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对外文学话语体系之构建

王燕 李正栓

(1.廊坊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韩国朝鲜大学 英语英文系; 2.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0引言

近年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文学话语是促进世界人民心心相通非常有效的形式之一，对外文学话语的构建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通过提出“对外文学话语构建”理念，对翻译与文学话语构建、民族典籍与中国文学对外话语构建、图书出版与文学话语构建关系等进行了分析，提出构建对外文学话语的必要性，也提出了一些较为行之有效的构建文学话语的建议。

1 对外文学话语提出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交流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政府也一直非常重视国家对外形象塑造，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早在2004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就成立了“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现更名为“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已承办了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 并出版发行专业期刊《对外传播》《网络传播》《中国翻译》等。2014年，外文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翻译研究院，每年召开会议研讨对外话语构建相关问题，发布相关课题并在全国进行招标。2017年7月，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成立，聚合了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等单位，在推进翻译与对外话语建构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国内多所大学也相继成立了此类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于2015年成立了“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四川外国语大学于2016年成立了“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郑州大学于2016年成立的“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于2018年成立的“同济大学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等。国内各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很自觉地开始思考和构建各个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学者及研究人员都在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翻译领域也开始将视角转向本学科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系研究上，各类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会议也在全国各大高校进行得如火如荼。2018年10月在同济大学召开的“首届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翻译与传播研讨会”上，多位发言专家就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相关热点问题，认为许多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吴赟教授也在大会发言中提到国际关系借助语言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并且曾撰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翻译规划与国家形象构建》，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文学翻译在对外翻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分析，探讨“对外翻译规划从国家主导到‘借帆出海’的转变，从自我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到他者视野的过渡，在文化外交理念下结合中国文学翻译场域的变化”(吴赟 等，2018:16)。即使在翻译研究领域也还可以细分学科来进行话语构建，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任文(2018)教授提出构建中国口译理论话语体系的理念。很多学术期刊开始设置于国家话语研究相关的专题栏目，如《外国语文》“国家话语研究”栏目，从语言学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对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三个国家对‘十九大报告’的评述”(黄国文，2019:1)。

中国形象自塑过程“包括新闻发布会、对外新闻机构报道和中国文学翻译作品”(陈琳琳，2018:35)，文学翻译一直以来是我国对外翻译出版的先行军，通过文学作品翻译构建文学话语是树立中国形象以及构建中国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外文学话语构建也是对外话语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中国文学对外话语构建与翻译

2.1 “话语”与对外话语

“话语”的理念最早为西方人文思想的哲学理论术语，具有语言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含义。在西方，“话语”这个概念也与权力和历史中的动态事件相关。西方学者福柯(2017:33-34)对话语和思想史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选择、控制、组织的……话语是被构建的，这种构建与真理、知识及权力密不可分”。可见，话语构建不是一种自发行为，应有目的、科学性地进行构建。当前，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话语研究已延伸到政治、人文、哲学、社会学的各个学科(迪克，2015)。国内很多学者正在从政治学、新闻传播学和语言学的视角对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提出一些见解。任何话语的构建，包括文学话语的构建都应该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就文学话语构建来讲，从学术角度上讲，它应该是跨学科或者说多学科的。构建对外话语可以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能够成功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怎样陈述，是否有效，并逐渐通过话语权的构建树立中国形象以及参与国际治理。在此过程中，翻译实践是重要的基础和媒介，同时对翻译实践的研究也与话语构建的有效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得到重视，因为翻译研究可以对翻译活动的跨学科性、复杂性进行很好的诠释，提升人们对翻译活动与话语构建关系的全面认识。翻译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如文学研究领域、语言文化领域、出版传播领域以及政治领域等多方面的合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才谈得上进一步合理建构。对于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学者来讲，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迫在眉睫，在翻译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推进上，有学者提出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多视角，是翻译研究学科发展的基本特征”(傅敬民，2018:96)。的确，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推进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2.2对外文学话语话语权构建

简言之，话语权可以指谁在有效听众出席的场合发出了令人信服或听从的话语。首先，有效的场合对中国文学话语构建来讲就是对外宣传和交流平台的搭建；其次，要注意话语中语言策略的适切性，如果只是说出来，并没有人听或者听不进去，就谈不上形成话语权，所以还要让对方能听懂。平台建设上，近年来我国在文学、文化外宣方面成效卓越，首先国家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国家领导人出访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与他国进行合作，也会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中国文学、文化的魅力。国家还创建了多种媒体平台，让外国更多了解并介绍中国文学、文化。多家对应机构还积极参与海外文学、文化宣传，如我国国际图书出版集团每年向海外发行中国书籍的量都在增长，2016年至2017年间，仅图书输出版权总数(项)就由8 328增长为10 67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2017)，这是国内出版界和翻译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国家进行对外文学话语权构建取得的成效。中国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获奖，除了作品独特的文学性外，成功译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种获奖使中国当代小说具有了一定的对外话语权。当然，话语的构建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形成，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加深，随着多方合力的推进，一定会取得较理想的成效，这是一个聚沙成塔的过程。就学术领域来讲，更需要有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力的学者来积极参与，特别是外语能力强、中国文化底蕴较深、跨文化能力强的学者，更应该多进行文学翻译实践，因为文学翻译相对来讲难度最大，对外宣传的作用也较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就对翻译界提出过以下期望：“构建和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是一项现实任务，是一个跨学科、多领域、高层次的时代课题，外语院校应该定位准确，确定新的时代高度。通过翻译了解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和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是外语界的现实任务。”(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作为语言工作者，我们在话语对象即中国文学的外译上应多下功夫，争取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通过我们的翻译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让他们愿意倾听，用心倾听，并能接纳我们。另外，翻译也要考虑受众群体，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合理设计和实施，并且与各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有机结合，才能够实现民心相通，真正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力，从而真正与世界人民共享中国文学、文化。

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定要注重传播中语言策略的适切性，要考虑到语言的受众群体。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3年藏族格言诗最初在国内出版时，只有汉语和英语对照，读者群体小，也忽略了藏区读者。后来，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决定把我国学者英译的藏族格言诗推出国门，首先考虑的是受众问题，因此选择了尼泊尔，并且用英汉藏三种语言将《国王修身论》《水树格言》《萨迦格言》和《格丹格言》分别于2017、2018、2019年出版。尼泊尔是佛教圣地，接受藏族文化，与我国西藏一衣带水，关系十分密切，民心彼此相近，感情容易沟通；另外，在尼泊尔有很多藏族同胞；一些近邻西藏的佛教国家教育部门甚至要求教材上刊印藏族格言诗。用三种语言出版，极大地扩大了读者群：藏族同胞、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有利于逐渐确立藏族格言诗世界文学地位(李正栓，2019:94-98)。

2.3对外文学话语话语权构建之建议

对外文学话语构建应该是四组叠加的共同努力才可行：(1)政府+民间；(2)大陆+港澳台+汉学家(港澳台的翻译事业特别是对中国典籍和传统文化的翻译与译介，也非常值得重视)；(3)汉族+少数民族；(4)英语+多语种。第一组指既需要政府搭建平台，提供相应的资金资助；也需要民间力量的自发努力。第二组指大陆加港澳台以及海外汉学家，我们看到，每一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都会将“翻译研究”包括进来，都是世界规模的研讨会，我们都会邀请国外学者、香港、澳门及台湾的学者参加。中国译协举办的历届翻译年会，都会邀请海内外、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参加。近年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召开的典籍英译学术会议也邀请国外汉学家参加。很多学者在致力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我们也非常欢迎海外的汉学家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在这一方面，政府以及一些相关机构也专门设置了基金和奖励。第三组指汉族加少数民族，主要指话语对象。我们知道，对汉族文学典籍的译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注重的，挖掘的对象也越来越广，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少数民族典籍的对外译介。几大民族史诗译著已经出版。十部云南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和两部土家族典籍英译著作也已经出版，但相关研究还有待开展，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的文学典籍翻译也有待重新整理翻译。随着我国国力增强，随着对外交流与合作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英语加多语种译介中国文学的前景光明。第四组指语言的多元化。除英译之外，其他语种的翻译也越来越多，这与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密切相关。

3 民族典籍翻译是对外文学话语的有机组成

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国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译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典籍使得中国典籍更具有了多样性(李正栓，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民族典籍的整理和翻译工作，给予政策、课题和资金支持。国家民委1985年成立《民族译坛》编辑部，2008年转成正式刊物，更名为《民族翻译》，成为我国语内翻译、民族翻译和语际翻译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该刊的编辑经常参加全国典籍英译会议、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以及相关翻译研究会议。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工作要求更加专业化，很多是实地调查研究。近年来还出现了很多学者，包括少数民族学者、研究者和域外汉学家，以及一些训练有素的中青年翻译家和学者都加入到了民族典籍翻译的队伍中来。汪榕培教授和王宏印教授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近年来，中国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委员会还组织进行了全国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迄今为止共举办了四届。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深入性的研究开始出现，如青年学者王治国(2019)对少数民族史诗翻译的研究以及李正栓(2019)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藏族格言诗翻译的研究。民族典籍英译及研究著作也开始陆续出版，如王宏印教授主持的“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于2016年出版。还有王维波、贾木查、韩家权、周艳鲜、李正栓、李昌银和张立玉等人带队的多部民族典籍英译著作也得以出版。以上学术活动和图书出版正在搭建一座我国民族典籍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桥梁，相信很快会吸引更多国外学者和翻译家的关注。随着这些民族典籍借助翻译走向世界，我国的民族文化建设、整体国家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空间会更为拓宽加深。关于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许钧教授认为，翻译中的异质因素都有激活文化和创新的作用(刘云红 等，2017)，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对外译介一定会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起到重要的作用。

4 图书翻译出版与文学话语构建

4.1 图书翻译出版阶段划分

图书出版对中国对外文学话语体系建设贡献极大。无论是外国出版社还是中国出版社，都承担了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的重任，这些也是中国对外文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自发期，指西方人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翻译和出版；(2)文化自觉期，指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学进行译介、翻译和传播；(3)文化自信期，指中国学者在政府组织下对中国文学进行有计划的译介、翻译和传播。

纵观中国文学典籍的外译，16—17世纪开始就有零散篇章西译，最早为拉丁文翻译；18—19世纪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对中国文学、文化典籍进行翻译，译入语种也有所增加，有德语、法语和英语等；20世纪上半叶，域外学者特别是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文学典籍进行了大量翻译，除译入语语种增加外，文本选择更具多样化特征。这就是中国文学外译自发期，也展示了西方学者敏锐的观察与选择。直到今天，海外汉学也是中国文化、文学外译的一支重要力量。“掌握这学术话语权的汉学家无疑将发挥其‘专业人士’的作用，通过相关研究、评论推动译作进入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进而扩大译作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的影响力。”(袁丽梅，2018:19)除了域外学者的翻译，中国知识分子自20世纪初开始也对中国文学进行外译，以英译为主。这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文化自觉期。中国学者开始对自己的文学与文化进行翻译，很明显是不满足于阅读西方译者的译文，或许在理解与表达上有不敢苟同之意。如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庄子》(初版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已有的国外汉学家的译本，包括理雅各和翟理斯的译本，“未能触及作者真正的哲学思想，换言之，他们译本的成功只是文学或者语言层面的成功，而不是哲学思想体现上的成功”(Fung，1989:1)。当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出版还是一些民间出版社的商业行为。香港、上海出版的中国书籍的英译本主要也是针对在华工作的外交人员。虽然20世纪上半期有国立编译馆(1932—1949，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这样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但其主要进行的是西学东渐的翻译活动，对国外科学、文学书籍进行汉译，也出版了多种中国文学书籍和教科书。梁实秋担任编译馆馆长期间(1943—1949)，曾说服杨宪益到编译馆领导典籍英译工作(杨宪益，2001:18)。此间，杨宪益首译《资治通鉴》，但此书未能出版并且译稿也已遗失。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承担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书刊对外宣传任务。英文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在1950年10月创刊(杨宪益，2001:184)，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就已经开始走向世界。1951年年底，中央人民出版总署召开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开始着力于翻译工作的管理和计划，并开始关注翻译质量。1953年，国家成立了中央编译局，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1954年8月18至25日，由作家协会发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郭沫若、郑振铎、茅盾都讲话和作报告，对翻译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对提高翻译质量寄予殷切希望(陈福康，2009:319)。这次会议强调翻译世界文学以丰富中国文学并借鉴世界文明，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和文化建设具有很大推动意义。1963年9月，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外文局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学术性强，语种阵容不可比拟，在对外宣传方面做出巨大贡献，除了《中国文学》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文化外，还组织出版发行了“熊猫丛书”，20世纪80、90年代熊猫丛书在海外销量很好(王燕 等，2018)。外文局的译介活动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上的一个代表”(张西平 等，2015:26)。可以说，从这个阶段开始，就进入了文学外译的自信期。

4.2 《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与对外文学、文化话语构建

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文局开始组织并协助中国新闻出版署组织《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截止到2018年由以色列著名汉学家欧永福(Yoav Ariel)教授翻译的《晏子春秋》汉英对照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大中华文库》已经出版111种汉英对照版中国典籍，语种也由英语扩大到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日语和韩语等语种，目前正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发展。

“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这两起出版行为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对外文学以及文化话语权正在进行转变。今天，中国国力以及国际地位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文学、文化类作品的翻译更应该迎头赶上，充分发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的作用。《大中华文库》是新时期我国政府部门对外出版的有力举措，其整个设计、组织以及实施是新闻出版署、外文局和相关出版机构的通力合作，十几年里在时间仓促、经费短缺的情况下，组织30余家出版社出版了111种汉英对照书目，的确是我国出版事业前所未有的，这其中也凝聚着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及一大批相关编委会人员诸如杨牧之和黄友义等人的无私奉献。《大中华文库》已经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经常被我国领导人出访时作为馈赠礼品送给外国政要。当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讲，文库的出版有一些不尽人意的缺憾，有些外国译者的作品未做修订或修订不足，有的国内译者的作品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放大瑕疵而忽略成绩。值得提出的是，不能完全以阅读量来检验翻译质量。现在国内一些学者对文库的出版，特别是域外传播提出质疑。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调研一下国外知名大学图书馆的其他文学类书籍，随着纸媒的减少，即便是国外学者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以及他国文学作品的借阅量也未必很大，甚至本国的文学作品借阅量也不一定很大。反之，阅读量高的译文未必在各方面达到了翻译应有的质量，这与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和水平有密切关系。目前来讲，《大中华文库》通过翻译出版初步建构了国家对外文学话语的范式，其出版发行是中国对外文学话语构建的有力举措，也可以说奠定了对外话语框架的基础。中国外文局在中国图书对外出版、宣传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展望：对外文学话语建设与新一代译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对翻译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很多翻译家得到了展现才华的机会，他们属于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如杨宪益、许渊冲等。这一代的翻译家自幼接受过较为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具有很高的外语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翻译了文学典籍和文化典籍。第二代译者可以说以汪榕培教授为代表，这一代学者进行大量翻译实践的同时，更注重培养翻译人才和接班人。汪榕培教授的典籍英译著作包括诗歌、戏剧、哲学等领域。他还发起了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并成立组织加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活跃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很多都是他的传人和经常参加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的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即为目前活跃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学者，这一代人心怀对语言工作的虔诚和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对自己的翻译工作精益求精。如今，新一代译者为青年学者和翻译者，他们大多有国内学习和海外留学经验，较了解目的语国家文学文化背景，学位层次高，语言水平高，并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他们是中国文学译介的生力军，有更强烈的传播中国文化的自觉性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能够真正平等、有效地与世界进行文学文化上的对话。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民族自信心也在不断增强，国内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关注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新一代译者具备外语能力、科研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在国内学术研讨会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国际学者也正在加入到中国文学以及文化典籍翻译队伍中来。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特色，翻译也会有时代特色，这需要我们有更为包容的心态、更为宽容的态度接受翻译领域的多元化和新现象，才可以称得上构建真正的话语体系，也才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并深入人心。正如罗选民(2019:100)教授所说，“我国典籍的阐释、翻译和文化意象的建构，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去提升文化传播的时效和功效，最终促进机体文化记忆的形成”。国外学者苏珊·巴斯耐特(Bassnett, 2014：6)认为，当今人们的全球迁徙映射出翻译过程，翻译就是文本间以及文化间的谈判过程，翻译者就是谈判过程中的协调者。我们相信，新一代的翻译工作者能够肩负起这样的重任，不断扩大翻译活动的内涵和价值。

6 结语

本文提出了对外文学话语构建的倡议，旨在为学术界提供思考话语建设与翻译之间关系的多方位视角，为翻译工作者拓宽思路。相信我国的对外文学话语在各界同仁的努力和通力合作下，将更为有效地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学的声音。文学话语构建将助力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塑造更为真实、全面的中国对外形象，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