一张张不安的脸庞，不安的生命律动溢满荧幕。

影片中波洛认为“God is always busy”，即上帝无暇关照此间，不存在于此，无法干扰此间生命律动，生命活动成为自由的活动。生命准则是指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以生命作为优先考虑的元素，人们的行为和各种决定都以生命作为衡量标准，以人为本。“在这些狭小封闭的空间，才能让读者觉得科技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人是科学的主人而不是科学的奴隶。人们在里面是安全的，是可以控制科技力量的。”[4]这是密闭空间对生命安全的成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5]也就是说，这里的生命准则是波洛脱离现实社会中意识形态后行为规范的改变。波洛在不知“凶手”动机时，在列车董事布克的强烈要求下，出于尊重生命、避免一个生命枉死的目的，决定接下这个悬案。波洛知道，等到障碍清除，列车再次启动之时，案子只能移交给警察，谁对结局都无力回天。波洛相信“We must be better than beasts”，虽然他洞察出雷切特不诚信，拒绝被他雇佣去保护他，但却无法忽视个体生命的陨落。影片剧情向前推进，电影蒙太奇的拍摄手法展示了波洛在密闭空间中对不同生命的审讯情景，是一幅幅生命逝去的血泪图。当看到麦克奎因身穿大斗篷，企图焚烧雷切特的账本，波洛直觉认为雷切特的秘书麦克奎因有问题。随即波洛身上的所有器官马上警觉起来，快速奔跑去追嫌疑人。波洛有一连串的摔打、扑倒等打斗动作，这是2017版这部电影对波洛生命力的填充。不同于以往矮小敦厚的形象，波洛显得更加高大健壮，显然是导演的有意为之。

值得关注的是，波洛对这个案件做出的审判。在影片开篇，波洛说：“There was wrong. There was right. There was nothing in between.”波洛是典型的正义模样，连别人领带歪了都要指正，也有着严重的洁癖。几次人物脸部特写，清晰可见的是他干净整洁的八字胡。正义是他一直念念叨叨并身体力行的准则。当他被困在与社会隔绝的密闭空间，遇到这桩谋杀案，几番追查后发现，凶手是一群有着不同经历、不同身份，却同时与美国军官阿米什·阿姆斯特朗一家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他内心开始动摇。五年前，阿米什·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儿黛西被卡萨蒂绑架撕票，黛西母亲索尼娅·阿姆斯特朗因此精神崩溃而流产，最终死去，阿米什·阿姆斯特朗则因此自杀，他们家的女仆被冤枉也不得已自杀身亡。与他们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分别是索尼娅·阿姆斯特朗的母亲赫柏德夫人、家庭女教师玛丽、索尼娅的教母德卓戈米罗夫公主等。他们为了复仇对雷切特下了杀手，希望安抚逝去的无辜生命。审判之时，层层迷雾拨开，波洛将真相呈现于观众面前。他无法不怜悯无辜逝去的5条生命，从内心理解这群人们，但同时有着自己的底线，生命和正义的天平似乎难以平衡。此时的波洛，整洁的发型不再，八字胡凌乱。他在将这些凶手交给警察和放他们一条生路的选择中纠结。因为眼前的这些“凶手”，是因为5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才对雷切特这个真正的杀人凶手起了杀戮之心。影片最后，他使警察相信凶手是单独作案并已逃走。这里他选择了生命，暂时放下了所谓的正义。这一幕，导演将审判放置于暴风雪后的群山之下。就广义上来说，远离社会的空间，远离社会法律秩序规约，侦探自己有条件游走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影片镜头下宏大的场面，突出生命的庄严，实属绝妙之笔。

二、生命准则下的二元对立消解

二元对立分析法源于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广泛运用于中外艺术作品的研究中。“1984年，季红真和袁可嘉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在阐释结构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模式，该模式由3组二元对立的关系组成：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6]这部影片中的善与恶是典型的“二元对立”。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反之，所谓恶是指我们确知那阻碍我们占有任何善的东西而言。”[7] 170“有用”不是指有利于个人的私利，而是指有利于人类保全自己的存在，大概就是生命的存在。所以斯宾诺莎又说:“所谓善是指我们所确知的任何事物足以成为帮助我们愈益接近我们所建立的人性模型的工具而言。反之，所谓恶是指我们所确知的足以阻碍我们达到这个模型的一切事物而言。”[7] 169这群“凶手”是恶的，因为他们杀了人；同时他们又是善的，因为他们并非出于个人利益。影片中人物善恶和黑白二元对立消解其实更能看出生命个体的复杂性。

影片中生命准则下生命个体二元对立消解不可避免。赫柏德夫人因为女儿一家惨死，异常痛苦，而卡萨蒂这个杀人凶手又逃脱法律严惩，她决心进行一次复仇计划。她是杀死卡萨蒂的“凶手”之一，作为一个杀人“凶手”，似乎是十恶不赦的，应得到法律严惩。但她的行为又是“情有可原”的，她在严惩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杀人凶手，而且是一个连孩子都残忍杀害的凶手。她似乎又是一个善的人。从结局看，就连波洛也这么认为。在这种意义下，善恶二元对立消解，一个人不再是传统艺术中的那种非善即恶或非恶即善，而是具有极其复杂的人性。现实社会本来就不简单，生活其中的人们也难以单纯。同样的道理，参与了这次谋杀案的人们，他们要么是阿姆斯特朗家的至亲，要么受过他们家善意的帮助，他们都是为了抚慰亲人，讨回公道，从而决心严惩罪有应得的杀人凶手。

主人公波洛有严重的精神洁癖和是非观念，影片中的无数细节都验证了这一点。表现在是非观念上，他对真相穷追不舍，坚决要揪出凶手，维护心中的正义防线。在影片开篇，他说：“There was wrong.There was right. There was nothing in between.”当他说这句话时，镜头给了这位大侦探一个特写，他的脸上写满坚定。他心中的世界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他的油头永远齐整，八字胡永远干净。但在雪山间的列车上，他的黑白二元对立消解，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消解。他一直秉承的观念中的正义，似乎在这次命案中失衡。他觉得凶手应该被揪出来，交给警察。但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幕，他面对眼前的“凶手”，决定放下所谓的正义。影片1小时33分时，波洛面对眼前的13名乘客说：“There was wrong. There was right.And there was you.”波洛承认眼前这群人是黑白之间的一个例外。此时，他的油头不再齐整，八字胡也散乱于嘴边。波洛心中的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消解，影片1小时36分25秒，东方快车重新开启，驶出雪山。

从生命的黑白和善恶二元对立消解进一步看，即是辩证地看待生命个体。所谓对与错，并非永远绝对。现实社会的错，因遵循生命准则，也可以是密闭空间的对，生命在密闭空间中有着自己的规范和秩序。环境的复杂造就生命的复杂，生命体按照自己的准则成长、成熟。

三、经典对比中的生命主题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年版和2017年版都具有极其突出的生命主题。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于1974年11月24日上映，堪称经典。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呈现的是1930年位于纽约长岛的阿姆斯特朗家宅，其背景音乐哀伤惊悚，为生命的陨落哭嚎。1974年版的影片给观众设置了同情、悲伤等先入为主的情感，情节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大量运用摄影照片的艺术，将各类场景和情节交融。影片最后的审判，导演安排在快车的餐厅中，是一个极其密闭的空间，大家都不安地等待波洛的审判。其中波洛使出浑身的劲儿说了大段的话，像一个舞台剧演员一样宣泄着。此时，波洛台词中出现了“isolated”一词，意味着与世隔绝的空间。也因为这里与世隔绝，因为阿姆斯特朗家5条无辜的生命，推理出真相的波洛建议列车负责人向警察交代凶手另有他人。两个版本影片的情节大致趋同，而最后对审判之处的相似的处理手段展示的是生命的高大，突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俨然表达的是同一个生命主题。

两个版本影片的最后，波洛都放过了这些“凶手”，但却用不同的方式对生命重新获得希望表示了庆贺。1974年版影片中，当波洛决定放过众人时，这些人分别与哈伯德夫人和安德烈伯爵夫人碰杯，是一个庆祝生命重生的庄严仪式。同时当火车继续启动时，影片响起了欢快的背景音乐。这似乎与当时在冷漠严酷的工业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观众的审美倾向相呼应，他们渴求带来快乐和希望的艺术。2017年版影片的结尾，当火车继续开启到达站点，波洛向警察交代凶手另有他人，此时快车浸润于一片火红夕阳之下，寓意温暖。

两个版本影片的演员形象和色彩设置不同，呈现的是同样的生命主题。在演员形象方面，1974年版影片的波洛个头矮小，2017年版影片的波洛更像是一个强壮的中年人。但他们同样有着洁癖，都一丝不苟地打理自己的八字胡，同样尊重生命。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版影片中的波洛，在追查真相的许多场景中，有着追赶凶手、摔打、枪战等情节，显示了侦探强大的生命力。在色彩设置方面，1974年版影片利用黑白照片技术呈现和回忆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悲剧；2017年版影片运用灰色色彩呈现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悲剧，表达对生命逝去的惋惜。不同版本，不同制作团队，不同叙述表现方式，都以生命主题为主线。

四、生命主题下的社会批判

影片由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改编。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侦探小说在英国蓬勃发展，英国此时正处于从维多利亚的辉煌时代到一战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战后，英国城市失业率和犯罪率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平和表象下隐藏着各种蓄势待发的危机。对于历经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心理落差无疑是巨大的。在集体的社会失落感作用下，人们会产生对主流社会的强烈的失望感，于是人们选择从主流社会自我放逐出来。”[4]侦探小说由此繁荣起来，它的密闭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侦探片总是具有鲜明的思考性和社会批判性。

2017年版影片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由肯尼思·布拉纳执导。影片一些细节暴露了当时美国社会背景下黑人生命个体被忽略和摧残。当案件发生时，康斯坦丁·阿巴斯诺特医生被质疑身为黑人如何当上医生。同时，影片中波洛被说服追查这个案件的理由之一是，害怕黑人医生会被当成嫌犯草草了结此案。可见，波洛尊重生命，也明白现实社会真实的残酷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时现实社会的“草菅人命”，黑人的处境艰难。这些都或多或少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深刻内涵。虽然美国于1862年9月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事实上，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黑人的处境依旧艰难。19世纪末，美国南方大量黑人被私刑杀害，黑人选民人数也剧减；黑人很少接受正规教育，经济上一穷二白，在社会上更是备受歧视。影片正是从这一侧面批判了社会的不公。

影片中东方快车上生命的逝去与重生，发人深思：是怎样的社会，推动了故事的发生？卡萨蒂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他身上背负着5条无辜的生命。看似健全的司法制度社会，杀人狂魔却靠着金钱势力的庇护逃脱了罪责，逃出法网，自由享乐，社会法律如同摆设。这让人怀疑社会规约下的生命是否安全，社会的规约是否合理。如果说社会规约下的生命受到践踏，社会规约下的生命无法得到安全，在远离现实社会的另外一个空间中，社会规约被抛弃，杀人狂魔成了别人的刀下魂。杀死这个恶魔的“凶手”最后拥有重生的机会，意味着之前无辜生命的价值得到肯定。卡萨蒂罪有应得，当他开始伤害其他无辜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就不该得到社会的保障。现实社会的规约本就该严惩卡萨蒂。

两个版本的影片随着情节的推进，波洛和东方快车的董事都急于破案，他们一再表示当雪山崩塌导致的道路障碍被修好，警察接手此案，局面将不受他人决定，可见，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对社会的公正信心不足。影片的最后，警察接受了波洛对于这个谋杀案的审判结果，放走了车上所有乘客。所谓有着健全司法制度的现实社会，实际上却可能被某个权威个体随意左右。波洛最后做出审判结果前，他与阿姆斯特朗家曾经的女仆皮埃尔·埃斯特拉瓦多斯小姐进行对话，波洛发问，我们的良知怎么办，这位小姐回答说：“burried with Daisy.”杀人凶手本该由法律严惩。可见，这个社会缺失了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现实社会的确让个体生命承受了不该有的痛苦和遗憾。

社会规约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保障生命的安全，为了生命更好地存在、绽放，生命个体的存在不可忽视，理应都被尊重。二元对立在生命主题下消解，表明人性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单纯，生命必须得到保障。密闭空间的确是受众心灵避难之所，其中的生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现实秩序干扰。在密闭空间中，一切问题似乎变得简单，生命变得强大。《东方快车谋杀案》用电影的方式，表现生命的强大、严肃，显现了生命的深刻内涵，也警醒现实社会的人们，不要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湮没在一地鸡毛中。侦探片的社会批判意义，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思考，这也是影片积极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