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己自牧”下的直面与袒露
——论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自卑情结

韩宇瑄， 宋浩钰

(1.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杭州 310028)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奠基者、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理念的积极实践者，郁达夫以其独特的创作风貌与创作实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以心理情绪结构为特点的小说模式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他的这类小说也被称为“自叙传”小说。正如郁达夫自己所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1]把小说当自叙传来写，直率地袒露自己的意识与情绪，是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色。

与重视心理情绪描述的创作风格相对应，郁达夫小说中自卑与孤独是其作品永远不变的基调。正如郁达夫的创造社同人、摩罗诗人郭沫若所说：“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堪称文坛上的三绝。”[2]近年来，关于郁达夫创作中自卑情结的研究丛出不穷，对郁达夫的自卑情结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有研究者将郁达夫的“自卑情结”归纳为“生理自卑”“婚恋自卑”“地位自卑”三大方面，并由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自叙传性质”，指认自卑情结为郁达夫小说创作造成了感伤基调和怨愤气氛，并形成了“单恋或无爱之苦”“第三者介入，斩断情丝”“女弃男而去”“爱情净化为友情”“嫖妓”五种基本情节模式，认为其自卑是“先天不足和后天不利相互作用”，既使他承受了过多的精神痛苦，又使其创作形成了独步于五四新文坛的独特风貌[3]；有研究者从郁达夫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出发，从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所受教育、社会地位四方面考察郁达夫自卑性格的成因，以此来说明“为什么郁达夫的作品中有那么多哀怨、悲切、感伤、厌世的情绪”，以揭示其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中诸多常情难解的表现与行为[4]；有研究者从知识分子性格的角度切入郁达夫人生经历，将郁达夫归为“质疑型人格”，将郁达夫的个性归结为“露骨的真率、感情用事”“神经脆弱、自卑而愤世嫉俗”“富有同情心、正义感”“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四点，并用元素分析法对郁达夫的个性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他经常处于紧迫感之中，困扰、紧张，很少舒放自如”的结论[5]。应当说，上述研究各有其理据，对拓展郁达夫的研究视野不无意义。但大多从自卑的外在诱因出发，忽略了“自卑”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本体意义。

自卑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很多时候都会使人颓靡不振，失去斗志。然而，根据奥地利心理学者阿德勒的观点，自卑者因自卑引起的补偿心理，会促使自卑者在某些方面加倍努力，从而实现超越，这个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领域。然而，这种超越并不是简单的过程。本文认为，对于郁达夫来说，这是他在特定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下做出的艰难选择。这种文学上的超越，既是对个体生存体验的超越，也可看作是对某种民族时代心理的超越。

一、直面心灵与性欲袒露：郁达夫的自卑书写策略

郁达夫曾将美与情感视为“艺术的最大要素”，指出“美与情感，对于艺术，又如灵魂肉体，互相表里，缺一不可的”[6]，而丰富的情感性和对于美的敏锐性使郁达夫形成了敏感的个性品质。在这种个人品质的投射下，个性敏感成为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一个共有的特点，也是自卑情结的重要特征。阅读郁达夫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被其主人公突如其来的跳跃心绪搞得莫名奇妙、疑窦丛生。例如，《沉沦》中主人公在上课时疑心其他同学说自己闲话，孤立自己，内心便开始想：“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要来复仇呀，我总要复他们的仇。”[7]45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7]45之所以感到莫名其妙，是因为根据上下文，文中并没有其他日本同学歧视、孤立“我”的确切证据，读者更多的感觉到的，是主人公精神自虐般的敏感的臆想。

这种表现主人公内心敏感的情节并非仅此一处，在《银灰色的死》中，小主人公与酒馆里的少女静儿成为朋友，后来“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静儿见了这男人，就丢下了他，马上去招呼这新来的男子”[8]30。作者自己也承认“按理这原也是很平常的事”，因为静儿和其母是酒馆里唯一的服务人员，来了客人自然应该去招待一下。可是男主人公却在等了一会后，就愤恨地径自离开，并且在心里认定自己已经与静儿绝交。他在内心感慨：“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朋友呢！”[8]31

可以看出，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内心敏感、心思细腻且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很多在正常人眼里很普通的事情，这些主人公却会引申出许多的意义，做出许多偏离常规的解释，并且生出自伤、自悼、自怜的自卑心理。

除了内心敏感之外，自卑心理还会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表达。阿德勒认为，一种希求自己身体更加阳刚有力的愿望，普遍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概念被称为“男性钦羡”。在《茑萝行》中，郁达夫对这种心理作了生动的演绎：“可怜你一个弱女子，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你此刻呆坐在车里，大约在那里回忆我们两人同居的时候，我虐待你的一件件事了吧！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爱的女人，你不要在车中滴下泪来，我平时虽则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怜你的，却在痛爱你的；不过我在社会上受过的种种苦楚，压迫，侮辱，若不向你发泄，叫我更向谁去发泄呢！啊啊，我的最爱的女人，你若知道我这一层隐哀，你就该饶恕我了。”[9]作为一名初具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郁达夫利用茑萝附着性的生物学性格，来暗喻只得依附男权威势下的女人们。然而，这种依靠往往只是女性们的一厢情愿，郁达夫笔下的男性往往病态、纤弱，不能、也不值得依靠。作品中的主人公属于郁达夫创造的“零余者”画廊。然而在外面的自卑怯懦和忍气吞声并没有使他的补偿心理凭空消失，当回到家里的时候，主人公便通过向更加弱小的妻子施暴来获得内心的优越感，这种心理不仅给自己带来伤害，也使得家人长期生活在惊恐压抑的环境中。

郁达夫的自卑情结，不仅通过某些心理描写直接进行表现，有时候还会间接地通过其他方面进行表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常有大量的性心理和各种性行为的描写，这种青春期的性压抑是导致自卑的重要原因。

性是自卑心理学理论中与人格最重要的三种联系之一，人生的很多压力都来源于繁衍后代的需要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性恋和婚姻行为。郁达夫的作品之好写性欲在当时的作家中颇为突出。1928年，钱杏邨在评论郁达夫作品时，首次使用“性的苦闷”[10]，从此“性的苦闷”成为研究郁达夫作品的一个热词。郁达夫自己也曾谈到，自己更偏爱于描写“性爱与死”的作品[11]。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性恋心理往往与感伤压抑情调结合在一起，因为感伤压抑而引起的性苦闷，由性苦闷而引发的感伤压抑心理，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作用。

郁达夫的小说对于性恋的表现，不仅出现频次多，而且类型也很多样，这其中既有对酒馆少女的痴恋，也有对亡妻的追忆；既有对日本女同学的朦胧好感，也有与房东少妇的不伦性爱。除此之外，作者还经常描写主人公流连于酒馆妓院的场景，以及时而发生的自慰行为。更有甚者，还有些常人难以启齿的怪异性癖好，也都被大胆地表现出来。在《茫茫夜》中，同事吴风世带主人公一起去狎妓，在被问及对妓女的要求时，主人公提了三个奇怪的条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纪大一点，第三要客少。”[12]166之所以他会提出这种不合常理的条件，无外乎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他认为自己其貌不扬，也无优点，因此对貌丑年纪大的妓女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情。除此之外，这篇小说中还有疑似同性恋情的情节：“从上海驶往A城的轮船开行了，于质夫看着黄浦江两岸的夜景，看着一点一点小下去的吴迟生羸弱的身影，“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在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间，他觉得自家黑暗的前程和吴迟生的纤弱的身体，更有使他落泪的地方”[12]144。郁达夫过于大胆的描写不仅让时人震惊，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名誉上的污损，许多当时的批评家批评其作品是“诲淫””不道德、不端方的文学”[13]，甚至攻击他为色情狂、性变态者、黄色文艺大师。

此外，郁达夫在小说中对于性恋的展示多种多样，包括“受虐狂”(《过去》)、“乱伦”“窥淫”(《沉沦》《南迁》)、“召妓”(《秋柳》《茫茫夜》)、“同性恋”(《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性虐待”(《秋河》《她是一个弱女子》)等。

二、人生经历与时代阴影：自卑情结的成因

郁达夫的自卑情结有着复杂的生成原因，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可具体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按照现实原则行事，超我按照道德原则行事。本我，自我，超我构成了人的完整的人格。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他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自我是永久存在的，而超我和本我又几乎是永久对立的，为了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自我需要进行调节。作为一个易受外部刺激、情绪波动较大、自控能力较差的个体，郁达夫的本我显得过于强大，超我过分薄弱，自我既无法平衡本我，又无法从超越性的超我中获得力量，这使得郁达夫的性格显得破碎、冲突和不和谐，在人格上存在着较大的缺失，在创作中往往流露出这种破碎的人格。综合郁达夫挣扎中的表达和其一生经历来看，他的个性受到了来自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时代背景和留学生涯等多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来源于他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郁达夫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丧父，“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14]66，父亲的去世不仅意味着父爱的缺失，也使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这使他一方面浸染了知识分子特定的软弱与敏感，一方面有了和鲁迅一样“由小康堕入困顿”的记忆。为维持家里的光景，郁达夫母亲不得不整日奔波，他的两位兄长期在外地学校学习，加之姐姐被送走，郁达夫的整个童年饱受孤独的困扰。在自传中，他把自己的童年形容为“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的悲剧”，其中虽不乏自怨自艾，却也是幼年郁达夫敏感心理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经历，加重了郁达夫本就孤僻的性格，是他自卑心理的开始。

在自传中，郁达夫曾回忆起早年母亲为自己赊买皮鞋而遭受店主白眼的故事，这件事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使他在生活中也刻意回避衣着的添置,“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15]。前文中曾提到，阿德勒认为身体缺陷是自卑情结的诱因，郁达夫身体虽然没有缺陷，但因为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类，心中不免生出“形秽之感”。而作为小城子弟，孤身一人去省城杭州求学，因为性格和家庭等原因，郁达夫免不了受到其他“锦衣肉食的纨绔子弟”的挖苦与嘲笑。凡此种种因素，都加深了郁达夫本就孤苦自卑的心理。

留日时期是郁达夫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也是郁达夫在其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生活资源。关于留日期间是否受到歧视，仅凭郁达夫留下的文字分析似乎难足证明，这是由于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对于日本人的歧视，郁达夫都是以一种怨妇式的哀叹表现出来，不仅其中简单牵强、无端迸发的家国情怀与情节脱节，而且其中造作自哀之语也颇有无病呻吟之感。然而，翻阅鲁迅、郭沫若等同时代的留日作家的作品，我们便会发现这种民族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

郁达夫的留日生涯共计两年，这两年正是“一战”爆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洲各国列强内战之际大举入侵中国，国家的危难使得海外留学生的地位更加低下。“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在时代面前，个体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弱小，我们存在于一个时代，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个时代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每个人的骨髓。郁达夫曾自述：“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17]郁达夫生活的年代，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本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卑，这种自卑在身处异国他乡时感受尤甚。郁达夫孤身一人在海外受到的各种“劣等民族、亡国贱种”的叫骂，越来越加深了他的自卑心理。童年阶段的自卑情结由萌芽和不确定状态，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下来，并深刻地反映在郁达夫的生活和创作中。

1921年郁达夫学业完成，终于得以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本想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然而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郁达夫无法安心从事文学活动，辗转教书谋生，受尽他人的冷眼与排挤，却始终难以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这一方面有其个人花销过巨，且敏感自怜所致，但也从另一方面加深着郁达夫对自己的自卑想象。这一时期，郁达夫的身体状况也不好，经常需要拖着病躯为生计而奔波，巨大的挫败感和伤感情绪笼罩着他，使他在诗中不由地哀叹：“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18]。赴日留学期间受到的屈辱和歧视，与归国后艰难的生活，都大大加剧了郁达夫的心理负担，使他的自卑情结更加深重。

男女恋情也是郁达夫自卑情结的重要产生因素。虽然自称“生怕情多累美人”[19]，但生性敏感多情的郁达夫，一直受着男女恋情的困扰和折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郁达夫都在不断地寻求情感碰撞：一方面真诚地袒露真心讨要关爱，一方面拒绝承担爱情带来的责任与义务，拒绝为他人和自己负责。可以说，一直以来男女恋情都是他人生苦闷的来源。

关于郁达夫男女恋情的最早记录是少年时与左家少女的朦胧初恋，郁达夫自云：“左家娇女字莲仙，费我闲情赋百篇。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14]66。这段感情只留给了郁达夫飘渺的回忆和如水般的春愁。郁达夫留日之时，正值日本的性解放思潮如火如荼，这给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郁达夫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而日本少女的温柔和多情对于从小就缺少关爱的郁达夫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20]。在小说中，日本少女的举动和身体，都不住地撩拨着作为留学生的“我”的年少春心，使得处于生存焦虑中的“我”更多一重欲望焦虑。在作品中，郁达夫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异性的渴慕。在《沉沦》中，他更是借主人公的日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17]47

郁达夫留日时17岁，正值内心躁动的青春之时，加上他性格本就敏感多情，因此充满了对女性柔情的渴望。然而在祖国积贫积弱的情势下，身在异国的郁达夫实在难与敌国的女性正常恋爱、交往。这样，郁达夫的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只能长期被压抑，即使是在遇到心仪女子时，他也不敢像正常的男子那样表白和追求，只能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内心深处，深怕遭到耻笑。在《南迁》中，主人公伊人喜欢上了柔弱的日本女孩O，但是他却一直压抑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向她表露，伊人的这种表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者真实意志的流露。

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通过各种途径被转化和发泄出来，在郁达夫这里，压抑的情欲通过读书和各种性癖得以释放。郁达夫曾回忆自己在留日期间热衷读俄德英日法小说，总共达一千部内外[1]。这么高的阅读量，一方面乃是因为作者的确天资聪颖，且酷爱读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美和日本小说中大量的情爱描写对郁达夫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日本当时盛行的“私小说”作品。郁达夫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日本古典文学的欣赏，他曾说：“正在读《朝颜日记》，艳丽的文章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东西！”[21]对情与性的追求，部分转化为读书的动力，丰富了郁达夫的文学修养，为他以后走上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读书并不能完全消解郁达夫青春期的性苦闷和性压抑。作为释放的手段，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有各种性变态症，如窥淫(《南迁》、《沉沦》等)、同性恋情(《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受虐狂(《过去》)以及恋物癖(《茫茫夜》)。另外，在《沉沦》中主人公难以戒掉的手淫症，《她是一个弱女子》中李文卿与父亲的乱伦关系，《秋河》中少年与他的继母的乱伦关系等也都是性变态症的具体体现。当然，我们不应把郁达夫笔下的两性叙事完全与作家本人的实际经验相混淆，但联系到郁达夫所坚持的“自叙传”观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性癖曾经或多或少地支配着郁达夫的心理。

三、坦率暴露与文化优越：自卑情结的超越

在阿德勒看来，真正的人生意义在于对他人的奉献，身心正常的人可以通过对他人、对社会做出贡献来赢得他人的认同，从而克服自卑感。 而对于心理病态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自身的缺陷，这样，他们就无法将更多的精力转移至服务和奉献他人，因而生出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理论在郁达夫身上同样应验，正所谓“佯狂难免假成真”[18]，郁达夫常常通过“醇酒妇人”式的放浪形骸来消解压抑和自卑情结。然而，这种放纵使得郁达夫名誉受到玷污，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和自责，就像他笔下的人物每次手淫之后的心理活动一样，这种行为只会加剧他的压抑。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知识分子，郁达夫选择了流于笔端的宣泄，由自卑而产生的压抑，变成了文学创作的持续动力。在作品中，郁达夫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对自卑情结的超越：坦率真诚的暴露和优越的文化地位自置。

在东西方文明中，忏悔文化都由来有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忏悔是一种佛教中面对神祗陈述过错、请求谅解的宗教仪式，忏悔是为了取得神的宽恕，以免来世下地狱。然而，很多无神论者在行罪恶之事后同样会忏悔，这种忏悔并不是为了获得上帝或其他神灵的宽恕，而是为了获得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郁达夫同样如此，他从事文艺创作，并非是出于某种自觉的理性的使命和目的，而是由自卑带来的自我情感的压抑的宣泄和抒发的需要。郁达夫曾援引爱迭斯·华东的观点论及现代小说：“把小说的动作从稠人广众的街巷移转到心理上去”是“近代小说的真正开始”[22]。而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正是以对笔下人物心理和情绪体验的写实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突出主观性和抒情性的“心理情绪模式”。在情绪的支配下，郁达夫的作品中往往会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甚至美丑相杂，泥沙俱下，很多病态的潜意识内容也时时从其口中喊出。然而，对于郁达夫来说，作品中所暴露出来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其心中所想，都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在创作时并不会考虑文本的社会评价等等，他只需要最真实地释放自己的压抑和内心情感。

而作为新旧之间的知识分子，郁达夫丰富的知识储备同样使得他的自卑感得以缓解。在郁达夫的很多小说中，常能见到作者引用的外国诗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些植入与前后文并无甚多关联，但是作者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陌生语言和字句来显示自己在学识上的优势。在《沉沦》中，“我”因为侍女的一句“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便感觉受到侮辱而生起气来，要“马上写首诗给你看看”；在山中偶遇农夫时，也要将“自己当作了Zaratustra，把Zara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17]44。郁达夫虽是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然而骨子里仍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浸润，当自己在世俗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时，便倾向于通过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来获得视野和文化地位上的优越感。郁达夫在现代作家中被公认为工于旧诗写作，他的旧体诗深具古典诗美，充分体现出其才子风流和文人心绪。郁达夫反复流露的这一才情也是他透过写作释放压抑和获得文化优越感的一个侧面。

通过文学创作，郁达夫将受到压抑的自卑情感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从而实现了文学层面上的超越。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自卑的情结却始终挥之不去。宏观郁达夫的整个创作生涯，即使仅从其作品及作品集所标识的标题来看，孤独、悲哀、忏悔、忏余等名词一再出现，无不透露出郁达夫式的自卑与忏悔风格。

通过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作品中的自卑心理具有两面性，它既有未能超越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自卑与超越并存。尽管其作品中偶有对优越感的争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如既往的自卑情结仍然占据着郁达夫作品的主导地位，并反复地出现在他日后的作品中。直到抗日战争使他“脱胎换骨”，多重压抑下的自卑情结在热烈的抗日救亡洪潮中得到了代偿，由一名作家成为一名战士，实现了自己最为彻底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