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有机性及其启示意义(1897-1927)

孙毅　刘晓明　张秀玉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国家币制不立，存在银两、银元、银角、铜元、银行券等多种货币，而白银因使用最普遍、最广泛而处于中心地位。看似繁杂的多种货币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秩序，形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货币体系。它通过银炉、公估局和钱庄等金融机构，将白银铸造后投入流通;通过洋厘等各类货币市场，确定其内在价值;再通过期洋等金融工具，弥补自身的不足。这一货币体系虽然是前现代的，但能有效履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在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保持物价稳定，维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银根。由此来看，对货币及其服务效能的评价，标准只应是其能否有效执行货币的职能，能否保持适度的银根，而不是提供货币种类的多与少，每一种货币都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都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易需求，这对理解当代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多种货币体系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白银 多币种货币体系 货币职能 竞争性发行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1—0085—08

一、引言

清末民初国家币制不立，各种货币纷繁复杂。政商学界不断探索如何将币制划一，甚至请外国专家谋划方案。但实际上，看似纷繁复杂的货币中实际存在着其合理的秩序性，各种货币构成了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多币种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是前现代的，且其运转是缜密的，不管经历何种政权更迭、战争，它始终能有效履行货币的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交易媒介。

这种货币体系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直到近半个世纪，学界才开始重视它的意义。哈耶克在1976年指出，货币通过私人发行者的竞争来供应，更有助于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波动。2003年，黑田明伸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考察，进一步指出这种货币体系对区域经济的重要价值。这些年，数字货币的发行使这种货币体系更备受关注。因此，本文拟将清末民初的货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考察其内在的联系及制度内涵，分析它在宏观经济中的功能发挥及意义，并分析评价货币服务效能的标准。

二、白银货币体系有机性的表现

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有机性，是指各种货币在不同领域之间各自发挥作用，以白银为中心，相互之间关联协调，共同、有效地承担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储藏和交换职能。评判这一体系是否具有有机性，关键在于考察各种货币问的关联协调，是否具有一套制度保障其各种货币职能得以有效发挥。

1.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白银核心地位的形成，首先体现在交易量上。据罗斯基估计，1910年中国有现银8亿元，现银占M1口径货币供给量的42.7%;1927年中国有现银17.65亿元，现银是M1的46.9%，1910—1927年现银对M1的平均占比约为48.9%。由此可见现银在这一时期中国货币量中的中心地位。其次，体现在白银的普遍使用上。这一时期中国没有中央银行，白银作为商品货币，可以自由铸造。白银通过多种银两、银元等形式，分别满足于以下三个领域的使用：（1）大宗交易中普遍使用的银两。以银锭为主要形式，又有元宝、锞子、散碎银等名称。各地流行不同的实银，比较重要的有上海宝银、天津白宝、汉口二四宝银，这些银锭都由当地银炉熔铸，以50两为一锭。不论何种银两，一般只在大宗交易（如进出口贸易）中使用——实際上，即使在大宗交易中，商人一般也不直接动用现银，而是用更加便携的庄票代替，庄票是可兑付的，其信用得到上海等地钱业公会的全力维护，被“视为现款”。（2）记账时使用的银两。由于使用中的银两会有磨损等原因，以实际交收的银两作为计价单位有诸多不方便。所以，在实际交收银两时，商业习惯上形成一些银两的货币计算单位或记账单位。如上海，通行以规元为记账单位，在上海宝银加升水的基础上再乘以0.98，计算结果即为规元1元。其他在国内较有影响的虚银有天津的行化银、汉口的洋例银等。这种银两记账单位在各地发挥巨大的作用，如上海九八规元，“为上海通行之计算银两。……无论银行钱庄各商号，无不以此为计算之标准”。（3）日常交易中普遍使用的银元、银角。银元有很多种，全国各地流行的银元，清末最常见的是鹰洋，其下还有各种类型的银角。无论银元、银角，一般都为机制币，有统一的形制，银色划一，如墨西哥鹰洋，以白银7钱3分铸成。由于这些特点，“辛亥革命后，……以前日常使用小锭碎银，现在多改用大银圆、小银元或银毫了”。本国铸造品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如袁世凯像新币、广东双毫是全国最普遍行用的银角。但银角与银元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率关系。

白银使用的数量及广泛性，反映出稳固的中心地位。现代货币经济学一般要求一种货币同时具备上述三种职能，但这并不是必须的。黑田明伸指出，“白银适于作为资产保有，但是，对地区外的流动性高。通用钱可以履行满足地区内流动性的职能，但是，不能成为作为资产保有的对象”。在此时期，白银主要承担着储藏职能，而银角（或其他通用钱，如纸币、铜元等）承担了价值尺度和交换职能。这说明，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作为有机体，共同履行着货币的价值尺度、储藏和交换职能。

2.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兑换上的有机性

1897—1927年的白银不仅自身存在多种形式，而且，以此为中心，这个货币组合还与其他货币形式紧密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种关系如图1所示。

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随时随地在发生，习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人何天爵在清末时就观察到：“如果双方没有实现达成协议的话，某些种类的生意总是固定用某种成色标准的银子作为支付手段。”习俗已经演化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现从兑换方面举三个例证予以说明：

图1 各种货币关系简图

（1）各地货币之间的汇兑：实银和虚银

国内各地之间贸易必然涉及各地货币的汇兑，因为各地货币很不一致，汇兑也就形成看似复杂而实际上极精致、有序的体系。各地货币之间的汇兑基础是实银的兑换，虽然各地实银成色不一，但均以中国纹银为标准。以上海宝银为例，其成色986.819‰，与纹银成色相差51.445‰。所以，上海宝银每个银锭实重50两，其中成色最高的，需要在标准银的基础上加5.5%的升水，即2两7钱5分，成色中等的，加2两7钱，成色下等的加2两6钱5分。因此，上海宝银又被称为“二七宝银”。同理，天津实银“白宝”，因较中国纹银成色高5.6%，加2两8钱的升水，又被称为“二八宝银”。无论是“二七宝银”还是“二八宝银”，因为均以中国纹银为基础，纹银就成为各地实银交换的桥梁，将不同成色的银两调校到同一基准上。进一步地，当商铺收到实银之后，一般不直接入账，而是要先将其转化为虚银记账单位。如上海的虚银记账单位“九八规元”，在纹银成色基础上乘0.02，成色变为916.6665‰。这个机制看似复杂，但在实际中，本地商铺之间的交易只需要在其虚银记账单位上交易即可，而各地实银之间的交换，则由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如钱庄）来完成。

（2）银元与银两的兑换：洋厘

“元两”的兑换，指每元银元折合虚银元之数，在上海，又称“洋厘”。例如，洋厘7.21625钱，指银币1枚折合规元7.21625钱。由于银元的普遍使用，且允许自由铸造，对当局或金融机构而言，铸造银元就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但能否赚钱，关键在“洋厘”行市。如果洋厘上升，表示银元需求大于供给，币厂见有利可图，就会连夜赶铸银元，银元供给增加，造成厘价下跌;如果过低，如7.1钱，持有银元者将银元交银炉化为银，银元流通必然减少，导致厘价恢复到均衡水平。所以，洋厘反映市面对银元的需求情况，但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过高或过低。值得一提的是洋厘行市的发展趋势，折合虚银元的标的“银元”，从最初的杂乱趋向统一。最初银元种类较多，多种银元均有自己的洋厘行市，随着袁像新币流行于沪，上海开始只设鹰洋与新币两种行市，1919年之后鹰洋枯竭，又只剩下新币行市。从“鹰洋”到“新币”，反映出一种统一的趋势。除银元行市外，各地还开设银角行市、铜元行市等，这些行市也有渐趋统一的趋势，如银角行市，上海逐渐集中于“江南小洋”“广东小洋”两种银角与规元的兑换。洋厘行市及其他各种货币品种的形成均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其统一趋势也是自发的，说明货币体系的有机性也在不断地演化，逐渐提高。

（3）银元与纸币的兑换：银行券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基本采取自由主义，官商银钱号均可发行钞券，主要限制是这些钞券都是可兑现的，持券人随时可按照发行约定将钞券兑换为现银。由于几乎没有发行约束，市面上并存着多种多样的纸币。最初是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如汇丰、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银元券。1912年之后，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逐渐发展壮大，发行钞票渐多。部分华资银行也加入这一行列中，如中南银行。由地方军阀操纵的地方银行也发行钞票，如1905年设立的东三省官银号。因为钞券需要兑现，理论上需要100%的发行准备，但事实并非如此。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的《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规定，发行纸票，必须有40%的现款准备，其余60%可以各种公债及可靠股票借券做抵。1920年，中华民国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需有六成现金准备。因为只需要部分准备，滥发纸币一度成为常态，“当时的银行，……差不多全是着眼在发行钞票，也可以说全靠发行钞票来维持和赚钱”。

虽然滥发纸币普遍存在，但借助兑现所起到的“试金石”作用，市场也筛选出一些信用卓著的银行券。典型例子是中交两行在1916年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事件。袁世凯称帝时，通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筹款，使两行现银准备过低——当时两行发行兑换券7000余万元，现金准备却只有2300余万元，为保障筹款，袁世凯下令两行的纸币与存款一律停止付现。随后，中交票就出现跌价，一元中交票兑换不出一元现洋了。而在这个事件中，中行上海分行却没有接受这一命令，在外国银行的帮助下继续兑现，由此树立了中交票的信用。停兑令及中行上海分行的抗拒反映出白银在这一货币体系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三、白银货币体系的制度支撑

1897—1927年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各种货币、各地货币不仅具有有机的联系，还具有一系列制度做支撑，维系白银等货币的铸造、使用和交换。

1.金融机构的支撑

在可以自由铸造货币的市场环境下，银炉、公估局和钱庄是白银流通最基本的机构。

（1）银炉、炉房：白银成为货币，必须先要冶银铸宝，从事这一业务的机构，在南方称“银炉”，在北方称“炉房”。银炉或炉房，均由私人出资设立，资本规模一般不大，至多不过四五千元。它们接受银行或钱庄的委托，代为铸造“元宝”，但并不收熔银铸宝费，其收益全来自交收银货与上海元宝的成色之差。在委托时，银行、钱庄需要先预计银货可以铸造的宝银数，与银炉约定。银炉需要有精湛的技术（估色、冶炼），才能有赚头，民初，每家银炉每年的纯收益大致数千两白银。

为确保银炉所铸的银锭合乎标准，首先，就银炉自身而言，有严格的准入限制。晚清时需要经户部核准，北洋军阀时期，各地市场自我加强了管理，如上海，新开银炉需要有殷实商号10余家出具保函，经公估局核准后才能开炉熔铸，否则，公估局有权将其“驱逐勒闭”。银炉家数也不能任意增设，上海一地也只有十余家。其次，银炉对其所铸的银锭负无限连带责任。银炉所铸每一银锭上均刻有印记，以便追溯。这种无限连带责任甚至延续至其继承人。

（2）公估局：公估局是专门鉴定银锭成色、秤定重量的机关。北方很少设立公估局，其职能往往由炉房兼办。公估局是确保银炉所铸的银锭合乎标准的重要约束，由私人设立，但须得到官方许可，一地一般只允许设立一局。上海公估局由安徽汪蘭亭所创，银钱业及各商会所公认：上市元宝必须先经公估局批过才能通用。批费每只银锭2两4钱。公估局估银分秤量与看色两步，秤量是称重量，并将重量用墨笔记入元宝凹部，看色者以目力判断成色优劣，如果成色高，升水2两7钱5分，则用墨笔将其记入元宝凹部曰“公”，如升水2两7钱，则曰“足”，升水2两6钱5分，曰“源”。为防止涂掉墨记，后一道工序是将标记凿入。这种印记，亚当·斯密认为，“……都在于确定，那必须确定而又最难确定的金属的品质或纯度”。

在前现代的货币体系中，白银的铸造和鉴定，纯粹通过经验进行，虽不如现代化学方法精确、稳定，但水平还是不差的，且各个环节相互牵制，不致因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影响整个体系功能的发挥。

（3）钱庄：钱庄原本是经营货币兑换的机构，后来随着商业发达，钱庄开始从事资金融通。钱庄是将白银引入市场流通的最后一环，且处于中心地位。它驱动银炉和公估局铸造出合格的白银，并以此作为储备，开出庄票——现银只有在必要时（如商家付薪资或杂用）才会动用。除了直接的货币兑换，钱庄的庄票同样对货币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庄票，是钱庄为存户存款专门备一折子，根据客户要求开定数目及张数，存户在交易中可以直接支付。上海钱庄业同业组织制定了严密的规则对钱庄进行评级并极力维护钱庄的信用，这就使庄票在总体上的信用水平一般较高，用庄票支付相当于用银两（而非银元）支付，但它比用实际银两支付更便利。庄票成为白银货币支付体系的外延，强化了货币体系中白银的中心地位，也增强了货币体系的功能。

2.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支撑

白银货币体系包含多种货币，由此衍生出多种市场，一些金融产品的创新进一步为白银货币体系的成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金融市场的支撑。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相关金融市场，按由低到高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有关货币的制造和投入流通。如白银、银锭的铸造和银元的生产，再如辅币、银角、铜元的制造，另外如银行券的印制和发行等。虽然当局对这些货币的发行没有严格限制，但货币投入流通却要得到市场的认可，这就需要保障货币的内在价值。如张之洞在湖北铸造银元，为了向江南等地扩大销路，极力改善银元的质量。第二层次，货币的兑换。首先是各种货币的兑换，上海的货币兑换最发达，钱业公会组织这些货币的兑换，每日公布的行市表——如银洋兑换（即洋厘）、小洋与规元的兑换、铜元与规元的兑换等——成为市场交换的基准。其次是各地货币的兑换。这被称为内汇市场，早期由票号控制，辛亥革命之后，各地钱庄居于中心地位。有学者曾分析津沪市场的洋厘数据，发现货币市场整合在加强，有机性显著提高。第三层次，资金融通，其内涵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一致。1897—1927年，上海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是银拆市场，银拆是上海钱业同业的拆借利率，也是上海的基准利率，是银行业及其他金融行业在制定自己利率时的首要参考标准。

总之，从货币的供给、兑换到市场流通，都有相应制度保障白银货币体系的有序运行。这三个层次的制度不是由政府制定的，而是随着市场演进，由市场逐渐确立起来的，并得到各方的认可，这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金融产品的创新。各种货币、各地货币同时流通，虽能有机、稳定地运行，但各种货币价值的相对变动又会带来一些不便利，最主要的是涨落无定的兑换率增加了风险。但这个时期的金融市场也通过创新来弥补它的不足。如“茧汎期洋”，就是为平抑洋厘之风险而生。在春茧等上市之际，往往因为需要大量现货银元收购导致厘价上升。为了避免在厘价上升时兑换银元所带来的损失，上海逐渐发展出新的期货工具来对冲风险——“茧汎期洋”，即在阴历年初，开做阴历三月底交割的期洋，名为“三月期洋”，又于三月之初，续开四月半交割的期洋，名为“四坐期洋”。茧商可以预估将来所需的茧款，按相当厘价购进期洋，降低茧、况厘价高涨的影响。

不仅洋厘用期货来平抑，其他货币领域也有用期货来平抑的，如中交票，“在一号，中交钞票是五二——就是中交钞票每元值现洋五角二分，甲预料十天以后必定要跌至四二——就是中交钞票每元值现洋四角二分，于是以中交钞票一千元照五二卖给乙，约定十天后交货——钞票。倘十天后果跌至四二，甲就向丙处照四二买钞票一千元来还给乙。这样甲……可以赚得一百元。倘十天后忽涨至六二，那么，甲就要倒出一百元了。”显然这完全是现代的金融交易手段了，它虽然也有风险和交易成本，但弥补了货币兑换中的不利，提高了货币体系运转的稳定性和效率。

四、有机性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功能

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有机性，从币制统一论的角度看或许不值得一提——如果是一种货币，岂不是更有有机性！后来的历史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后，中国终于有了统一的货币。但这时，人们对这个前现代的货币体系的服务效能的要求，也不仅仅限于执行基本的货币职能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名为“货币政策”的新概念产生了。货币还需承担一些宏观意义上的功能。

1.物价稳定性

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是现代经济对一种货币体系最基本的要求，这一点也关乎到货币价值尺度职能的发挥。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此方面的表现是毋庸置疑的。

（1）1897—1927年間物价基本稳定。这一时期的物价变动如图2所示，为便于比较，补充了1927—1937年问的数据。从图2中可以看到，1900—1937年间，因白银相对黄金贬值，且兑价波动较大，中国物价呈现向上的趋势，但总体来看，物价仍是平稳的，根据计算，1900—1935年问物价年均增长率只有1.1%。比较整个区间，曾发生过四次大的物价波动，分别在1900—1901、1910—1911、1919—1920、1936—1937年。原因比较容易解释，均与大事件有关，如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七七事变。但最后一次与前三次有很大不同：第一，波动的时期长，实际上在1931年就开始了，主因是受美国影响，尤其是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之影响;第二，结果不同，前三次波动在一年之后基本稳定下来，而最后一次，1936—1937年之后，物价却呈失控态势。虽然这与抗战有一定关系，但从货币方面来看，根源却是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实施了法币改革。

图2中国物价指数（1900—1937年）

注：1900—1921年根据北京生活费指数，1921—1937年根据上海生活费指数，以1937年1—6月=100为基期进行调整，并给图中实点标注年份、指数。

法币改革赋予了南京国民政府无限的从货币中提取铸币税的权力。1897—1927年，政府财政尽管拈据，但受货币发行“兑现”的制约，很难通过货币发行筹款。而在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后，货币发行成为主要财源，“中央银行被当做是政府的账房”。这不仅是对人民不负责任，政府自身也自食其果。当然，似乎不能将法币改革视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贪婪所致。因为在那个时代，正如哈耶克所言，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更为雄心勃勃的货币政策目标，被大多数年轻经济学人热情接受”。不仅在学理上，在现实中，各国纷纷脱离了金本位制，中国的法币改革，可能只是顺势而为罢了。但是，中国很明显没有做好这种转变的准备，内忧外患之下，新货币体系更趋脆弱，法币改革让人们失去了保护财富的最后一道屏障。

（2）从交换的角度而言，多币种货币体系的不便可能被夸大了。各种货币、各地货币确实给交易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而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可能并非那么严重。如香港著名中医陈存仁（1908—1990），在回忆少年时期的货币时，未曾抱怨过其复杂性，倒是对物价的稳定津津乐道。从大多数交易来看，买卖往往集中于一个大致固定的范围内，或一个市镇，或一段时期，在这样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实际上流行的货币往往只有那么几种，在此情形下，交易双方对所使用的货币都会有共识，如《东方杂志》的价格，1910年全年定价3元，邮费6角，1920年全年定价4元，邮费4角8分，没有说明用何种货币，说明读者是明了其货币标的的。至于大宗交易，自然需对货币有明确规定，但往往由专业金融中介来帮办，至今依然如此。其实，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形式的货币是一种常态，古今中外皆然。

2.适度的银根

货币——至少在短期内——对经济有影响。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经济增长需要伴随适度的货币增长，否则会引起通货紧缩，损害增长。但弗里德曼反对将货币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他认为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银根需求只是货币的次要目标。而现有的关于多币种货币体系的理论研究指出：多币种货币体系在这方面具有优良的特性。

（1）黑田明伸的研究。黑田明伸认为，多币种形态有助于保持本地的流动性。白银对地区外的流动性高，但通用钱（如铜钱）满足地区内流动性的需要，“通货并存本身具有赋予多层市场相应的稳定性的一面”。进一步地，“货币使用的限制和在共同体内部的融通，在西欧也好，在日本也好，准备了服务于地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

（2）哈耶克的方案。哈耶克曾提过一种设想，货币通过私人发行者的竞争来供应。在合宜的制度之下，竞争会成为一种更有效的约束，迫使发钞机构通过控制发行数量保持其货币价值的稳定。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好于政府的垄断，因为这种货币发行模式更有助于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波动。虽然哈耶克后来认为，“因为似乎不会有任何一国政府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允许尝试这种制度”，这一想法会成为空想。但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多次有过与贵金属相联系的、货币竞争性发行的实际经历，如苏格兰在1716—1844年的货币竞争性发行，英格兰在1800—1845年的货币竞争性发行。

根据哈耶克的定义，结合苏格兰、英格兰提供的例子，可以发现，中国在清末民初所形成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也具有货币竞争性发行的特点。它与贵金属相联系，私人自由发行货币。在这个体系中，军费缺乏现钞，军队会印制“军票”;政府缺乏财政资金，会发行官钱票;银行也会发行“银行券”。总之，银根紧张时各方会创造一些货币支付手段，但这些手段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它们一旦上市就不断受到市场的检验，面临贬值的危险。最终，良币会胜出，如中交银行发行的“中交票”。这既是市场竞争的过程，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既保持了货币供应的弹性，又维护了物价的稳定性。当然，必然要付出代价，但正如杰夫里·伍德所说，“这些历史例证没有一个呈现出完美的货币绩效，也没有一个是最近的。但所有例证都证明货币竞争比政府垄断货币要稳定。”

五、结论

综上所述，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作为一个多币种的货币体系，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有機的货币共同体。相对单一货币而言，这一货币体系虽然有一定的交易成本，但它是在政治不稳定的历史背景下相对最优的货币体系。由此可见，评价一个货币体系优劣的标准，不是看其货币种类的多少，而应观察它能否在有效履行货币基本职能的前提下，既保证物价的稳定性，又能提供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银根。因为忽略了这一点，人们才对这段时期的货币体系有过多的指责，甚至将经济的不发展也归咎于它。只有将货币回归到它应该具有的位置上，才有可能更科学地从实体经济方面着手考察这段时期经济落后的原因。

进一步地，可以说，多币种货币体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正是由于这种合理性，它至今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每一种货币都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为适应不同的交易需求而生。正如黑田明伸所言，“不管哪一个货币或市场，与社会或制度，只有在相互依存之中才能得以理解”。在现代社会，这一点仍然适用。2019年，更是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研发步伐，中国央行也在酝酿发行数字货币，并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这是大势所趋，在互联网背景下，借助区块链技术，“央行数字货币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将是替代现钞的最好工具”。不过，数字货币和现钞更可能会并存，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多币种货币体系，共同履行货币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