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辉的凉州

□狄 青

长篇小说该是如何一种写法，我说了当然不算，其实作家李学辉说了也不算。那谁说了才算？是茅奖的评委抑或名刊的一众编辑吗？难说。相比于中短篇小说以及其他文学创作门类，长篇小说从它出现的那天起便担当起更多、更宏大乃至更为沉甸甸的使命。所以，判断一部长篇小说的生命力，时间是很重要的一根硬杠杠，缺乏一定的时间沉淀，便迫不及待地论证某部作品的分量轻重水平高低，怕是不太负责任的。

李学辉写于凉州，却肯定不是仅仅写给凉州的两部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和《国家坐骑》，就是经过了时间淘洗后愈加被证明其闪亮色泽的两部作品。前者推出十年，至今读来愈发惊叹其文字肌理的劲道扎实与属于乡土的、民间的巨大魅力，这在当下每年七八千部长篇的出产量的大背景下，无疑显得难能可贵；后者则如作家叶舟所言，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文学事件”——西凉宝马，国家坐骑，小说主人公义马是一位不可复制的人物形象；而作家弋舟则将《国家坐骑》中的义马等人物形象，称为“文学筋骨一般的存在”，并认定有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作为作家的李学辉已经稳稳地立住了。相比而言，我其实更乐于接受另外一种说法，那便是，李学辉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多见的“小说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人物不可复制更难以替代，唯一性与可传承性是这两部作品所具备的共同属性。

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中的所谓“紧皮”，是古凉州一带所特有的一种兼备民间神灵信仰与交感巫术特色的神秘活动，承载了民间社会主体驾驭土地的集体精神信念。“紧皮”是凉州方言，意为加诸外力使之受教和服帖，故有惩罚、警戒之意。在紧皮过程中，从撮土为土地神的生殖器，到请神鞭中跪拜、供人、燃灯、缠身和拍身，再到紧皮时抛掷虎爪、食用三牲，都形成了一整套仪式。在小说《末代紧皮手》中，紧皮手于“角色扮演”之前，要经过严苛而神圣的洗礼过程，同蒙古等民族萨满过关得法之道颇为相似，“巫”气十足。在李学辉的笔下，原为人属的“余大喜”要成为神属的“余土地”，需经过一系列的洗礼仪式，包括激水、拍皮、入庙闭关等关口——冰冷的池塘、劈啪作响的手掌、孤寂阴冷的整月坐庙、色欲的诱惑，尤其是三百六十下皮鞭的抽打，可谓劳其筋骨，苦其体肤，磨砺心志，直至脱胎换骨，功德圆满，而后方能以“活土地爷”的身份出乡入城，返哺人间。

巴子营是小说《末代紧皮手》故事的发生舞台。巴子营人扎根于土地之上，供奉土地神，演绎紧皮术，为获取土地的风调雨顺、丰产庇佑而祷祝、奉献和牺牲，为留驻日益迷失的信仰，摆脱危机四伏的尴尬，不惜游戏政治权力，对抗现代变异，将整个村落的兴旺之法稳固在传统的习俗轨道之上，使得村落群体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能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得以游离于强大的政治漩涡之外。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李学辉讲了一个别人讲不出来的故事，更在于李学辉着力刻画了一个别人刻画不出来的鲜明人物形象。作家并非只是满足于读者对紧皮手这个特殊职业“海外奇方”式的好奇心，而是关注于这个人物，在特殊年代中的特殊命运所折射出的历史和人生况味。

小说中的细节描写相当出色，许多细节都含有丰沛的信息量和喻体性。比如《序曲》中何三的手心中出现的二十八代紧皮手、脚边不怕人的老鼠、对二十九代紧皮手进行激水仪式后成群投塘的麻雀等等，奇异又不令人觉得突兀。小说中的细节非常坐实，无不来自沉到情境中的叙事和描写。至少于我而言，读之颇有当年初读《百年孤独》时的感觉。

“紧皮手”作为甘陇凉州一带特有的民间信仰对象，其神性归属模糊，似巫而神。而其实，紧皮手就是“土地爷”的化身，是土地神的肉体凡胎。中国土地神原为地母、社神之类的自然神，后来演变成为后土、后稷等祖先神，在民间则蜕化为众生杂糅之体，神姿百态，不一而足。民间土地神掌管着民间的吉凶祸福、丰歉旱涝事宜，接受众生拜祭、舞乐祝祷。凉州乡间供奉有泥塑土地神，同时又衍生出另类活替身——“紧皮手”。李学辉曾说，在武威凉州区南乡一带，旧时兴盛紧皮手及其活动，许多上辈老人至今尚能说道其事。按小说描述，紧皮手本为俗民，脱胎为神后，其行止特立，出入圣俗之间，遵从信仰规则，日常生活受村落供养，祭祀仪式中享用三牲，颇有土地“神”相，故谓之土地神的化身。

但紧皮活动的终极意义却在“紧皮”之外。《末代紧皮手》以“土地”为坐标，描述人为索取土地的生产和养育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揭示人的生存和土地生产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土地滋养万物，哺育人类，是万物之源，是生命之本。而巴子营的众生扎根于土地之上，供奉土地神，演绎紧皮术，为获取风调雨顺、丰产庇佑而祷祝、奉献和牺牲。紧皮仪式，不是个别农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偶发现象，而是整个群体认同并反复参与的必修科目，彰显出整个群体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紧皮手作为通灵的中介，以独特身份代行整个村落的意志，终其一生尽职于紧皮一事，对所有耕田施加神圣化的力量，使土地得到彻骨的感应和警示，以确保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末代紧皮手》从开篇到结尾，始终都笼罩在一种抑郁而无奈的氛围中：“神”垂死！开篇《序曲》：“第28代紧皮手死了。”结尾《尾声》：“公元一九七六年，第29代紧皮手余土地死了。”冥冥之中，紧皮手前赴后继而死，农村土地信仰的衰弱之势已现，一个古老的文化时代濒临终结。然而，神之将死而人之犹存！在神光护佑下度过千百年的传统农人，如何承受信仰支柱的垮塌，如何在天翻地覆的变革中寻求新的文化适应，这不仅是传统信仰的失落和重塑问题，也是对民生精神复归的期许问题。土地信仰不仅仅表现为一尊泥塑，也不完全对应于一个肉体替身。土地神的存在及其仪式所征验的，是一个文化群落千百年传承延续的基本生活模式和精神力量，是民间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群体心理慰藉。在土地“神”之死的背后，人之“生”的问题更显得耐人寻味。对于土地的崇拜，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对农耕文明的崇拜。《末代紧皮手》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情感上，在同类的乡土文学中，其主要情感基调已经由无尽的乡愁转移到对土地的祭奠。

李学辉曾说，《末代紧皮手》里的土地信仰，其实还是人的信仰。土地与人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末代紧皮手》“负载的是一个活土地爷的最后的历史，更是乡村由自然史主导的时代的终结”。

《末代紧皮手》问世以来，先是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随即入围2010年《当代》最佳长篇小说，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晋级至51名，入围施耐庵文学奖，获得第四届甘肃文学专业最高奖——黄河文学奖一等奖；进而，在不久前，又获得了由《芳草》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汉语女评委大奖——最佳叙事奖，且是唯一一部获此奖的长篇小说。

《末代紧皮手》的“成功效应”还在延续。同样是“十年磨一剑”，长篇小说《国家坐骑》无疑将李学辉的创作又推向了新的高峰。

对李学辉来说，《国家坐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讲述了清末年间，地处西北的凉州马户们，为了培养“龙驹”（即国家之马），在马政司官员的督导下，忠实地履行职责的故事。小说情节跌宕，脱胎于凉州方言的语言，运用得令人耳目一新，又朴实自然，展示了斑斓多姿的凉州近代社会风俗。小说借传统义马形象，让衰退的民族精神回归，用古凉州的家国情怀烛照万马齐喑的时代。小说以史家之笔，摹写充满民俗意味的义马复活，在象征性叙事中，凸显真实的社会生存经验和时代历史变迁。义马作为一种传统仁义精神的象征，在圉人、马户头、韩骧夫妇和胡七爷的呵护下，成为活生生的传统文化信仰的载体。在这个维度上，小说让一个负载着盛世文化符码的“人马”在乱世中复活，让行尸走肉般艰难苟活的人们，看到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缕魂魄。小说题目突出“国家坐骑”，而其文本落脚点在于“国家之民”。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有着文明转型的差异性。义马，人马，国家之马，既是历史的文化符号，也是普通民众的精神信仰。义马的具化形象，与马户的末世坚守，在时代变迁和历史推演中，最终凝结为普通民众的内生力量，形成国家之马与国家之民的转化，使《国家坐骑》的文本故事，升华为普通百姓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使历史现实中的小人物自强不息的精神内质得以充分挖掘，从而体现出国民精神在历史进程、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聚散作用。

“马蹄嘚嘚，溅碎一城年影”，这样的句子，似是古“凉州词”里“蹦出”的又一些“精彩”和“高妙”。这样的句子在《国家坐骑》里比比皆是。李学辉用带有凉州文化色彩的汉语方式写“本土的小说”，在此印证了，中华民族不同地域所呈现的家国情怀，正是从“本土文化”中发生、发展和体现的。

“光绪十九年的凉州咳嗽了一声，便把除夕唾到了城门边上。”一个衰微的时代，如此羸弱不堪，而凉州马户的拜马神和正月初六马日胖起来的凉州城，将人的精神寄托凝固在一种信念追求里。一国一民族，没有追求则没有希望。小说《国家坐骑》从凉州的独特文化入手，以义马形象为载体，在展现普通民众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同时，通过韩骧夫妇、相马师、圉人、胡七爷以及马政司官员的形象塑造，以微弱的声音和心灵的挣扎，体现了在民族危难之时这些小人物的信念追求。不论是对义马的呵护，还是对义马酷刑般的赋型锻造，只有一个目的：为羸弱的国家培育国家之马。小说从大处落墨，以细节勾勒，近乎撕心裂肺地表现了最底层人群为国家为民族的追求精神。

李学辉说：“我的小说创作，重心不是写历史、政治和文化，也不是写志怪游侠传奇，是人和风俗的合体，带着特定的民间民俗文化和现代历史经历……这得益于我坚持不懈地在凉州大地和历史中行走。如果说我的小说题材是茶，是非得用凉州这杯水泡不可。”

如果去过李学辉所在的地方，一定会理解，一个作家身上所肩负的使命，往往不是天然的巧合。李学辉出生的村庄冯家园，距凉州城二十公里，距建于元代的白塔寺百步之遥。这里有西藏高僧萨班的灵骨白塔，这里是结束西藏四百多年分裂局面，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进行“凉州合谈”的地方，而天梯山石窟，像是归宿和依靠，遥而可及。李学辉饮杂木河的水长大，千年的大佛，双眼眺望，看尽世间沧桑。凉州城、白塔寺、天梯山形成三角，包围着冯家园村，聚着天地灵光——李学辉小说里被浓墨重彩描摹的“巴子营”的原形，便是冯家园村。

当下，长篇小说之所以每年以数千部的数量出产，却又鲜有称得上“沉甸甸”的力作，那便是许多作家实质上已经沦为了“熟练工”。他们在进行着工厂的车间操作，流水线、规模化、程序化，作品中根本没有个人生命的介入，没有情感的渗透。在这里，“文学”已经死了，“技术”开始取而代之——有时候，甚至只是资本在狂欢。

写作是李学辉抵御人生荒寒的武器，也给了他应对命运无常的必须的顽强。李学辉做教师八年，每逢周末，总会去拜访西凉属地尚遗存的民间乡贤或有德望的老读书人。正史中忽略的东西，乡间野史能补正。这种寻访行为，有时也十分冒险。李学辉确实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遭遇：莲花山的大石擦肩而过，令他两个小时都喘不过气来；斜行八个小时，在大雪中到天梯山石窟旁边的小村，两腿冻僵，在一个好心人家炕上焐了几个小时才恢复知觉；凌晨被人打劫，推着被卸了一只脚踏板的自行车，走了二十余公里才到达凉州城……正是如此的种种过往，成就了李学辉以及两部写给凉州、献给中国文学的沉甸甸的长篇大作。

在回答《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提问时，李学辉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部小说看似有共同点，但表达的主旨并不一样。《国家坐骑》更多承载的是普通民众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有一种“烛照作用”——在任何一个时代，普遍民众的精神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基本品质。他说：“自步入文学创作之路以来，缓慢、孤寂、荒寒成为我的标签。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叙事风格，我有‘不管不顾’的顽固。因我一直坚持用中国风格写中国小说，这种‘不管不顾’，让许多关注我创作的老师常常慨叹。弯路也罢，正途也罢，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生活在凉州，是我命定的幸福和选择。”

“生活在凉州，是我命定的幸福和选择。”这话说得好。在这一僻远之地，有作家李学辉对于生命的独特体验。这令他不仅带有对众生的悲悯，同时也带有凉州大地的生命的韧性。在李学辉的笔下，“土地”一直作为永恒的背景，承载着一切，注视着一切，当然也抚慰着一切。而凉州，西北古老的传说，满世界的大雪，冰冻或奔涌的河流，空寂或凄凉的大漠，飞鸟与野兽，鲜花与云朵，清冷的月色，狂风的低吼……这一切，都成为李学辉这个西北汉子胸中的富矿，并经由他的笔，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地域文学存在，乃至地域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