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世人的家族观念

黄馨慧 范学新

《世说新语》成书于南北朝时期，据传为南朝宋刘义庆文人集团所作。撰写这部作品时，文人才子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展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人名士的言行生动地呈现家族观念，其力量之强、影响之深，已然成为魏晋南北朝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

一、家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一种观念的形成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观念的兴盛正是与那个时代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关。自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到汉文帝举贤良、行策问，察举制度逐渐成为汉代任用官员的重要手段。随着察举制度的深入施行，朝廷政治趋向混乱浑浊，举荐贤才的名额逐渐落到了权臣手中。这些官员多徇私舞弊，任人唯亲，在朝中形成了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络。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亲族子弟间彼此扶持，不断增加对权力的把控，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也由此提高。许多家族依靠升迁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跻身高门贵族之中。家族的快速发展使得族人的自信心不断膨胀，达到顶端后就出现了排他性。这种依靠家族力量、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利益为自身利益的家族观念便由此形成。

随着汉朝政权的衰落，中国进入了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战争不断、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人的性命岌岌可危，此时家族的凝聚力便凸显出来。为了躲避灾祸，各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各家族之间通过联姻等形式结成同盟，互帮互助，共同筑成一道抵御战乱的堡垒，家族凝聚力空前增强。魏文帝曹丕为了巩固政权拉拢世家大族，施行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发展到晋以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现象。此时，家族力量已经成为族中子弟进入仕途的主要政治力量，以家族利益为重的家族观念也愈加强烈。作为汉代世家豪族的延续，经过了几百年发展的士族，在《世说新语》的成书时期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家族观念也呈现出死板化、极端化的倾向。

二、家族观念的表现

在《世说新语》中，人物的所言所行经常在不经意间将当时盛行的家族观呈现在读者面前。综合书中事例，家族观念主要体现在举荐贤才、教育子弟、婚姻联合、排斥寒门和重家族利益五方面。

(一)举荐亲族之人

推举贤才之时，文人名士往往率先推举家族中有德行才干的人，以家族为单位的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明显的“亲亲”思想。如《言语》第七则中，荀爽向袁阆举荐才德之人时先及亲人，且对自己的“亲亲”思想表现得理所当然、毫不避讳，后又举祁奚、周公旦和《春秋》的例子作为佐证。这说明举贤以亲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为人所接受。又如《贤媛》第七：“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1]虽然许允推举之人德才兼备，为官称职，但相比于外乡外族，许允更愿意推举同乡亲族之人，其行为显然是受到了以家族为核心的“亲亲”思想的影响。这种任人以亲、亲族优先的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普遍的“避亲以避嫌”的思想相违背，是当时士族林立的社会大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二)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的兴盛主要依靠族人在朝廷中的政治影响力。为了维持和稳固家族的社会地位，促使家族进一步发展，世家大族特别重视对族中子弟的培养。比如《言语》四十六则：“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2]在这段描写中，谢仁祖八岁时就已经对迎来送往、人情世故之事熟练于心，其父谢豫章带着谢仁祖送客，意在培养其世家大族之礼。再如《言语》七十八则，谢安就晋武帝赏赐山涛一事考验子侄，这充分反映谢安对家族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只有后人德才兼备，依旧牢牢掌握政治力量和中央权力，这个家族才能继续发展下去。这不是谢氏一族独有的行为，而是当时众多世家大族的普遍行为。《夙慧》第一中就言陈太丘责备两个儿子没有招待好客人，但听到儿子们是因为学习而犯错，陈太丘就原谅了他们。相比守礼，陈太丘更看重孩子们的学习之心。由此可见，严格培养族中子弟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

(三)通过联姻促进各族联系

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合往往以联姻为主要途径，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固士族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中的士族之间多呈现一种互助形式。如《方正》二十五中：“于时谢尚书求其(诸葛恢)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3]这段借诸葛恢之口点明了世家大族之间联姻结成同盟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以稳固、扩大势力，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一些地位较低的家族或根基不稳的新兴家族也通过联姻攀附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以提高自己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巩固家族根基。如《贤媛》十八中李络秀坚持嫁周浚为妾，欲利用与富贵宗族的联姻，给李家带来好处。后又半强迫自己的子女与李氏家族做亲戚。为了家族利益，李络秀自请做妾，并如实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不但没有招致夫家反感，反因其为家族的付出而受到夫家的公正礼遇。可见，当时通过婚姻提升家族地位的办法较为普遍。李络秀牺牲自我的际遇也说明，当时世人以家族利益为重。

(四)对寒门庶族的排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林立的家族之中，相比世家大族来说，寒门庶族数量之多无法细数。受家族彼此联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些家族大多想攀附高门贵族以发家进入仕途，或博取名声。久而久之，真正的豪门大族开始对寒门庶族产生了一种排他性心理。加之其自身地位所带来的自信和优越感，这种心理便演化成一种对寒门庶族的鄙视、厌恶的情感。[4]如《方正》五十一中刘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5]在刘真长看来，世家之人与平民百姓身份地位差距悬殊，世家大族的子弟不可轻易与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结交，这种高人一等的自信心理正是家族给他们带来的。《方正》五十二讲述了王修龄在贫乏之时也不接受寒门陶范的米，反而出言侮辱陶范一事。王修龄的家族本就是东晋的豪门大族，而陶氏一族出身寒门，作为高门子弟的王修龄对地位低下的庶族子弟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排斥，这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对家族社会地位十分看重。家族间彼此的排斥和倾轧使当时本已混乱的社会环境更加混浊不堪。

(五)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

受社会环境以及当时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家族已然成为族中子弟遮风挡雨的屏障以及平步青云的台阶。俗语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使家族内部的成员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以家族为中心、维护家族整体利益的心理。如《贤媛》十六：“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6]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稳定团结，让在外的子弟无后顾之忧，钟夫人克制对寒门子弟的排斥，郝夫人亦隐藏身份带来的自卑，两人和谐共处，共同支撑王氏一族，为世人所称赞，此乃收入《贤媛》之因。又如《排调》十二：“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7]诸葛恢和王导两人有此争执，乃是维护家族利益、意图通过贬低其他世家来抬高家族地位的缘故。这一争执看似幼稚可笑，背后却是两大世家贵族政治的纠葛和家族的较量。在内维护家族和谐团结、悉心培育族中子弟，在外为家族争取荣誉地位、联合其他世家巩固权力，已经成为当时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共识。

三、家族观念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观念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在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家族观念用它的凝聚性带给世人些许的精神慰藉和人身保护。当这种凝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家族观念已经转化为人们以权谋私、政治斗争的精神动力和借口。在家族观念的影响下，各个家族着眼于努力扩张自己家族在朝廷和社会上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随着门阀制度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家族内部的联系愈发紧密、家族外部的联合和倾轧愈发激烈的社会现象，进一步搅浑了当时本已混浊的政治池水。世家贵族的垄断地位发展至后期，已然成为足够威胁皇权的惊人政治力量。这也是隋唐时期大一统后，门阀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家族观念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的迅速成长，却也给盛极一时的世家贵族模式带来了灭亡。虽然门阀制度被专制君权压制并最终消失，但家族观念却一直流传下来，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在魏晋时期，受政治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家族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独具特色的时代风尚。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亦是罕见，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