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之路何以可能？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分析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唯心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阐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被视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开始出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摇。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这一路径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本文试图通过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之路进行理论梳理，并试图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价值和理论限度。

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状况

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一思想却贯穿在著作中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历史哲学”和“唯物主义世界观”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被视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标志。恩格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1]。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重建的主张，形成了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形态。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时代最强大的武器之一。”[2]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倒下时，歪曲、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理论就开始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卢卡奇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自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不断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做出新的阐释。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味着阶级意识的觉醒，提出阶级意识理论和物化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里已经表现出他们——大多是不自觉的和肯定不承认的——在意识形态上向历史唯物主义投降。”[2]现代资产阶级认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卢卡奇注重对物化意识这一关键环节的批判，认为物化意识是蒙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主要原因。无产阶级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在物化意识下不能领悟到总体，在商品社会中形成劳动异化，在主观方面越来越服从合理化过程的支配，人的活动变成商品。物化意识作为重构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在于认识到阶级意识，克服物化意识。

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提出总体性领导权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说。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而是超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同时认为这种发展仅限于实践，即工人运动。柯尔施认为，有自称马克思支持者在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时的并没有从整体上看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革命的理论。还有甚者以考茨基为代表，只讲科学性而忽略革命性。“我们现在已经指明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和现实关系的概念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真正的结论。”[3]柯尔施主张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认为这样的实践是“现实的、世俗的、内在的、人类的和感性的”[3]。

葛兰西强调文化层面的市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实践哲学和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特色就在于实践性。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狱中札记》中主张用“实践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强调批判性，突出与政治不可分离的作用。同时，实践哲学具有改造意识形态的特征，这种改造不单纯停留在经济斗争上，也延伸到上层建筑。葛兰西创新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解释实践，以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二）法兰克福学派

霍克海默、阿多诺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社会批判理论，并由此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第一次使用“批判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4]把“批判理论”推向高潮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4年出版的合著《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矛头直指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认为“启蒙时代以来，技术理性成为理性的本质。技术理性把追求短期的实际利益作为自身的唯一目的，而对整个社会的宏观前途避而不谈，不作任何应有的理论思考”[5]。启蒙时代以来的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中，人被机械化，随之带来的就是现实的人贬低为零散的聚集物，失去了原有的能动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批判理论注重对总体性的强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二是历史性。”[6]阿多诺集中从美学角度对当下文化工业的批判，“一是对流行音乐，尤其是爵士乐标准化、商品化、虚假性、欺骗性的批判；二是通过大众传媒，如广播、杂志、电影、电视剖析，揭露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功能”[7]，将文化与当下政治、宗教结合，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使群众不得不接受被制造出来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包装、传播以达到统治大众的目的。

哈贝马斯把交往作为“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8]，由此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作为两个主体间的行为，以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规则，起到规范主体行为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做了解释，但却缺少了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阐释，因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十分必要。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革命化的新条件，除了运用完善法律治理外，还要发挥交往理性的作用，通过变革舆论结构，用一种‘纯粹交流思想’的模式进行合理的统治”[9]。哈贝马斯认为劳动和相互作用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10]，哈贝马斯把劳动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同时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作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过程。“爱和斗争的辩证法是主体通性层面上的运动”[10]，非理性、自我意志和主体性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并没有建立起主体通性。这种条件下“异化”偏离了原有方向，“外化”成为一种不合理的、有选择的转化。

（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主义化，由此开创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异化是哲学的重要议题。关于异化的概念问题不仅是哲学的中心概念，也是一个基本概念。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异化不仅仅是劳动方面的异化，日常生活与我们生活其他方面相联系。同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批判》中确立了这种阐释方式。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异化包括人意识形态方面的异化、需求的异化和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异化。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使人成为总体性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列斐伏尔的观点中，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当下社会时，主张补充日常批判理论，以此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塑真正意义上现实的人。

（四）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柯亨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功能解释法，由此展开重建之路。当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方法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陷入困境时，柯亨选择吸收分析哲学的理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并由此展开了英美学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潮。柯亨擅长语言分析的方法，借鉴分析哲学的实践性和微观层面上语言性开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彩阐释。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展开，通过对“功能解释”实质的界定，解释历史何以可能。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就是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指的是它以通过联系那些分别构成整体并构成发生在更为总体水平上的转变过程的微观结构和微观机制，去解释宏观现象的倾向”[11]。这种研究范式不仅仅是微观层面上的解构，更注重生成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色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展示出各具特色的路径阐释，从“回到马克思”“返回现实”到“人道主义范式”“功能解释方式”展现了学者从回归经典到新理论补充的重建过程。不同的阐释路径展示了独具风格的理论特色。

（一）整体性路径：回到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阐述，遵循了回归经典的整体性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思想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原本’，而把马克思之后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做‘副本’。”[8]卢卡奇主张“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世界，推进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过程。因此卢卡奇强调“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2]。而且“对于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这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2]。在卢卡奇观点中认为，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不仅是认识主体，也是实践主体。卢卡奇推崇意识革命，主张回到马克思，注重从整体性路径开始对唯物主义的重建。柯尔施认同总体理论强调社会是一个总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把理论与实践的当做一个完整整体的内在部分。葛兰西认为，“马克思意味着一个进入到意识统治着的人类历史中去的智慧的入口。”[12]葛兰西遵循卢卡奇用黑格尔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的建构模式。“渴望总体性就是在渴望领导权”[13],主张从整体性路径入手，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

（二）批判性路径：返回现实

霍克海默集中对当下大众文化的批判，阿多诺集中对当下文化工业的批判，通过批判性路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路径主张在思想上确立主体性和否定新思维，在心理层面通过爱欲的解放建立一种非压抑的文明，解释了工业社会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心理对人的控制。哈贝马斯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通过交往能力的构建着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现交往合理化、达成相互理解和合理共识是最终目的，人类的解放就意味着交往关系的合理化。”[13]回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通过批判性路径的阐释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等方面的批判，逐步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他以批判‘一切既定的东西’为宗旨，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批判的之列，并把批判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14]法兰克福的这种批判路径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者应用于其他方面。“从本质上看，他们的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是一种主题自身的固有追求。”[8]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性路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下批判理论结合，增加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性与现实性。通过运用现代西方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修正。

（三）革命性路径：人道主义范式

列斐伏尔开创了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人道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人道相对于神道，是指从人的尊严、价值、生命意义上的概念。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意义上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需要通过克服异化来实现全面解放。“总体的人经历了这种支离破碎走向自由，它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它像自然界一样成了一个总体，但又驾驭着自然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15]列斐伏尔运用人道主义范式阐述异化问题，把总体的人作为理论的最后所指，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人道主义的痕迹以此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批判理论有独特的理论建树，号召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批判需要一定空间，他理解下的空间不是“被掏空了所有的内容(感性的、物质的、真实、实践的)”“一种绝对理念”[16]，而是活动的结果。列斐伏尔的理论并没有放弃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集中在对社会空间的打造，主体就是使用这个空间的人。归根到底列斐伏尔从主体性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形成了一种人道主义范式的解释路径。

（四）解释性路径：功能解释法

柯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被他称为功能解释法。柯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被描述为一种功能主义的历史和社会理论”。[12]柯亨从马克思著作中印证了坚持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坚持用“功能解释”方式去阐释。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开篇序言中指出了“功能解释论”，“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辩护方法是提供有利于它的论证，但更多地是以一种我希望的吸引人的形式介绍这一理论”[12]。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是单向强调，即只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意义上柯亨对经济决定论很少涉足，因为“他要的回复的只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意”[13]。柯亨认为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双方是一种功能解释的关系。柯亨把辩护作为书的副标题，不管采用何用方式最终都会回到这个理论落脚点。在序言的开头，柯亨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永不满足、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没有时间，或没有意愿，或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因此，对他的一些主要思想提出比让本人提供更有条理的表达，这不是自命不凡的。”[12]可以看出柯亨对自身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充满信心，把对唯物主义的阐述加入分析哲学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阐释路径。

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不同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闪现出理论的光辉。通过不同主题形态的论述，提供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路径阐释。从最初“回到马克思”到最后借助当时代的学说补充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是哈贝马斯全面改写历史唯物主义，都展现出一定学术研究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创新价值

1.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赋予了时代内涵

不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列斐伏尔和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一方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某方面的侧重解读。这些重建都是将当时代的思想与马克是主义结合，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面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性解读第三国际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忽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回答，他们主张用总体性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释。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卢卡奇注重总体性的描述，柯尔施注重“知”与“行”的“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葛兰西侧重的实践哲学和市民社会的描述。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影响最大的则是法兰克福学派，欧力同先生认为，“摆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而明确地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口号的，则是哈贝马斯；在这方面做得全面系统的，无疑也是哈贝马斯。”[17]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批判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读。另一方面是用当下社会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丰富。列斐伏尔吸收存在主义的思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日常批判理论。柯亨吸收分析哲学的语言学分析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这些重建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注入新的元素。

2.为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建之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路径。历史在变化，时代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更好地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作用。科亨从分析哲学角度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澄清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基本概念，还试图构建具有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来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这种研究范式澄清了生产力与其他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正如段忠桥教授所讲：“从某种意义上讲,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进而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各基本概念的确切含义、各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原理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我认为,就实现这一目的而言,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使概念更加清晰、逻辑更加严谨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18]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受到不同思想的影响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不同知识的融合。不管是基于实践哲学、社会批判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是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都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在思维方式、国度、社会环境、主流思想不同的情况下思考在当时语境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阐释，丰富了马克思理论的思考范式和研究方法。

3.为反思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有多，还要大。”[19]即使在现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仍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逐步显现。生态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仅仅用传统理念处理当代问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恰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将马克思传统理念与当时代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列斐伏尔为例思考现代资本主义异化的实质和根源，从人的日常生活着手解释资本主义非人的一面有一定合理性意义。在列斐伏尔眼中，异化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语言意识层面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的认识”[13]，把日常生活批判纳入到哲学思考的范围内，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以此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不论这种重建是否恰当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其主张“回到马克思”“返回现实”“人道主义范式”“功能解释范式”都是反思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后给出的时代答案，突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界限，拓宽了研究社会现实的思路和广度。

（二）理论限度

在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和时代性、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和解释路径创新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限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回应重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定借鉴意义。

1.回避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

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10]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解为“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在哈贝马斯眼中“劳动”即技术规则改造自然的一种工具活动，但是在马克思眼中“劳动”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维度，还包括人与人的维度。哈贝马斯的重建之路，用“社会一体化”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用“社会的组织原则”代替“生产方式”，可以说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实际是一种推翻。推翻历史唯物主义，以“重建”之名完善自身的交往行为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的创新需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础上的创新，如果说回避核心内容甚至推倒基本观点，这种“重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颠覆”。

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柯亨认为，“生产关系要么是人对生产力或人的所有权关系，要么是以这样的所有权关系为前提的关系。”[12]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基于功能解释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虽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柯亨不理解辩证法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柯亨的眼中，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解为技术决定论，忽视了生产关系在生产中的基础作用。我们知道，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在人的全面解放的历史大视野中理解十分必要。柯亨恰恰没有在这一视野中重建，存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读。我们在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定义时认为只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和创新式阐释就可以归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行列中，我们应该分辨重建是不是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为目的，还只是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

3.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层面的思考

在列斐伏尔眼中，基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过度重视日常生活忽视了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改造。列斐伏尔试图通过文化的方式改变日常生活中的异化，这种革命页过于理想化。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更多是为了批判社会，理论应用于实践才能改变世界。但是在列斐伏尔的重建之路，仅有批判缺乏现实的实践维度，也就是说，理论缺乏社会实践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和修正不能理解为复辟也不能理解为复兴，前者意味着回到腐朽的状态，后者意味着已为人抛弃需要再度兴起。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不存在腐朽也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结合当世情况思考的结晶，理论的发展是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丰富发展，这种修正是一种正常的态度。重建之路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应注重实践层面的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阶级意识异化、科技异化、消费异化的出现，能够形成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形成一定的真知灼见，但是缺乏对异化现象的进一步思考，没有认识到产生异化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因此无法真正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治。

在马克思眼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超出马克思生活时代的新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超出研究范围。这就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审视社会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任务，从不同路径展现了独特的理论内容。重建之路何以可能，必须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来界定，不可否认有些学者显现的理论火花，但同时也要看到哪些内容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才能认清重建之路的本质，更好地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