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复兴谈起
——何家安访谈

2019-12-31 01:27
国画家 2019年5期
关键词:中国画画家标准

马春梅:您在2002年曾经提出过将改革后的二十年称为山水画的复苏期,而不是转型期。您认为这十几年过去了,山水画,或者是中国画,是否得到了复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复苏,同时又出现了哪些新问题?对于中国画来说,有哪些衡量“复苏”的标准?现在主流话语在提倡文化的复兴,但是经历了文化的断层,在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理解的情况下,“复兴”本身是否也是存在问题的?您觉得应该复兴传统的哪些部分?如何避免将“复兴”沦为口号,或者变为一种惰性思维,例如将复兴作为重复传统图式的借口,或者将注意力放在故弄玄虚的理论诡辩上?

何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艺政策造成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长期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外的大门敞开了,各种思想,西方的艺术观念,汹涌而至。美术界出现了“‘85新潮”、中国画死亡论、废纸论,就是这一时期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提出中国画需要转型,声称老传统已经远去,笔精墨妙已不再可能,中国画要想生存下去得走另一条新路。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画没什么新路可走,当然更没有死亡,现在画中国画的人依然很多,当今的艺术市场中国画依然是一统江山,没有任何画种可以取代,这是民族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画是不会绝种的。

关于民族文化复兴的问题,我认为文化复兴是个口号,既然是口号,喊喊而已,不必当真。因为真正的复兴是有具体指标作依据的,最近的有两个历史时期还值得一提,一是20世纪初上海的海派形成,诱因是上海经济繁华,十里洋场资金雄厚,很多有钱人滋养了海派的诞生,领军人物是吴昌硕、任伯年、虚谷、吴湖帆及稍晚一点的黄宾虹、刘海粟、王一亭、王个、谢稚柳等人,他们是支撑复兴的人才,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大批艺术精品、传世之作,把水墨艺术推向极致。把这说成中国画的复兴可以说得过去。第二个是1949年以后、“文革”以前,一批老画家为了响应党的“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号召,改造了旧中国画,走出一条新路,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国画大师,如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关山月、石鲁等人,还产生了一批传世作品,如关山月的绿色长城、李可染的漓江写生、黄胄的驴、齐白石的虾、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刘文西的《老羊倌》等。但如果说这是在复兴,不如说这是中国画的回光返照。那么再说近几年的情况,的确有人的画价很高,但他们那些人的画能传世吗?有人说当今的书画市场实质是礼品市场,因此礼品画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恰巧礼品画一般是不让人看的,画好不好只有鬼知道,那些大展的金奖、银奖还有重大题材应该算这个时代的好作品,但大家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同时代人都记不住,更说不上传世了。至于用什么标准来界定,的确有些人的画价位非常高,但是恰恰这些人的画稀松平常,还有就是这些年主席、理事、院长层出不穷,精英不少,可惜大都是带着行政级别的政治精英,未必都是学术精英,虽然市场很认可,但业内却不以为然,因此离复兴的指标要求还很远,如果大的艺术环境得不到改变,以后也看不到希望在哪里。

马春梅: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剖学和西方色彩原理的引入使人物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您认为现代社会中,山水画应该抓住哪些发展的契机?有很多山水画家为了寻找新的灵感、新的图式,也尝试出国写生,通过异域风情来寻找突破,您怎么看?

何家安:您说的这个问题是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结合上或者说在借鉴上碰到的问题,这些前人已经做过很多努力,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当下主要问题是人们沉不下来,浮躁,走捷径是这个时代的通病,而中国画的学习过程同其他传统文化是一个特征,学习起来特别漫长。耐得住寂寞才是找到出路的不二法门。经过这些年的体验,人们已有一种共识,要想画好中国画必须学习传统,可在学习传统的方法上出现了偏差,特别是出现黄宾虹热以后,都把学习的目标放在笔墨上。大家都沉醉在笔墨这个层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古人的绘画理念和图式语言,因为这个有些抽象,最难学,也最不容易上手。于是很多人打着创新的口号绕开了它,也就是说,在学古的过程中,把最难的却是最重要的东西丢掉了,殊不知,真正笔精墨妙是由理念来支撑的。没有学养哪来笔墨?

马春梅:您觉得中国画的标准应由传统而来,但是历史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现在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不可避免,您觉得中国画应该保持不变的内核是什么?

何家安:如果让我谈起中国画的艺术标准,还真不知从何谈起,本来任何艺术都有标准,标准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标准就没有高下好坏之分,可是当下的中国画确实没有标准,起码没有公认的标准,这是一种乱象,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如前面所说,所谓艺术市场实际上就是礼品市场,而礼品是不需要艺术质量的。只要能送得出去、办成事就是最高的质量。而画廊就是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最高的标准。因此市场对画家的选择也是只看身份,看名头,无须去考量专业。美术评论家就是评判艺术标准的。他们讲的话或者写的文章,是评判标准的权威。可是这年头评论家写文章或参加研讨会,都是有偿服务。被评估的画家都是交了钱的,那么拿人钱财又怎么好意思去说人家的画不好,因此大都是唱赞歌。日子一久,人们就会发现理论家所开出来的方子,也不靠谱。至于体制内的一些美术机构,应该有力量,也有责任追求、引导、评定学术标准。但是这还真有点难,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只有把标准搞模糊了,那些南郭先生才有一口饭吃。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现在的艺术界,有高原但没有高峰,并呼吁和期盼高峰的出现。但是我想这个愿望永远不会实现,别说现在没有,即使有了也不会让它实现。

如果让我站在专业角度来谈中国画的艺术标准,倒可以说两句,现在中国画里最缺失的,就是我们寻找的艺术标准。缺什么呢?缺写意。应该说这是一种最难达到的,把很多人挡在门外的一种标准。因此现在画工笔画的人才多了起来,还有全国大展的制作画,还有美其名曰的创新画,都是在逃避毛笔这个东西。弄不好就尽量绕开它,曾经一个时期人们用刷子,用喷壶,做肌理,也就是所谓的扬长避短。所以写意绘画日渐衰落。我们背离了中国画的精髓,从宋到元,中国画从工到写经历了一次革命,清代到近代民国,又有一次突破,写意水墨成为中国公认的正统,也是中国画又一次升华。到了现代,大家都因为难而躲开它,究其根源就是因为现在没有标准,吃力不讨好当然不愿为。

马春梅: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不开世界,也无法逃避外来文化的影响,您觉得传统文化艺术有西方文化无法渗透的核心,其实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着不可相融的内核,只能是在局部达成共识。那您觉得把中国画推向世界、中国画的国际化这一问题是不是伪命题呢?

何家安:中国画走出去,怎么样才能走向世界,让洋人来接受它。这确实是个假议题,因为根本走不出去,有句歇后语——洋人看戏傻了眼。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东方人数量并不少,自己看就足够了,为什么非要洋人来接受它?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基因培育出来的产物,我们的人来拥有它,珍惜它,发展它,就足够了。不应该去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马春梅:您曾经提出过读书应该使人明理,而不应该成为限制中国画实践发展的因素。推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您觉得目前山水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如何?

乡愁 150cm×300cm

何家安:关于读书问题,我以前是提出过一些观点,画家的确要具备一些学问、社会阅历。但是获取这些的途径是多种的。文凭仅是一种参考,不能说明问题。可是我觉得当下的画家、很多人都是在画别人的东西,个人的人生历练、学问见识反映不到画上去。为谁画、为什么画、画出来干什么,并不是都清楚。比如有人放着切身感受不去画,去画什么前人的、寻找什么古人的情怀。还有画宇宙,画太空,画谁也不曾见过的东西,还有一味地去追求前卫、创新、出奇。而自己的亲身感受、生活感悟,在创作中毫无体现。这种现象远远背离了读书的初衷。有人说我们这个年代人的文化素质太低,没法跟五四时期的文人比,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多读书,不然就画不好画,这个说法我不能苟同,我们再怎么读书,也回不到五四那个时期,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走过来的足迹,作为一名艺术家,这些应是我们的思想烙印,并反映到作品中去,不然我们根本接不到地气,读的书啥用也没有。

马春梅:您曾经对美展提出过很多质疑的意见,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展暂时不会取消,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画家不会将其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您觉得对于中国画来说,什么样的选拔机制更加合理呢?

何家安:对全国美展的质疑,我过去有过一篇文章在贵刊发表,其观点在业内产生过很大的共鸣和反响,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而且经过时间的检验,那些现象和结果都被我言中了。尤其是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优秀的、有成就的画家基本不参加,参加的都是想借此机会成名的新手。这么多展,获奖作品也不少,可影响并不大,也没有推出大家都认可的人才,这就是答案。

至于您说展览还会办下去,这我不持异议,这是社会问题,文化体制带来的问题,不是咱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到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如果统计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画家的数量多得惊人,这些成千上万的画家他们每天画画,数以千万计的作品最后都流向了哪里,虽然中国礼品市场很大,总不能都拿出去送礼吧,当然也可以发表、展览,那么展后这些画又放在哪里?于是我就想,可否让我们国家来考虑这个问题,国家财政拿点钱出来建立一个常规的合理的收藏机制,把每年产生的作品挑出最好的收为国有。这样一来,矛盾得到了疏导,美术事业才能走出一条健康之路,如果再将这五年收藏的作品拿出来搞展览,那就是质量最高的展览,许多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迎刃而解。由国家收藏,好作品有了归宿,还能激励画家的创作热情,国家也有条件集中这个时代的最好作品传给后世,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国宝也都是仰仗历代皇室留下来的,现在国家富了应该不在乎这几个钱,国家这么多年花在体制内不少钱,国家并没有什么回报,不如投在收藏上实惠。只可惜我这个想法传不到高层,纯属空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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