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人生

酒鬼

这个酒店的房间很小，但细节精致，可惜没有阳台。我打开黑色提包，取出一堆脏衣物，在卫生间用香皂洗了半个小时，然后从壁柜里取出熨衣板，打开放在落地窗前。我把洗好的衣服摊在熨衣板上。下午四点，阳光很好，透过玻璃射进来，我伸手探了探，一点热量在手背散开。在爱尔兰，这样的太阳很难得。

收拾好衣物，我走楼梯下楼，站在酒店大门前抽烟。马路对面是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我其实没多少兴趣。我和赋格约好在爱尔兰待十天。赋格说可以写写爱尔兰的文学，乔伊斯、贝克特、王尔德和叶芝，这些人的作品我也没什么兴趣，那就只能喝喝酒。我们都是第一次到爱尔兰，此时赋格还在路上。他从希腊过来，我的上一站是罗马尼亚。

我很不习惯没有阳台的酒店，不停上下楼抽烟。将近五点，赋格到了，我上楼敲门，然后坐在房间的落地窗前聊天。窗外下方，是酒店的露天酒吧，撑着一些太阳伞，坐了几个喝酒的人。

赋格说，有个朋友在希腊岛上租了一辆摩托车，出了车祸，摔过去就昏迷了，醒来已经在医院。没什么大碍，但脑子里缺少了一段记忆。他甚至不记得自己租了摩托。

我说，说不定这是好事。几天的记忆没那么重要。通常我认为很重要的以为永远不会忘的事，到最后还是模糊了。

傍晚，我们出门散步。天还大亮，这里到十点夜幕才会降临。碰上像今天这样的阳光，都柏林人都坐在户外晒太阳。街上全是人，游客和本地人混在一起，我分不大出来。我们只是沉默地走路，偶尔停下来看看四周。咖啡馆和餐馆外的露天桌椅坐了人，端着一杯黝黑的啤酒，也没怎么喝。这很像健力士的姿态，啤酒像墨汁一样，观赏性十足。

在一个街角，我闻到了大麻的味道。我问赋格闻到了吗，他停下来，身子动了动，鼻孔正在运转，没有，没闻到。我们走在一条两边都是酒吧的街道。我说等天黑了，再找个酒吧坐一坐。晚餐时我喝了一杯健力士啤酒，不是新鲜扎啤，服务员说只有瓶装。饭后我要了一杯爱尔兰咖啡，加了威士忌，也没什么酒味。

第二天上午，在参观一家新建的威士忌酒厂时，我一口气喝了三杯。杯子里的酒很少，我没喝出什么区别。这个夏天，爱尔兰有好几家威士忌酒厂对游客开放。所有人都说，爱尔兰威士忌要重新流行起来了。资本涌来，新的品牌诞生，传统的酿酒方式得到复苏，等等。我一边喝酒一边听着这些谈论，不知说什么。对我来说，研究酒不如喝酒，酒差一点也没关系。

整个白天我们一直在街上晃荡，偶尔进入一家博物馆。天气变幻无常，突然会来一阵小雨，然后阳光再次普照。晚饭时，我们都点了一杯葡萄酒。我说，接下来怎么办？赋格说，明天就开车去海边。我说，接下来的人生怎么办？赋格說，哦。

和赋格一起旅行时，我们最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去哪儿？或者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再去哪里待上一段时间？

我们都没工作，靠积蓄度日，眼看快要见底了，但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都尽量不去思考彻底没钱的那一天，节省着挥霍日子。赋格保持这样的生活快八年了，而我刚刚开始。即便如此，我们偶尔也会吃一顿大餐，喝点酒。喝得越多，时间就显得越遥远。我说，时间好像扭曲了，一个月转瞬即逝，但每一天又像慢动作。赋格说，出门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活在“度日如年”的反面。

我说我们应该找个更便宜的地方，比如伊斯坦布尔。

赋格说，塞萨洛尼基。

我说，反正得是个城市，我对小镇腻味了。

我们把盘子里的食物吃个精光，喝下最后一口酒，走路回酒店。沿途经过一个又一个酒吧，我犹豫要不要进去，有时站在路边停了半晌，最后还是继续往前走。都柏林听起来是个可以灌醉的地方，就像阿姆斯特丹容易让人眩晕，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走进任何一个酒吧。

海边

两年前的夏天，我和赋格、迈克三个人在国内开车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到重庆，再沿着长江到了江苏，最后抵达山东沿海。随后，赋格坐火车回了上海，我和迈克继续往前走。

我们从日照开车到海阳，用了三个多小时，一路顺畅，碰到服务区就停下来，抽支烟，喝一罐红牛，然后换一个人驾车继续上路。我和迈克都没去过海阳，那是胶东半岛的一个海边小城。如果不是迈克的朋友在那里有套房，我们根本不会路过那儿。那朋友几年前去海阳出差，顺手就买了一套公寓，阳台能看到大海。他后来再也没去过那里，说已经变成了鬼城。我们离开高速时是傍晚，阳光只剩一点点。

出了收费站，我们驶上了一条小公路。天还没黑尽。公路雾蒙蒙的，是乡道，两边都是电线杆和农户。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些高楼，楼那边也许就是大海。轮到迈克开车。我摇下车窗，冲进一股湿润的腥味。

没多久，我们驶入了那片高楼区。这里离海阳市区还有段距离，盘在一大片荒地上，道路宽阔，大门很豪华。但高楼都空洞洞的，不像有人住。我们绕了个圈，跟保安打了个招呼，直接进了小区，在中心街道停下。两边都是商铺，几个餐馆还在营业，街边停了一些车。

迈克说，这些车从哪儿来的？一点都不像鬼城。我说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吃点什么。对面有一家饺子馆，一个咖啡店。

我跳下车，站在街边，掏出一支烟点上。包里的烟快没了，我有点担心这里买不到烟。迈克也走过来，我递给他一支，他摇摇头。这一路他都没怎么抽。有时他会突然戒烟，连续几周不碰。比如他感到胸口很闷时，就觉得这玩意迟早会要了他的命。只有在喝酒到半夜，他偶尔会晃荡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过桌上的烟盒，说他也来一根。他默默站在窗口，吐出烟气。迈克买烟是一包一包买，我喜欢买一整条。很久前一个深夜，我抽完了家里所有的烟，凌晨跑到街头到处找小卖部，走了好几公里，空气很新鲜，而我的胸里是被熏黑的肺。自那以后我尽量随身带一条烟。

我迟早会死在这玩意上。烟比酒致命。有时我能感到身体某些部分已经麻痹，像被人拿刀从头到脚分成了两半。左边是塌陷的肺，抬不起的手，走路的时候矮了半截。可能走着走着，左边的身体就垮掉了。我想趁着还健全，在海边住上一段时间，也许可以租套公寓。

抽完烟，我站在那里朝海边望去，不远处有两栋金碧辉煌的大楼。“十里金滩”，是个大酒店。四周是高楼住宅，楼下有一个人工湖，湖边和道路之间是修整完美的草坪。现在，一群人正从酒店那边朝我们走来。老人牵着小孩，穿着泳装的年轻夫妇，推着婴儿车的家庭。我说，这里看起来很中产，是美好的郊区生活，你那朋友为什么说是鬼城？迈克说，谁知道，可能他自己也没来过。

我们逆着人群朝酒店走去，夕阳马上就没了，影子拖得很長。酒店大堂的中间是一个小区沙盘。我们站在旁边，在沙盘上寻找朋友的房子。那栋楼二十多层，手指那么长，确实就在海边。我想象自己站在这个模型里的阳台上.注视着大海，好像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大堂后方是一排阶梯，我们从那里走下去，出了大门，外面的世界突然热闹了。有很多儿童游乐设施，喷水池，穿过去是一大片沙滩。沙滩上搭着帐篷，卖海鲜烧烤。十几辆沙滩车堆在旁边，围了一圈空地。到处都是人。

我们脱了球鞋和袜子，踩着沙滩走向海边。往人少的地方走。这时太阳彻底没了，天空罩着雾一样的蓝，回头看，酒店大楼闪着灯光，那些面对大海的阳台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我说，不知道冬天这里什么样子。迈克说可以在这里安静地写作。我说我更想晒太阳。我们挽起裤管，站在海水里，等着新一轮海浪卷过来。我说，也许住上几天就烦了，没有小卖部，没法买烟，外卖都没法叫。可能很无聊，没什么意思，迈克说，走吧。

我们拎着球鞋，赤脚往上走。经过了沙滩摩托车、烧烤摊，不远处有个巨大的沙滩大舞台，一个乐队正在唱《让我一次爱个够》。我们在音乐声中接着走，想找个地方把脚洗了，最后找到了一处喷泉，泉水溢出池子，形成一条水沟。四周没有人。我单脚站进去，试着在水里把鞋穿上。这时猛然一阵巨响，我差点掉下来。抬头朝海边望去，有人在放烟花。我扔掉鞋子，双脚站在水里。迈克说，太魔幻了。

看完烟火，我们穿上鞋子，穿过酒店大堂，跟着人群朝小区的中心街道走去。饺子馆还开着，但我们不想吃了。我说我来开车，先离开这里。

我挂上挡，掉了个头，踩油门时听见脚底在滋滋出水。我开得飞快，在转盘那里差点走错了方向，没再跟小区保安打招呼。我们直行，左拐，再右拐，又开上了那条我们来时的小公路。

迈克打开手机放了音乐，开着车窗。天已全黑，这条路上一盏灯没有。我们都没再说话。这时我看见前方大约一百米处，一只像老鼠一样的东西，爬行着，正横穿公路。它看起来很肥。目测我应该刚好错过它。然后听见“啪”的一声，闷闷的，车抖了一下。

我操！我们俩同时叫道。

迈克说，爆浆了。

是的。我继续往前开。

太可怜了，迈克说，那是一只老鼠？

是的，很肥的老鼠。我不想认为那是一只松鼠，松鼠应该没那么肥。我尽量保持平静。也许它怀孕了，那么肥。

一尸两命。迈克说。

我说，肯定不止两命，如果是老鼠。

我们接着往前开，前方很黑。快到收费站时，我差点拐进了一条错误的小路。迈克看了我一眼，低声说，算了，别想了，专心开车。

至少它没有痛苦，我说。然后我们拿了收费卡，上了高速，我加大油门，驶入黑暗。隔了半天我问迈克，今晚我们到底去哪儿？

悬崖

爱尔兰很少有人开自动挡的车。赋格能开手动挡，但他驾照过期很久了。我们坐在车里，一筹莫展。我朝左边看了看副驾驶的他，很不习惯。赋格说，你到底开过手动挡吗？我说我学的是手动挡，但第一次上路是在内蒙古，出了车祸。他沉默半响说，这次算了，而且是右舵驾驶，太危险。几个小时后，我们等来了一辆自动挡的丰田轿车。

每次右拐弯，我都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车。即使直线行驶，我也觉得远方的车正朝我撞来。有两次，左边的轮胎刮到了路基。但当我们离开都柏林滑到乡间小路时，我已渐渐习惯了右舵驾驶的方位感。我说，原来肉体的记忆这么容易改变。赋格说，所以别对肉体太有自信。

赋格不喜欢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车，我说对很多人而言，时间更值钱。走乡村小路，我们要多花一倍时间。但我们有的是时间。离开都柏林，我们就进入了绿色的世界。窗外全都是绿，绿得刺眼。乡间小路很窄，每次错车，就像和对面司机的一次亲密接触，尤其拐弯时，像走在悬崖边上。我们没有听音乐，车里很安静，窗外的世界也很安静。赋格说，这里很像美国东海岸，新英格兰地区，整洁漂亮，但没什么人。我说我们会憋死在这里。

赋格曾在美国居住好几年，他喜欢新奥尔良，但我从未去过。有次他说，杰夫·戴尔写的新奥尔良很好，写出了那个地方的调调。我说什么调调，他说就是那种调调。

他在伊斯坦布尔也住过一个月，每天在城里闲逛，然后爬山。那里至少满足我们心中美好城市的两个条件：山脉和大海。我说，时间久了是不是也会烦。他说是的，因为没太多事可干。类似的城市还有里斯本。他说有个朋友很喜欢柏林，买了一套公寓，但厕所是和其他人共用，在楼道走廊的中间。公寓里可以洗澡，他第一次看见厨房的锅碗瓢盆旁边就是一个大浴缸。我问他最想在哪里待着，他说也许是威尼斯，不在岛上，在对面的那个城市，便宜，你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想找个地方，上午写点东西，下午学点东西，晚上喝酒。他说，哦。

突然下起了大雨，但路上也没什么人。我停在一个加油站，买了一杯咖啡和能量棒，走到加油站对面的马路上，站在一棵大树下抽烟。雨几乎是瞬间就停止了。我们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山，翻到半山腰时，我们停车撤尿。我撤到一半，远方来了一辆车，我强行刹住尿意，冲回车里，对赋格说，如果有人问，就说我们是日本人。

当晚我们住在一个绿色树林环绕的酒店。抵达时已是深夜，仍没有阳台。半夜我翻身起床，走过长长的走廊，到大门口抽烟。黑夜中能看到森林的阴影，空气凉得令人发抖。这时我看见一只狐狸走过酒店大门，回头盯了我一眼，缓慢地走了。

第二天我们看见了海，驶上轮渡，跨过一个海湾。在轮渡上，我和赋格下了车，爬到观景平台。这个海湾很窄，对面的陆地近在咫尺。赋格说，野性大西洋之旅终于开始了。此后我们将一直沿海而行。路上的车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旅游大巴。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抵达了莫赫悬崖。

停车场几乎满了，这是爱尔兰最著名的景点。不久前，一个美国人从悬崖摔了下去，掉进海里，据说出动了直升机寻找。我们不知道结局。

下车时，我犹豫是否要带点酒。我包里有三个小瓶装的威士忌，赋格还从酒店带走了五小瓶詹姆逊威士忌。我曾去过类似的悬崖，里斯本附近的罗卡角，据说那里是欧洲最西的地方，悬崖上有个酒吧，我买了两瓶啤酒，在峭壁上喝了很久。我想这次我们也该带上酒。我们朝悬崖望去，全都是人影。人太多了，不适合喝酒，而且那里也没有酒吧。

莫赫悬崖有左右两个方向。赋格说，先去左边，那里是最高点。沿着悬崖边，有一道石板砌成的围墙。在墙内，我们跟着人潮往前挪动。围墙是为了保护游客的安全，但很多年轻人一直在墙外行走。我说，那个美国人可能就是这么掉下去的。

赋格说，他有个朋友的老板带着妻子来这里旅行。妻子掉下去，被浪卷走了。我仔细回味着这句话，被浪卷走了。

很快我们也走在了墙外。诱惑太大，那里离海更近。几个中国女孩穿着长裙，坐在最危险的地方拍照。我们停下来，看看是否有人会掉下去。站在崖边的草丛往下看，海面平静，没有浪。被浪卷走了，我还在想象那个画面。我感到自己的小腿在发抖，肉体不自觉地往后退，但脑子里却有个声音在喊，再往前一点。我告诉赋格，我恐高，还是站远一点好。赋格说，他不恐高，但每次到这种地方，都有一种往下跳的冲动。我说，正常，很多人都有，但我的脚在发抖。

在这种时刻我总是感到羞耻。我们很少谈论死亡，或者表面上的“意外”死亡。我说，如果我推你一把，或者你推我一把，大叫一声，就被浪卷走了。我环顾四周，没看到摄像头。我想象那个老板的妻子被浪卷走时在想什么。此时阳光柔和，人流拥挤，景色迷人，即便闭上眼睛你也能感受到温度和声音。但如果天黑时到这个悬崖，也许是两个世界。风会刮得更大，海浪扑在崖底的礁石上，就像一部阴郁的电影。

光线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我说，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夜游，到了晚上，每个角落都会显得可怕。

夜游

和赋格一起出门是真正的旅行。我们会看旅行指南，阅读资料，前往景点和博物馆，以旅行者的身份在城市散步。但如果赋格不在，只有我和迈克两个人，出门就只是出门，走或者不走，旅程简化成两个模式：到达和离开。

有时我们临时起意，第二天就开车上路，但走来走去，也都是从北京一路往南，经过河北，去山东。那年冬天我们总是在路上，开的是迈克的车。除了中途夜宿某个小城，我们几乎没停下来，一直开到了迈克的家乡。回程时，迈克带上了一条狗。他在后备厢放了一条毯子，那条狗从不晕车，几个月前我们刚送它回了山东，如今又要返回北京。

跟夏天一样，回程的路线没什么变化。在日照，我们坐在同一个咖啡馆写东西，但环境已经变了。街上行人寥寥，夏日的海滩消失了，海鲜馆全都关了门。天空阴沉，冬季的海边小镇是死一般的沉寂。对我而言，这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意象。那一整年我都在想接下来去哪儿，因为无处可去，但又有很多地方可去，最后哪儿都没去，只好停在路上。

从日照出发，我们再次途经海阳，两个人远远望了一眼十里金滩的方向，开向威海。迈克有个朋友带着买房团到威海看房，我们混进团里，跟着一大帮人去了附近的文登，看看那些在海边拔地而起的高楼住宅，阳台面对大海。然后我们再溜出人群，直接开向烟台。

烟台刮着大风，抵达时已是傍晚。我们在养马岛附近下了高速，不打算进城。因为带着一条狗，我们得找一家可以收留它过夜的酒店。到了一家廉价旅馆，迈克停好车，拎着行李，给狗牵上绳，在门口犹豫了。他说可以试试找一个其他的小门，看能否偷带进去。我说，装在包里怎么样？他想了想，牵着狗直接去了前台，说明详情。前台说，只要不出问题，就没问题。

我们进了房间，取下绳子，让狗独自在屋里待着。出门时是夜里十点，附近没有餐馆，这里和我们沿途所经之处差不多，也是一片工地，正在新建好几栋高楼。在一家小卖部，我们买了两盒方便面，两小瓶劲酒，一包花生米，回到旅館。

床头柜变成了餐桌，我们各自喝着自己的酒，一开始都没说话。喝得差不多了，我说，接下来怎么办？迈克说，什么怎么办。我说，人生怎么办。这时我们已经喝光了酒，花生米也完了，然后各自倒头就睡。

半夜一点我醒过来，那条狗躺在地上，一双眼睛在黑夜中盯着我。我翻身起床，穿上衣服，走到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悄悄拉开门，下了楼。

外面白茫茫一片，下雪了。空气清冷，我裹紧羽绒服，绕开工地，拐上最近的一条大马路，朝海边走去。路面已经湿了，运货的大卡车一辆一辆驶过。海边有一条栈道，通往养马岛。我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决定往回走。

到了酒店门口，雪越来越大，车顶已覆盖一层白色。我钻进车里，点火，这时候不会有警察查酒驾。我驶出工地区，沿着海边一个豪华别墅区的小道，继续往前开。这条安静的小路没有卡车，也没有行人，小区空荡荡的，也没有住户，只有大门处的保安亭亮着一盏灯。

我停在路边，下了车，脚下几乎就是海水。对面的养马岛漆黑一片，风和雪都来了。路边有几丛芦苇，我撤了个尿，在冷风中发抖。然后我坐回车里，打开收音机，什么也没有。

回到旅馆房间.我开门的声音惊醒了迈克和狗。他问我去哪儿了，我说外面下雪了。

戏精

在爱尔兰，我和赋格有一份严格的行程表。每天的开车路线几乎是确定的，包括沿途经过的景点、山脉以及酒店，甚至餐厅。一切都安排妥当。但有时我们也会故意走错路，尽量朝大海驶去。赋格看着地图，轻轻地说，这里显示有一条小路，不如试试，反正最后也能到终点。我立即拐了过去。

在康纳马拉山脉附近，我们走上了一条荒僻的山路。路越来越窄，看不到其他人和车，也没有房子。从地图上看，大西洋就在前方，但翻过一个山头发现还有另一座高山。雾气越来越重，两边出现了很多高山湖泊。我不确定这条路是否正确。赋格说，没事，只要有路肯定就通向某个地方。走到迷雾最深处时，眼前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像一个白色妖怪，若隐若现，缓慢朝我们移过来。我不敢停留，冲出大雾后，在一个高地停下来。那时风已经停了，远处的白色怪物不再旋转，看起来也不再那么可怕。附近出现了民房。我说，住在这里，应该很少有机会见到其他人。

但有很多人想体会这种离群索居的感觉。在爱尔兰北端的法纳德角灯塔，有三间公寓提供预订住宿。那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是爱尔兰风景最美的灯塔之一。我几乎有点如释重负，密集的开车旅行让人缓不过气来。我只想停下，随便找个地方多待几日。管理员打开那套公寓的门，我和赋格沿着餐厅、客厅和卧室挨个参观，窗外是平静的大西洋，远处是悬崖和山脉。赋格说，如果可能，他很想在冬天到这里来待一段时间。我说待着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做。

我说，我们这一趟也什么都没做。

我说也许我们该给自己加点戏，做点什么。当天下午我们开车回都柏林，如果走最近的一条路，要穿过北爱尔兰。我的签证没问题，但赋格却不能进入英国。我们都有点好奇，在英国脱欧这件事解决之前，边境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抵达离边境最近的一个小镇。我停好车，看了看地图，问赋格接下来怎么办。他说，如果是他一个人，也许会冒险进去试试。我说，不如我们开到边境线再说，朝对面望一眼，也算做了点什么。

赋格盯着地图，我慢慢朝前驶去。我们经过了一片树林，一个加油站，几栋房屋。我说，我们到哪里了？他说不知道，看不出来。我接着往前走，又经过了一个加油站。这时我突然发现路面线条的颜色变了，路标也换成了绿色。一块很小的指示牌从我们眼前闪过：“欢迎来到北爱尔兰。”

我继续朝前开，问赋格，接下来怎么办。他没说话。我说那就一直走。他说，这里没有检查，但我们从另外一头出去时，会不会有关卡？我说到时候再说。

沿著湖边一条幽静的公路，我们静悄悄往前走。看起来四周环境没太多变化，但两个人心里都有点紧张。半个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名叫Enniskillen的小镇停下来。赋格说，我们得在这里做点什么，吃顿午饭？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国土。

我们下了车，步行前往小镇中心。这是周六的下午，有人在路边闲坐着喝咖啡，夫妇推着婴儿车在散步，我警惕地看着每个人投来的眼光，尽量让自己的步子走得轻松。随后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各要了一碗汤和面包。我说，如果英国真的脱欧了，也许可以再来看看。

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同一条路往停车场走去。赋格目视前方，轻声说，斜对面有两个警察。我转头盯了一眼，迅速把视线收回来。我说，没事，继续走。但我们俩再也不敢东张西望。一个小时后，我们已经离开北爱尔兰，看到了爱尔兰的指示牌。我说接下来怎么办，还要去其他地方吗？赋格说，不去了，回都柏林。

在都柏林，我们还有两个白天闲逛。赋格列举了他要去的几个博物馆，而我没什么想法，但每天晚上我都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还没去酒吧？也许是为了保证这一趟旅程的完整性，第二天下午我们还是去参观了健力士的谷物仓库，被改造成博物馆对公众开放。顶楼是一个圆形的落地窗酒吧，挤满了游客，所有人都端一杯黑色啤酒，眺望着整个都柏林。我和赋格也端了一杯，站在人群中央，不知所措。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灌下一整杯啤酒，逃离了那个地方。

当晚，我们坐在酒店的公共厨房区域，从行李里掏出了那些小瓶威士忌，～共八瓶，一字排开。起初我们还试着品尝不同品牌和年份的味道，喝到最后几瓶时，什么也不管了。我说，至少我们在都柏林是喝了酒的。赋格说，是的，最后一场加了戏。但他包里还有三小瓶威士忌。

他说，要不要全部喝掉。

我说算了，看看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谢丁

重庆人，记者，曾出版《困死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