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喻文化时代”的儿童话本

□蒋 蓓

美国人类学家M. 米德提出，农业社会是“前喻文化时代”，网络社会则是“后喻文化时代”。这一“前”一“后”间的差别在于：过去，主要是子女向父母学习；现今，父母向子女学习的“文化反哺”现象变得常见。不同于传统亲子关系里父母对子女绝对的耳提面命，“后喻文化时代”的亲子关系建立在倡导民主平等的基础上，鼓励子女在尊重父母知识、经验的前提下，拥有自己的认识、见解，亲子交往谋求的是家长和子女共同发展。新近面世，由文学批评家冉隆中创作的“那年我×岁”系列诸册，正呈现了一种“后喻文化时代”的亲子关系面貌。

“那年我×岁”的故事，始于冉潇然小朋友三岁半时——冉潇然正是“那年我×岁”系列图书唯一的主人公。现实生活中，这个大字还识不得几个的小男孩，其言行间的活泼、伶俐、天真、淘气，甚至个性，激起了潇然爸爸——也就是本书作者冉隆中的“晒娃”之心。另外，当时的潇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陪读儿童，离开昆明的家，给求学天津、上海等地的妈妈“陪读”。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的改变，让这小子得以在小小年纪便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一有机会，他开口噼里啪啦讲给爸妈的也更多了。

不同于网络上常见的秀图片、发视频之类的“晒娃”手段，潇然爸爸的“晒娃”方式比较特别。这位素以文艺批评、文学创作见长，且文字“狰狞”、语言尖刻的“大书”作者，俯下身子，转型童书创作，并且甘为代书人，持续“誊抄”潇然一路自道的那些发生在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小事情，推出了一套“小书”——《那年我×岁》，让人不由一惊，继而一喜。

以图片、影像“晒娃”，直观、即时，重在形之展示，却多缺乏语境。而文字“晒娃”，一旦成了文，就有前因后果，有上下文。于是，书中那名从三岁到六岁的男孩的滔滔不绝或喃喃自语，悄然间触动读者。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面临的某些焦虑与纠结，折射出现今家庭与学校教育里的那些探索、欣喜与无奈。诚如儿童文学名家吴然在《序》里所言：“我更愿意欣赏书中充溢的神奇和有趣，以及尊重孩子天性、塑造美好人性的智慧。孩子成长过程歪歪扭扭的脚印，妈妈一切为了孩子投入的全部的爱，以及幕后英雄爸爸的许多努力……我都在书中真切地体会到了。很多故事，让我微笑、大笑；一些段落，让我泪目、沉思。”

《那年我×岁》保留了很多“糗闻”。也是因为它们，以及其他不少细节，整套书童趣盎然。比如，崇尚英雄的男孩到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纪念馆，敬佩归敬佩，却自知“肯定还不能拜他当师父，学功夫”，因为“我拉完臭臭还不会擦屁股！我这个寒碜样子……”比如，有恻隐之心的男孩，会把爸爸口中顺流而下自投罗网的“笨笨鱼”，给“正名”作“活蹦乱跳的小鱼”，更慷慨地取出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交给爸爸，“布置”他买下小鱼放归河中，尽管也留意到了“我爸有点不情愿”。再比如，因老师表扬而自得的男孩，终归还是诚实地向读者“交代”了自己诗歌习作的灵感来源，和那首《约定》里最最关键的一句“风和蒲公英有个约定”，是从动漫《熊出没》里借来的……

判断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如何，故事性、趣味性、审美性、想象力、哲思性等要素，都是重要指标。此外，我们还会特别留意，留意这部作品是不是带着那么些混沌。因为嘛，小孩子每做一件事，动机往往幼稚、朴拙，成人世界里复杂的明暗规则，同他们隔着千山万水。而正是这份无来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透露出单纯的心性和天然的趣味。“那年我×岁”系列里，不乏混沌无解的地方。过生日时，收到上海师大幼儿园同学们送的“炫酷”礼物的潇然，心底生出一丢丢惆怅——刚满五岁的小朋友，词汇仓库里自然还没有贮存下“惆怅”，是我这个成人读者代他归纳、提炼的——炫酷的礼物，源自同学们的教授爷爷、教授奶奶，或者博士爸爸、博士妈妈们教导自家孩子的社交规矩“不要太拿得出手”，而我们的潇然，却怀念起了更早时候自己在天津姚村的同学，那些同学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不少曾是或仍是农人，置办东西，他们喜欢自己动手。有一回，大鹏的奶奶做了一筐煎饼，让孙子送给潇然当生日礼物。那筐煎饼味道如何，潇然并没有说，可后来我一回忆，又告诉自己：不对！书里头明明“记录”啦。《那年我六岁》里的原话是这么写的：“（大鹏的奶奶）还带话说，这东西瓷实，潇潇吃了长劲。也不知道我现在力气大，是不是与那筐煎饼有关。”

《那年我五岁》里的潇然，曾因动漫中的一句旁白，举一反三出了一首小诗，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首《约定》。在诗的最后一节，他没忘记“我和妈妈有个约定 / 我说，请妈妈不要吼叫 / 就算我做错了事情 / 妈妈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保证！”整套“那年我×岁”系列书中，“批评家暨作家”“作家暨博士研究生”是潇然爸爸、潇然妈妈各自的标签，不过呢，最重要的是，他和她的交集还包括“凡人”：他是潇然的“凡人爸爸”，她是潇然的“凡人妈妈”。书里头，当然也是生活里头，他们总有“莫名其妙”、不够淡定、无法完美的时刻。当那些时刻被老老实实讲述出来，我们这些同样是凡人的读者不难明白：这世界总归有缺憾，能够稀释、弥补或这或那的缺憾的，只有爱。

因为给先后在津、沪两地深造的妈妈陪读，潇然的童年故事，更多是同妈妈联系在一起。这位妈妈，勇于承认错误，乐于跟儿子一同成长。她用自己要么温柔、要么浅显、要么不动声色的方式，给予孩子认知引领。“那年我×岁”里第一次出现“性”的内容，是在潇然五岁时，他和幼儿园的一位小女孩相约要在操场上举办婚礼。妈妈阻断这桩浪漫的理由是：人都是要结婚的，结了婚，就要生活在一起！五岁的小朋友固然不能理解“生活在一起”所意味的责任、担当，但妈妈的严词，多少会让他意识到些什么吧？

一直记得德国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的中篇《去圣库鲁次的遥远之路》。故事里，八岁的男孩赫尔曼，因为厌倦了学校和老师、爸妈和妹妹，一心渴望成为英雄，某天，他决定逃学，东游西逛了一整天。他幻想着城市起火自己就可以去扑灭，幻想着马戏团里的蟒蛇一旦叼走了谁家的婴儿自己就可以去拯救，幻想着有哪个间谍栽在自己手里……通过一连串幻想，赫尔曼不断“证明”着自己，借以逃离日常的庸碌和不断的否定。最后，被人骗了钱的他惊觉，假如自己再一直这么空想、晃荡下去，也会像那骗子一样，沦为一个把一生都晃荡掉的酒鬼。于是，被豪雨淋成落汤鸡的赫尔曼，悻悻然回到家里，做好了挨一顿猛训的准备。

当赫尔曼坦白自己没去学校，先前总对儿子百般挑剔的妈妈，听了不过是点点头，说了一句“我猜也是这么回事”。至于爸爸，则在赫尔曼睡前取来一本书，在儿子床头念了一个故事《去圣库鲁次的遥远之路》。圣库鲁次是书中主人公的目的地，他历经重重困难抵达后，却发现，那曾令人无比向往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有。

听完故事的赫尔曼低声表示，自己当天的遭遇就和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爸爸严肃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儿子。”面对儿子惊讶的目光，爸爸解释道：“我也去过‘圣库鲁次’呀。”

原来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去圣库鲁次”的经历！潇然小朋友的妈妈和爸爸，也一定记得自己年幼时曾去过“圣库鲁次”，所以，在“一地鸡毛”的“那年我×岁”里，他们一方面参与并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同时，也不耻以孩子为“师”。

“一心不能二用”这个道理，本是家长教会孩子的，但，边烧菜边看书而烧糊了一锅红烧肉的潇然妈妈，面对儿子的诙谐批评，再也做不出“分秒必争是因为课业紧张”之类的自我辩解，她伸出手，允许儿子打自己掌心以为惩戒。

潇然好奇家中的山茶瓶插为何每天总有骨朵冒出，好像永远花开不败——

我问妈妈，花朵吃了什么呀？妈妈说，花朵吃了清水。

我说，清水里面难道有很多营养吗？

妈妈告诉我，花不需要很多营养，它知道我们爱它，就使劲开给我们看。

我接过妈妈手里的小喷壶，每天给山茶花喷一点儿水。有时候我看见爸爸想把喝剩下的凉茶往花上浇，被我一把夺下茶杯，我很严肃地告诉爸爸：妈妈说了，爱干净的花，只喝干净的水！

鲜活一幕！当然啦，书里的鲜活，远不止这一幕。

大概两年前吧，我见过冉潇然小朋友一面。当时，他正对身旁的一位叔叔讲着什么，津津有味。当“巴雷特”“勃朗宁”“甘地”“福笛”一类的词语飘过来，我禁不住伸长脖子问：“小弟弟，你这都打哪儿知道的啊？”小朋友扬起他的圆脑袋——嗯，就是这套书的插画作者书路路勾勒的那颗圆脑袋——一字一顿地回答：“喜马拉雅。”瞧，作为网络原住民的“10后”，人家早早就懂得通过音频信息平台学习感兴趣的内容了。最近，我积累了一些热兵器方面的知识，下次再见，难说不可以就此跟潇然切磋切磋。那样的话，潇然爸爸、跨界儿童文学作家冉隆中先生，也许又能记下一节故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