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

田蓉辉

一、“红色经典”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红色经典”指20世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批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在主题思想上与主流意识十分契合的一批革命历史小说，如《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中存在大量的封面与插图图像资料，它们以图文共生的艺术魅力为小说增色不少，与文字文本一起构成整个“红色经典”文学，因此，对其展开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国文论家热奈特将封面画、插图等归属于“副文本”，认为其与正文本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已经连为整体，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也具有史料学价值。一直以来，学界对“红色经典”的研究都局限于小说正文本内容，忽略了封面与插图等副文本因素，以至于“红色经典”图像文献整理不够完整，还需要做大量的图像史料梳理和版本校勘研究。而这些图像资料对探究“红色经典”作品版本源流与补充文学史、美术史、设计史、出版史中的视觉史料有重要意义。

第二，目前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文字文本，鲜有人从图像的视角探寻“红色经典”的价值与意义。“红色经典”作品封面与插图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以图像媒介的形式承载着特定的文学内容。从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着眼，可以突破过去以文字为核心的“红色经典”研究的单一路线，拓宽人们认识文本内容的视域，强化文学研究的文化语境，带来“红色经典”文学阐释意义的更新，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更加紧密。对于文学自身来说，图像文化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人们可以利用图像文化更好地促进文学的发展。传统文学如何突破语言单一性的障碍、文学作品如何实现文学与图像的密切结合，“红色经典”是成功的典范。因此，在“读图时代”研究“红色经典”插图与文本的关系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的“生产”属于在上级领导高度重视下分工明确、组织得当的体制化创作，作家、编辑、画家的联动、画家对作品的深入了解、出版社的深度参与是创作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一“生产”过程对今天的图书装帧设计有一定现实启示意义。

二、“红色经典”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现状

对“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报纸与期刊呼吁文学作品重视插图，并对插图做过一些浅显的讨论，如1953年《人民日报》上《关于改进文学书籍插图和封面设计工作的座谈会记录》等。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书籍再度呼吁插图回归，如1998年《光明日报》的《文学书籍呼唤插图》、张守义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插图卷》等。第三阶段出现在最近十年，语图关系成为热点话题，“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图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美术学、设计学等领域。

一是文学角度的研究文献。有学者从文学作品版本流变角度考证“红色经典”插图，如罗先海与金宏宇[1]对封面画、插图等副文本的生成和变迁进行了考察。龚奎林[2]、刘晓鑫、赵忠诚等分析了小说文本与插图相互依存的关系和插图的版本变化。龙其林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图文关系和类型。夏惠慧[3]、刘巍[4]、陈林探讨了封面、插图与文本主旨的关系，认为“红色经典”封面、插图严丝合缝地贴近小说文本。

二是美术学、设计学角度的研究文献。王冬炎[5]、方方[6]对1949后的插图特色做过分析。李苏丹与龚小凡[7]、徐静琪[8]、师静[9]从书籍装帧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插图、字体进行分析，并讨论了书籍视觉图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祝重寿的《中国插图艺术史话》、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合作的《红岩版画——〈红岩〉原著版画插图五十年》对各个时期的插图情况进行了梳理。於贤德、刘婷分别以《红岩》和《林海雪原》封面图像为个案，力图从封面、插图的变迁再现“红色经典”的发展史。

三是图像学理论相关的研究文献。金惠敏、李烨鑫、邹广胜、高建平、龙迪勇、肖伟胜等一批学者较早关注视觉文化和图像研究，赵宪章[10]在《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探讨了新时期背景下文学与图像的关系。

三、“红色经典”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评析

从以上分析来看，“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已经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但研究成果还不够多，研究也不够深入。从文学视角对“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视角比较单一，更多关注插图的版本变化。插图与封面在艺术形象塑造、版式设计、色彩选用等方面是如何同小说文本一起营造革命宏大叙事氛围？如何在创作手法、空间场景的选择、人物主副模式的安排上考虑工农兵读者的欣赏趣味，并与之高度契合？目前对这类重要问题的探讨都不够深入。

从美术学、设计学视角进行探究的成果还停留在对图像的收集与整理阶段，得出的结论只是就插图本身进行讨论；有些插图的版本考证尚不清晰；龚小凡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红色书籍图像放在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大背景下来观察，是目前做得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之一。但此类研究没有将插图视为“红色经典”文本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探讨，忽略了“红色经典”文本与插图是一个互文共义的整体，没有将文学视角与美术学视角综合起来进行观察，解读深度不够。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应该总结“红色经典”图像怎样突破语言和文字限制的经验，为文学创作以及图书装帧提供更多参考，并满足了读图时代社会受众的审美需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从跨学科视角结合文学、美术学、设计学等视野，采用图文互文的方法，分析“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平面图像，阐释“红色经典”作品的图文关系，并深度诠释该时期平面图像设计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新的文学秩序的确立以及经典形象塑造等问题。

(一)“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图文互文关系研究

“红色经典”文本与插图是一个互文共义的整体，它们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形成图文互生的艺术效果。插图将文学形象视觉化，并延伸主题、深化内容、拓展文本的表意空间，帮助读者领略“文字之所不及”。“红色经典”艺术家给小说做封面和插图的前提是对作品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对小说背景的充分认识、对小说情节的准确把握、对人物性格的充分理解。有些长篇小说插图就像一本连续性的连环画，紧扣小说情节，一气呵成。比如侯一民版《青春之歌》插图大部分和林道静有关：无助坐在海边想要轻生的林道静——怯生生地注视着革命人群的林道静——如饥似渴阅读革命书籍的林道静——在监狱中接受革命引导的林道静——走在革命队伍前列、成为成熟领导者的林道静。插画家以线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小说中的重要情节，再现了林道静的成长史，成功吻合了小说的主题。

图像对小说情节瞬间如何“定格”？作为空间艺术，插图有其天然软肋，即它不能自如地表现小说的连续性故事，只能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表现文本内容，“那一顷刻”是“定格特写”，选择的好坏影响小说文本的思想阐释。“红色经典”插图表现的多是最富有意义的瞬间，让读者能很快了解故事的情节、事件、人物等。场景和背景设计在“红色经典”图像中也不是随意而为的，刑场、监狱这些场景会反复出现，看似偶然，实则体现了插画家在场景刻画上的良苦用心。刑场、监狱是最能够考验革命意志的地点，也是最能够突出革命主题的选择。

(二)“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的风格研究

“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形成了与工农兵读者欣赏趣味高度契合的风格。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直白的内容，脸谱化、程式化的人物塑造，极高的人物辨识度，迎合工农兵大众简单的、类型化审美习惯与欣赏习惯。在过去，“红色经典”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是受到指责的，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红色经典”平面图像在风格上与工农兵读者欣赏趣味高度契合，他们最能接受的正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第二，乡村中国的空间场景描绘、左右图文结合的阅读模式、木板插图为主的宣传形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氛围和泥土气息。第三，人物“多寡”偏倚的主副模式、扣人心弦的情节刻画符合中国大众喜欢故事性强、情节引人入胜的欣赏习惯。

四、结语

对“红色经典”图像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顺应了读图时代学术研究新趋势。从文学、美术学、设计学等跨学科视角厘清“红色经典”书籍封面与插图全貌，把握其图文关系，梳理其革命叙事内容以及工农兵大众的审美风格，能全面了解“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问题，对“红色经典”封面与插图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还原其历史创作现场，并对今天书籍插图创作带来启示，最终拓展“红色经典”作品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的新领域，探寻“红色经典”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