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拔份儿意识”的源流
——王朔作品及老北京文化中的“拔份儿意识”同古代满洲人、女真人文化的关联性

侯百川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1 “拔份儿”“跌份儿”在老北京话中的含义

老北京地方话中，“拔份儿”“跌份儿”是个较常用的词汇,网络上“百度知道”里“北京有哪些方言,口语”提问栏和帖子“老北京胡同‘黑话’全攻略”则把“跌份儿”“跌份儿”认作最纯的老北京话。

根据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新华词典》，“拔”有“超出；高出”的意思。“份”有“整体的一部分”的意义。字面儿上讲就是拔高自己在人群整体中的地位的意思。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对“拔份儿”一次的注解是：【动】（北京）方言。抬高身份;出风头。

外地语言中，“长面子、丢面子”与“拔份儿、跌份儿”是近义词汇，但是“拔份儿、跌份儿”在字面上含有地位升高或者降低的意思。

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份儿”往往是固定的，没有上级的任命和财富积累的质变，人怎么能突然拔高自己的“份儿”呢？

《新词语10000条》解释“拔份儿”提到“用某种手段提高自己的威信、地位，显出比别人本事大。”在这里，手段得到了强调。

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先生认为“拔份儿”手段往往可以概况为两种：1、彰显自我。2、颠覆权威。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朱蕾是一个老北京人，她说在老北京话的实际应用中：拔份儿可以理解为通过自我彰显，挑战、颠覆或蔑视更权威的人及事物来提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位置。

与此相应，跌份儿往往指一个人在遭遇挑战、颠覆的时候不能维护好自己的权威性，或者自降身份，从而失去别人的尊重。老北京人普遍认为，跌份是因为一个人勇气、智慧和定力的不足。

2 王朔及其作品的“拔份儿”情节

在老北京文化中，“拔份儿”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其文化情感中，也是个褒义的词汇。北京作家王朔作品中充满着这类“拔份儿”的情感，他的小说惯常于挑战权威，解构、颠覆主流价值。常清华将王朔作品的核心概况为“对传统价值的反叛”。[1]也因为王朔的作品拔份儿，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也遭到了权威阵营的猛烈抨击。

作家阿城认为在先锋作家中，唯有王朔作品具有对权威和主流话语方式的颠覆性，王朔对原有权威话语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戏谑，产生了“变味”效果。在接受访谈时阿城说“王朔是真的有颠覆性……王朔的语言里头，有毛泽东语录，有政治流行语，听着熟，可这好像不是红烧肉（原来的语境）啊！”[1]

李之鼎则认为王朔的作品颠覆了一切文明社会的价值：“(王朔的作品内容）怀疑一切、哂弃一切、扫荡一切的轰轰烈烈的大嘲谑,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嘲谑 。顽主们无所不嘲:崇高、理性、社会、人生、道德、伦理、历史、政治、性 ……以及一切 禁锢人性装饰禁欲理想主义的东西,一切理性文明所造就的等级秩序。”[2]

谢东华在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颠覆与坚守—王朔小说价值取向的二重性》也谈了王朔作品对权威的颠覆性：“政治语言的泛用与政治意识的消解，王朔在小说中故意大量地借用或仿用政治语言，其目的就是消解政治意识，”“他刻意组织了一批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痞子闯进文学的殿堂恣意妄为，他们摒弃理想信念、亵渎权威神圣、嘲弄礼仪规范、消除人生意义。这些痞子形象总不遗余力地嘲笑、亵渎、蔑视传统的行为准则和主流的价值观，从而构成对后者的瓦解和冲击，甚至宣称‘我对人类的所有美好感情都充满了蔑视和憎恨。’王朔动摇了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他的作品因此传达了一种反叛的意味，和挑战权威的胆气，”[3]

我们可以看到王朔通过对主流社会的话语方式和主流价值观的颠覆，戏谑了权威，而被自己的拥护者看作“有胆气”的人、能独立思考的人，从而也在京味文化里成功地拔了份儿，使自己成为文坛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

3 老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拔份儿情节

王朔被认为“第三代京味小说”的代表性作家[4]，他用“活的北京语言”和北京“顽主”群像对新时期文学做出了独特贡献。王朔的作品受到了北京当地传统居民的普遍拥护。田青先生认为：“王朔作品中蕴含的拔份儿情节也恰恰是老北京文化中的显著特点。”《文艺理论》的主编老北京人方宁先生在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说“北京现在少了，我年轻的时候，‘拔份儿’现象在北京特别普遍。”方宁是五十年代末生人，他青春年少的时候应该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方宁先生也就步入了中老年，二十一世纪，由于改革开放大批外地打工者和经商者涌进北京，原有的老北京文化被稀释了，老北京人普遍抱怨北京城里没有北京味了，与此同时，“拔份儿”现象也明显减少了。

可见，“拔份儿”能成为“最纯老北京话”是因为这种意识在北京传统市民阶层有着深厚的根基。笔者于2019年9月12日打车从惠新北里到东四十条桥东途中采访一个自称家族在北京生活了十八代的老北京人出租车师傅，他这样理解“拔份儿”：“人必须具有勇气、定力和智慧才能够拔份儿，拔份儿能检验出一个人是否优秀。”这个观点也获得了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老北京人）的首肯。

拔份意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帮助人积极进取，不畏强权和命运。比如很多生活本来困窘的人在强烈的拔份儿意识下努力工作，超越了以前蔑视他们的强势者。

笔者二姨曾经在北京的一家棉纺织厂工作30年，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讲了这么一段经历：“80年代厂长鼓励工人搞发明创造、搞革新提高生产效率，一个老员工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对机器进行了改造，果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工厂里的一个新到的年轻人，不服气，想拔份儿，也提出了一套改造创新方案，开始大家觉得年轻人缺乏实践经验，不以为然。后来经过实践证明年轻人的创新方案可行而且效果更好，这个年轻人为了‘拔份儿’，经常在大家下班后继续摸索机器的效能特点，最终成功，在工厂里确立不同凡响的威信。”所以与主流价值一致的拔份儿意识可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虽然许多老北京人借助主流社会确立和认可的价值来拔份儿，但是更多的“拔份儿”可以不依靠行政任命，不依靠财富和知识的积累，不需要任何考试和权威机构认证，拔份儿和跌份儿的角逐就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随处可见，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往往也只有老北京文化群体自己认同和理解“拔份儿”“跌份儿”的真正含义。个体在老北京人群中，拔份儿了，他在人群中的地位就提高了，跌份儿了，他的地位就低了，被众人瞧不起了。这样的拔份儿和跌份儿其实是在我们社会日常价值身份判断之外的另外一种确立尊卑和次序的方法。从字面意思我们也能发现，“拔份儿、跌份儿”不仅仅是长面子和丢面子，它含有地位的意思。

当然，任何优秀品质发挥过度都会产生另外一面，尤其是拔份意识在京味文化中过分深厚，具有普遍性，人们时刻准备着拔份儿，时刻防备着跌份儿，也就加剧了人际间冲突。

比如2006年前后，北京接连发生民用车辆截堵轻微违章的运钞车事件，主要是运钞车上的押运员荷枪实弹，但又不敢轻易开枪。北京民用车司机发现截堵执行任务的运钞车可以彰显自己的胆量，可以拔份儿，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华夏时报》2006年4月28日刊载了报道“北京街头轿车斗气拦截运钞车 8辆警车包围现场”，目击者叙述“8点10分，突然看见一辆白色捷达速度特别快地自东向西行驶，超过了一辆墨绿色的运钞车之后，就横着停在了运钞车的前面……后来才知道是捷达车的司机在和运钞车‘闹别扭’”。后来“运钞车上的保安报了警了”[5]。

因为挑战荷枪实弹的运钞车可以有效“拔份儿”，所以2006年前后发生了若干起北京的民用车别和堵截运钞车的事情。笔者在惠新西街东西走向的马路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起出租车司机截停运钞车的拔份儿事件。

除了别运钞车这样极端的例子，更多的“拔份儿行为”类似于日常生活中对权威进行调侃、讽刺和颠覆，挑战他们的权威性，以拔高自己的位置。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北京出租车的司机经常当着他们的顾客嘲笑国家的某项外交决策，或者质疑某个科学家发明的有效性。曾经有个退休的车间主任对笔者讲，北京的工人很难管，“你没有打倒两三个的本事，就拿不住他们。”《光明日报》记者曾琪在2007年6月15日第005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北京一所职业学校某年级影视专业班上发生辱师事件：课堂上，一名男生冲上讲台，拽下年迈老师的帽子，当众辱骂老师；与此同时，起哄声频频响起，一些学生甚至向老师扔饮料瓶，课堂一片混乱……”此学生做出这样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在自己的文化中能够获得支持，就如报道中写的“与此同时，起哄声频频响起，一些学生甚至向老师扔饮料瓶，”如果没有主流社会的强力干预，因为“拔份儿、跌份儿”的文化，这位拽老师帽子的学生在学校的实际地位将会得到提升，而那位被拽帽子被取笑的老教师的地位反而会下降，会遭到更多侮辱和取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拔份儿、跌份儿”并不受主流社会所谓人的社会身份承认左右，也不被儒家文化的道德影响，只要权威受到非权威的挑战和颠覆，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面子，前者的权威性在这种市民文化中就被视为降低了，后者的地位将被视为抬高了。

还比如在冯小刚编剧的电影《大撒把》中男主角顾颜冒充作家见文艺女书迷，顾颜自己和整个影片的基调都不深以此为耻，而是让人觉得这样的剧情安排非常生活化、很可爱，产生如此效果主要因为老北京文化把顾颜的行为视作一种可以理解的“拔份儿”，而且老北京文化鼓励此类采取某种技巧暂时抬高身份的企图。[6]

因为“拔份儿、跌份儿”的习俗，老北京人普遍比较注意自己的面子，高度自尊。很多人提到老北京人不爱道歉，不容易改变态度，总爱端着架子，爱摆谱，究其原因也与害怕跌份儿有关。

4 “拔份儿、跌份儿”意识的文化源流探究

关于“拔份儿”意识的文化渊源已经有些作家和学者提出见解，王朔说他的思想源流都来自北京的大院文化；某些居住在外省的学者判定：王朔和他笔下的人物是些“红色没落纨绔”[7]。北京的大院就是机关和军队办公大院和家属院，众所周知，中国的机关人群和军队人群是这个国家里等级最明晰的人群，纪律严明、上下有序，每个党员干部“政治纪律的核心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8]；军队的口号则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样的群体里，上级除非犯有严重错误，下属是不可以挑战上级的威信的，否则机关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及调度都将会失去控制，国家机器的失控对国家而言是灾难性后果。“拔份儿、跌份儿”意识在北京的大院文化里绝无土壤的。

王朔及老北京人的拔份意识不源于大院文化，它的根脉必然另有方向。北京文化有两个重要源流，一个是建国后的大院文化，另外一个是清朝的旗人文化、满洲文化。北京社科院的学者刘源也把“老北京文化”这个词汇定义为自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地区文化特点，“老北京”这个词之所以在民国产生，就是为了区分民国时期的“北平”，意指清朝统治之下的京师，“老北京”意味着清代旗人、满洲人在京师世代晕染的文化源头。

社科院清史专家、北京满学学会会长阎崇年教授曾这样说：“满洲文化对355年来的北京都城文化，产生了全面、广泛，久远、深刻的影响。”[9]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著作《老北京与满族》的序言中，结合历史对满族文化同北京的关系下了重要结论：“北京本非满族故土，满族原是白山黑水的土著居民，只是因为清初由于某一偶然历史机遇而使满族大量移居关内，以北京为中心而展开各种活动，其活动规模之巨，范围之广，力量之强，持续之久，渗透之深，熏染之遍等等绝伦罕见。满族在北京二百余年活动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已遍渗于北京肌体细胞深处，早已无痕无迹，平日视如不见，听若不闻，但如加意细究而深挖之，则无处不使人大为惊异，堪称一门学问。”[10]

邱源媛和胡宏保在他们的文章《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感》中这样写道：“旗人的社会地位、旗人的居住格局使得北京的历史、北京城的历史充满了旗人的味儿。谈到老北京，举凡带有京味的东西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离开旗人的历史和文化，‘京味’无从谈起。”[11]

清代的旗人文化、满洲文化之所以对北京地区有如此深刻的文化影响，主要是因为满清皇帝借鉴了金朝的教训，为了避免旗人的战斗力被文雅的汉俗削弱，在北京实行满汉分居[12]、旗民不通婚的政策，刻意在京师维护满洲旧俗导致的。

经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拔份儿、跌份儿”意识确实在传统满洲人、女真人的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清朝时期，旗人和满清统治者就有着强烈的“拔份儿、跌份儿”意识，他们非常厌弃丢面子的“跌份儿”个体。比如乾隆年间，一些京师的满洲旗人因为薪俸过低，生活困窘，开始给别人打工、当劳力来营生，乾隆作为他们的同族，听说以后，不是给予这些破产的旗人适当的抚恤，而是暴跳如雷，立下法令“凡在京满洲另户旗人，甘心下贱，受雇佣工，不顾颜面，即销除旗档，发往黑龙江等处，严加管束”[13]。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旗味人、传统满族人在自尊理解方面的特点，他们往往将自降身份的人看作“跌份儿”——严重不自尊，而给予抨击。满清统治者更加把登台卖艺认为是不知廉耻，道光五年（1825年），法律明文规定“凡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档”[14]

因为满洲人“拔份儿、跌份儿”的意识跟汉人的思想方法不一致，所以一些汉人不知深浅，不觉间闯了祸。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的一位汉族老秀才吴英到布政使朱椿在家门口献策书：“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五、裁减寺僧，减轻社 会负担。”[15]这些建议本来出自一个老秀才权权的报国之心，乾隆却判令将吴英凌迟，将其弟弟、儿子、侄子一起处斩，女眷发配为奴。很多汉人难以理解乾隆的行事逻辑，因为汉族的皇帝往往把接受百姓的谏言当作展示自己礼贤下士品行的机会，但是在满洲人、女真人的文化里，吴英有试图“拔份儿”的嫌疑，乾隆如果接受了谏言，就会被满洲人视为“跌份儿”，旗人会笑话他“一个陈腐的汉人老秀才也把咱们皇帝教育了一顿”。乾隆不“载面儿”、不“跌份儿”，保持自己权威性的方法就是将吴英“拔份儿”的企图狠狠打回去。所以不同的文化逻辑造成了统治者对于谏言者完全相左的态度。

早在入关以前，女真人、满洲人的首领就在利用“拔份儿、跌份儿”意识来约束族人。辽宁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鲍明教授也在《满族文化模式》一文中谈到满洲旧俗中“注重名与耻的特点”,“在外人面前，自尊就变成了面子，女真人十分注重自己的面子和名声”[16]。努尔哈赤善于利用女真人爱面子、怕跌份儿的特点，通过“法司”、“衙门”等办公场所，没收弓矢、“着女衣、女裙、葛衣短袍”等方式对违禁者、违法者、挑拨离间者、失职者加以羞辱……天聪二年三月，皇太极利用赐二幼弟美号的机会当众宣布，对那些不称其美号的人“若是男人，则罚取其插着弓箭的箭袋。若是女人，则要脱掉她穿的衣服。”[17]受罚者跌份儿以后往往会在亲友、乡亲中失去地位，被别人耻笑和轻视，再难以立足。这样的惩罚手段在女真人中十分有效。

不仅仅是清代，满洲人、女真人的拔份儿意识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金朝的缔造者完颜阿骨打起事战胜辽国，利用的就是女真人“拔份儿”的文化情结。辽天庆二年（公元 1112年）春，辽国的契丹人还在压制着东北的女真人，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辽天祚帝依例前往混同江（松花江）钓鱼，生女真部落酋长们都必须前来朝觐。因为正赶上举行“头鱼宴”（吃松花江第一批打上来的鱼），天祚帝命令各位酋长跳舞助兴。由于畏惧辽的势力，女真酋长们都起来跳舞（跌份儿），只有阿骨打坐着不动。天祚帝下令三次，阿骨打始终不肯（拔份儿）。天祚帝生气地对大臣萧奉先说：“阿骨打顾盼之间不同于常人，赶紧杀了他，否则后患无穷。”萧奉先却为完颜阿骨打说了情，讲他的实力不大。天祚帝放过了完颜阿骨打，但阿骨打却利用这次拒绝跳舞的机会，在女真人中间“拔了份儿”、“长了面儿”，天祚帝却整个“载了面儿。”女真部落纷纷归附阿骨[18]打，完颜阿骨打迅速有了对抗和推翻辽国的实力。

综上所述，老北京文化中的“拔份儿、跌份儿”意识更大的可能性是源自清代的满洲文化、旗人文化以及女真人的文化。

5 “拔份儿、跌份儿”意识产生的文化及自然环境因素

生活在东北的古代的满洲人、女真人为何会这样强调“拔份儿、跌份儿”的意识？有两个原因：

1）锻炼个体意志品质的需要。就像老北京人常说的，拔份儿需要一个男人的勇气、定力和智慧，如果缺乏这些品质，一个人就无法在传统女真人社会中获得认同和尊重，这也就逼迫每个女真的男人去锻炼身体、习练武功、磨炼意志，从而常“拔份儿”，不“跌份儿”，在族群中获得尊重。通过“拔份儿”“跌份儿”的较量，女真人保持了强悍、坚毅的文化品质，在白山黑水的雪域丛林中，面对着豺狼虎熊这些猛兽以及各类危险，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2）传统女真人的生存环境里缺乏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文化确立个体稳定的地位。在古代肃慎，行政文化并不完善，宋人洪皓曾这样记述自己知道的女真人：“ 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而食,灸股烹脯,以余肉和茶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19]在女真人中间，君王和老百姓一条河里洗澡，老百姓杀了鸡就招呼君王来吃，可见国家行政机器在传统女真人那里并没有亨廷顿所说的“合法性”。古代女真部落内，人的地位和尊卑没有法律依据，排序并不稳定，大多数时候就依靠个体在群体中拔份儿和跌份儿。也就是说古代女真人、满洲人依靠个人的勇气、定力和智慧随时决定个体的地位，这一风俗也进一步锻炼了他们的勇气、定力和斗争智慧。

“拔份儿、跌份儿”意识不仅仅在满洲人文化、女真人文化中非常显著，在许多缺乏完备法律体系和行政文化体系的人类部落社会中，“拔份儿、跌份儿”也起着决定个体在群体中地位的重要作用。甚至于在一些社会里，一个人要成为权威，唯一的途径就是战胜或者杀死权威。 英国人类学家乔治佛雷泽的名著《金枝》中谈到意大利狄安娜圣殿的古代祭司总是通过杀死前一个祭司、抢得“金枝”获得现有的身份[20]，古代斯拉夫人和古印度卡利卡特国王的王位将被杀死他们的人继承；非洲希卢克王拥有很多妻子，当他不能满足妻子的需要时（跌份儿），妻子会向酋长们报告，酋长们就会决定处死国王的事。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自己的著作《文化的模式》中描述克瓦基特尔人可以通过夸耀自己、羞辱别人拔高自己的地位，甚至可以通过杀死别人谋占“死者的名头、死者的舞蹈、死者的纹饰”[21]，这种占有手段还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拔份儿、跌份儿”意识多见于一些制度、法律和社会分工并不完备的人类早期社会，他们不像中国和西方的国家社会那样由法律和制度确立人的身份和职责，他们不停地对权威发起挑战，努力成为新的权威，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的斗争加剧，但同时赋予了这个群体以活力，强化了他们的力量、意志力，培养了智慧。

这种质朴且充满活力的“拔份儿、跌份儿”文化情节因为机缘巧合的历史原因在首都北京保存了下来，还时时显露在京味的小说和影视剧中，作为一个“亚文化”与强调严格等级次序的儒家文化并存在我们的文化大家庭里，成为了当代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