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探析

刘芳

摘  要：随着传统生产方式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化，无产阶级的理论内涵发生了变化，齐泽克分别从劳动形式的新变化、阶级关系的变体，以及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辩证关系等方面，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了反讽式的改写。齐泽克在阐发其新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不但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进行了富有修辞意味的改变，而且更加强调症候式批判理论的应用。对比来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是对资本主义的反讽和批判，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思想则是后现代语境下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逻辑的理论延伸。

关键词：齐泽克;新无产阶级;非物质劳动;马克思主义文论

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无产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在新的语境下重新界定“无产阶级”的理论内涵，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目前，西方一些前沿理论家开始關注与“新无产阶级”相关的“诸众”“非物质劳动”等概念，这些具有“后政治”或“生命政治”意味的理论不乏“激进”因子，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新无产阶级”拓展了思路。在此背景下，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思想以及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在当下语境中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内在理路

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当代社会从传统生产型社会进入后现代消费型社会，新的生产类型即围绕着消费者需求的生产类型开始诞生，新的生产类型意味着新的剥削方式。进一步来说，从“生产主导型”转向以“需求”为核心的生产类型，催生了资本主义新型剥削方式。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产品与付出的劳动时间，同其所受到的剥削成正比。新的语境下，资本家对于无产阶级剥削或者说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隐蔽。在此理论背景下，齐泽克阐发了他对“新无产阶级”的基本类型、劳动属性、阶级属性以及革命性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符号阶级”“网络无产阶级”“非物质劳动”等新概念，对新无产阶级与传统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做了深入剖析。他的“新无产阶级”思想也都与这些新概念、新观点密切相关，或内附于其“新无产阶级”理论的逻辑链条中，向外延伸至文化与文艺的批评实践。具体来说，其“新无产阶级”理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齐泽克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劳动形式的新变化

齐泽克的“非物质劳动”是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概念。齐泽克认为后现代语境下劳动出现了新的形态，即“非物质劳动”。事实上，“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劳动观的再发展。按照齐泽克的看法，“非物质劳动处于下列两级之间：一级是知识的、符号的劳动，即观念、符码、文本、程序、形象的生产，是作家、程序员等人的劳动;一级是情感性的劳动（affective labor），它们处理的是我们的身体情感（physical affects），是从医生到护婴员再到乘务员的劳动”。{1}简言之，非物质生产的对象不是物质客体，而是新的社会（人际）关系，具体来说，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齐泽克指出，“在如今的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目标”{1}，这实际上揭示了后现代经济日常生活化以及政治化的趋势——并非人的剩余，而是资本本身的剩余。在他看来，“假如如今的‘后工业社会只需要越来越少的工人复制自身，那么真正过剩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2}。由此可见，后现代一个真实的现实就是“资本的剩余”与“人的剩余”同时发生，人的剩余的本质就是资本的剩余。齐泽克对于资本剩余问题所言甚少，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剩余，不过，“资本的剩余＼人的剩余”这种鸭兔式的关系，通过“视差”的方法似乎更能揭示问题的根本——人与物原本的对应关系被打破，在此链条之中，物的剩余意味着人的剩余，人的剩余最终导致资本的剩余。从根本上讲，“物”是人劳动力的某种象征，在过往的资本主义剥削中，资本家通过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掠夺占有劳动者的生产力，通过市场交换将劳动者的生产力转化为货币，并以货币的方式等比例地给工人发放工资，但是，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原来的计量方式被打破了。如果说劳动力的计量方式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非物质劳动”的衡量标准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使用对象。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于使用者而言，物的虚拟价值与真实价值二者之间的差异就被抹平了。

（二）从阶级关系的“变体”中，考察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思想

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齐泽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齐泽克对其他后现代理论家“阶级”观点的借鉴与吸收。在后现代语境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体”：一、无产阶级正在沦为新的“无产阶级”。齐泽克指出，新无产阶级并非传统意义上没有资产的阶级，而是没有工作、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人。二、与“新无产阶级”观对应的是“新资产阶级”观。比如，“所有人都是资本家”这样的言论掩盖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混淆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混淆了“有钱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异，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对立面。三、不存在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之分。这种“阶级已消失”的观点在进入消费社会后愈加流行，也愈加具有隐蔽性。它以贫富差距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某种程度上甚至消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根本对立，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对这些观点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人人都是资本家”“阶级已经消失”这类观点是资本主义从生产型社会进入后现代消费型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人人都是资本家”，意味着无产阶级被纳入资产阶级的行列。究其实质，这类说法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事实上，浪漫派反讽家很早就意识到资产阶级对人的戕害，③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些事实：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的使用，降低了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性，让其成为可替代的“原子式”人物，工人不得不从事那些缺乏创造力的机械工作。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关于阶级属性问题的许多共识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变得晦暗不明。尤其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工人是否能够从原有的乏味工作中解放出来，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失业局面，都令人感到焦虑。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无产阶级，意味着一个“超级阶级”（理查德·罗蒂）的出现，这本身就是对“人人都是资本家”这一观点的有力反驳。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变得相当富有，所以，阶级概念的内涵在未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很值得学界关注和深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大卫·哈维就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升，剥削比重越来越大），相反，阶级差异的鸿沟愈加明显，在齐泽克看来，“所有人都是资本家”“阶级已经消失”这类假象必须破除。

与上述阶级关系之“变体”问题相关的还有个人天赋是否文化资本的问题。大卫·哈维曾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作过批判。在哈维看来，文化资本的发展并没有导向人的完全自由和解放，而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发展的可能。对于文化资本问题，齐泽克也曾明确表态说“我强烈反对布迪厄把个人天赋说成是一种资本，称之为‘文化资本”。{1}因为，在齐泽克看来所谓的文化资本问题，同晚近出现的数字无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网络圈地运动”一样，都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新型控制方式，这种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主体之间的新变化，更具有隐蔽性或迷惑性。

（三）从“个人领域/公共领域”二者的辩证关系，考察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本质问题

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从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深入的剖析，那么这里则是从政治哲学的领域来分析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功用、意义和价值。关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矛盾，罗蒂、哈貝马斯、皮凯蒂等理论家都作过精辟论述。比如哈贝马斯就认为，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干预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他将这种趋势表述为国家和经济“制度”（system）对“生活领域”（life world）的殖民化。托马斯·皮凯蒂则在《21世纪资本论》中称赞：“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2}对于公共与私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公共/普遍性”者认为，你可以超出一切特殊的认同而直接参与到普遍性之中。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就是一个人，而不必首先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等。强调“私人/偶然性”者则认为，唯有完全认同某人自己的本根，他才可能是人——在人这个词之强化意义上，你必需首先是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中国人等，然后才是一个人。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是全球性的视角，后者则是民族性的视角。相较于罗蒂对“私人/偶然性”的强调，齐泽克更强调的是“公共/普遍性”，并把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引入进来加以考察。在他看来，哲学可以在政治符号上运作，而其所形成的问题也可以使用政治符号去解决，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把哲学同政治本身混淆起来。事实上，“政治旨在转变集体共同的情景，而哲学只是为所有人提出新问题”③。可以说，齐泽克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界域的划分，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界域的划分。

新无产阶级思想问题与“个人领域/公共领域”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关联。苏格拉底、克尔凯郭尔、施莱格尔、罗蒂等人都将反讽视为私人/个人走向完美之途。在齐泽克看来，类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矛盾取代了上帝与人之间的矛盾，并转化为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同理，商业活动成为世俗的礼拜，金钱成为世俗的宗教。正基于此，齐泽克认为，必须重建崇高的国度，必须回到个体与社会之间非商品的关联中，才能修复个体生命与类生命之间的关系断裂。

二、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前文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知，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思想具有两种明显的基本特征：

（一）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富有修辞意味的改写

齐泽克在阐释新无产阶级思想时，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与自身观点同时置于读者面前，两种言说方式的并置往往引人深思。齐泽克指出，贫民窟居民作为新无产阶级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即“后者是严格依据经济‘剥削一词来界定的（经济剥削即占有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这种情形导致的），而贫民窟居民的决定性特征是社会政治性的（sociopolitical）”{1}。尽管齐泽克指出贫民窟居民虽然具有革命以及发生暴动的“潜质”，但事实上他们是缺乏革命性的阶级。新无产阶级的这种自由、聚居的特征，看起来与马克思所论述的无产阶级具有相似性，但他们所拥有的却是一种过度的自由，这种“过度的自由”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颇为不同。甚至可以说，“过度的自由”是马克思真正意义上自由的戏仿之作。新无产阶级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从“过度的自由”中摆脱出来。齐泽克进一步指出，过度意味着“快乐”，快乐正是基于某种“过度”的原则而产生的。可以说，从无产阶级到新无产阶级，从“剩余价值”到“剩余人”，从“全面的自由”到“过度的自由”，从“快乐”到“沉迷”，齐泽克正是在马克思话语同自身理论话语的并置中进行了富有修辞意味的改写，而“物”在这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断裂，造成了“新无产阶级”话语的复杂性：一是无产阶级意味着某种内在的革命性;二是无产阶级意味着某一特定的群体;三是“无产阶级”概念在话语层面的转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无论从概念、内涵还是其实质都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但“新无产阶级”在这三个层面都发生了转化。首先，“无产”新的解读方式是“失业者”，“无产阶级”即被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的人;其次，“无产阶级”被认为是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人;最后，无产阶级被认为是富有革命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而齐泽克则将尚不具有“革命性”的贫民窟的居民、难民、失业者纳入新无产阶级的范畴。在他看来，贫民窟的居民具有传统工人阶级“聚居”的特点便于发动革命，但真正的革命是关于制度的变革。显然，“被排除者”既不具有革命性，也不具备颠覆体系的能力，更确切地说，“被排除者”应当成为团结的对象而非革命的主体。齐泽克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是一场关于日常生活的革命，而首要的革命则是关于意识形态的革命。

（二）“症候”分析成为阐述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的重要切入点

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独特视角，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症候的批判。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当代世界格局，齐泽克在其新无产阶级思想中展开了对虚拟经济的批判。齐泽克由此发现了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讽的本质，具体来说，呈现为两个关键的深层社会问题：“情绪病毒”和“虚假意识形态”。在齐泽克看来，“情绪病毒”像瘟疫一般地传播，“痒（瘾）”与“怨”的情绪病毒腐蚀着整个社会体系，这是一种负情绪的全面流动。后现代的危机并非极权政治对人的侵袭，而是渗透到个体之中的极权思想对人的侵袭，这种极权思想带来个体受虐的快感，刺激着个体麻木的神经，它表征着严重的社会后果，系统愈加完备，人们自动化的倾向就愈加严重。另外，社会管理的自动化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程度，虽然娱乐节目像“背景笑声”那样替人们表达欢乐，但始终无法遮蔽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真实存在。与此同时，齐泽克认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业已成为一种真实，意识形态变为无意识的外化。虚假的意识形态不再是谎言，而是“真话”的“某个部分”，意识形态通过“真话”的某个“局部”或者“真话”的“反语类型”达到有利于自身的话语效果。意识形态成为“真实”的拟真，它可以是关于“真实”的幻象、符号或者象征。齐泽克由此指出，后意识形态的功能并非给我们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出口，相反，它让我们更加直观地面对社会现实，通过积极的改造社会代替被动的逃避。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意识形态意味着“梦”与“现实”的颠倒，它就像一场“真人秀”，并非戏剧表现生活，为生活提供幻象，而是在戏剧和幻象中生活。在此意义上，幻象成为另一种真实，主体处于虚假的“情景”之中，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而失去了辨别真实和幻象的能力。由此，后政治也变成了一种“信以为真”的政治。正如艾柯在《玫瑰之名》中所提出的，当我们处于某种共同知晓的假设之下，我们便可以继续相信。由此不难看出，齐泽克对于资本的批判是对资本影响公众想象方式的揭秘，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症候的分析成为建立“新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