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荫补制度与官员家族势力的兴衰

游彪

【摘要】宋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为了合理合法地保障官员家族势力的延续，也为了限制官员子弟无限度地入仕为官，宋朝政府陆续出台了越来越严密的官员子弟荫补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族的兴衰起伏，推动了家族发展的演变。

【关键词】北宋 荫补制度 家族兴衰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与前代相比，宋朝连续数代为官的家族越来越少，导致门第观念日益淡薄，确如明代史学家胡应麟所言，“五代以还，不崇门阀”，这说明五代以后很难出现高门望族世代继承父祖荫庇而得到官职的现象。

北宋荫补入仕的规模大体上呈现出从扩大到缩小的趋势

宋初的荫补制度基本上是继承唐、五代时期而来的。从宋太祖朝到宋真宗朝，宋代荫补制度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至宋真宗时期，宋代官员荫补子弟的数量达到顶峰。

不断扩大荫补亲属范围导致宋代官员的数量迅速增长，引发了严重的冗官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宋仁宗、宋神宗在位时期，宋朝政府相继推行了三次具有重要影响的荫补制度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官员荫补的数量和血缘关系的影响范围。隨着荫补制度逐渐完善，大大地压缩了官员的世袭特权。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动对世家大族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宋仁宗亲政以后，荫补所导致的冗官现象已经到了整个社会和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在仁宗的支持下，以范仲淹为首的官僚集团对宋代官员荫补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官僚荫补法律，即庆历荫补新制。新制首次对官僚荫补子弟加以规范和限制，不仅对官员荫补增设了很多附加条件，更重要的是取消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荫补资格。然而，这些规定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抵制，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而是无疾而终。

庆历新制失败以后，宋代的冗官局面依然如故，要求改革荫补制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很多官员向朝廷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实施方案。至嘉祐元年（1056），迫于朝野上下的巨大压力，也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宋仁宗下令颁布实施了新的官僚荫补法，这就是嘉祐新制。此次改革包括取消圣节荫补，提高享有荫补资格的官员品级等措施。这些新政策大大缩小了荫补官员的范围，也相应减少了荫补入仕的官员子弟的数量，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严重的冗官局面，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宋神宗熙宁时期再次对官员荫补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其基本原则也是限制官僚荫补。

世家大族利用荫补制度为族人争取了大量的入仕机会，普通家庭通过荫补制度获得了晋升为官宦世家的机会

宋代的中高级官员通过荫补制度为家人奏请官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与家族成员共享自己所拥有的政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家族在政坛上活跃的时间。恩荫入仕的官员升至高位就可以荫补更多的亲属，让他们的家族成员入仕为官，从而形成了拥有官僚特权的循环往复，有助于维持家族势力长期稳定的发展。这些世家子弟在仕途升迁等各方面的确拥有寒门子弟无法比拟的优势。虽然凭借荫补入仕的官员迁转周期更长，升迁也比科举出身者要慢，但是他们在官场上能够得到家族有形的或无形的政治力量的庇护，在获得科举出身、通过荐举、选择职位等诸多方面占得很多先机。

以时称“本朝第一故家”的三槐王氏家族为例：王旦在真宗时期位任宰相近20年，是王氏家族中官位最为显赫之人。虽然他品行清高，生前并未替宗亲求官，但在他去世之后，真宗为表彰他的功劳与忠心，为他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等授官，多达十几人。他的儿子们在服丧期过后，又晋升了一级官职。这些王氏后人通过这一契机步入仕途，其中不少人后来又位列高官。可以说这次家族内的大规模荫补铺平了他们未来的仕宦之路。后来，那些升任中高级官员的子侄又再奏补其他亲属，将其家族成员的恩荫范围进一步扩大。最为特殊的是王旦的孙子王靖，他因为出身在宰相之家，儿童时就获得官职，享受俸禄。因此，可以说王旦的三代后人都享受了他的荫补特权。据王善军先生统计，两宋时期明确记载入仕途径的22位王氏成员中，通过荫补的有13人，是他们入仕的主要渠道，可见荫补制度大大地促进了王氏家族的繁荣。

北宋已经不是门阀社会，许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军功等其他渠道进入官场，甚至担任品级很高的官职。每逢圣节、大礼及致仕，这些官员都能够提携族中子弟入朝为官，因而普通家庭通过荫补制度而获得了晋升为官宦世家的机会。这是宋代家族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新趋势。北宋河内向氏就是典型案例，该家族孕育了一位宰相与一位皇后。然而，向氏在五代末期并不显赫，宰相向敏中的曾祖与祖父均为普通平民，父亲只是担任县令等中下级官职，因而并未使其家族显贵起来。他们家生计困顿，在京城过着租房的清贫生活。宋太宗时，向敏中考中进士甲等，开启了向氏的显达之路。他在宋太宗、宋真宗时期都深受重用，真宗时两次位及宰相，人称“布衣卿相”。他的五个儿子并无多少才华可言，未曾进士及第，但均因他而荫补入仕。向敏中去世时，族中又有数人得到官位。此后数代，家族中都有人入朝为官，直至向敏中的曾孙女嫁给宋神宗成为皇后，为向氏带来第二段辉煌时期。可知，正是荫补制度维系了向敏中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向氏家族从普通的仕宦之家跃升为世家大族，并在他去世之后数代依旧维持着高于普通官员的社会地位。

总而言之，世家大族利用荫补制度为族人争取了大量的入仕机会。凭借世家子弟的个人努力与家族的种种政治特权和人脉关系，荫补制度所带来的政治利益甚至能惠及数代后人。此外，凭借科举、军功等其他途径进入官僚队伍的政治新贵通过荫补制度为他们的子孙取得了一些特权和地位。可以说，荫补制度为普通家庭创造了向上流动的契机，因而宋朝持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望族。

除了政策上的限制外，荫补制度也在观念和思想上制约了世家的长久兴盛

为抑制家族势力无限膨胀，防止他们威胁皇权，宋朝统治者制定了很多限制荫补子弟的措施。首先，北宋大部分时候实行区分官员流品的政策，荫补得官的世家子弟与科舉出身者在迁转、改官等方面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通常情况下，要升到同一级别的官职，荫补官员花费的时间比进士出身官员要长得多，因此官宦子弟要很快成为高官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宋代官宦子弟荫补官职远远低于唐代，要是逐级往上升迁，到退休年龄也只是中级官僚而已。而且，宋代社会重视出身而非门第，因而荫补官员总会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歧视。

其次，大部分荫补子弟都担任武官。而由于宋代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武官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文官。除此之外，宋代武官的升迁较文官迟滞，迁转的次数和周期都多于文官。例如宋代文官员外郎与武官正使级别相同，都有资格荫补子弟。然而，按宋朝的制度规定，武官要升迁到这个级别需要九次转官，历时四十五年；而科举出身的文官只需要三次，仅需九年，可知荫补出身的武官要再次荫补子孙十分困难，与科举出身的文官存在着很大差距。因而在宋代，官宦家族已经难以仅仅依靠荫补维持世代公卿的盛况了。

除了限制官宦子弟升迁以外，宋朝还对荫补出身官员制定了一系列其他特殊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限制了荫补出身者的官职。宋代原则上不允许荫补官员担任御史台官和谏官。这类官员主要承担监察的职能，号称天子耳目，社会地位尊崇，且是执政官的候选对象。荫补官也不得担任两制、两史、经筵等需要很高文化素养的官职。这些官职均是皇帝身边的重臣，也是掌握权力的核心人物。他们往往很快便能升为高官，进而成为朝廷要员。由此可见，这两则禁令导致荫补子弟要进入权力中枢非常困难，从而难以为家族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此外，根据宋朝惯例，荫补出身者不得担任外交使节；不得担任管理学校和主持科举考试的官职；即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得被录取为状元等。这些限制荫补子弟的措施对官宦子弟的仕途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也从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官僚家族的势力。

除了政策上的限制外，荫补制度也在观念和思想上制约了世家的长久兴盛。由于荫补得官太过容易，世家子弟无需通过自身努力便可坐享俸禄，衣食无忧。长此以往，一些世家子弟忘却了长辈励精图治的奋斗历程，滋生了奢靡与懈怠之风，疏于规划个人仕途与家族的长远利益，往往导致家道中落。

宋代的很多家族也作出了种种努力，藉以缓解荫补之限对其发展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展教育事业。许多家族在争取荫补资格的同时，也注重传承家学，培养家族子弟的文化素养，鼓励他们在科场上获取功名。另外，受赵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影响，遵循家法、宣扬家风成为宋代家族发展的一大特色，许多世家要求子弟恪守忠君、孝悌、勤俭、好学等品质。家法与家风敦促后人长期保持高尚的道德节操与优秀的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家族成员在安逸环境中迅速腐化堕落。此外，许多世家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利用婚姻、师生、同学、同僚等机缘在朝野上下缔结同盟，形成包含了高官、宗室、富商、新兴士人、地方望族等多重关系的人际网络。这些关系网内的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援引、共同富贵，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的来说，朝廷设置了门荫制度，成为宋代最大的入仕途径；同时也出台了种种措施，以限制荫补出身者的仕宦之路。这些都消磨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因此，对于世家大族而言，荫补制度不再是其长期兴盛的保障。一些家族也顺应时代，积极开拓持续发展家族的新途径，提高家族的竞争力。

北宋是荫补制度逐渐建立并规范的时期，也是世家大族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为有力笼络官僚家族，保障官员的特权，使他们长期忠诚地为宋朝统治者服务，北宋初期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荫补制度。然而，在扩充官员队伍的同时，荫补所造成的冗官问题也随之凸显，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为缓解冗官带来的危害，种种限制与规范官员荫补的政策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荫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将官员的荫补特权约束在了一个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此后，官宦家族难以再仅仅凭借荫补就长期、大规模地垄断朝政，更无法威胁皇权。

也正因为如此，宋代的家族发展呈现出了与之前数朝不同的面貌。其中一个特点是家族兴盛的时间大为缩短。宋代的高官至多恩荫一至两代的后人，这些子弟荫补得到的官位也十分低微，且受到出身限制而升迁缓慢。若他们并无真才实干，便不能在朝中获得足够的政治地位，无法再让他们的后人享受同样的特权。他们的家族也将就此衰败下去。因此，大部分宋代的官宦家族兴盛时间不过百年，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家族都难逃数世而衰的命运，已无法与魏晋隋唐时期世代公卿的豪族相提并论。

另一个特点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在家族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新兴望族不断涌现，没落的家族则逐渐遭到淘汰，这也与荫补制度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荫补制度为官员个人的政治特权赋予了可以传承的性质。在宋代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许多新晋官僚通过荫补制度抬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平民之家向上流动为世家。另一方面，随着针对荫补的限制措施相继出台，门荫入仕的官宦子弟若不依靠个人努力通常难以跻身高位，无法将特权传承下去，导致家族渐渐凋零。许多官宦世家衰败后退出政坛、回归乡里，转变成了普通的地主绅族。有些更加落魄者已与普通平民家庭无异，甚至到了贫困凄凉的地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王善军：《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