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真假人物”模式浅析

高诗颖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是作家房伟取材于20世纪20年代末“杭州鲁迅”事件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历史上对“杭州鲁迅”事件的记载并不多，此事经过很简单。1928年，有人假冒鲁迅之名在苏曼殊墓前题诗，鲁迅得知后在报上刊登启事澄清。房伟以小说家的独特眼光发掘出这则启示中独特的艺术闪光处，以“真假人物”的对立作为架构小说情节的模式，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进行探索。

“真假人物”模式，即作家在塑造主要人物时，设置与之同名、同样貌或同性情的人物形成对照。这种情节设置方式在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中就有出现，如《水浒传》中的“真假李逵”、《西游记》中的“真假美猴王”，《红楼梦》中的“甄(真)贾(假)宝玉”。《“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也采取了这种真假对照的叙事模式，主人公周预才与鲁迅年龄相似，长相相似，阴差阳错，走上了假冒鲁迅的道路。

一、假之为“真”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真假人物”结构的创新性，首先在于，在这则小说中假的一方不再是真的一方的附庸，他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在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真假人物的冲突往往只占故事的一个章节甚至更少的部分，设置“假”的一方是为了凸显、强化“真”的一方的思想与性格。例如：《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中，李鬼冒充李逵的故事只占一回，而且李鬼的存在更多是为了反衬李逵的善良率真、耿直鲁莽、嫉恶如仇。《“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则完全相反，假鲁迅周预才是故事的主角，作为小说浓墨重彩的书写对象，他的形象完整且丰满。小说以“假”的一方为叙述视角，塑造出一个“无智、无性、无趣、无钱”的边缘知识分子形象。

小说还比较完整地剖析了“假”鲁迅产生的原因。校长和梅先生需要“鲁迅”，这可以为他们谋得政治声望和实质的金钱利益；落魄教员和西湖旁的小摊贩需要“鲁迅”，他们需要有人为之发声以解决薪水问题和居住难题；迷惘又充满激情的青年学生需要“鲁迅”，他们需要有精神导师来指明其前进的方向；周预才本人也需要成为“鲁迅”，这不但可以保障他饮食起居等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在扮演“鲁迅”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感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周预才一步步走上扮演鲁迅的道路，其中对于心理变化的描写使这篇小说具有了现代小说的特点。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相比，现代小说具有“向内转”的倾向。这篇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周预才对假冒鲁迅这一行为由十分抗拒到初尝甜头的挣扎，再到深陷其中，最后彻底迷失、自我放弃过程的心理变化。他一步步失去羞耻心，失去对自我的坚持，走向沉沦。

二、“真”与“假”的会晤

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强调在描写中凸显情节性与戏剧性，比如“真假李逵”事件，假李逵挥舞着板斧，对真李逵厉声喝道：“老爷叫做黑旋风！”可真是“关公面前舞大刀”；假李逵用一番鬼话死里逃生，到家后和老婆一番炫耀自己的经历，又被真李逵逮个正着，可真是“地狱无门你自来”。施耐庵刻意制造“真假碰撞”这样戏剧性的情节，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喜剧效果。

与之相比，《“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真假鲁迅”的会面则平静得多，其对真假双方会面的描写也颇有新意。两人一共有三次会面，第一次是在周预才的骗局刚被戳穿之时，周预才主动到鲁迅处所楼下默默注视他，刚听到鲁迅的声音就落荒而逃；第二次在内山书店，机缘巧合下两人共处一室，周预才知道自己面前是鲁迅，而鲁迅却不知面前的是曾打过他名号行骗的“杭州鲁迅”，两人竟相谈甚欢；第三次在鲁迅家附近的弄堂，鲁迅把周预才误当作暗探，讽刺他没有走在阳光下的权利。平缓的文字下暗潮汹涌，冲突性被削弱，通过心理描写，小说充满了荒谬又悲剧的色彩。

三、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真假人物”模式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更关乎内容。小说的深度体现在文本中蕴藏的房伟对知识分子精神复杂性的思考。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对知识分子作了如下定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1]房伟在创作谈中提到，创作周预才这个人物是带有一定思考性的。他试图展示那个时代底层小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揭露他们与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的复杂关联[2]。“真”鲁迅与“假”鲁迅，在生理层面上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处境。然而这“异”中有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小说以“假”鲁迅的经历，讲“真”鲁迅的无奈。鲁迅是新文学的旗手，无数青年的精神导师，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影响力，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小说借周预才之口控诉“这些庸人需要的只是先生的死，而不是先生。他们需要一种氛围，来释放崇拜英雄的感情”[3]。小说也以“真”鲁迅的身份，写“假”鲁迅的悲哀。周预才代表了边缘知识分子。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让他敬仰，也让他焦虑。他被鲁迅的精神力量深深感染，却意识到自己无法突破这种影响。优秀的作家给后来者带来一种“影响的焦虑”[4]。周预才想比肩鲁迅而不得，认为自己不比鲁迅差，只是缺少了成功的机缘，这是他的悲哀。

房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点明了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延续性。小说楔子和尾声中虚构出当代知识分子章谦这一人物。章谦是高校中的“零余者”，自恃有才，却无法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灌注其心血的小说被退稿，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章谦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章谦是周预才在当代的化身，他们处境不同，归宿却一致。章谦的悲剧告诉读者，英雄崇拜下的盲从现象没有消失，边缘知识分子精神幻灭后无路可走的困境依然存在，这种悲剧绝非偶然，它是一种历史循环。这种写法架构起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发生的事，它是现实的“孪生子”，荒谬的剧情总是换一种形式在现实重新上演。

四、结语

在《“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真假人物”模式不是简单地组织小说情节的形式，更是打开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真”与“假”的二元对立关系下蕴藏着主体心灵深处复杂而又丰富的情感，折射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复杂性，贯穿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而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