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辛杂识》所记方回事多纰误缘由新探

程海东

周密与方回都身处宋元易代时期，但周密在《癸辛杂识》专设一条，对方回进行了诋毁性记述。方回正史无传，遂后世凡涉方回记述几近皆引周密所载，逐步树立起方回人品低劣的认知。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有“回人品卑污，见于周密《癸辛杂识》者，殆无人理”[1]之语。该言论从官方角度将周密的记载定论为实，也正式将方回的小人脸谱勾勒定型。都穆曾记载：“尝手录周公谨《癸辛杂识》，见其中载方万里秽行之事，意颇弗平。是夜梦方来曰：‘吾旧与周生有隙，故谤我至此。君能文者，幸为我暴之。’”[2]都穆怀疑周、方有隙，此书为诽谤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反驳道：“其说荒唐，殆不足辨。且密为忠臣，回实叛贼，即使两人面质，人终信密，不信回也。况恍惚梦语乎？”[3]四库馆臣站在道德立场，将正义的天平偏向周密。

从众多学者的相关专著、论文考证结果看，可认定《癸辛杂识》记载多数存疑，有些记载确属无中生有。这些学者都以方回为切入点，注重考证方回行迹，辩驳周密记载，集中探讨二人交恶真相，但未侧重讨论事件缘由。关于周密记载不实的原因，詹杭伦早已探讨，王书才近年则在詹先生研究基础上又提出新见解。但二人交恶仅可作为一个原因点，仍有几点原因应从《癸辛杂识》寻找，如此方能全面厘清周密记方回事多纰缪的缘由。

一、《癸辛杂识》的人物评判立场：究亡国之因，贬亡国之臣

虽《癸辛杂识》中大量条目是对前朝往事的回顾，但作者很少表现对故国的温情回忆，多数在反观国亡之因，冷静清醒地审视一群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掌权者和世风日下的社会民生，痛心疾首地揭露若干空谈误国的道学者、干预朝政的太学生和临阵倒戈的卖国者。由相关条目入手，可以清楚发掘本书的写作目的，及周密写作的立场和观点。

作者记载的大量前朝故事中，多数条目属权臣往事。周密写作初衷确为记述“客谈”，但随着行文的推进，难免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反思态度。周密将原因首先归结于权臣当道和官场权术之争，记录了大量南宋权臣贪腐的历史事件。如“鲁港风祸”“襄阳始末”条写因贾似道独断专权造成军事溃败；“韩彦古”条不仅记述为官者的狡诈，还揭露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作者评论当时官吏更甚于此；“蜘蛛珠”先写军人贪婪胁迫民众交珠，随后又写官吏杀卒取珠，看似写宝贝流落过程，实则展现乱世的黑暗。此类记载不胜枚举，都将矛头直指南宋官场，将罪魁祸首框定为国家倚赖的肱股重臣。四库馆臣也认为，周密“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4]。

当然，周密认为南宋之亡除了归因于权臣，朝廷亦有不可推卸之责，如皇室奢靡、朝廷不查，纵容卖官鬻爵，用人不当等。书中“卖阙沈官人”批驳国家卖官鬻爵之弊，揭示国家衰颓之势；“极速房”揭露朝廷选人、用人不当，招致祸乱；“光禄寺御醴”条记载了光禄寺行礼时的豪奢之象，并称是前代所未有之状；“赵孟桂”条感慨“国安得不亡哉”[5]。作者反观朝政，既有反思之意，也有不得朝廷重用的无奈之感和企图为国出力却无处施展抱负的苦闷之意。因此，吴企明认为这是周密在南宋亡国后“著书以寄愤”[6]。

作者的遗民身份注定《癸辛杂识》彰忠贬佞的人物评判立场，作者对亡国之臣大都持有贬低之意。宋元之际的士人群体中，既有忠君殉国之士，又不乏委身新朝之辈，还有大批文士游离于新政权外、在处江湖之远的小天地深遁。周密也选择不仕蒙元政权，在卖文著述、文物赏鉴中度过余生。南宋亡后，周密以笔为椽，努力撑起记忆中的故国大厦。因此，周密不免受遗民身份影响而持着固有的忠义观念进行创作。周氏所揭露的宋亡原因还有一条，即地方官员投城。书中“开庆六士”一条刻画了深受朝廷器重、排挤同僚的“贤臣”群像，他们在国危之际多数卖国求降。周密痛呼“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7]。周密对降臣的鄙斥态度可见一斑，故对有降元之举的方回口诛笔伐。

周密记载方回率郡投城：“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氊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8]这段描写极尽讽刺挖苦深意，展现了方回不忠于国、虚伪狡黠的形象。《癸辛杂识》中有另外两条与此事极为接近，“蹇材望”条也写到元军将至之际，蹇材望自誓为国而死，高调刻锡牌佩戴，上写“大宋忠臣蹇材望”[9]，众人都被其行感动。结果元军入城前夕，他出城投降得官。另一条是“洪起畏守京口”，洪起畏先发出“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10]的豪言，后举郡而降，被人嘲讽。国破之际，同样是欺名盗世、言行不一之辈，同样背义降臣身份，遭遇时人唾弃，可见周密对亡国降臣发自心底的厌恶。

另外，周密还归宋亡之因于道学，在“道学”篇直指理学之弊，认为理学者受以大用，“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11]。周密本书对理学家所持态度也以贬低为主，而方回恰恰自言要接续理学，在著述中屡屡提到穷理致知的治学之径。所以方回的理学者身份也是周密在记述时对其心存芥蒂产生谬误的根源。周密以宋遗民身份，站在揭露亡国罪臣角度不满于方回所作所为，因主观立场致使记述时笔由心动，生出讹误。

二、《癸辛杂识》的材料来源及真伪：来源广泛，难辨真伪

《癸辛杂识》全书四百八十一条，内容涉猎广泛，所记之事遍布国之南北，时间跨过两宋及元初。故大部分资料来源于他人之处，书的序中曾交代写作的信息来源：“余卧病荒间，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谑，醉谈笑语，靡所不有。……暇日萃之成编。”[12]作者自言卧病期间和友人相聚酩酊之时放言无忌，随后辑录成书，因而材料来源的真伪令人生疑。

书中的用语和文末记录可以用于归纳作者的材料来源。有作者亲身经历而得的信息，如“马相去国”有“尝凄然谓余曰”[13]之语，“马裕斋尹京”条说“余时为帅幕”[14]。从“余”字可见作者是亲历者，目睹后记述。有些条目记述源自作者考证。另外，一定条目来自他人之言，如“艮岳”条“近闻汴京父老云”[15]之语，“杨髠发陵”篇自述“杨髠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16]。此类条目是作者从他人处得来的资料，一般是他人的转述。当然，有些讲述者可能是亲历者，有些讲述者则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这类记载的真伪性不禁令人生疑。以上内容是资料来源可考的，然而书中条目多数未明言出处，从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因素考虑，应该多是周密听他人之言所记，且未考证事件真伪。由此，吴企明在点校时发觉“周密记人记事记年，时见失误，……更有甚者，周密还把一些污秽的传闻，……记入书中”[17]，仅在“马相去国”一条中就发现周密所记较之正史有两处错误。

回到“方回”条，周密所记方回诸事皆未言出处，只在快结尾处说“有老吏见其无耻不才，极恶之。……遂疏为方回十一可斩之说，极可笑”[18]。而“老吏”总结的罪状几乎与周密前文所录一致，从这一点看，周密的资料应源于“老吏”。文中未明说此人为谁，这“老吏”可能真有其人，也可能是周密杜撰而来。若真有此“老吏”，他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也不算客观，从其用语来看，此人应与方回过节较深。

从方回文集及友人文集中可以发现，方回曾与亲家程淳祖有过节，还受到其攻讦。方回有诗：“姦鬼伏肘腋，两贼程与黄”[19]，并自注“亲家程淳祖，门生黄斯觉”[20]。陈栎自言“予于虚谷为莫逆交”[21]，可见二人交情匪浅。他曾提在书中及此事：“‘亲家含沙’，谓程淳祖雄甫号钟山。‘门生’谓黄斯觉。方公守睦时，黄乃幕下士，以杯酒间失欢，附程而攻方。方北行，乃此人受嗾而攻方公也。”[22]可见，当时程黄二人与方回势同水火。若程淳祖即为给周密讲述方回秽事的“老吏”或者该“老吏”与程淳祖交好，则可以明确周密此条目信息来源于方回仇人之口，定有污蔑之嫌。但因相关资料不详，无法明确推断。陈栎也在文中曾提及方回与贾似道的矛盾，直指二人恩怨往事。似道早年曾打压方回，方回亦曾参奏过贾氏，后又请求朝廷将贾氏处死。若此“老吏”是贾似道门人，因似道事衔恨方回亦有可能，因而此人才对周密说“使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矣”[23]。

然而，周密并未说明“老吏”姓名，从现存材料也无法考证其人，只能从已有材料猜测“老吏”应与方有隙，或是程黄二人及其朋党，或为贾之故人，也可能另有其人。当然，不排除此“老吏”是周密杜撰，只为在文字表达上有所归附。综合《癸辛杂识》材料来源，书中所记之事确乎使人难以信服。所以，关于方回的材料很可能是来源之误致使书中生出漏洞。

三、《癸辛杂识》的写作手法：夸张性描写，戏剧性情节

四库馆臣在《癸辛杂识》提要处说：“《野语》多记朝廷大政，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体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说家，从其类也。”[24]可见，当时学者阅读此书已觉其体例与史书相去甚远，故归入小说类。中国的小说概念认为，小说家的记载大多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古人的小说观主要对文本的材料来源出处和内容真实性有较多疑问，四库编纂官依据《癸辛杂识》的体例而划归其为小说类。

《癸辛杂识》本身是笔记，与史书笔法自然有明显不同，虽然后世一直强调笔记的史料价值，但其终不及史书可信。书中善用夸张手法突出人物某一个性，也常用相似情节编织展开故事。“徐霖”条举陈多事以突出其狂生形象；“蜘蛛珠”条情节一波三折有明显人为勾连痕迹。“方回”“蹇材望”“洪起畏守京口”三条竟然是同类人物、同样结局，并且情节高度雷同，这说明由于周密在相关描写中采取小说笔法加以情节设定，以此丑化此类人物，可以证实周密对原故事有加工改编。从现代叙事学角度来看，故事与情节是有差别的，小说恰恰是对故事进行艺术性加工进而编制情节。

“方回”条为突出其“十一可斩”的罪名运用了多事作为罪状，已有小说典型化的艺术手法运用其中，且用语多有夸张。若果真方回有诸多此类低劣行迹，按理不应只有周密一人对其批驳，方回应是众多道德文人批判声讨的标靶。而查找同时代文人著作，多对方回较为赞颂。元代的刘埙曾因上书乞求斩除似道一事盛赞方回“是一磊落士也”[25]，洪焱祖《方总管传》更是详细记载了方回勇敢直言弹劾贾似道之事，可见方回应在同时代文人群体中声誉较好。针对同一件事，周密与其他人的记载出入较大，而从周氏之言不难发现，其所书之事仅仅为了突出方回见风使舵的狡诈小人形象，周密如此描写则未免有失偏颇。他将小说家言的戏说穿插其间，并用艺术化手法突出了方回脸谱化的形象，也自然造成该文的写作比较夸大其词，客观性不足。

当然，周密的书写并非空穴来风，方回本人应有些小毛病，只是周密在书写时做了艺术夸张，如好色。方回好友仇远曾有一题五言诗《怀方严州·八十一年亡》，其中有“佳儿方戒道，小妾漫专房”一句[26]。诗歌不是纯纪实的艺术体裁，但也能从侧面说明方回在男女关系方面并非特别检点。当然，这也是宋代市民文化高度繁荣背景下士人才子的通病。所以周密可能只是为了追求文学艺术效果，对方回之事作添油加醋的小说化处理，加工了事件情节，因而导致记载多与事实出入较大。

四、周方二人交恶缘由：矛盾众多，焦点难寻

根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对周密的考证和詹杭伦《方回的唐宋律诗学》中的分析，二人曾有一段时间同在杭州。并且，当时杭州文人圈时常举办各类集会，但大量的同时代文人集会作品中竟难以找到二人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次雅集。二人晚年同在杭州生活，同在一城十余年的文化名士竟无丝毫来往，说明二人可能确有矛盾。汪舜民曾提出二人有隙，在其书方回的传记后说，“按周公瑾《癸辛杂识》有传，极诋方回制行之鄙。回失臣节，讥之宜矣，其他才美不可掩也，或有私愤，故极诋之尔”[27]，都穆亦有此意。

至于二人的矛盾根源，詹杭伦在文中提及四点，分别是周密不满于方回仕元、周反对理学而方回以承接理学自恃、二人文学路径有别、周密乃贾似道门人欲替贾伸冤，并提出党派纷争是周密诬陷方回的重要原因[28]。后王书才又补充了几点新看法，即二人学术派别差异及冲突、两人历史人物评价立场有别和方回降元的贰臣行径[29]。两位学者的考证都有各自的依据，但有些点仍可深入探讨，并且有新角度也可以作为二人矛盾根源来思考。

周密从遗民立场攻击方回确不该被忽视，也符合情理。詹先生却认为，周密既然与仕元的赵孟頫、陈允平等人有交游，自然也不会因此与方回有隙。换言之，周密可以理解仕元的友人，却不一定能接受举郡降元者方回。他可能不会对仕元之人心生怨言，但根深蒂固的忠孝节义观念会令他厌恶一个降臣。并且周密归结宋亡根源也有一点是理学误国，自然对理学家方回有难以言明的轻视和仇恨。况且理学思想以砥砺士人忠君爱国为绳墨，那么自恃为理学者的方回临阵卖国亦加深周密对其言行不一的鄙薄。学术道路有别不至于引起两人矛盾，毕竟学术争鸣与文人相轻自古有之，周氏也不至为此写下千字之文诋毁方回。党派因素值得一提，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周密即是贾似道门人，但可从周密记述中了解到周密与贾似道关系稍近，其曾目睹贾氏园林，那么周、贾关系成了探究周、方二人矛盾焦点的核心。“余友莫梅士孝廉谓，周密所著《癸辛杂识》《齐东野语》，多诬蔑正人之辞，其人疑非端人。余笑曰：此渠家学也。……密为似道客。”[30]虽然陆心源在《书〈癸辛杂识〉后》举周密与祖上排除异己之事，认为周密是心胸狭隘之人，但仅从周密的笔记记载及家门往事就对其人品及党派妄加猜测，较为牵强。赵翼认为：“周密于贾似道曾否造膝，虽不可考，然《癸辛杂识》内凡及似道者，无不寓迥护之意。……是其立论多为似道讼冤，想平日亦尝受似道之盼睐故耳。”[31]但赵翼所处的时代较南宋已远，其言论终属推论，不能因周密书中既揭露贾氏恶行又记述了贾氏曾有的功绩，因此认为周密为贾氏党人。

另外，周密一直沉沦下僚，在义乌令上遇宋亡，而方回于景定年间科举及第后担任的官职要高于周密。在元政权建立初期，方回仕途也较为平顺；但周密以遗民之姿混迹江湖，后期贫苦只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甚至以鉴赏为业。袁桷记述说周密“晚岁以鉴赏游诸公，微失雅道”[32]，表明周密晚年有失文人之尊，可能有污蔑之行。对比二人在两个朝代的不同境遇可以推想，周密对方回心怀嫉妒。

由于现存材料不足，无法推断出二人是否有很深的芥蒂，也无法推论出二人的矛盾根源，因此只能作出以上猜测，这是针对二人的关系问题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能够料想出的结果。若两人确实交恶，从现存材料分析，周密更可能因方回以理学家且大宋官员的身份降元，因而对其贰臣的所作所为深有不满，在书中对方回大加鞭挞。

五、结语

周密记方回事有较多纰误，可能是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首先，周密本书较多的条目都在反思灭国根源，因而站在时代反思与批判立场上，对方回这个降元仕元的理学之徒予以攻击。其次，周密本文若真源于与方回有冲突的“老吏”，材料的客观性就已大打折扣了。再次，周密以笔记为载体，用小说笔法刻意对事件进行夸张描写，也可视为该文本多误的原因之一。最后，从已有材料分析出二人似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