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古似胜创新”：晋祠第一次博物馆化尝试(1920—1922)

董健楠 侯垿楠

1912年以后，作为一处珍贵的文物古迹，晋祠面临着从传统祭祀祠庙向现代文博机构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晋祠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博物馆化的尝试(1)晋祠是祭祀晋国第一任诸侯唐叔虞及其母邑姜的祠宇。范围上，除祠庙本体外，一般还包括附近的晋溪书院、奉圣寺、万佛塔等古迹，大致相当于今天晋祠博物馆的区域。晋祠地区即晋祠所在的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是在宋代由商民聚集晋祠周围而兴起的乡镇。。负责此次工作的人员宣称，整个建设的精神在于“述古似胜创新”[1]，妥善保护与利用晋祠古迹，实则重在古为今用，启迪民智。

一、建设的缘起

晋祠的博物馆化建设源于欧阳英创建古唐自治模范村。欧阳英，字庸民，福建闽侯人，一生致力地方建设活动。1920-1922年出任太原县知事，着手在当地建立模范村，以实践其理想。

这种通过开展地方“模范”化建设以期推动现代化的活动，在近现代史上有着深厚的根源。从国际来说，当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已转向注重地方建设来促进整个国家良性发展，像“德意志有村落小城市之经营，日本有自治模范村之制，皆深中政治经济之制”[2]。从国内来说，清末民初兴起了地方自治运动，要求在地方建立自治组织，推动本地发展；加之“五四”以来日本的新村主义思想在国内也风行一时，该思想主张创建新型地方组织作为社会改造的单位，进而达到理想化的社会。多种因素共同催生出地方“模范”化建设的兴起。其实早在1903年，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已在家乡南通进行类似试点建设，并促使其在民国初年成为全国的“模范县”，这些建设中就包括创建了我国第一座独立创办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各地的“模范”化建设已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是，“模范省有山西，模范县有南通，全国独无模范村”，省、县级的“模范”化建设都已有推行，唯独乡村基层一级还很欠缺，于是人们希望“择其风俗较美之村，以促进其自治，则县治与省治，亦可立完固不拔之地矣”[3]。那时，广州、上海、杭州、绍兴等地都已经着手兴建模范村，古唐自治模范村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欧阳英将模范村选定在晋祠地区试点有多方面考量。从历史角度来说，“太原为唐尧旧封，晋祠为叔虞明祀，李唐起义于此誓师，诚为我国最古之都，而政治策源之始”[4]，晋祠历史悠久，是太原的文化标志，在此建设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从现实角度而言，晋祠地区“位处原邑中心，为太谷、榆次各县交通之枢纽；商务殷盛，地方富裕为全邑之冠而风景佳胜，中外游人弗绝”[5]，优厚的交通、经济等区域优势适合作为展示现代化建设的平台。在当时，已有部分人士认识到此点，并提出了以晋祠为中心的太原现代化方案。例如：现代军事家徐永昌就曾向山西督军阎锡山建议，将晋祠地区改造为教育区，并“与太原市连起来，修一条烧煤电车道，渐渐将此一线变成风景区”[6]。综合考量，该地是推行“模范”化建设的不二之选。

这个想法得到多方赞许，更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首肯。政府表示对建设“有厚望焉”，并敦促“仰切实兴办，以观厥成开自治之宏规，敦文明之美俗”[7]；地方士绅也给予充分支持，将修缮奉圣寺的募捐款“拨洋百数十元补助之”[8]。

模范村在1920年3月于晋祠镇正式创建，为体现太原深厚的历史底蕴，因其曾作为古唐国之都，故定名为古唐自治模范村。模范村的章程制定与具体建设特邀出身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育家林素园等人筹划指导。

在所有规划中，工作人员最为注意的是晋祠的核心地位。于太原而言，“太原古迹名胜，晋祠最著”；于模范村而言，“古唐模范村因晋祠之胜而成”，如此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使工作人员注意到，建设必须以妥善保护与利用这里的文物古迹为前提。他们强调“晋祠古迹，昭炳人间。本村岂数典忘祖”，人们应努力让此古物重唤生机[9]。就这样，晋祠开始了博物馆化的转型历程，这座古老祠庙里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宣教机构。

二、博物馆化的建设

保护和利用晋祠古迹的领导机构为模范村事务所，在晋祠内待凤轩办公。事务所设监督董事一人及董事若干人，又设基金监、事务员，负责经费与具体事务。事务所采用合议制度，事无巨细，必出于公开讨论[10]。同时规定晋祠所有“祠庙产业均归并于事务所”，“旧有庙祝担任仆役之职务”[11]。

之后，事务所对晋祠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具体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工作涉及范围很广，涵盖文物的收藏保管、陈列参观等各环节，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博物馆的工作体系。

从文物的收藏保管来说，事务所对晋祠文物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公开的甄别整理工作，并加以保护。根据文物古迹的价值，工作人员分门别类地整理登记，以便公众参观。甄别主要依据是文物的历史价值与观赏价值，要求“择其有历史之关系及足以动人爱慕流连者”[12]。经过整理，分为祠宇、金石、草木三大类。祠宇类主要登记晋祠的古建筑。晋祠拥有历代古建百余座，“惟古名胜之区，片瓦断砖，得者以为宝”，古建筑可以说是这里最大的宝藏[13]。金石类主要登记晋祠所藏可移动文物。熟悉考据学的工作人员很自然地注意到这些文物的重要价值，认为“金石纪勒大足为考古之助”。而“晋祠历代久远，其金石良多可贵，钟磬如林，短碣盈壁，半皆有明以前之物”，具有极高考古学与文献学价值[14]。草木类主要登记晋祠古树名木。晋祠拥有太原最大的古树名木群落，最古老的周柏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祠内“古木交荫，不乏数千百年之物，是不可不有以保存”[15]，意义与价值非凡。

在此基础上，事务所配备了安保人员加以保护。安保人员学习当时庐山、泰山等名胜的保护经验，在晋祠内白鹤亭设立公安派出所，由县、区公安部门派驻警察，日常巡检，专职负责平日的文物保护。

从文物陈列参观来说，事务所努力为公众创造可供参观学习的环境。

一方面，工作人员在晋祠内设置了陈列文物与社会教育的场所。现代博物馆的核心职能是教育职能，通过对文物的阐释来实现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在整个工作中非常注重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们之智识道德，基诸于教育”，“故求进化之速，必自教育始”。同时，他们希望充分利用晋祠文物资源开展社会教育，以弥补学校教育使“一般人民又无从受熏陶之泽”的局限[16]。

工作人员在晋祠内分别设置了胜瀛楼、奉圣寺设立文物图书馆，收集、陈展文物与图书等各种资源。在胜瀛楼收藏的项目中，有“晋祠碑碣摹拓保存部”“晋祠古迹影片陈列部”，向公众介绍晋祠的历史文化。奉圣寺图书馆则专门收藏佛教文物、图书，向人们介绍佛教文化。为此，工作人员“旁搜图书像刻，修整、陈列供人参观”。值得一提的是，距天龙山圣寿寺藏有众多古代佛经珍本，但因位置山中，交通不便、保存不易，于是林素园等人特专门将其迁置于此保存[17]。

工作人员还注意到，在社会教育中应发挥寓教于乐的精神。他们在胜瀛楼设立了同乐会，表演国技、新剧、雅术等项目，传播传统文化，“以怡畅性情，活泼戏曲，使村人知旧有之国粹，作高尚之娱乐”[18]。

另一方面，工作人员添设设施，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参观服务。工作人员认为，仅有对文物的整理与陈展远远不够，“然无指导维持之术，及小憩寄宿之所，本村之秩序既恐有违远方游观，终嫌不便，于是附设之事业不得不求完备”[19]。

晋祠在古代的主要职能是祭祀，缺乏面向公众的参观设施，因此工作人员努力改变这一点。鉴于以往公众“游览时间涉于延长，难免烦渴之虑”，特在真趣亭、松水亭及圣母庙前廊等处设置品茗轩，放置简易清洁的茶具，为公众提供茶水服务[20]。又在伴桐亭、三台阁等处设置游览人招待所，内部安设禅床，供应笔墨、食品、饮料等，提供休息、饮食、娱乐等多种服务，可以算是现代游客服务中心的雏形。

为规范参观秩序、减少对文物古迹的损坏，工作人员又设置了参观警示牌。例如：在晋祠中轴线入口处的金人台建立公告亭，亭内张贴禁令，“使本村人们及游历之举目瞭然，勿越范围以外”，以使文明参观之约“人人共守，期无抵触之虞”[21]。

三、建设之后的反思

通过一系列的建设，晋祠第一次拥有了一批现代化的文物保护与社会教育的组织，这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媒体争相报道。《京报》在1920年连续9期对这里的建设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中外人士率往参观”，纷纷来参观学习[22]。1922年正月，来自北京的宛平自治参观团到晋祠学习地方自治建设成果，赞不绝口，久乃告去[23]。同年夏天，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也来晋祠参观考察，并在祠内召集全县村长开同乐大会学习模范，活动进行了一个星期才结束[24]。同年十月，古唐自治模范村更迎来了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颜惠庆为代表的中央级别人员考察。中华民国司法总长张耀曾称赞晋祠建设，勉励道：“各界人员皆精神焕发，有自信之气象，尚望从以后随时势改进，勿畏难而思返，勿因阻而灰心，须知天下事不进则退”[25]。

建设的成功确实获得了社会上的赞誉。人们肯定其在文物保护上的成果。宛平自治参观团长李雅轩指出，文物保护到位是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名胜地方，中国很多，然而能保存名胜的地方，实属寥寥若星。今见贵村种种的名胜，不但是能保存之，而且尚能光大之，轮焉奂焉粲然一新”[26]。建设的管理模式也得到人们的称赞。著名社会运动家江亢虎对此有过高度评价。他认为在晋祠的一系列建设工作，所体现核心精神并非是去凭空创造什么新物，而是在于继承与利用好传统遗产，“即因也，而非创也”。同时，这种建设最终所呈现的成果并非封闭自守的，而是面向社会的，“其进化也，贤有司与民同乐，而非隐君子之遗世独往也”[27]。

晋祠首次博物馆化的探索历程所取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受到人们诟病，值得反思。第一，其未能整合各项建设，建立统一的实体。可以看出，在事务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晋祠已建立起一系列现代化的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具备了向文博机构转型的客观事实。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在此之上适时地提出建立博物馆的明确概念。文物图书馆、文保派出所、游览人招待所等各组织基本各自为政，联系不多，使整个建设始终停留在一种分散化层面，最终亦未能建成真正的博物馆实体。第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良莠不齐、止于表面的现象。欧阳英的整个计划雄心勃勃，规模宏大，要分为二期才能最终完成。前期建设太过铺张，后期难以为继，许多配套设施无法及时跟进，有的只能流于形式。例如，胜瀛楼图书馆、同乐会在当时已出现设施低劣的现象，而欧阳英本人的急功近利也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太原士绅崔若峥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他)虽未忘情于公园式之古唐模范村，亦惟今日悬一匾联，明日造一报告，浮文夸张，徒供皮相者耳食者之吹嘘，为愿已足。”[28]第三，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使民众对这些建设的必要性认识模糊。时人曾讽刺道：“问那块老百姓，大半不曾懂得‘模范村’这个名词。”[29]“博物馆”一词就更不用说了。

四、结语

晋祠在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博物馆化尝试结果毁誉不一，但应当看到，其开风气之先，使这座传统祠庙在现代化转型上迈出艰难一步，在晋祠发展历史上意义深远。此后，晋祠相继设立民众教育馆、新民教育馆，1949年后设立晋祠文管所，直至演变为具有文物保存收藏、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诸多职能的晋祠博物馆。其在管理方面的很多经验也为后续机构所继承。20世纪30年代仍然沿用其开创的设置参观警示牌的做法，这一点从晋祠老照片上可得到印证。现在看来，那时人们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批评，确实不少都显苛刻一些。也许，民国时期当地学者刘大鹏的评价更为公允。他认为，尽管晋祠的这些建设确实会让人觉得“虽曰无多事实”，“虽系零星工程”，但是其令晋祠“焕然聿新”，千年古祠重发生机，“如是者三年，而古唐自治模范村遂传播于遐迩矣”[30]。

现代化与博物馆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慢慢去培养土壤，一点一滴地去进行。一百年前在晋祠进行的试验建设，今天仍值得我们去重新认知其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