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在文道并进
——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汉民，徐艳兰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 引言：“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朱熹所谓吕祖谦的“巧”，是在分析评判其著作时提出的，具体见于以下几处：其一，认为吕祖谦对《尚书》的解读伤于巧。朱熹在致弟子蔡沈的信中言：“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1)朱熹：《答蔡仲默》，《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3，《朱子全书》第25册，朱杰人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17页。其二，批评吕祖谦《大事记》“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2)朱熹：《吕伯恭》，《朱子语类》卷122，《朱子全书》第18册，第3855页。，甚至认为“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3)朱熹：《吕伯恭》，第3850页。。其三，认为吕祖谦的文学批评著作“巧”。如，批评《宋文鉴》云：“‘小鱼喜亲人，可钩亦可扛。大鱼自有神，出没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鉴》上却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4)朱熹：《论文下》，《朱子语类》卷140，《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28页。他又批评《丽泽集诗》：“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诗，则多不取。”(5)朱熹：《式微》，《朱子语类》卷81，《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83页。其四，批评吕祖谦的文学创作伤于巧，如《东莱博议》“遣词命意，亦颇伤巧”(6)朱熹：《答吕伯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29页。。他最后总论吕祖谦之弊尽在于巧：“人之读书宁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宁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尽在于巧。”(7)朱熹：《吕伯恭》，第3850页。

目前，学界对吕祖谦之“巧”全面关注较少，片面揣摩则时有之。如：四库馆臣认为“巧”在笔锋颖利的文法以及华藻(8)永瑢等：《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0-221页。；瞿世瑛主张“其书好抉摘古人之情伪，不免苛娆文致之失”(9)瞿世瑛：《瞿世瑛跋》，见《左氏博议附录》，《吕祖谦全集》第6册，黄灵庚、吴战垒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9页。；汤元宋强调吕祖谦“巧”在“读书法之支离”(10)汤元宋：《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1期，第86页。；杜海军认为“巧”在“提出问题尖锐，论述问题透彻”(11)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日本学者牛尾弘孝、森宏之则将“巧”解释为“注重史学之弊”(12)牛尾弘孝，森宏之: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祖谦〉译注》，《东洋古典学研究》，2013 年第35辑，第 126、128 页。。揆诸众说似乎都意犹未尽，特别是鲜有论及“巧”的学术内涵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路。

朱吕二人虽同属于理学群体，但他们的文道观却迥异。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13)朱熹：《论文上》，《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14页。，而吕祖谦则认为“词章，古人所不废”。(14)吕祖谦：《与陈同甫》，《东莱吕太史别集》卷10，《吕祖谦全集》第1册，黄灵庚、吴战垒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朱熹衡量文章价值的标准是符不符合“性理之道”，认为“理不明则文不粹”，“先道后文”，而吕祖谦则文质并重，文道兼举。朱熹所认为吕祖谦的巧，无论是解说经史的义理之巧还是辞章之巧，归根结底都在于文章工夫之巧。朱熹在文章工夫上主张“先道后文”，“理精后，文字自典实”，吕祖谦则讲究修辞技巧，主张文道合一，文章工夫上文道并进。吕祖谦文章工夫的背后，彰显了其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以重建文统的学术旨趣。(15)朱汉民：《道统论探源》，《求索》，2020年第1期，第73-79页。

二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我们认为，朱熹批评吕祖谦之“投机取巧”，总体说来，在于其文章工夫之“巧妙”。朱熹主张道为主干，文为末技，先道后文，先韩后柳，反对文法与华藻；而吕祖谦文质并重、文道并进，强调文于道亦有所补。文道观的差异，直接导致朱、吕二人对作文工夫的看法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由经学、史学、文学这三者构成。对经典的诠释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而通经明理又离不开文字的诠释形式。可以说，中国学术的整体风貌正是在经学、史学与文学这三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吕祖谦主张经学、史学、文学三者不可偏废，于成圣之道皆有裨益，乃得中国传统读书法之精髓。而朱熹则先“四书”后“五经”，先子后经，先道后文。他认为，从残存的“六经”中可窥见的道理，在“四书”中亦可追寻：“《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16)朱熹：《温故而知新章》，《朱子语类》卷24，《朱子全书》第14册，第842页。“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17)朱熹：《纲领》，《朱子语类》卷14，《朱子全书》第14册，第419页。无怪乎当朱熹获知吕祖谦的读书法后，批评说：“闻只令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然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若恐其徒务空言，但当就《论》《孟》经书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远。至于《左氏》、奏疏之言，则皆时事利害，非学者切身之极务也。”(18)朱熹：《温故而知新章》，第842页。针对朱熹之诘难，吕祖谦也有力辩驳：“后学读书，未曾识得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先儒至说性命，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19)吕祖谦：《己亥秋所记》，《东莱吕太史外集》卷5，《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728页。在吕祖谦看来，为学自有等级，“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论语·子张》)，不可不察也。

宋儒受佛学浸染较深，体现在文学上即用“工夫”一词指称为文技巧及章法。吕祖谦之伯祖吕本中首次用“工夫”二字揭橥诗文之传习。其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得此理。”(20)吕本中：《童蒙训辑佚》，《吕本中全集》第3册，韩酉山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33页。陆游亦曾言学诗经历：“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21)陆游：《夜吟二首》，《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67页。宋李耆卿亦说：“古人文字，规模、间架、声音、节奏皆可学，惟妙处不可学。譬如幻师塑土木偶，耳目鼻口，俨然似人，而其中无精神魂魄，不能活泼泼地，岂人也哉？此须是读书时一心两目，痛下工夫，务要得他好处，则一旦临文，惟我操纵，惟我捭阖，此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学，难以笔舌传也。”(22)张恩普等：《中国散文理论批评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3页。可见，“痛下工夫”的文章之工夫论在宋代已然蔚为大观。

吕祖谦和朱熹都注重文章工夫，但他们的“工夫”却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文道关系的认识、法度和节次的运用，以及工夫次第上韩柳孰先孰后等方面。朱熹对文章工夫的探讨集中体现在《朱子语类·论文》中：“问舍弟序子文字如何进工夫云云？曰：‘看得韩文熟。’”(23)朱熹：《论文上》，第4316页。他认为看得韩文熟，文字工夫自然进步。又云：“且莫说义理，只如人学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读前人文字了，便会做得似他底，亦须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观韩文公与李翊书，老苏与欧阳公书，说他学做文章时，工夫甚么细密！岂是只恁从册子上略过，便做得如此文字也。”(24)朱熹：《柴也愚章》，《朱子语类》卷39，《朱子全书》第15册，第1414-1415页。但相对于文章工夫，朱熹更看重体道工夫。苏洵曾与欧阳修论及其学文之工夫云：“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警。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25)苏洵：《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苏洵二》卷919，《全宋文》第43册，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页。朱熹认为，如果将苏洵读书以学文的工夫用到道学的修养上，必能学有所成。他说：“依老苏法，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如此必能成学。”(26)朱熹：《沧州精舍论学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93-3594页。

与此同时，朱熹在为文工夫上反对追求法度和节次，认为法度、科段、节次会限制义理发挥，导致文气衰落。朱子虽喜欢韩、欧、曾文章，却不赞同欧曾所用的“科段”和“节次”。他说：“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如欧曾却各有一个科段。却曾学曾，为其节次定了。今觉得要说一意，须待节次了了，方说得到。及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27)朱熹：《论文上》，第4315页。同时，他也反对过度追求曲折和精密的法度：“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28)朱熹：《论文上》，第4317页。当听闻陆九渊批评吕祖谦有个“文字腔子”时，朱熹亦深表认同，“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29)朱熹：《论文上》，第4317页。。

而吕祖谦的文章工夫则是文道并进，合内外之道，主张先文后道、先道后文两条路径齐头并进。他既继承了其家族文章工夫的法度，又强调修辞立其诚，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方面，吕祖谦和朱熹一样强调“文要有所本”，认为“大凡有本则有文。夫人之须不离于颐领，文生于本，无本之文，则不足贵”(30)吕祖谦：《贲》，《丽泽论说集录》卷1，《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37页。；又说“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辉，犹文章必从根极中来”(31)吕祖谦：《贲》，《丽泽论说集录》卷1，《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37页。。因此，吕祖谦强调“大率要得言语动人，须是自里面做工夫出来”(32)吕祖谦：《郤缺请复卫田》，《左氏传说》卷4，《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54页。。另一方面，他也深刻认识到，如果只坚持文从道出，文不必学，就自然而然可做，就给那些以道学自命，认为文章不足为之小人以捷径。故而其要揭示为文之途径，让学生掌握为文之程式，然后将道贯注其中，以此来纠偏“作文害道”的思想。吕祖谦曾说：“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处事既当矣，必知其所以当；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则虽一时之偶中，安知他时不失哉！”(33)吕祖谦：《杂说》，《东莱吕太史外集》卷5，《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715页。其在明招守丧期间，即教授学生科举时文：“自去秋来，十日一课，姑存之而已，至于为学所当讲者，则不敢殆也。”(34)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7，《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398页。

吕祖谦将其文章工夫论熔铸到《古文关键》一书中。其在《看古文要法》中将古文分为韩欧、柳苏两个系统，认为韩文本于《孟子》，柳文出于《国语》，欧文祖述韩子、苏文出于《战国策》，柳宗元和苏轼皆得古文之“关键”，且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南宋很多士大夫都将韩、柳、欧、苏之文作为文章的典范。如王十朋言：“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35)王十朋：《杂说》，《梅溪先生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99页。陆九渊亦提倡学习韩、柳、欧、苏、尹师鲁、李淇水等人的文章。但朱子却只主张学习韩柳，不学欧苏，认为欧苏“大概皆以文人自立，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只是在吟诗饮酒中戏谑度日”(36)朱熹：《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朱子语类》卷130，《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55页。。

值得注意的是，朱吕虽然在学韩柳上达成一致，但他们却在学韩柳的工夫的次第上存在分歧。朱熹认为“先韩后柳”，吕祖谦则认为“先柳后韩”。《朱子语类》载：“陈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韩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37)朱熹：《论文上》，第4315页。今人罗书华虽从历史、作文、篇章、审美四个角度揭示古文“关键”之内涵，但并未点出吕祖谦何以用书名“关键”来指称柳苏，而不指称韩欧(38)罗书华：《从文道到意法：吕祖谦与散文学史的重要转折—兼说〈古文关键〉之“关键”的含义》，《中国文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72页。。我们认为，吕祖谦的用意即在于说明学文次第上的“先柳后韩”。吕祖谦的文章受吕本中工夫论影响颇多。吕本中曾云：“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39)吕本中：《童蒙训辑佚》，第1036页。他又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40)吕本中：《童蒙训辑佚》，第1040页。文字体式即科段和法度，用意下句处则是句法工夫。《古文关键》卷首《看古文要法》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则是直承吕本中之语。柳宗元和苏轼皆十分注重为文法度，柳宗元曾授人以作文门径时说：“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41)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河东先生集》卷34，《柳河东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苏轼亦揭示其为文工夫：“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 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42)苏轼：《论作文》，《佚文汇编拾遗》卷下，《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2页。因此，柳宗元与苏轼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作文既工，又能揭开缘何而工的面纱。

朱吕二人对文章工夫认识的不同，深刻反映了二人道器观的不同。朱熹倾向于“先道后器”，而吕祖谦则偏向于“先器后道”。文者乃贯道之器，没有文，道也无从显现。这也反映了从先秦以来的道器观的一个重大转变，即由注重文学—历史的“先器后道”，转向了注重伦理—哲学的“先道后器”。明乎此，我们才能从更深的思想层次理解朱熹为什么批评吕祖谦“在新巧之外更求新巧”。

此外，在文章的修辞审美上，朱熹亦认为吕祖谦“巧”。所谓修辞，即是调整或修饰语言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活动或规律。中国古代从先秦孔子开始，就有修辞理论。在孔子那里，辞达和辞巧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又注重修辞，“为命，禆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辞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此外，《礼记·少仪》亦认为“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左传》甚至认识到文辞的独特价值，提出“言以知物，以辞为功”的观点：“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43)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05页。可见先秦时期，儒家并不因质废文，也不因文弃质。

但迄至宋代，在“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的口号下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修辞观。古文家欧阳修提出“事信言文”(44)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欧阳修全集》卷68，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84页。的修辞观，苏轼认为“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45)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题跋》卷70，《苏轼文集》，第2211页。，王安石亦认为文章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周敦颐、二程及朱熹等人，则站在理学的立场上轻视修辞，把诗看成“闲言语”，文词乃“一小技”。如，朱熹认为骈俪、对偶、双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是使得文气衰落的根本原因。其云：“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46)朱熹：《论文上》，第4289页。身兼理学家和馆阁文臣双重身份的吕祖谦，为了调和这两种对立的修辞观，总结出一整套古文修辞技巧，主要体现在体法、篇法、段法、句法、字法五个层次。

作为一部时文写作指南，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开篇就提到作文之法则。他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其将散文风格体式分为箴归攻击体、感慨讥讽体、说利害体、攻击辩诘体，但并未对这些风格体式展开深入细致的概念界定，只从具体作品中默识心通。刘勰说：“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则成篇。”(47)刘勰：《章句第三十四》，《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杨明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37页。因此，篇法、段法、句法和字法就成为篇章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吕祖谦的篇章修辞法可从整体上分为设譬格、匡正格、反题格。此外，吕祖谦还提出了如何开头、结尾的局部布局法。其对开门见山，先立大意，并且起得有力的写法十分赞赏。如：韩愈《获麟解》篇首句评：“起的好，先立此一句。”(48)吕祖谦：《获麟解》，《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1页。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篇首句评：“说大意，起头有力。”(49)吕祖谦：《王者不治夷狄论》，《古文关键》卷下，《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92页。苏洵《审势》篇首句评：“立一篇大意起。”(50)吕祖谦：《审势》，《古文关键》卷下，《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72页。对于结尾，吕祖谦亦有精到的看法，特别强调结尾要结得有力，前后照应，并且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其在《桐叶封弟辨》篇文末评：“结束委蛇曲折，有不尽意。”(51)吕祖谦：《桐叶封弟辨》，《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24页。《春秋论》篇末评：“结有力。”(52)吕祖谦：《春秋论》，《古文关键》卷下，《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68页。《晁错论》篇末评：“虽缓亦前后相应，做文字要知此处。”(53)吕祖谦：《晁错论》，《古文关键》卷下，《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91页。此外，吕祖谦对于文章节奏、间架结构、前后如何衔接等亦有高见。如：其在《重答张籍书》篇前评：“此篇节奏严谨，铺叙回互分明。”(54)吕祖谦：《重答张籍书》，《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13页。《封建论》篇首评：“此是铺叙间架法。”(55)吕祖谦：《封建论》，《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24页。《送徐无党南归序》篇首云：“此篇文字像一个阶级，自下说上，一级进一级。”(56)吕祖谦：《送徐无党南归序》，《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55页。

篇因段成，段因篇显。吕祖谦认为段落的安排，既要注意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又要注意段与全篇的关系，更要关注段落本身的起伏和美感。如：其在韩愈《师说》篇首总评言：“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57)吕祖谦：《师说》，《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2页。又《答陈生书》篇中说：“大抵作文三段短作以一段长者，承主意多在末一段。”(58)吕祖谦：《答陈生书》，《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18页。《桐叶封弟辩》篇云：“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59)吕祖谦：《桐叶封弟辩》，第23页。

吕祖谦认为，句子应该长短相间、整散结合，且轻重缓急节奏匀称。句子是组成段落的语言单位，句子写得好，整段甚至整篇文章才能出彩。如：其在韩愈《获麟解》中评：“作文大抵两句短须一句长者承。”(60)吕祖谦：《获麟解》，第1页。又《重答张籍书》中批：“即重明轻、抑轻明重。”(61)吕祖谦：《重答张籍书》，第13页。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中云：“看回文互换，如贯珠相似”“此一句生下一句，先埋一句。”(62)吕祖谦：《晋文公问守原议》，《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22页。

吕祖谦十分重视字法的锤炼。其在《高祖论》篇评曰：“三字便见哙死大有力。”(63)吕祖谦：《高祖论》，《古文关键》卷下，《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71页。《荀卿论》评曰：“‘世’与‘独’两字下得极妙。”(64)吕祖谦：《荀卿论》，《古文关键》卷下，《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84页。《送文畅诗序》评曰：“连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极大。”(65)吕祖谦：《送文畅诗序》，《古文关键》卷上，《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21页。“文字好处，意到语壮”，无论是对排比格还是推敲字法的强调，皆体现了其“百炼成字”的工夫。

由上可知，吕祖谦在修辞方面造诣颇深，其在篇章修辞方面的造诣已经超出了理学家文道观的牢笼，体现了宋代散文的修辞自觉。但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乃吕祖谦修辞自觉之精义。吕祖谦并不是为了修辞而修辞，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技进于道”。而朱熹则认为，“不必刻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66)朱熹：《论文上》，第4315 页。，轻视文章、文辞，否定学习语言艺术的必要性。他说：“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67)朱熹：《答杨宋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28页。尤其是朱熹在获知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选本后，批评吕祖谦：“陈法虽精，而旗鼓如此，得无有误三军耳目耶？甚可笑也。”(68)朱熹：《答蔡季通》，《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2，《朱子全书》第25册，第4701页。可见，朱熹批评吕祖谦之巧，吕祖谦技进于道的文章修辞工夫亦是一大主因。

综而述之，朱、吕在学文次第、修辞技巧等文章工夫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朱熹屡次批评吕祖谦“投机取巧”。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吕祖谦为什么要借文章之“巧”？

三 “巧”之旨归：重建文统

理学家认为他们传承的道，为孔孟一脉相承之真理，但儒家自孔子以来，未曾否定过文学。部分理学家以“文以载道”为口号，视文学为闲言语，非但否定了孔孟对文学的重视，亦否定了文学兴观群怨的社会功效。因此，在文道对立的文化环境下，重建孔孟以来的斯文，发挥文以经世的社会功能便是吕祖谦“巧”的根本原因。

唐宋古文运动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是关注斯文、重建文统。古文运动与道学运动互为表里，共同推动着宋代学术的革新与创发。吕祖谦既力振道统又大倡文统，努力将两者合二为一。诚如包弼德所说：“中国思想史的两个时代，一是从韩愈以来寻求将普遍价值和文化的创造性统一起来的文学—思想时代，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思考是以思考文化传统的形式进行的。二是寻求圣人之道来取代文化的综合体，圣人之道有可能脱离文化形式而绝对存在。”(69)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前者以“文学—历史”为视角，而后者以“哲学—伦理”为视角。吕祖谦更多是接续了第一个时代，并且也是第二个时代的参与者。《宋史·文苑传》揭示了宋代古文运动从北宋柳开、穆修到欧阳修、苏轼、曾巩的浩大声势。但到南宋，一些理学家鄙视文学，导致古文创作裹足不前，以致“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7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6页。。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吕祖谦深感“斯文”之没落，于是自觉担负起重建“斯文”的使命，通过《古文关键》的选评重建古文文统。

吕祖谦在书信透露了其关注斯文、 重建文统的学术抱负。他认为，同时代中能与其共同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主要是朱熹和周必大。吕祖谦与他人书信大多言“为道义毖重”，而在《与朱侍讲元晦》信中，多次提到“斯文”二字。用语分别是“为斯文护重”“为斯文崇重”“为斯文毖重”“为斯文保重”。而《与周丞相子充》中仅一次提到“为斯文毖重”。以往的学者，皆忽略了这一细节。其实，透过这一细节，我们发现吕祖谦有着清晰的学术目标，即与馆阁文臣周必大和道学家朱熹，共铸一条关怀斯文、复兴文统之路。

为了统合道统与文统，吕祖谦将普遍之道的追寻与文学创造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唐代文学—历史这一思想范式，构建了一个文统谱系。其在《古文关键》中所提及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苏轼、曾巩、张耒等人的作品与后来唐宋八大家只相差王安石一人，开了《八大家文抄》的先河。文统谱系的建立，一方面使得古文家文以明道的成果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也是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清儒黄宗羲所言：“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明矣！降而失传，言理学者，惧辞工而胜理，则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辞为务，则甯失诸理，而曰理学与文艺绝，呜呼，亦冤矣。”(71)黄宗羲：《沈昭子耿岩草序》，《序类》，《黄宗洲文集》，陈乃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0页。

无论是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所揭示的修辞技巧，还是对文道并进工夫的探索，抑或是其读书法中对史学和文学的关注，都体现了其站在重建文统的角度上，对儒学复兴所作的努力。此外，吕祖谦还继承了孔子以来“兴观群怨”的思想，以文经世。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云：“孝宗乾道、淳熙年间，从执政到布衣，从诗人词人到学者儒者，无不言事论政。随着关注现实的议论文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经世致用的思潮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主旋律。”(72)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长编》(下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页。吕祖谦以文经世的文学功用观点则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以文经世的观点由来已久，《易经》里“观人文以化成天下”“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实开儒家经世文学之先声。唐宋古文运动是文以经世的典范。王安石、苏洵、汪藻等都认识到“文”的经世功能。王安石言：“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73)王安石：《上人书》，《临川先生文集》卷77，《王安石全集》第7册，王水照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9页。苏洵亦指出：“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74)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第19页。汪藻亦云：“所贵于文者，以能明当世之务，达群物之情，使千载之下读之者，如出乎其时，如见其人也。”(75)汪藻：《苏魏公集序》，《汪藻二二》卷3384，《全宋文》第157册，第226页。

吕祖谦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中“以文经世”的观念，希冀挽救风雨飘摇的南宋统治。他在《太学策问》中言：“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哉！”(76)吕祖谦：《太学策问》，《东莱吕太史文集》卷5，《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84-85页。其注重文章工夫和修辞，最终目的皆指向以文经世。吕祖谦对南宋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在《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中云：“厥今虏势陆梁而国雠未雪，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宁，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实百弊俱极之时。”(77)吕祖谦：《淳熙四年轮对子札子二首》，《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57页。国仇未雪、冗官冗费、百弊俱极的南宋，首要任务就是要选拔人才：“陛下欲宽宵旰之忧，要必得非常之人才委属之。然非常之材，类皆不肯舍规矩准绳而徇人，惟忘势尽礼有宾友之义，推诚笃信有父子之亲，而后可致。”(78)吕祖谦：《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第57页。而人才的选拔，又只能依靠科举制度。理学家理论上虽不主张以科举为目的，但在现实层面，他们的教学活动却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遍地开花的书院，更是直接刺激了文法的形成。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指示作文之门径，实有着以科举纳贤才的现实考量。无怪乎程千帆、吴新雷先生指出：“吕祖谦在策论方面学三苏，在序记方面学欧阳修，而对于文章应当有补于世的认识方面，则受王安石的某些影响。”(79)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吕祖谦亦认识到，读书乃成己成物的有用之学。他说：“观书不可徒玩文采，要当如药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80)吕祖谦：《门人所记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10，《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260页。他又说：“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81)吕祖谦：《门人所记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10，《吕祖谦全集》第2册，254-255页。且说：“百工制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耶！”(82)吕祖谦：《门人所记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10，《吕祖谦全集》第2册，263页。余英时曾说：“儒家的外王理想最后必须要落到‘用’上才有意义，因此几乎所有的儒者都有用世的愿望。这种愿望在缺乏外在条件的情况下当然只有隐藏不露，这是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是一旦外在情况有变化，特别是在政治社会有深刻危机的时代，‘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活跃起来，正如是‘喑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一样。”(83)何俊：《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页。吕祖谦对其所处的时代与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发扬了自《诗大序》以来“文章有补于世教”的观点，并且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上构建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为文工夫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经世文学雏形，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但其之所以能认识到文学的巨大功用，与其道之远播，功在于文的以文传道观密切相关。

寓道于文，以文传道是儒者不懈的追求。“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因此，文学形式、语言和志三者密不可分。唐代独孤及曾详细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志非言不行，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84)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388，董诰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45页。语言、辞采和志所承载的道，乃相互依存，交相为用。欧阳修亦深刻认识到文对于道的传播作用，认为六经之文皆是言、事、文三者的统一，强调载事与文采兼备，尤其语言工美之文，更能流播久远。他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85)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欧阳修全集》卷68，第984页。

吕祖谦继承了《左传》以来注重文辞以传道的观点，教学生作文时十分注重文辞的传播效果；韵律上主张“凡作文须要言语健，须会振发”；意法上“贵曲折斡旋”，辞采上讲究构思新词“凡造语，不要尘俗熟烂”。吕祖谦主张辞采与韵律完美结合的作文观渊源有自。陆机在《文赋》中论辞采言：“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褥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86)陆机：《文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97，严可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26页。沈约论韵律时言：“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87)沈约：《谢灵运》，《宋书》卷67，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9页。而唐李德裕更形象地描述文辞之美的传播效果：“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88)李德裕：《文章论》，《全唐文》卷709，第7280页。

清代魏禧说：“文章以明道纪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辅之，则不可传于后世。古之作者，必兼有此二美，故后人尊而尚之。”(89)魏禧：《曹氏金石表序》，《魏叔子文集》卷8，胡守仁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10页。一味的抹杀文辞的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滞碍了理学的传播。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理学家的周敦颐和二程，其影响远不及古文健将欧阳修与苏轼。朱熹曾将二程与苏轼加以比较后，感慨而言：“齐安在江淮间，最为穷僻。而国朝以来，名卿贤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韩忠献公，苏文忠公，邦人至今乐称，而于苏氏尤致详焉。至于河南两程夫子，则亦生于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盖王公之文章、韩公之勋业，皆以震耀于一时，而其议论气节卓荦奇伟，尤足惊动世俗之耳目，则又皆莫若苏公之为盛也。若程夫子，则其事业湮郁，既不得以表于当年，文词平淡，又不足以夸于后世，独其道学之妙，有不可诬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遗迹所以不能无显晦之殊，亦其理势之宜然也。”(90)朱熹：《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朱子全书》 第24册，第3797页。朱熹亦认识到辞采对于传播的重要性，具有审美感召力的优美文辞，其传播效果远胜于有质无文的文字。但其还是坚持“文从道中流出”，以“质”为本。

四 结 语

通过追溯“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我们得以窥见朱、吕在文章工夫上的不同，乃是导致朱熹批评吕祖谦“投机取巧”的主要原因。朱熹主张文学为末技；而吕祖谦则坚持经史文三者并重，文学亦有助于小成，不可偏废其一。在文章工夫上，朱熹主张先道后文，先韩后柳，反对追求法度、科段和节次，认为“德盛仁熟”而文章自成，其文章工夫倾向于一种内省的道学工夫；而吕祖谦则持文道合一的观点，认为先文后道或先道后文两种工夫可以并行不悖，除了做道学工夫之外，法度、节次和科段也十分重要，因而主张先柳后韩。在修辞技巧方面，朱熹反对任何的藻饰与文采，而吕祖谦则注重韵律与辞采，强调文章在体法、篇法、段法、句法、字法五个层次修辞技巧的运用。

朱、吕在文章工夫上的诸多不同，其实反映了二人为学旨趣的差异。朱子更多继承了二程以来的理学思想，尤其是小程的思想，其学术旨趣呈现出一种“哲学—伦理”的视角；而吕祖谦则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以来的“文学—历史”视角，以及从范仲淹、王安石以来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其学术旨趣在于道与文、体与用的并重。吕祖谦通过文学批评的形式重建文统，使得道统与文统互为表里，展现了宋代多元的学术风貌。此外，吕祖谦既肯定以文经世的教化功能，又意识到道之远播，功在于文，由此构建了以“修辞技法”工夫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