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启蒙
——以乡村妇女社会教育为例

胡小京，钟之华

（1.南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2.广西大学 档案馆， 广西 南宁 530004）

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结合妇女生活、生产实际，创办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妇女教育模式，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本文借助大量的档案、报刊、史料汇编等文献资料，拟对晋察冀边区开展妇女社会教育的背景、条件、具体实施和成效进行探讨，以加深对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妇女动员工作及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

一、推行乡村妇女社会教育的背景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前，乡村妇女囿于家庭小圈子，无接受教育的机会。抗日战争是动员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一次伟大战争，动员边区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战成为必然，但是乡村妇女思想意识落后，无法担当时代重任，推行社会教育成为动员妇女参战的重要途径。

1.妇女教育动员工作的全面号召

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均认识到动员妇女参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着手在大后方推行妇女教育，为“教育一般家庭妇女识字，使其了解国民常识与抗战意义及新生活运动之真谛”，向“妇女讲授新生活运动的意义、时事、抗战史绩以及妇女在抗战建国中之任务等”。①《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军政部队妇女识字班办法》，1939年，重庆市档案馆：0179-0001- 0012-6000-0059。重庆市政府令社会局负责妇女社会教育，批准陪都各界妇女推行识字运动联席会议，“为扫除妇女文盲，促进宪政实施，特由本会主持妇女识字班，实行强迫教育”。②《重庆市政府重庆市社会局关于协助推行妇女识字运动的训令》，1939年，重庆市档案馆：0060-0011-0022-4000-0102。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规定十二岁以上的不识字妇女均须入学。课程设置也为战争动员服务，“每周国语六小时，常识二小时，精神讲话一小时，歌谣一小时，算术二小时（包括珠算在内）”。③《陪读各界妇女推行识字运动联席会议组织妇女识字班实施办法》，1939年，重庆市档案馆：0053-0014-00125-0000-009001。随着大后方妇女社会教育的开展，妇女生产教育也提上日程。因数年来的持续抗战，大批男子参与战斗，大后方及根据地年轻男性劳动力大量涌入战场，致使劳动力非常匮乏，倡导妇女参与生产成为必要选择。在提交国民政府的提案中，“请中央与各省市及妇女指导委员会加强动员妇女从事各种生产事业”④《关于加强战时妇女从事生产的提案》，1939年，重庆市档案馆：0203-0001-0022-0000-001200。，提案受到重视并及时通过。四川作为大后方的主要区域，民众教育也日益普及，积极响应号召，倡导“推动农村妇女生产教育”。①《关于推进农村妇女生产教育的函》，1939年，重庆市档案馆：0122-0001-0022-0005-7000-38000。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妇女教育，早在1922年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1923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议案》中，均明确强调妇女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一鲜明主张，并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开展试行。从区域来看，抗战初期，国民党侧重动员大后方的城市女性，共产党重在动员根据地的农村妇女，二者有效呼应，共同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城市与农村的妇女教育动员工作的开展。随着日本的入侵，许多城市女性知识分子及职业妇女纷纷涌入农村，积极参与农村妇女动员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妇女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觉醒。

2.日军暴行激发了边区妇女的民族意识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首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在华北实行大规模“扫荡” “蚕食”和“清乡”的重点区域。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急于解决中国战事，打开大陆运输线。因此，从1941年初起，以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进攻。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扫荡”，残杀伤害和抓走的群众就有五万余人。②张伟良：《晋察冀边区史稿》，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152页。1943年日军对边区的屠杀更为疯狂，5月初至中旬，日军在完县、唐县一部分地区及狼牙山，短短7天，即杀死和杀伤居民8 000多人。自9月起，日军4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连续三个月的“毁灭扫荡”。③谢忠厚：《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对于边区妇女来说，除了遭受日寇掠夺财物、毁坏家园、残害亲人之外，还遭受日军的凌辱和残杀。例如，晋察冀边区龙华县的两个村有500名妇女，全部遭到日军强奸；阜平县的两个村有400名妇女，其中大部分遭日军强奸。④徐志民编：《占领区的殖民教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1940年末，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涞水涿县时，在一、二、三区奸淫的妇女，据不完全统计有4 274人。1942年，在冀中五一大“扫荡”中，在白洋淀宿端村，没有跑脱的妇女一夜被强奸了50多个，其中50-70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7个，11-13岁的小女孩子3个，13-15岁的5个，都被奸污得鲜血淋淋，半死不活。⑤谢忠厚：《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此外，日寇还掠夺边区青壮年妇女做苦役，或送到慰安所充当慰安妇。日军种种暴行，激发了边区妇女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决心。

3.沦陷区奴化教育的渗透

七七事变后，日本密谋在华推行奴化教育，积极筹划设立相应机构，先是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第一课第三室重点负责，后又专门设立对华院，专门负责对华教育事业，“对民众宣传、鼓吹日满华蒙提携之必要”。⑥徐志民编：《占领区的殖民教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专题解说第6页。为消灭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日寇在沦陷区大量开办日语学校，培养日语师资，动员大量日本妇女来华教授日语。一是大肆鼓吹“中日和平” “同文同种”，二是开办诸多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在沦陷区进一步培养奴化的技术人才和师资队伍。例如，为培养日语师资，特设立“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日语学校师范科”，总授课为720课时，其中日语课程占360课时，其他课时主要为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史、日文国情等课程⑦徐志民编：《占领区的殖民教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7页。，旨在强化对沦陷区日语的教育。七七事变后，日本拓务大臣大谷尊山在《关于对华方策件》中，特别提到“普及女子教育，建立充分设施”⑧徐志民编：《占领区的殖民教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企图加强对中国妇女的奴化教育。日寇在对边区“扫荡” “蚕食”的过程中，一方面破坏边区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强迫实施奴化教育，尤其是加强对小学教师的威逼利诱，意图通过对小学教师的奴化工作来麻痹广大群众。冈村宁次曾言：“小学教师是向农民灌输东亚解放思想的力量中心。”⑨王用斌：《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为了帮助边区民众，尤其是处于封闭状态的乡村妇女，明确抗战性质，培养其民族和国家意识，开展必要的识字教育、时事教育、法令政策教育、与敌周旋斗争的方式方法，提高抗战信心，实属必要。

二、推行乡村妇女社会教育的条件

要发动和组织乡村妇女投入抗战，必须首先对其进行教育，使她们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同时，注重对乡村妇女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她们主动关注时事政策，自觉关心国家命运，积极投身抗战。为此，在边区政府支持和各级妇女组织的动员下，边区乡村妇女教育工作得到广泛开展。

1.党和边区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

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多位中共领导人均对边区女性的抗战动员工作进行了指示。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妇女基本为文盲，落后的文化现状不能肩负起参与抗战的重任。为提高妇女抗战的积极性，落实广大妇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中共中央妇委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一文中特别指出：“要动员妇女抗战，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①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此外，为培养亟须的德才兼备的妇女干部，中共还有计划地输送大批女干部、女青年到各级学校或训练班进行学习和深造。特别指出是，边区妇女教育并非只集中于妇女干部层面，而是强调对边区大部分妇女组织起来进行识字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知识普及。为推动社会教育在农村广泛开展，改善边区落后的文化面貌，边区政府还专门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边区政府设教育处，下设学校教育科、社会教育科，地方各行署、专署、县政府等设教育科，各村设教育委员②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版，第6-7页。，专门具体负责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宣传等事项，为乡村妇女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机制和人员保障。

2.妇女组织工作的有序开展

妇女组织工作的积极动员和开展，是加强乡村妇女教育的有力支撑。1938年晋察冀边区妇救会、自卫会、抗敌会等妇女组织相继成立，共同推进边区妇女教育工作的开展。妇女组织深入基层，向乡村妇女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组织妇女开展识字运动，旨在“扫除妇女文盲，教育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各种能力和技术，并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准，使妇女能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③《为担负边区妇运的新任务而奋斗》，《抗敌报》1939年5月6日。为了明确妇女组织的具体工作方向，1940年边区妇救会在《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纲领》中特别指出：“加强妇女政治文化思想教育，广泛深入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反对日寇奴化教育及封建守旧的落后意识，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水平。”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边区妇救会还专门设置宣传部，专门负责妇女的社会教育工作。同时，妇女干部利用天然的性别优势，到乡村入户宣传、调研，深入了解乡村妇女实际生活，及时调整动员策略，效果显著。例如，妇救会根据农村妇女年龄差异，青年妇女头脑灵活，学习能力强，但家务繁重，老年妇女学习效率较低，且封建思想较为严重的特点，区别动员和组织：重心放在青年妇女的识字教育和政治教育，为组织妇女自卫队做储备；老年妇女群体重在向其宣传政治教育，同时动员老年妇女组织“抱娃娃”队，看护孩子及促进家庭和睦。

三、乡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具体实施

要充分发挥妇女在抗战中的应有作用，必须提高妇女群体的民族意识、文化水平和劳动生产技能。但是，对于抗战时期的诸多妇女，大多时间忙于家务和田间劳动，加之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大部分女童均无法正常入校读书。为此，积极推广社会教育，成为乡村妇女提升教育水平和民族意识的主要方式。

1.结合实际灵活办学

第一，学习与生产相结合。边区乡村妇女教育都以不脱离生产为前提，因此在开展教育活动时注重与生产活动相结合，产生了不少的副业生产与学习相结合的典型，如纺织组、卖豆腐组、做鞋组等。纺织组与学习组相结合，学习纺织技术，提高劳动生产技能，请专业师傅或者老年妇女教授“纺得好” “纺得快”技术，同时，根据生产所需，学习“棉花” “线” “斤两”等字。①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又如徐水县任家庄，组织妇女纺织与学习相结合，成立了五个纺织组，设有大队长、大队副，分别掌管生产和学习。在纺织的窖子房里，一头挂一块大黑板，每天上课一次，每天每人学习三个字，三天上一次政治课。四边墙上贴着“响应毛主席号召” “服从生产纪律” “虚心耐心学习”等鼓励标语，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一个月内，纺线五十余斤，五人织布十五匹，每人分红利一千二百元，学习识生字最多者达六十余个，最少的也有二十七个。②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版，751页。

第二，教学内容贴合实际。为了充分调动乡村妇女学习的积极性，教学内容更讲究实用性，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困难，达到活学活用的目的。学习内容主张多识字，学习与农业有关的气候季节，如庄稼的播种、收获时机；结合战时妇女查岗、放哨等工作，学习开路条等；为便于日常生活，学习辨别钞票面额，通晓日常所涉及的生活账目，习得日常记账所需的加减法等。例如，曲阳县南固张村的民校，是出了名的办得好的妇女民校。她们不仅能够坚持常年学习，而且紧密结合农副业生产，结合教育妇女过好日子，搞好婆媳之间的团结和睦。如讲织布怎样织得好，怎样组织纺织组；如秋天麦收时，就讲怎样把学习组变成生产组、拔工组。妇女在民校学习后，在生活中得到实际应用，学习土方染青布、纺花布，回到家就试着染，省了好多染钱。学员常说：“学得有趣，上着带劲，一次误了学习，比丢了一件东西还着急。”③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版，第741-742页。

2.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娱活动

乡村文娱活动是实施社会教育的有效路径，有利于乡村妇女在观看、参与文娱活动的感官刺激下增强民族意识。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下达“进行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喜欢参加的活动”④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编委会：《晋察冀边区法律法规文件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的指示，效果显著。1940年《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冬学运动的总结》提到：“冬学剧团，只妇女方面在平山、灵寿、完县即有四十个剧团，歌咏队96个，阜平剧团55个，歌咏队108个。” “阜平过阴历年时，二区组织了8个剧团，妇女全登台唱戏；平山旧历春节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剧团、秧歌班、跳舞班，乡村妇女能化装演剧。”⑤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9页。抗战期间，各村秧歌队、村剧团都有妇女活动的身影。冀中区饶阳县“街头剧”《模范婆婆和媳妇》，在“三八”节时演出受到妇女的拥护。同时，话剧《做鞋组》把生产与教育相结合，借助话剧的形式，把搓麻绳、纳鞋底等动作和技术表现出来，生动地体现了做鞋的过程。

为调动妇女踊跃参加文化教育，以歌谣歌颂妇女教育，如平山县鼓励乡村妇女上夜校，创造歌谣《咱们都去上夜校》：“边区政府真是好，各村成立冬夜校；劝姐妹，叫姑嫂，翻身文化要提高，咱们都去上夜校！”⑥袁同兴：《晋察冀妇女歌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页。

边区很多村庄还自发创办了墙报和黑板报，内容生动活泼，密切联系生活、生产实际。龙华（今保定易县）葛存村创办的歌谣黑板报，完全以歌谣的形式反映抗战时期村庄的情况。如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调动了村里数十名妇女生产打蒿的积极性。

3.推行妇婴卫生教育

妇婴卫生教育关乎每个家庭的切实利益，因受封建思想束缚和战争环境，妇婴卫生教育几乎无法实施。1944年后，边区环境趋于稳定。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疫病的流行，加之边区卫生保健设备、药品的匮乏，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威胁，尤其是妇婴卫生方面，受传统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婴儿存活率低和妇女常见的妇科病长期未得到重视。1944年对边区部分村庄开展调查：“儿童生病的在百分之七十六以上，死的高达百分之五十八点三。” “根据关庄的调查，四十个妇女，就有三十一个害病的。一分区定襄阎家庄，全村妇女有一百六十多个，有病的四十多个，害长期月经病的很多。”①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版，第720页。为此，边区政府及妇救会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将卫生教育工作作为重点，提出“将家庭卫生、妇女卫生、育婴与迷信反巫婆联系起来”。②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3年版，第150页。一是帮助妇女树立注重妇婴卫生工作的意识，祛除“妇科病是下贱病”的传统思想，动员边区妇女参与妇婴卫生知识的学习。完县、行唐等县的妇女在卫生清洁方面提出要保障“房、锅、碗、筷、被子的经常清洁，她们的口号是：清洁卫生要干净，争取一年不生病”。③《完县行唐云彪纪念三八——号召妇女参加生产经常注意清洁卫生》，《晋察冀日报》1945年4月4日。二是干部带头，深入农村，现场教育。如冀晋妇联郭彤在窝口亲自接生，以事实向助产妇女讲解妇科卫生知识，如“进行一切消毒，剪指甲、开水洗手及剪脐带的办法”。④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版，第721页。三是开办培训班，到1940年底，区（县辖）以上妇救会干部都经过两个月以上的培训。⑤任芬：《妇女教育系列教材——中国妇女运动史》，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199页。再由边区到各村，层层传达，普及宣传妇产科的理论知识，尤其是妇女生产常识和育婴常识。此外，培训班也注重对旧接生婆这一特殊乡村妇女群体的教育和改造，一方面帮助她们摆脱过去接生的陋习，另一方面在实际接生工作中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如阜平8个妇女干部，经过学习以后都能接生，改造了旧接生婆15人，这些旧接生婆有经验，再学习一些科学方法，很受群众欢迎，一年接生24人，做到了大人小孩儿两安全。⑥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烽火巾帼》，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妇婴卫生教育的广泛开展，使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得到了改善，也有利于保障妇女在边区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推行乡村妇女社会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在边区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妇女组织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妇女社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当地妇女解放事业的开展。

1.接受教育，文化水平大幅提升

边区妇女通过上识字班、冬学、民校等，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一般的地区妇女读书人数都增加了十几倍。⑦《新民主主义下的妇女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2月13日。1940年，阜平202个村庄，建立一百多所民校。据阜平两个村庄的妇女测验，在平镇随机找了十一个妇女，其中认识字在十至五十的有四个，三百至四百的有三个，五百至一千的有两个。在广城也随机测验了十一个妇女，认识字在十至五十的有三个，五十至一百的有一个，一百至二百的有四个，二百至三百的有一个，三百至四百的有一个，四百至五百的有一个。唐县东张店村妇女民校开办政治课和识字课，半月检测一次，及格者一半以上。冀中区普遍建立了妇女识字班，念千字课本或百字课本时，配合政治形势和中心工作来讲，收到较大效果。饶阳县不少识字班的妇女，毕业后有的考入高小，有的当初小教员，有的当村干部，都能写工作报告做记录，熟悉各种政策。冀中安新小营村根据妇女实际水平，分了甲、乙级，实行复式教学。高级的能识五百字，其中有四个妇女从文盲进步到能写普通信。⑧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版，第735-747页。概括来说，许多在抗战前，还是完全文盲的妇女，接受社会教育后，也能够认识路条和简单的文件，甚至会随口说出“脱离生产” “统一战线”等新名词，甚至像男子一样可以讲游击战术，甚至可以讲持久战的简单道理。⑨邵子涵：《漫谈晋察冀区的文化教育》，《战时教育》，1939年第12期。

2.踊跃参政，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前，边区乡村妇女没有政治地位，不能参与政治生活，更不知“民主”为何物。民主政权建立后，妇女接受了民主教育，尤其是边区妇女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如阜平、完县、平山等地，妇女教育起到了民主政治启蒙的作用。妇女从之前的文盲到能从容上台发表竞选宣言，根据日常所学的边区政策，灵活运用“减租减息” “合理负担”等新名词，竞选宣言切中农民关心的主旨：“如果大伙选上我，我一定积极抗战到底，一定彻底完成减租减息，想法改善人民生活。” “我要彻底实行合理负担，一个小钱也不浪费。”①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烽火巾帼》，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有些妇女社会教育推动地比较深入的地区，妇女对参政的要求甚至超过男子，勇于崭露头角。在某县某村，因为没有让妇女参加选举，她们便不承认选举出来的村长，因此曾改选了三次，又该村的经济委员是一个六十岁的女子，但是做事是非常能干而且认真，取得了全村人的信任。某县的一个村庄里有个妇女被选为村长后，马上登台演讲：“你们大家伙儿选上俺，俺就努力地办吧！不过，今后大家伙儿都得认真办事，可不能把公事马虎，就是被选的委员会和代表一样，要负起责任，到村公所轮流值日。”在这次村选中，妇女被选为村长、村副、村政委员、村代表。②凌云：《村选举在晋察冀边区》，《上海妇女》，1939年第12期。据这份不完整的记载，也可大概窥见乡村已有不少妇女参政。

3.积极生产，投身边区经济建设

边区通过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妇女逐渐认识到摆脱依附男人、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在边区男青壮年积极参军，后方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加之日寇的“扫荡”和自然灾害，边区经济受到威胁。边区乡村妇女在社会教育的影响下，除承担开荒、种树、修渠、筑堤、春耕、代耕、送粪、锄苗、收割等田间劳动外，还积极发展副业生产。例如，1941年平山妇女增鸡18 042只，增猪6 330口，羊3 059只；配合修渠道77道，用工19 136个（女工）；代耕1 270亩；拾柴田35 600斤；纺线273 215斤等。③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版，第550页。在妇女从事生产的副业中，纺织业成果最为显著。1943年，据北岳区十二县不完全统计，从事纺织的妇女达38 983人之多，涌现出很多纺织模范，如完县东白司城的潘翠山，在八十天内共纺线24斤半，织布七匹，共得工资二六五元贰角五分。唐县马志仙，去年冬天她不仅能使全家三口人过得很好，还赚取了八十元和十匹土布。④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3年版，第318-319页。为了帮助妇女改变过去不下地、不生产的习惯，以及克服生产工具不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边区政府积极动员妇女成立了妇女互助组以辅助劳动及家庭副业。以1944年阜平县为例，全县有三分之一的村合作社组织妇女做鞋组196个，七个区的部分村合作社组织纺织组201个。⑤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红土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

4.支前拥军，民族意识显著提高

边区妇女接受抗日教育和宣传后，开阔了眼界，更加识大体、顾大局，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上认识抗日的重要性，对抗击日寇，保卫边区有了深入的认识。她们积极动员家人参军报国，当时流传“男子汉上前线，后方工作妇女干”等歌谣。据北岳区三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39年动员入伍3 616人，1941年动员1 759人，1942年动员1 277人。1937年底阜平县城南庄镇，一次就有百余人参军，编入三分区十一大队一营一连。⑥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烽火巾帼》，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在抗日战争中，乡村妇女的民族意识显著提高，积极慰劳支前，据1939年晋察冀边区慰劳统计，鞋295 700双，鸡4 616只，蛋53 500余个，猪羊782头，钱5 535元，其他物品40万件。⑦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在广大的游击队活跃地区，因交通受阻，鞋衣短缺，乡村妇女主动承担为游击队员缝制鞋子、棉衣等任务。妇女抗敌会发动一双鞋运动，让每个妇女负责一双鞋，送给游击队员；在缝衣机很少的情形下又发起了一件衣服运动。⑧郑还因、魏郁：《华北游击队和妇女的战绩》，《妇女新运》，1939年第2期。

五、结语

边区对乡村妇女实行的社会教育，是一次全面的妇女文化启蒙，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大体上看，妇女的迷信，算是破除了一些，同时也不再替女儿裹脚和养童养媳了。①邵子涵：《漫谈晋察冀区的文化教育》，《战时教育》，1939年第12期。同时，边区政府以立法形式保护妇女婚姻自由及财产继承权等。具体来看，边区乡村妇女借助识字运动和政治教育，从文盲逐渐能看报、写信、算账，甚至从事领导工作，更敢于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她们大胆登台竞选、主动参与生产，积极慰劳支前。难能可贵的是随着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深入推广，乡村妇女不仅在文化水平上有所提高，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提升，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例如，在中共及妇女组织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15至45岁的妇女大多加入妇女自卫队，主动承担起保卫民主政权、辅助前线战事、掩护及救助伤员等后方支援工作。

战时非常态下开展乡村妇女社会教育尤为艰难，受制于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现实条件，在具体开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立法对传统习俗力量评估不足，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妇女的实际权益。由此可见，抗战时期乡村妇女社会教育运动具有鲜明的战时性质和政治动员特点，教育指导思想既关注妇女日常所需，学以致用，又注重调动妇女学习热情，提高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故而，抗战时期乡村妇女社会教育实践活动，起到了解放妇女和动员妇女参战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