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见义勇为之“义”

张舒梦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一直备受推崇，然而近些年一系列“英雄流血又流泪” 的案件，不仅暴露了道德建设的缺失，也显示了立法上的不足。我国对见义勇为法律保护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2010年后，随着彭宇案、“小悦悦”等事件的屡屡出现，研究达到高峰期。2017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分别规定了见义勇为者的侵权损害赔偿权与责任豁免，再次引起各界对见义勇为的探讨，很多人称此为中国的“好人法”。目前学界对见义勇为法律保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出发：一是从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出发，分析见义勇为行为的构造与合法性；[1-2]二是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探究对见义勇为中利益受损者的保护；[3-5]三是通过比较法研究，对国外好撒玛利亚人立法进行借鉴，构建我国的见义勇为统一法；[6-8]四是重点探究我国当前立法保护之不足，提出相应完善建议。[9-11]但是，统一的见义勇为法仍停留在理论阶段，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各种问题仍在不断增加。究其根源，在于理论与立法上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性质及范围难以界定清楚，从而对见义勇为行为无法进行清晰地规范，出现“官方推崇，民间误解，法律难断”的窘境。

民法学界一般认为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主体应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亲自实施救助行为，否则不能成立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