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章价值与民众关系

陈万博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近些年来，国内开始出现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研究，且范围与深度在不断地扩大与增加。2017年召开了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第33届年会，2018年召开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第四届研讨会。除此之外，还散见一些关于此方面的著作与文章。其研究范围集中在文章学概念的定义[1]、追溯文章的起源和古代文章的专门文体理论研究等方面。对于文章的写作主体与文章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少有论述，诸如文章发展的高峰期与低谷期主要写作群体分别是什么，文章写作主体对于文章发展有何影响，文章发展与写作主体之间有何关系等。将写作主体与文章发展关系理顺，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章史的发展历程。总体来看，这个研究领域目前正处在起步阶段，仍有很多内容需要研究、深化和完善[2]。明确中国文章发展各阶段的写作主体身份，探讨平民对于中国文章发展的意义、原因和两者关系等问题，将有助文章学研究的发展。

一、中国各时期文章写作主要群体

程福宁先生作为中国文章史划分的创始人之一，他以某一段时期文章的主要功用作为依据，将中国文章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分别是文书期、子史期、骈文期、古文期、制义期和报章期[3]。每个时期的文章各具特点，其主要写作群体可大致划分为两部分——贵族群体与非贵族群体。

（一）贵族群体为写作主体时期

文章写作的主要群体集中在上层贵族的时期分别是：文书期、骈文期和制义期。这三个时期的文章写作群体主要是官僚、王公贵族、门阀士族、官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内容空泛，与社会生活距离较远。文章内容多以记言记事、抒发情感、追求审美、进行社会应酬等为主，缺乏对于社会问题的真实思考，同时也少有饱含学术思想文章问世。

文书期——西周至春秋，文书是本时期的文章主要形态。此时文章体制初步确立，文章主要用于记言记事，作者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命意者、记录者与传述者。本时期文章的特点为文者和命意者相分离。虽然文章的作者多元化，但是命意者通常是君主或者王公大臣，被称为“史”的记录和传述人员同样是朝中官吏。这些官吏负责记录言行、起草文书，充当君主的智囊团、顾问，为帝王出谋划策。因此，当时的文章写作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官吏作为秘书来记录君主大臣的活动。这时文章所写内容都是关于社会管理、治国利民和阶级统治方面的，离不开辅佐君王、国之战争与祭祀等重大事件，体现的都是君主大臣的意志。

骈文期——东汉至盛唐，此时文章的主要形态是骈体文。在这一时期单篇文章数量增加，文章组织方法走向成熟，文章的审美性达到高峰，进入了美文化的自觉阶段。这时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文章主要写作群体集中在门阀士族之中。随着儒家礼制思想的渗透，官僚政治发展，官场中庆贺、诚谢之辞占据主流，社会上出现大量碑文、墓志，阿谀奉承之语广为流传。又由于三国时期曹魏的九品中正选举制度，使得门阀士族地位提高，中国的士族地主实力加强。这一阶层的文人重视文采、沉迷享乐、远离百姓且集中围绕在王公贵族身边。他们所写的文章多是用来消遣，展现文人才华，重声律、讲对偶、喜欢用典，虽然文章审美性提高，但缺少社会真情实感，都是些空洞的无病呻吟。

制义期——元至清，制义与其他文章形态是本时期的主要文章形态。此时文章呈现八股化，古文意义发生了改变，不同的文派在应用—审美这一方面，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社会功用，文章的形式也有所创新。本时期的文章作者多是知识分子，但是这时期的知识分子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地位逐渐官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场中，受到明清时期的政治影响，逐步走向官僚化，或已经半官僚化。他们在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完善科举制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出身贫苦，一心只想着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为被限制在考试圈中，他们的性格变得温顺，只安心研究八股文，行走在狭窄的生活道路中。虽然八股文有利于文章写作格式的完善，但是只适用于举业，内容空洞，知识分子一生都沉浸在八股文的研究中，对于社会实践和政治根本不关心，少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出现。

（二）非贵族群体为写作主体时期

文章写作的主要群体集中在非上层贵族，即作者是下层民众或者接近民众的知识分子与小地主。集中的文章时期是：子史期、古文期与报章期。这三个时期正是文章发展的高峰期，文章内容充实真切，思想性强，突出了文章的社会实用性，贴近百姓生活，言之有物，内容有益于天下，可读性强。

子史期——战国至西汉，诸子与史传文为本时期的文章主要形态。此时的文章写作集中在士阶层，是最低级的官僚，是平民知识分子，接近普通百姓。他们当中有的出身贵族，但是社会地位下降，有的本身就是出身平民。从生活状况来看，家境并不富裕，生活贫苦。他们远离王公贵族，对于朝中之事了解相对有限。他们接触的更多的是社会底层的人与事，因此，他们的文章内容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达到了中国文章思想的顶峰。同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出身平民，但是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学文与专长，对于社会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而且也怀有广大的志向，力图兴邦强国。

古文期——中唐至南宋，古文与其他形态为此时的文章主要形态。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中小地主与下层的平民，随着唐朝的繁荣，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形成了一股可以与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对抗的力量。他们以文化对抗为开端，利用文章表达对上层贵族垄断地位的不满，对官僚主义影响下文章腐朽、空洞、浮夸现象的批评。他们推崇儒家思想，重道德、讲伦理、谈修养，在文章的写作思想、内容、语体上进行改革，摆脱骈文时期盲目地追求审美、内容空洞的文章写作风气。

报章期——19世纪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文章的内容更为充实，体裁与文字手段向报章化发展，更加重视文章的实用功能。此时文章写作的主要群体呈现出非文士化特点，进行文章写作的是社会的各个等级、各个阶层的人，不再出现文章创作局限在某一等级人群中的现象。主要的写作群体不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关注生活的社会学家。他们既有较强的文学素养，同时也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其文章内容不再空洞，真正地从社会生活中取材，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文章实用功能提高。

二、非贵族写作群体对文章发展的影响

（一）文章功能全面发展

在主要写作群体是非贵族的时期，文章在学术、审美与应用这三种功能上得到均衡而全面的发展，没有出现片面侧重于一种功能的现象，并且对于前一时期的不足进行了改正。

首先，在子史期，由于文章的社会流通性加强，文章不再局限于记录王公大臣的重要活动，开始逐步形成了三大文体功能群落，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学术文中出现了《考工记》这一类的科技说明文，《论语》《墨子》《韩非子》[4]等具有极高思想价值。站在百姓的角度来治理国家，提出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应用文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书信，比如《左传》所记录的《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子产与赵宣子书》等，主要用于列国之间的交涉。在战国时期，《战国策》中记载了许多书信的内容，如《乐毅报燕王书》《苏代遗燕昭王书》等等，这些书信与《左传》中所记录的书信内容有明显的不同，写作内容加入了个人情感，更为接近后世的私人书信。本时期的应用文突破了单纯的记录模式，出现了诏、策、檄、疏等种类，具有一定的指挥性、报请性、知照性。对于审美文，以《楚辞》为最早，《韩非子》中的《和氏》也具有极强的文艺性。西汉时期的赋是当时审美文的代表，这时期的审美因素多样，修辞手段丰富，多用寓言，注重抒情。

其次，古文期的文章已经成熟，逐步走出骈文期过度偏重审美的文章畸形发展阶段[5]。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单篇形式的学术文，如韩愈《净臣论》、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刘禹锡《天伦之》与苏轼《留侯论》等。当时文章作者都发表了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公务文、碑志文、举业文、书信文、杂记文、赠序文构成了这一期的应用文。具有代表性的有韩愈《论佛骨表》、李商隐《上河东公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苏轼《吕惠卿责受节度副使》等。应用文更多地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出现大量碑文。本时期的审美文章重视内容抒情而不注重声律辞藻，在碑志、赠言、杂记等应用文中也出现大量的审美因素。文体更加解放，写作主体有写作的冲动，主动进行文章创作。

最后，报章期以报纸和杂志为载体面向社会进行宣传。在学术文方面，本时期的文章重点围绕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有关社会问题的单篇文章大量增加，如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陶行知《小孩子能做小先生吗》、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等。在应用文方面以办事为宗旨，提倡无审美，主题由繁到简，在形式上淡化了封建的等级制度，重新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如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这一时期的审美文集中在散文方面，提倡内容美。如孙犁《采蒲台的苇》与鲁迅《雪》，散文与散文诗的发展，对于当时白话文的审美文是一种丰富。

在文章写作主体集中在贵族的时期，文章注重单一的功能发展。但是，当文章主要写作群体是非贵族的时期，文章功能又回归到全面发展的轨道上，不再刻意地强调记录国之大事、辞藻华丽、功名举业等。在子史期、古文期与报章期，文章的三大功能皆均衡发展，每一种类都有优秀作品出现。

（二）文章思想内容丰富，感情真切

子史期的文章发展经历了记录文、辑录文、命意文与篇式书体这四个阶段。本时期的记录文从《论语》开始，截止于《孟子》，从上一个时期对官方言行的记录发展到对于私人讲学的记录。《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而《孟子》也对于言行有一定的记载，但是，更多的是对孟子辩论的记录[6]。以《墨子》为代表的辑录文是对于记录文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注意文章中心的集中、接近文章命意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心，讲述涉及哲学、逻辑学、军事学、工程学、力学、几何学、光学等，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与思想意义。这一时期的《战国策》《左传》，开始从历史的被动记录到主动取材，增加文章的主动性[7]。在命意文阶段《庄子》大都是被某一中心思想所统率，部分还会用标题加以揭示。《荀子》的文章大部分章严谨而篇松散，文章中心单一，其中有说理文字，句式多变，内容丰富。此时的《韩非子》是汉语文章成熟的标志，篇的体制成熟，依据不同的交际需求出现了不同的体裁。篇式书体以《史记》为例，在记叙过程中多含有自己的情感，加入许多自我对于人物的认识，猜想所记载人物的内心想法。这一时期的文章进入百姓的生活，不再只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言行与国之大事，文章内容极大丰富。

进入古文期，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要求文章写作学习子史期，以散句单行为主、多收纳口语成分、减少用典、减少过分追求辞藻华丽。由于这时期的文章作者多是出身平民，都是下层官吏，对于民情、官场有相对客观的认识，同时他们怀有爱民之情，写作态度认真。因此这时的文章内容充实，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辞藻堆砌，重在提升文章的可懂性。韩愈的《平淮西碑》就是将真实材料进行改造并加工，文章写作中准求气韵，摒弃一味地讲求辞采与用典的写作风格。此时文章虽然也有用于应酬、内容空泛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文章取材来自百姓生活，思想内容重视民间疾苦，文章不再是用来进行文字游戏的一种贵族娱乐活动。在这种文章创作的建议之下，文章走入了自觉的阶段，成为了社会实用工具，重视组织规范、语言大众化、内容更具有实用性[8]。

报章期主要以报章文为其组成部分，同时兼有评论文、新闻评述、杂文、报告文学等文章形式。此时的文章功能重在向应用文转变，以办事为宗旨，通过文章进行感化民众，因此文章内容一改制义期的专注举业、内容空泛、格式僵化的弊病。虽然还有变相的举业文存在，但是已经不再是文章的主流了。此时正处在中国的动荡年代，文章集中在讨论中国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上，中国文章走向了思想的第二个高峰，内容不再只是空谈时政，专注圣贤经典了，已经真正地从国情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文章写作。此时文章情感重在救国救民，饱含爱国情怀，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体味到民间疾苦，深感国之危机，文章的实用性提升。

（三）文章语言平易晓畅

在文书期，文章中口头语与书面语并存[9]，内容所针对的读者是官府大臣等上层贵族。因此，当时百姓不易理解文章书写内容。进入子史期，文章语言审美因素多样发展，书面语数量减少，文章写作的修辞手段更加丰富，出现了对偶、排比，虚词增加，使得文章更为流畅。与此同时，寓言使用数量增加，多为神话或者民间故事改编，取材来自生活，写作主体多是出身贫民的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也是百姓相对能理解的语言。进行文章创作的都是有识之士，他们有志于天下人，因为文章只有让大部分人都读得懂，才便于自己的思想能够广为流传。

骈文期是文章自觉美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有很多文章世家，代代能为文，辈辈可写作，但流传于后世的文章却很少。当时文章写作过分地追求对偶、声律、用典，内容空洞，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功用与思想内涵，多用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典故与词语，这给人们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而古文期的文章写作主体追求文从字顺，内容易读易懂，因此文章内容明白晓畅，易于理解。此时的文章写作主体是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感受到百姓的生活，将文章写作形式进行活泼多样的变化，打破了文章写作方式，创作了很多不拘一格的文章。

报章期所针对的阅读群体就是普通百姓，不再像制义期主要用于举业辅助、社会应酬。本时期文章语言逐步语体化，本时期的文章从梁启超开创新文体开始到“五四”运动之前出现了以浅近文言为主、古奥文和白话文并存的现象，这时文章语言开始逐步向白话文过渡[10]。从“五四”运动到30年代“大众语”讨论前后。现代白话文的实力不断加强，文言化白话、欧化白话等新语体出现。30年代后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现代规范白话占据了统治地位。此时的文章能为大部分老百姓读懂，文章用平白的语言来讲述道理、阐明思想。

由此可见，当文章写作主体是贵族时，中国文章皆走向了发展的低谷，文章总是过于重视某一功能的发展，或是内容空洞，没有真情实感。当文章写作主体为非贵族群体时，中国文章则走向了高峰，文章的功能、情感、语言表达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因此，非贵族群体是促进文章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三、非贵族写作群体促进文章发展的原因

（一）群众范围广

古代的社会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形状，上层贵族人数少，下层百姓人数多。当文章写作主体是贵族群体时，文章传播范围狭小，仅局限在部分贵族之间的交流娱乐或记载国家大事之中，很少会渗透到下层百姓中间，导致文章的僵化。当非贵族群体作为文章的写作主体时，其人数所占社会的比例远远高于贵族阶层，因此文章传播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贵族群体中。有些民间流传的文章也可以被上层所认知，这样文章就可以由下至上进行传播。这种传播范围的扩大掀起了文章阅读与写作的高潮，文章的作者群体不断地丰富和扩大，就会出现不同类别的文章，促进文章多样化发展。

文章写作群体范围的扩大使更多人参与到文章创作当中。非贵族的作者出身相对低下，受的教育有限，典故与辞藻的使用有些欠缺，在写作方面不强调形式，文章内容集中在实用与抒发情感，这样就弱化了只记录贵族言行与讲求言辞华丽的文章写作目的。写作主体的人数增加，且集中在社会的中下层，对于经济、文化、科技等实用方面更为重视。写作人数的提升对于文章写作的格式、功能、语体都会有更深的思考。

（二）接触实际生活

正如毛泽东曾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11]非贵族的写作群体，主要由下层民众或者接近民众的知识分子与小地主构成，他们基本都处在社会的中下层。这些人在进行文章写作时，无法接触到上层贵族的生活，因此取材内容多为日常生活，描写的都是下层百姓的经历。从学术文创作来看，下层知识分子多是从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出发，以此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为君王提供利国利民的合理建议。在科技创作当中，从事手工业与农业的人员，在日常的耕作中会迸发智慧，发明利于耕种、便于制作的工具，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这类文章的创作有很强的实用性，能够真正提升百姓的工作效率。而上层贵族的写作群体，生活优越，其更多的时间在消遣娱乐、关心如何巩固自己争政权。在文章的创作方面，多为下层灌输自己的统治思想，强化政权，很少从现实的底层生活出发。

集中在中下层的作者，文章写作多为现实应用服务，书信、奏章、碑文、报章等文章形式快速发展。在百姓的生活中，文章写作不再偏重于文字游戏、纯粹审美，更多的是集中在文章的使用方面而非欣赏。在文章发展的低谷期，内容总偏于一种功能，畸形发展。只重视声律对偶，举业功名这类缺乏可读性的文章，在百姓视野下会被逐渐淘汰，只有贴近生活才会有真情实感，经历丰富才有内容可言，才能迎来文章发展的高峰。

（三）书面语大众化

当文章作者不是贵族阶层时，他们对于语言的要求便不会那么文雅，书面语更加接近百姓的日常用语。如此一来，文章创作的门槛降低，不再受语言文字的束缚，用日常用语就可以进行文章创作。如此写作的文章贴近生活，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无疑增添了文章的阅读性，拓宽了文章的传播范围，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文章创作中。随着书面语的大众化，中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发言机会，能够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以真实的生活经历来创作文章。

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便是报章期。这时的文章语言逐步语体化，现代规范白话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坚守文言文阵地的顽固知识分子，最终没能抵挡住社会的潮流，文章语体化进程取得了胜利。全社会在文章写作时都使用这种语言，不会出现上层创作文章所使用的语言与下层百姓写作的语言分层的问题。与此同时，文章体裁、文字手段的报章化，说明文章已经开始社会化。这时的文章都围绕新闻产生，或者是聚焦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事件。因此，文章语言只有用大众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进行传播，在报道社会事件的同时，社会上的每名成员也可以书写文章来传递新闻。当中下层掌握了书面语写作时，他们就具有了发言权，文章写作同时也具备了真情实感，更“接地气”。正如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样，要从生活、从实践出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只有将文章的写作权力交给下层百姓时，才能真正地听到百姓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