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列传

於可训，1947 年 3 月生，湖北黄梅人。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長江文艺评论》主编。曾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於可训文集》10 卷。近年来发表小说《地老天荒》《特务吴雄》《才女夏娲》 《幻乡笔记》等。

徐先生不是教过我的老师，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我亲眼得见，亲耳听到过他很多故事，觉得他也是那个年代乡村教师的一种类型，所以就拿这些见闻来为他作传。

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那一年的寒假。我那位同学邀我到他家去玩，他家在本县乡下，那儿盛产棉花，一马平川，又靠着长江，与我家这边不同，说是很好玩。我和一帮同学刚从全国各地串联回来，在外面跑累了，也想好好歇一下，所以，就相跟着去了。

到他家那天，已是傍晚。同学的家在村子东头，门前有一块空地，边上是一口水塘，水塘附近有一方菜地，种着各色蔬菜。一头水牛横卧在水塘边的柳树下面，两个半大孩子正把觅食的小鸡赶回屋角的鸡笼。同学说，那是他的两个小弟。一只小狗跟在他们后面汪汪乱叫，看上去一派地道的农家景象。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同学的妈妈。同学的妈妈个子高大，不像南方姆妈，倒像北方大娘。穿着一身黑布衣裤，胸前系着一块蓝靛染的围裙。两个袖子挽得高高的，大晴天，脚上却穿着一双长筒胶靴，靴子上沾满了黑色的草灰，身上到处都是水迹污斑。见我们来了，同学的妈妈笑眯眯地把我们让进屋里，然后就忙着张罗茶水。

同学的妈妈正在腌菜，屋子的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草灰。草灰上面，底朝上口朝下倒扣着几个腌菜坛子。有几个口朝上立着的坛子，坛口还汪着一层菜汁，我知道那是用棒槌挤压出来的。我们那儿也做这种腌菜，用棒槌把坛子里的菜筑紧了，再用一个草把子塞住坛口，倒扣在草灰上面，沥干了水，再放一段时间，就是腌好的腌菜。这件事似乎只有同学的妈妈一个人在做，没看见有别人帮忙。

见同学的妈妈忙出忙进地给我们张罗茶水，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就都抢着跟他妈妈说客气话。正在这时，徐先生放学回来了。乡下民办小学的寒假放得迟，徐先生还在上课。徐先生头上戴着一顶磨得发白的旧呢帽，上身穿着一件同样磨出白边的呢外套，下身穿的却是本地常见的那种老棉裤，腋下还夹着一个包着书的蓝布包。徐先生见我们来了，很是高兴，又见我们站成一排，就说，坐呀，坐呀，别站着哇。见我们依旧站着不动，又好像突然醒悟了什么似的，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住，对不住，屋里太乱，内人正在做腌菜，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怠慢了，怠慢了。见徐先生不停地表示歉意，同学的妈妈也觉得不好意思，一边从徐先生手里接过布包，又顺手拍去徐先生袖子上的粉笔灰，一边像跟我们又像跟徐先生说，饭好了，就吃饭，就吃饭。

晚饭很丰盛，有辣椒炒腌猪肉，有腌菜炕小鲫鱼，还有一盘炒鸡蛋，外加一些新鲜菜和腐乳豆豉什么的，摆了一大排。同学家似乎没有正式的饭桌，也没有板凳，菜都摆在沿墙立着的一块木板上，像过年给祖宗上供一样。木板也不是正经的木板，而是一棵柳树剖成两半做成的，就像我在坝上小学读书时用的课桌。徐先生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家原来也有饭桌板凳，前年防汛都扛到堤上去堵口子了，后来就没钱再去置办。

没有坐的地方，我们就端着饭碗站着吃，徐先生和同学的妈妈也像我们一样站着，只有他的两个年幼的小弟弟端着碗坐到门槛上，其中大点的一个，一边吃一边还用脚蹬着身边的摇窝。摇窝里睡着的，是同学最小的妹妹。

吃过晚饭，同学的妈妈依旧忙她的腌菜，我们说要帮忙，同学的妈妈不让，说，你们听徐先生念书，我一个人就行。那时节，乡下还没有电灯，一个罩着罩子的煤油灯，搁在墙上支着的一块木板上。灯罩的上半部已被熏得焦黄，只有圆鼓鼓的肚子上透出的光亮照着半边屋子，像从屋顶的明瓦上射进来的天光。徐先生坐在灯底下一个倒扣着的菜坛子上面，摊开一本《古文观止》，抑扬顿挫地念着。我们没学过《古文观止》，但听语文老师讲过，课文里也有一些片断。同学的妈妈一边往坛子里筑着腌菜，一边蹬着身边的摇窝，时不时抬起头来，看一眼念书的徐先生，听几句徐先生念的文章，然后又埋头干活。我们挤坐在里屋的床沿上听徐先生念书，起先还听得津津有味，不一会儿，就哈欠连天，最后干脆东倒西歪地倒在床上睡着了。等我们睡了一觉醒来，堂屋里依旧是同学的妈妈忙碌的身影和徐先生永不间断的念书声。

同学家有一块自留地，种了一地的冬瓜。自留地边上搭了个草棚，原是看瓜用的，荒年已过，没有多少人偷瓜，就做了一个临时睡觉的窝棚。同学放假回家，常卷起铺盖跟两个弟弟滚在窝棚里过夜。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同学的妈妈忙了一夜，徐先生也念了一夜的书，都没有睡觉，我们几个同学挤在他家的大床上将就了一晚，第二天就搬到窝棚里来睡了。

窝棚很小，我们几个同学挤在一起，闻着新鲜稻草的气息，望着窝棚外黑黢黢的旷野，听着远处的狗叫，觉得安静极了，比睡在家里还舒服。就对同学说，昨晚就该到这里来睡，害得你爹你妈熬了一夜。我同学说，不要紧，他们总是这样，我妈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事，白天是外面的，忙完了地里的，就是菜园里的，还要喂猪喂牛，喂鸡喂鸭。晚上是家里的，不是缝缝补补，就是洗洗涮涮，夏天晒酱，冬天腌菜，总停不下来。我妈忙的时候，总不要我爹插手，我爹非要插手，我妈就拿一本《古文观止》或《唐诗三百首》塞到他手里，让他在一边念书。我妈不识字，她只知道这两本书是我爹最喜欢的。我说，你爹你妈真不错，不像我们镇小的赵先生，嫌他爱人是文盲，天天吵架闹离婚。同学说，我爹我妈不会。他们是撞上的，老人说，撞上的夫妻散不了。我们从没听说撞上的夫妻，就要同学讲讲他父母是怎么撞上的。同学起先不好意思，后来被我们缠不过，就讲了。

同学说，他爹家原来很有钱，解放前是个大地主。那年他爹在县中读书，家里要他回来完婚，说老大不小了，结了婚再去读书也不迟。他爹不愿意，但又拗不过他爷爷。他爷爷就他这一个独儿子，还指望他继承家业，传宗接代。他爹从学校回来那天，路过一个村子，见水塘边有个高个子姑娘在用撞笼洗萝卜，觉得十分新奇，就停步观看。他爹没干过这活，但见过撞笼。撞笼像一根竹棍子头上穿着一个大灯笼，要洗的蘿卜就装在灯笼里面，人站在水边，握着竹把，不停地推拉翻转，萝卜受着四面八方水流的冲击，上面的泥末就洗干净了。姑娘见他爹看得用心，就说，你也来试试。谁知他爹握着竹把试着只推了一下，就差点把自己送进水里，幸亏姑娘伸手拉了他一把，才站稳脚跟。他爹当时就记住了那姑娘的样子，也记住了那村子的名字，就兴冲冲地回家。回到家里，媒人踩断了门槛，爹娘说破了嘴皮，提的姑娘一大箩筐，他爹一个也不中意。最后，爹娘差不多要对他下跪叫祖宗，搞急了他才说，你们不用找了，我已经有了。爹娘还以为他在外面谈了新式恋爱，就说，我们是老实人家，不接新派媳妇，他这才说出是某村的姑娘。问是谁家女子，他说，谁家女子个子最高，就是那家女子。他爹娘还以为儿子在耍他们，但想想，都到这一步了，总比僵着要好，就让媒婆到那个村子打听。谁知进村一问，那个高个子姑娘，不但尽人皆知，而且人人说好，也是一个正派人家的女子，就三媒六聘地闹了一通，择日娶了回来。不久乡下就搞土改，姑娘的娘家划了贫农，婆家却成了地主。但无论后来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折磨，她都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直到如今。所以，村里的老人都说，撞上的夫妻是散不了的。

正说得高兴，徐先生来了。见窝棚里这么热闹，徐先生就问，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我也来听听。我们都不敢作声，同学说，说你和我妈的事，他们想听。徐先生说，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有什么好听的，你们在外面读书，见多识广，说点外面的新闻听听。没等我们开口，徐先生自己就说开了，报上说越南人民最近打了几个大胜仗，看样子，美国佬快要完蛋了。听徐先生这样一说，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接腔。我们虽然在外面读书，但知道外面的事情，并不一定比徐先生多。我突然想起去年的高考作文题，好像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有一篇写得好的，语文老师还当范文在班上念过，就把那里面的内容当新闻转述给徐先生听了。徐先生说，这篇作文我也看过，我也给越南人民写过一封信，不过，是一首诗，不是真的书信，也不是散文。我们就要徐先生把诗念给我们听听，徐先生很不好意思地说，我里面用了一个典故，是说我要是年轻，也会请缨上阵，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抓住美国侵略者，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做夜壶。徐先生的诗，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说这话时的羞涩表情，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读的书多了，我也知道，他用的这个将人头做夜壶的典故，在历史上确曾有过，但并不十分确定。据说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赵氏打败了智氏，赵襄子就把智伯的脑袋割下来做了夜壶，书上说漆其首以为溲器，就是这个意思。但也有说是作饮器，即酒杯的。这事也发生在汉代的西域，匈奴的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把他的脑袋做了酒杯，但也有说是做了夜壶的。外国似乎也有类似的事情，总之是表示对敌人的仇恨之深，自己灭敌的决心之大。虽然后来我觉得徐先生大可不必用这样的典故，但当时却为徐先生的精神所震撼。

就是在这天晚上，我们听徐先生讲了他的一个惊人的想法。他说，他要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诗的形式再写一遍，现在已写到唐朝来了。他还随身带来了他要用诗改写的那套文学史，一共四本，深蓝色封面，每一本都比我们的语文课本要厚得多。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文学史为何物，也不知道这四本书的份量，更不知道写这书的是些什么人，把这书用诗改写有多大的难度。甚至连他这个想法本身，除了感到新奇，也没觉出别的意思。直到我上了大学以后，用了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四册，深蓝色封面，才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但那已是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每次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听教授讲课，我都会想到十几年前窝棚里的那个夜晚，我都要对着空冥发问，徐先生的诗写到哪个朝代了，教授刚才讲的这一段，他该怎么写。

我们那次到徐先生家的时候，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只是乡下开展得慢，在我们外出串联回来后，还没有多少动静。等我们回到学校不久，就听同学说，他们那里也闹起来了，徐先生的学生也开始造反。徐先生家庭出身不好，小伢们闹起来又不讲政策，运动初期闹出事来的，也不在少数。我们都为徐先生担着心，同学更是忧心如焚，但学校的运动也抓得紧，不能回家，回去了也无济于事。同学的妈妈又不会写信，此后，就只能从同学的族人写的家书中，得知徐先生的一些情况。好在同学有个堂兄在县中教语文，每次来信，都巨细无遗地向同学报告近况，大家才稍觉心安。

据他堂兄说，他们那儿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碍着同学的妈妈家是贫农成份，还不敢去揪斗徐先生，后来有一个叫“反到底”的造反组织成立了，联合民办系统的一些教师，就对徐先生下手。有一次，同学的妈妈回了娘家，他们就趁机把徐先生从家里揪到会场批斗。正批斗得起劲，忽然发现同学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从台后溜到了徐先生身边，牵起徐先生的手说，放学了，该回家吃饭了。批斗的人正要上前阻拦，忽然发现台下一面大旗正呼呼招展，上写着井冈山战斗兵团几个大字。那是同学的舅舅那个大队的造反组织，在那一带赫赫有名，战斗力极强，头头就是同学的二舅，主事者只好眼睁睁地让同学的妈妈拉着徐先生离开会场。

经过那一次以后，同学的妈妈再也不让徐先生离开自己半步。她走到哪里，就把徐先生拉到哪里，反正学校又没有课上，呆在家里也算闹革命，不算旷工，就让徐先生陪着自己读书念诗好了。徐先生也乐得在家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写他的诗歌文学史。造反的学生有时候想拉徐先生出来游街批斗，但到了徐先生家门前的那块空地边上，又不敢上前。原因是同学的妈妈手边放着一枝长竹篙，时不时会抡起来朝四周扫一圈，看起来是赶鸡赶鸭，但鸡鸭又似乎是在更远的地方觅食，并没有影响同学的妈妈做事和徐先生读书念诗。民办小学的学生毕竟是一些孩子，见了这个阵仗，也只是喊几句口号，便作鸟兽散了。

有同学的妈妈保护，徐先生自然平安无事。毕竟徐先生只是个乡下的教书先生，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担着什么职务，够不上反动权威和走资派的级别。倒是在徐先生自己这里，有许多时候却怎么也过不去。徐先生的民办小学只有两个老师，那一个是女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丈夫还有历史问题。造反的学生揪不了徐先生，就三天两头地揪住那个女老师，又是游街又是批斗，闹得个不亦乐乎。乡下孩子并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只觉得像这样既不上课，又没人管，比成天上课被先生管着要好。何况还可以反过来管管先生，想批就批，想斗就斗，想把先生拉出去游街就拉出去游街，觉得开心好玩，所以闹起来，也就没有个正形。有一次，听村里人说，那群孩子把那个女先生的脸上画得乱七八糟，头发扯得稀烂，还在她脖子上挂一个破扫帚，要她敲着一个破脸盆，拉着她满田畈乱转。徐先生听了，心里老大不忍，就对同学的妈妈说，这样不行，不能老让人家挨斗，我是个男同志，要跟人家分担一点。同学的妈妈其实也觉得那个女老师可怜，听徐先生这样一说，就没作声。等到有一天，那群学生又来起哄，同学的妈妈这次没有再抡竹篙，却对那群学生说，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就拉起徐先生，让他也挂上扫帚，敲起脸盆，在那群学生的簇拥下，自己在前面开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游过去。村人见徐先生由同学的妈妈带着游街，也不好意思围观。有看见自家的孩子也在队伍中的，就赶紧冲出来把孩子拉回家去，有的还要顺手打一巴掌，骂上几句，所以，游到后来，队伍里就稀稀拉拉地只剩下几个人。

有一次，民办系统的造反组织要把本系统的牛鬼蛇神集中起来，搞一次盛大的游街活动。同学的妈妈本不想要徐先生去，刚好那时节，徐先生学校的那个女老师正怀着身孕，徐先生不去，那个女老师就得去。组织者说，各个学校都得有人去，一个学校也不能少。到时候，还要像举灵幡一样，在一条白布上写上各自的校名，表示这些牛鬼蛇神在为封资修招魂。这次游街活动不在村里，而在镇上，要游出革命造反的声势，灭尽牛鬼蛇神的威风。徐先生感到事情重大，生怕游街时，自己学校的学生搞出问题。头天晚上，就把村里的学生招到自己家里，跟他们交待注意事项。徐先生说，明天喊口号不要乱喊，别人喊什么，你们就喊什么。你们自己要喊，就喊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徐进贤，我的名字叫徐进贤，我是地主阶级出身，记住，不要喊错了，喊错了要出政治问题的。还有，我敲锣时，你们不要扯我的衣服，拽我的胳膊。我的头发短，你们要斗我，抓不了我的头发，就抓我的耳朵。够不着不要紧，我低头让你们抓。等那群学生伢一哄而散，徐先生才看见同学的妈妈在一旁眼泪汪汪。

第二天游街，果然声势浩大。一个一个学校的队伍，由牛鬼蛇神举着写有校名的白幡，低着头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一群摇旗呐喊的学生。徐先生学校的队伍最短，尽管昨天晚上再三叮嘱，学生喊完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徐进贤之后，还是一气乱喊，搞得徐先生胆战心惊，生怕喊出事情。徐先生的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名字上打了一个大红叉叉。手里敲着一面破锣，一边走，一边喊，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搞资本主义复辟，我毒害革命接班人，我罪大恶极，我死有余辜。他的学生起先还跟在他后面走着，走了一会儿，就围到他四周来了，扯的扯衣袖，拽的拽胳膊，弄得他敲锣也敲不好。别人的锣声嘡嘡嘡嘡地一声接着一声，他的锣声就像弹子掉在铁皮上，叮叮咣咣地乱滚。有几个学生想跳起来抓他的头发，按他的脑袋，个子矮了够不着，就有几个上来帮忙，等徐先生低下头来迁就他们，这群学生就势扑到徐先生身上，到处乱抓，像一群猴子一样，闹成一团。同学的堂兄在信中说，那天游街，最乱的就是徐先生这个队伍。

徐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都是同学的堂兄在信里写的，有些细节是同学的妈妈和别人后来补叙的。“文革”结束以后，我上了大学，我那同学却接了徐先生的班，在家乡教民办。徐先生不教书后，仍在写他的诗歌文学史。同学跟我通信时，常常说到徐先生的写作情况，有时候还让我帮忙查找一些参考资料。我把这事跟教古代文学的教授说了，教授说，用诗的形式写史，古已有之，你們学的咏史诗就是，杜甫的有些诗作就有诗史之称。不过，那是写的历史，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的，用诗的形式把一整部中国文学史改写一遍，还没听说过，难度很大，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要是写成了，会很有价值。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虽然不教古代文学，但徐先生的这个计划却常常萦绕于心。有一次，一个出版界的朋友说他想策划几个有创意的选题，要我帮忙出出主意，我就说了徐先生正在进行的这个写作计划，他很感兴趣，当即就催着我赶快下去一趟，看看徐先生写得怎样，写完了没有，写完了，能不能交给他们出版。

从那次到同学家以后，差不多二十多年没见徐先生了，徐先生已然苍老，但那微笑着的模样，依旧还在。我把来意说了，徐先生听后却淡淡地说，写是写完了，不过，给内人带走了。我知道，同学的妈妈已去世多年，但徐先生说给她带走了，却是我始料未及的。同学告诉我说，他妈妈下葬那天，徐先生把他写好的诗稿，连同《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都一起当钱纸在他妈妈坟前烧了，说是让她带到那边去，他以后去了，好念给她听。我说，太可惜了，烧了还怎么念呢。徐先生说，能，钱纸烧了还能用呢。万一不行，我就背给她听。这些诗文，我都记得，不要字纸也行。

临街楼主曰：昔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传为美谈;明诚意笃，易安情重，流为佳话。然此等风流，独钟名士乎。徐先生一介寒儒，外无惊人之貌，内无旷世之才，却得贤内之助，相濡以沫，相携相守，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若前贤之俦乎。故吾所传者，徐先生欤？抑其贤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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