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静的浪漫

□任芙康

沉静，对应悄然无声；浪漫，配套有声有色。通常状态下，二者不是相互消解、相互抵触的么？

但有时又不尽然。

有位叫沈镭的女子，上海人，二十岁留学加拿大。学成之后，以贝拉作笔名，用去三十个年头，精雕细刻，创作出《魔咒钢琴》《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等十数部长篇小说。有这一块块“砖头”般的著作垫底，贝拉的声名，已相当卓著。《魔咒钢琴》英文译本，出自美国知名汉学家葛浩文之手。同名电影由迈克·麦德沃出任制片人，罗纳德操刀编剧。而前者系好莱坞传奇人物，八次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后者亦非等闲之辈，以《钢琴课》问鼎奥斯卡最佳剧本奖。

略列上述零星资料，是为了叙述下边内容。贝拉的长篇小说新著《幸存者之歌》，洋洋三十万言，2019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某日逛书店，携回这部铺陈“犹太人在上海”的小说。阅读过程，是一次“沉沦”的享受，正如文前标题，表明我的读书心得，恰有沉静与浪漫的意外。由表及里的沉静，张扬出作品骨子里的浪漫；循序递进的浪漫，渗透出小说血液里的沉静。彼此多角度、多层面的揉搓、交融、汇聚，甚而相辅相成，最终抵达相得益彰。二战期间，犹太人四处逃散的命运之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在哈尔滨，在天津，在上海，停靠进相对安稳的港湾，沐浴到休养生息的温暖。检索近年来同类题材作品，花花草草，何其多也。但将苦难中的沉静与浪漫，营造得如此近乎完美，实为鲜见，遂令人莫名惊喜。

相当长时间以来，相当多作家眼中，题材的选择，非同小可，攸关摇笔成败。故而，诸如大山易位、大河改道、大人物生平、大事件追踪、非凡岁月回顾、重要群体亮相种种，皆属俏货。能否斩获这类“写作任务”，自是别有学问，往往不看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不看作者钻研题材的深度，不看作者熟知题材的广博。怪了奇了，题材愈是吃香，不三不四的人，愈是容易得手。此等题材“嫌疑犯”，就文学本质而言，十之八九属于庸才。庸才多有来历，实为操盘的歪才。巨额资助、簇拥采访、枪手策应、高效印制、吹打造势、豪奖登台，无不气若长虹，全程绿灯迎送。这类书刊，谬种流传，总产量与日俱增，但销售量无人过问，阅读量更无人关心。又如彗星昙花，快捷地喧嚣于一时，神速地沉寂于一瞬。当然，被庸才们涂抹过的山仍在，水仍在，事仍在，人仍在。而不知所终的，只是他们大写意的废纸、残墨，装腔作势拼凑而成的“雄文”。

而《幸存者之歌》，所涉犹太人题材，其价值所在，显而易见。具体到作家贝拉，在她题材的仓储里，会有多少“干货”的库存呢？

贝拉与犹太人的“瓜葛”，始于外公。

1912年4月14日，英国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一千多人丧生，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全球最大海难。其实不是。三十六年之后的1948年12月3日，中国“江亚轮”爆炸沉没，三千多人罹难。贝拉的外公，便是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在濒临绝境的挣扎中，外公置自家生死于不顾，救起一位犹太儿童。

贝拉从小跟着外公、外婆，家住当年犹太人的上海聚居区。这意味着，在她幼小的感知里，早已留下大量犹太人的生活痕迹。海外闯荡的数十年间，贝拉结交的犹太友人，遍布五大洲，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贝拉的独特还在于，她与朋友的来往，并非互换名片之后，扭头即忘的泛泛之交。且看她与迈克一家的友谊。迈克多次到访上海，并光临贝拉沪上寓所做客。她亦数次前往美国洛杉矶，探望迈克九十多岁的母亲朵拉。也就是说，贝拉手里，存有大量岁月亲历者的真切讲述。并非受谁委托，贝拉一俟回到上海，自授一项“使命”，便是四处踏访迈克家族的昔日踪迹。在马路高架林立，窄巷成为宽街的面目全非中，贝拉硬是在四马路（如今的福州路）附近，确定了迈克一家当年落脚的方位，并最终找到两处故居。贝拉潜心寻觅，披阅档案，复印集辑成《上海记忆》。内有迈克父亲大卫在沪期间的相关资料，包括老人简历，求职标准像，同事及游伴合照，结婚证书，婚礼现场合影，甚至，还有加薪申请手迹等等。多件珍贵无比的遗物，得以掀开尘封，重见朗朗阳光。其意义在于，不仅仅是一人一家的过往，亦更是一个时代的写真。

仅就上述情形而言，贝拉是不是拥有一座犹太题材的富矿呢？据此，似乎可以断定，贝拉在中国血统作家中，是最了然犹太人的那个“首席”，那个number one。

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些写手，自认拿到“绝活”题材之后，会运用何等技艺“组装”作品呢？多数机灵者，似乎都会着迷于一种叫“非虚构”的诀窍。此一法门，先前曾叫“报告文学”，一度又称“纪实文学”，这几年故弄玄虚，改唤“非虚构”。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标榜自家货色货真价实。但玩弄词藻，离诚实的文学革新南辕北辙，最多只算扰乱读者口味的营销。已有不少年头，原本极具艺术魅力的小说体裁，惨遭缺乏虚构能力的写手活活蹂躏，导致昔日声誉不再。善良的读者，只能无奈地挑拣纪实类读物，借以消磨阅读的无聊。

贝拉无疑可以选择纪实（或曰非虚构）的捷径。一是书市有需求，一是她拥有制作这类大餐的上等食材。甭说铺陈出一部长篇，就哪怕繁衍出多卷本，亦能胜任愉快。姑且忽略其他素材，仅仅外公救起犹太儿童一事，如到得某些写家手头，岂不如获至宝？他们尽管不曾历经犹太文化的熏染，也敢于张扬着“外公”照片，当作登堂入室的钥匙，编排出匪夷所思的情节。并俨然目击者、当事人、传承人一般，放开手脚与胆量，无畏地将“我”，将“外公”，将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搁进去，从而令寡淡无奇的家族往事，璀璨开天花乱坠的灿烂。也只有在此刻，方显出庸才们颠三倒四的作伪天才。

事实上，有生活积累的作家，有形象思维能力的作家，有创作激情的作家，有浪漫情怀的作家，概而言之，有艺术志向的作家，反倒会畏惧“纪实”与“非虚构”。而种种框定羁绊的文外之累，常常带来心理的明暗飘忽。故而，对“巧投入”与“高产出”的把戏，唯恐避之不及。

面对自己车载船装的素材，贝拉为自己，平静、坦然地选择了小说的样式。这种平静与坦然，是作品的叙述状态告诉读者的。后来，又偶然读到贝拉答问记者的一篇访谈，加倍看出她怀揣着非同常人的文学理想。她说，人类语言，尤其汉语，精于传情达意。她特别喜好的词语中，便有“柔软”一词；而小说的体裁，如若用于昔日风云的描画，远比“非虚构”之类更为柔软，且柔软得纯粹，而直抵人心。此为经验之谈，说得何等高妙。相形之下，倒是需要可怜那些“非虚构”的追捧者。沉溺并乞灵于硬梆梆的“史料”，却又抱玩弄心态，对史实毫无敬畏心的他们，哪能解得一星半点“柔软”的风情？

单看《幸存者之歌》的历史背景，毫无柔软可言。茫茫底色，涂满了时代的黑暗。二战期间，犹太民族几乎陷入灭顶之灾，所逃世界各地，皆不得其门而入。而中国上海，却敞开了一丝人道的狭缝。这部小说，正是犹太人避难上海的故事。当时的申城，完全是一座日本人肆虐的屠场。沮丧与绝望，彻底笼罩民众心头，时时上演出生之恐怖、死之惨烈的悲剧。而日本人对中国人与犹太人的管制，随中国大陆的战况，时紧时松。尽管属于战争环境，只要稍许安定，上海这颗昔日的东方明珠，竟能倔强地刮起十里洋场的遗风。掩卷全书，相信读者自有体察，面对如此拉锯的时局，面对如此天性乐观、崇尚奋斗的描写对象，贝拉的浪漫主义创作风采，何以有了发芽、开花的土壤。小说字里行间的浪漫，因囿于特定年代，势必发散出一种沉静的特质。痛苦上身的时候如此，欢乐入心的时候依旧如此。这是任谁都能做到的吗？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上海，除了同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打交道，他们自身相互间还有种种周旋。贝拉跌宕地、尽兴地、准确地把握了多重圈子的独立与缠绕。其笔墨，更多地花费在犹太人内部。虽同样受苦受难，但他们不是企业工人，不是街巷市民，不是外省灾民，而是一群独特的人。胜任技术含量颇高的工作之外，他们要唱歌跳舞，要吹号弹琴，要进酒吧，要上教堂，要抛洒热泪，要展露笑颜。他们有不可更改的信仰，有认真做事的准则，有入乡随俗的善良。市声喧嚣，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歌舞升平，是如梦如幻的洋场。凄美与艳俗混合，正气与下作同台，一片凌乱中，各色犹太人皆有一种内在的从容与尊严。甚至借着醉生梦死的表象，贝拉的小说，依然表现出犹太人的岁月感与家园感，执着地漫延开他们对伊甸园的渴望。

贝拉对犹太人的熟知，已到心心相印。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语言、生活、习俗，如数家珍的熟稔，已算不得她的顶级强项。其过人之处在于，洞悉人的内心世界，甚而可以分类，细化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象。贝拉笔下，凸显着人的凡俗性，人的创造性，人的情感需求，人的苦难承受。同时，亦树立起参照物，即写出人的狭隘，人的脆弱，乃至人的卑劣。而最终，小说遵循着事物前行的轨迹，展现出生活的转折与人性的亮色。《幸存者之歌》的尾声，因为生活永远不会尽如人意，便还有悲愁，还有哀伤，还有迷茫，但基调已不可改变，终究是一曲悲喜交加、喜极而泣的命运交响。

贯穿全书的，是一对犹太鸳鸯，大卫与朵拉。俩人从两小无猜到情窦初开，从花前月下到婚姻殿堂，一路受到贝拉笔墨的精心呵护，在读者的目光中，缓缓走来，迈向青春的鼎盛。大卫的诚实、感恩、智谋、敬业，几乎集聚了犹太人的种种优长。而朵拉的出色，更是光彩照人。她的美貌、良善、聪慧、无邪，紧紧牵动着读者。朵拉劫后余生，却又码头遇险，恐怕会有不少看官在默默祷念，作家握笔的纤纤之手，千万别出岔子啊，而希冀一切闪失远离朵拉。看得出来，贝拉对这对金童玉女，已是怜爱至极，始终用一束浪漫的光，照射着他们，带给读者无尽的温情。大卫与朵拉，堪称犹太民族的“良种”。他们倾其一生，证明的是，爱与忍耐，爱与信仰，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信奉，亦是人类永恒的思维主题。

在成功塑造犹太男女群像的同时，《幸存者之歌》另有特殊贡献，创造了一位全新的上海女人。冰雪聪明、侠肝义胆的姚慧君，从一上场，便是全程注目、帮助犹太人的“大姐大”，而成为小说的关键主角之一。

留美归来的姚慧君，中西兼备，既有西方文明的浸染，又具中华传统的坚守。整部小说中的如鱼得水，长袖善舞，绝不仅仅在于她家世显赫的出身，金枝玉叶的身份。审视其桩桩件件的所作所为，叫人钦敬的，更是她良家女子的心性与一介平民的胸襟。书页中的来言去语、行走坐卧，无不浪漫潇洒、倜傥风流，幻化为上海滩的优秀女性，让人一改多年的偏见。贝拉殚精竭虑、倾注情思而完成的这一杰作，从更宽阔的层面说，独创性与真实性的叠加，填补了上海女人画廊中的文学空白。我亦禁不住做出虚妄的猜度，小说人物未尝不是作者心目中的偶像。

文学形象姚慧君，安详平静，九十六岁无疾而终。她就像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栩栩如生，将会领受读者久久的缅怀。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贝拉，因父亲曾是铁道兵军医，往往会暑假随母亲去工地，与父亲团聚。深山、荒漠的苍凉中，父亲与战友们，应和着夕阳下手风琴的伴奏，高歌劲舞。豪迈、狂放的意象，成为她心中激情不灭的烙印。也就是说，长期浸润于精致，并深谙粗砺的贝拉，写出《幸存者之歌》这部苦难中的浪漫大书，离不开她生命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