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就、趋势及其启示

陈奉林

摘要：在过去的近百年时间里，日本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多领域、有成效的探索，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他们利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知识体系构建，建立起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知识体系，为我们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和管理海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远比过去更为复杂艰巨，承载的任务也比以前更加繁重，借鉴和吸收日本学界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有重要作用的，也是当前文化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

关键词：日本;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中西交通史

中图分类号：F551.9;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6-0112-（13）

丝绸之路作为东方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范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深湛的研究成果，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珍贵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惠及的国家众多，范围广泛，远远超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及影响，堪称东方历史上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在世界几个重要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中，日本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国家，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大部头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知识体系，为我们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和管理海洋提供了有益经验。对近百年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就以及发展趋势做一次学术梳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对于今天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研究也有诸多的启示作用。

一、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就

日本具有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日本的“丝绸之路”概念是从英语“Silk Road”翻译过来的，日语称为“绢の道”，中国语就是“丝绸之路”。从日本本身来说，地理环境特殊，本身的发展离不开外面世界的影响与冲击，因此东西方交流、海陆丝绸之路受到重视，引起研究，每个时期都出现独步一时、影响后世的卓然大家。在战前几位大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藤田丰八（1869-1929）。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涉及的著作有《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东西交涉史研究》等。他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详细考察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和南亚印度交往的情况，认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从南海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交换的商品有黄金、奇石、珍珠和“杂缯”。在与西方交往方面，认为自公元2世纪中叶起，中国与西方海上直接交通已经开始，到226年益臻频繁。《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涉及的内容异常广泛，举凡古代中西交通与贸易，唐、宋、元时期的贸易港口与管理，葡萄牙人东来等，都在它的视野之内，从而奠定了藤田丰八在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

藤田丰八的《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对中国贸易港口与对外交流的研究富有声色，也是他最富有生命力的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可视为优秀的传世之作。他描绘了中国宋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宋代对外执行了开放的政策，广泛招徕外国商客来华贸易，在外商比较集中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杭州、秀州、江阴、密州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在外国人集中的地方设立“蕃坊”，管理外国商人，处理公务，略如后世的领事官，甚至带有某些治外法权。这说明中国宋代对待外商有相当程度的宽容，也说明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在增强。他所说的“治外法权”，并非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治外法权”，而是中国社会给外商以一定的宽恕，没重大的犯科之事，中国官吏不予干预。他看到宋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把目光从考证古籍、搜罗隐逸投向中国人比较陌生的外部世界。如在与外商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人积累了一套对外管理经验：“在宋初年单以货物的良窳来区别舶货，但到了后来则以课税的差异，运搬的便利与否等关系来区别舶货的细色与粗色。细色是容量轻小價值高贵的东西，粗色是容量重大价值低贱的东西。细色的舶货（已如前述）税率较高，市舶司所收买者多为这种货物，粗色的舶货不但税率较低，而且大都是委之舶商自卖。”这些都是作者多年详细观察所得，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具体与细致。此外，他还有《前汉西南海上交通记录》《作为宋元时代海港的杭州》《琉球人南洋通商的最古记录》《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前的诸问题》《关于宋代输入的日本货物》等大量论文。这些成果构成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知识体系，也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战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必读书。

在日本战前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卓荦成就的学者还有桑原骘藏。他是京都东洋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著述众多，其《唐宋贸易港研究》《蒲寿庚考》《东西交通史论丛》等著作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东西方海上交通与贸易问题，这些也是他一生最有成就的领域。作为战前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卓然大家，桑原骘藏以京都大学讲座教授的身份和在中国诸省考察的特殊经历，成为日本东西交通史的开拓者，也成为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早期探索者。他关注历史上中国唐宋时期的海上贸易问题，认为正是因为国家支持，贸易发达，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出现了许多港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交汇，在生生不已中促进了中国、日本与南洋各国社会的变迁。他说：“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来海中蕃舶。”他考察波斯湾沿岸国家与东方各国贸易的情况，发现许多港口因从事贸易而繁荣：“由唐而宋，中国南部与波斯之间，大开通商，波斯湾各港皆依东洋贸易而繁昌。”从他的著作中可知，东方社会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而是在相互交流中获得了发展的不竭动力。尽管因时代所限带有一定的局限，但桑原骘藏的著作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其根植于坚实汉学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与东方人的史观有着特殊的意义。

桑原骘藏不同于欧美学者，他使用东方的本土资源和史观，对东方社会有着深入的观察，把各国的交流交往与互动作为历史的主要内容，他的这些可贵的思想值得珍视和发掘。尽管他曾声称“我自己从事的是东洋史研究，和支那学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所从事的几乎都与中国历史有关。如桑原骘藏看到了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东西方交流方面贡献颇大：“阿刺伯人之海运，更为发达，彼等逐渐东进其航路，遂将波斯湾至中国海间之航运，完全收归其掌握。在公历九世纪之中叶，广东之外国贸易，尤为繁盛。约有几万之阿刺伯商人，不绝来往于广东。”这些大胆而犀利的观察是其详尽占有中外史料所得，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他重视阿拉伯人在东方航海与贸易中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他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十分强调占有材料和严密地考证，因此赢得“精致坚实的考证学东洋史大家”的美誉。

桑原骘藏的另一部著作《蒲寿庚考》同样有诸多建树，对于了解中西交通极为重要。有人评论指出：“桑原骘藏蒲寿庚之事迹，征引详富，道人之未道，于中西交通往事，发明不少，非徒事襞绩旧说者可比，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正因为有此影响，此书被译成中文后在国内有多个版本。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自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的倾向：阿拉伯人东来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各省港口，从事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与中国王朝对海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有关。“阿刺伯人之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以至于宋，连绵继续，未曾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已经取得惊人的成果。在日本学界看来，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属于东西交通史的范畴，东西交通史又属于东方学的范畴，而东方学又是为适应国家对外政策的重大需求发展起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为国家和社会生存发展寻找出路，从历史遗产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影响，日本对丝绸之路研究还不多，直到6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才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学者，写出了影响一时的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中明确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三上次男在给《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作序时写道：“作者把这个幅员广阔，经常使用的道路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可谓准确恰当。

应该指出，针对丝绸之路，日本学者并非单纯学究式地研究，而是深深触及了丝绸之路的本质、作用及其影响等方面，把握准确，抓住要害，以理性与自觉看待东西方交流问题。三上次男明确指出：“联结东西方的道路并不只是通往西域国家的陆路，比其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东海、印度洋、波斯湾或红海到达中东诸国的海路。这条航路在人们认为的更为久远的时候就已经开通，船只往来频繁。并且，古代以丝绸为中心的中国物品被运至南亚和西亚，玻璃、香料等珍贵物品从西方运到东方。”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内容极其复杂丰富，几乎涉及东西方交通的所有方面，无论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都有必要对其做一次认真的梳理总结。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前后已经有近一百年时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学术研究的卓荦成就，也可以看作其学术研究的一条线索。根据既有成果，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东西方文明交流进入成熟与大规模总结阶段。

日本学者始终是把东西海陆交流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宝贵经验加以研究总结，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甚至把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因为正仓院收集了大量从海上传人日本的丝织品、器皿、佛教用品和乐器。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搜罗世界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的材料，也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陶瓷碎片、残卷旧椠。他们写出的著作材料充实且有新理，观点材料纵横贯通。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为求取海外知识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圆仁、小野妹子、吉备真备、空海、井成真，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鉴真、义净、玄奘、郑和、郑成功勇敢地走出国门，克服千辛万苦，把世界的知识带到国内，进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日本高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海上航路的艰辛与危险：“入夜。舶忽然振漂。惊怪无极。戌时。泊西北岸上。狐鸣。其声远响。久而不息。不久之会。雷电斗鸣。闻之耳塞。电子之耀。不堪瞻视。大雨似流。惊怕牵难。舶上诸人不能出入。”可谓九死一生。即便是路途相对较近的琉球，为进行交流而付出宝贵生命的也大有人在。有材料表明，自清朝顺治五年（1648）以来，琉球人客死福州的就有578人，其中墓碑上有确切名字的有490人。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文明的力量与时代精神以及鲜活的感召力，从而透视出东方历史发展的若干轨迹。即便是对于破关而入，来到东方从事殖民贸易掠夺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学者也是从发展的视角看待历史问题，施以科学的分析，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定性定论。

第二，构建了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知识体系。

自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日本学者的视野以来，他们不仅推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也贡献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了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知识体系。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交通大动脉，连接了日本与世界、东方与西方，涉及海上贸易、港口城市、市舶制度、造船技术、僧俗往还、宗教文化传播、海外移民、物种引进，甚至是战争与和平等诸多方面，称得上是一门大学问，从而构成庞大的知识体系。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更需要驾驭这些知识的能力。仅从海上运输的商品来看，就有丝绸、木棉、玻璃、瓷器、檀香、樟脑、沉香、丁香、胡椒、肉桂、没药、茶叶、金、银、货币、酒类、珍珠、玳瑁、宝石、象牙和奴隶等。日本学者既有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也有分科的专题研究，从而获得了对海洋交通与海洋属性的深层次认识。

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构成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知识体系，原因在于日本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构建，包括对海上丝绸之路上限和下限时间的确定，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东来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竞争与破坏，甚至也包括日本国内各港口每天进出口商品种类、数量与人数的统计。我国学者指出：“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学以致用，从历史遗产中寻找社会进步力量的治史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

笔者在《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已经指出：“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同时也对东亚史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把东亚史与海洋史、东西交通史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缜密开阔的东亚史认知体系。在海洋史构建方面，日本学者把历史上的东亚海域交流与西太平洋贸易网贯通起来，建立了亚洲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极大地拓展了东亚史研究。”他们特别强调世界文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作用。自古至今日本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受惠者，这样的观点几乎在所有日本历史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明确表达。宫崎市定曾经说过：“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历史的运动并不局限于此，每个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反而会发挥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他反复强调：“世界史上出现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绝不是各自独立成长与发展的。实际上，其相互影响、相互交往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密切得多。”中国的历史给他以诸多启示，也成为他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他看到“当中國的唐朝日渐强大时，西亚的萨拉森帝国也几乎同时兴起。两大王朝都积极鼓励商人与对方进行海上贸易及交通往来，因此在这一时期，东亚与西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就迅速变得频繁起来，从西方来到东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日益增多”。

第四，使用了东方本土资源和确立了东方史观。

日本学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征引的文獻十分广泛，也十分典型，由它们构成海上丝绸之路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文献包括《后汉书》、《道里邦国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史》、《诸蕃志》、《岛夷志略》、《瀛涯胜览》、《天工开物》、《陶说》、《景德镇陶录》、《中国陶瓷见闻录》、《罗摩衍那》、希罗多德的《历史》、《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一千零一夜》、《三大陆周游记》、《荷兰的亚洲海运》、《东方诸国记》、《东方见闻录》等。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由于每个研究者的基础、兴趣、语言以及师承关系不同，每部著作使用的材料也是不同的，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无论如何，他们尽可能多地使用了东方本土资源，以本土资源作为坚实的史学基础，把握了东方历史的整体风貌，而不是过多地依赖西方的研究成果。

旧的王朝循环史观以及落后的亚洲观都不能科学地解释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绸之路，也不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治之用，日本学者在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知识体系时确立了东方史观。日本学者长期受中国历史文化影响，在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培养了对丝绸之路的浓厚兴趣，汉学基础功底较西方学者深厚，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也比西方学者深刻得多。我国学者在谈到清末民初以来引进的日本学者的著作的特点时称：“一方面，它们大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精深的文本分析，体现出作者的汉学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献根基：但另一方面，从总体的研究方法上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裔，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史观的指导下，他们写出的东方史著作不仅有血有肉，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深刻，有东方史观的内蕴。

二、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基本趋势

日本的近代社会科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由西方大规模传人的，形成了自己的各个分支学科，建立起了严谨完整的学术学科体系，也影响到了中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东方学的范畴，取得的成就也最大。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具有研究海洋史、东西交通史的传统。可以说它适应了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研究的视野与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自己比较有特色的知识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国际学术界。从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进展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即使在战争年代，为了对外政策的需要，日本对东亚、东南亚、印度洋的研究也有增无减，一直走在亚洲各国的前面。虽然有些内容不一定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但也是在丝绸之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的。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比以前丰富得多，形式、体裁多样，学院气也比以前小得多，可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发展趋势。代表人物众多，虽然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同，观点也五花八门，对问题的探讨也往往因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不同有所侧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丝绸的作用、意义的总体看法是基本相同的，积极肯定和评价丝绸之路对各国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对日本社会的贡献。社会之所以不断进步，除了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制度外，对外交往交流也是促进的巨大力量。因为只有交往，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才会在短时间内为各国所分享，缩短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时，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麝香、沉香、马鞍、毛皮、陶瓷器、肉桂和香料等。西方的商品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日本、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为各国的大众生活增添了多样性。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具体而微，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认为“到宋代，中国非常奖励南海贸易。南海贸易对中央财政极为重要。陶瓷是输出品，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器”。同时，中国的瓷器生产技术向外传播，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欧洲许多国家。据说，在日本西南诸岛、东南亚、南亚、北非和东非各地都有中国瓷器发现。

纵观日本近百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带有某些总结历史经验、为后世提供借鉴的意味，在日本的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一些大部头著作中透射出来的贵实证、轻虚谈的朴实学风，积极地影响了日本的学术发展，对我国也有许多启发作用。比如，铃木治明确地提出了“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问题”的著名观点。具有这种思想认识的人已不是少数，而是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对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交流与人员往来并非盲目的好奇，也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有一种特有的冷静与自觉。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引进与吸收，推动了日本社会进步以及思维观念上的一些变化。因此，东方海洋上的东西方交流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中国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都参与到南海、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贸易之中。据成书于9世纪至10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中国唐代商船已经装载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货到尸罗夫：唐朝中期以后，大批阿拉伯人东来，足迹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各省，这些情况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有充分的反映。

经过长期学术积累，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出现了兴盛与繁荣。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长期的学术积累有关，与日本媒体的大力宣传与推介有关，更与中日建交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大力推动有关。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一生与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毕生从事研究，撰有《敦煌》、《丝绸之路史研究》、《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东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文化史》（3卷）、《丝绸之路博物志》、《新考玄奘三藏之旅》等多部著作。这些著作构成他丰富多彩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篇章。这种情况，只有在长期积累和良好学术氛围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史：四千年的东西交易》是长泽和俊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中所透露出来的东西方交流商品丰富、材料充实的特征随处可见。从印度和非洲运往罗马属地埃及的商品有象牙、龟甲，阿拉伯的乳香、没药，印度的胡椒、肉桂、宝石、珍珠、木棉，从中国经由印度运输的有生丝、丝织品等，这些都是地中海沿岸不能生产的奢侈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国家间的贸易，以翔实的材料撰写一部内容丰富的人类交往史，已经成为长泽和俊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更为可贵的是，长泽和俊使用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西方航海材料《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详细统计出红海沿岸、非洲东岸、波斯湾沿岸、印度东西海岸、阿拉伯海地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商品种类。总之，从这时期出版的大量著作来看，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确实出现了繁荣，明显地带有总结前人、启迪后人的时代特征。

必须指出，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整体上关注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价值，强调它的社会维度，在走向专业化和精细化时更多地关注了它的社会功能。例如长泽和俊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四千年的东西交易》，涉及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与中国南海的贸易，伊斯兰商船的东来，宋、元、明、清时期的贸易，还有欧洲人东来对东方传统贸易格局与秩序的冲击、挑战与取代，等等。这些都是长泽和俊通过具体的材料详细考察所得，有着作者自己的理解与判断，似乎不可简单地视为一般的学术研究。毋宁说是其重视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及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长泽和俊指出，隋唐帝国建立，把中国对外交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统一的王朝与世界交流具有了很强的力度，公元7至8世纪南海贸易更加兴盛，成为世界对外输出之源，构成西太平洋贸易网的条件已经成熟。有的日本作者对南海、印度洋贸易进行直观叙述，铺陈史实，有的则进行富有思辨性的理论分析，显示出了生动活泼的探索精神。

毫无疑问，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对于传播知识与技术、丰富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意义重大。例如，长泽和俊分析到，鉴真是中国的高僧、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为传播佛教曾数次渡海东赴日本，但前几次都因天气原因未能成行。唐天宝七年（748）鉴真从扬州出发赴日时又因台风漂流到了海南岛。他750年回到广州时，看到广东港的外国商船载有堆积如山的香药和珍宝，广州城有许多狮子国、大食（阿拉伯）、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地的外国人。应该指出的是，鉴真的观察与史书记载是一致的，从一个意义上说，鉴真所见都是中国南方社会商品经济发达与活跃的具体反映。当时，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吸引外国商客，中国唐朝实行了优惠外商的政策，给南天竺（南印度）、北天竺、波斯、大食国的国使提供6个月的粮食，给东南亚的尸利佛逝（苏门答腊）、真腊（柬埔寨）、诃陵（爪哇）等国的国使提供5个月的粮食，给林邑（越南）国的国使提供3个月粮食。在每年10月外国商人回国的时候，中国官员还会为他们举行欢送晚宴，以作为犒赏，其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贸易。

在战后丝绸之路研究当中，日本国内出现了专业研究与大众需求的通俗性研究竞相发展的势头。相对于战前，日本战后的研究中明显地出现了一些通俗易懂、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著作，不像以前那样学院气十足。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两个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战后日本社会与学术受西方影响，其学术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学者，也不再局限于大学学院，而是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术研究群体。二是与整个社会对大众文化的需求分不开。高雅的研究固然可贵，但未必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同。只有深入到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当中，学术研究才有意义，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从以往日本出版的著作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不再是单纯的辑逸、辨伪、校勘和训诂，而是通过研究文献材料来凝聚力量，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与普及。应该说，专业研究与大众需求的通俗性研究同步发展，才能形成新鲜活力与巨大的感召力。我们不能忽视的是，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一些著作有着老妪能解的鲜明特征，不再艰涩晦懂，但其所具有的学术真理与本真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一直以来为学界所重视。通过研读我们发现，日本战后的丝绸之路研究总体上可能不及其战前的研究基础深厚，甚至不能与战前相比，但其与大众需求相结合的治史理念是值得重视的。近年日本学界还有新的成果出现，不断为之注入新的活力。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被引进后，在日本也面临着如何理解其内涵与外延问题。它究竟是东方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历史范畴，还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一般说来，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自中国汉代至近代以前以丝绸和瓷器为主要贸易的商路，东起日本、中国，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而达于非洲与欧洲，众多的国家都参与到这个贸易网络当中，因此构成海上范围广阔的交易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与古代亚洲市场（或称前近代亚洲市场）是一体的。滨下武志先生有这样的评论：“中国经济具有地方性、區域性和世界性的特征，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这些特征是一个极为重要但同时又十分困难的课题，”把中国与海洋联系起来确实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论在中国、日本或欧美都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课题。上田信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这样写道：“在人的各种行为当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研究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理解东方历史与东西方关系意义重大。东方国家在重农的同时也走向海洋、认识海洋，从海洋中获得物质资料与衣食之源。过去人们认为的东方国家没有取得海洋实绩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因此，研究历史应当避免形而上学的观点，摒弃落后的亚洲观。

在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发展的趋势中还应该提到，日本学者完成了向大众普及历史、宣传历史的任务，发挥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是深刻的，吸收什么，摒弃什么，都有着明确的取舍标准。在这样的共识下，日本战后的著作一般都具备较为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对外来文化的深切把握与认知。如果把近百年来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吸收外来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促进社会变迁的种种努力，是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条主线。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日本学者强调“和魂汉才”，坚守本土文化的精神，保持对“和”与“汉”、“和”与“洋”差异性的高度自觉。在研究中，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都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对日本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所具有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他们看到陆上丝绸之路本身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弱点，不仅交通极为不便，要过境许多国家，连战争、动乱、瘟疫甚至自然灾害都会对陆上丝绸之路造成重大影响。况且，陆上丝绸之路对于像运输瓷器、木料、铁器等商品也极为不便。因此，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更大，战后日本出现海洋史研究兴盛的局面是必然的。

海上丝绸之路在日本受到重视，不仅因为它本身具有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日本对外交流与发展。如果说，日本战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还局限于少数精英的话，那么战后日本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团体，其研究者比以前更为广泛，并且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堂而皇之地成为日本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他们强调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交通大动脉，许多港口因此出现了繁荣，如日本有新潟、堺、兵库、博多、冲之岛、长崎、出岛和平户，中国有宁波、泉州、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在东南亚、印度东西海岸也是如此。确实，东西方交通贸易给各自带来的不仅是港口城市的繁荣，大众生活的改善，文明成果的共享，更为重要的是东方社会在交流中发生的重大变迁。在日本，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大家，甚至有人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事业。看得出，他们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写出了许多内容深刻、观点敏锐独特与生动活泼的著作。

要把握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对其整体社会环境、学术积累和社会需求有清晰的了解。长期以来，日本“脱亚入欧”，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伤害，先进的历史学家对场战争是有所批判和反思的。战后中国东北、朝鲜、东南亚等日本殖民地的丧失，也迫使日本不得不正视现实，以现实的态度重新思考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包括对历史上东西互动经验的总结。如上田秀夫、气贺泽保规等监修的《东亚海域与丝绸之路的据点福建——沉船、贸易城市、陶瓷器、茶文化》、三杉隆敏的《通往梅森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探访东西方文明的连接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基本状况。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流互动的经验，也要通过沉船、贸易港口、陶瓷与茶文化，学习中国古代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特别是西艺与西政。三杉隆敏认为，中国是瓷器的故乡，陶瓷在中国地域分布广泛，具有很长时间的烧制历史，各窑都有兴衰，但其给世界输出陶瓷的瓷窑却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详细考察中国瓷器的种类，主要有白瓷、青瓷、青花瓷、色绘、唐三彩和天目茶碗。通过对中国陶瓷制作、对外交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成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动，而世界各国是真正的受益者和文明的享受者。据说，中国瓷器在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三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非洲东部以及西亚全境都有考古发现。

三、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若干启示

日本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上的成就巨大，有目共睹，其治史理念、方法以及经验应该认真总结研究，作为我们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他们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无论从国内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国内文化建设的角度，都应该认真加以总结。因此，我们必须把总结的目光投向它的整个文化氛围。

对于丝绸之路的估计和定位，近百年来日本不断有人进行这个艰辛的探索工作，挖掘丝绸之路的价值与内涵，对丝绸之路的作用、意义、价值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他们利用东西方两种治史方法探讨东西方交流后社会发生的变迁，把单纯的材料编辑、整理和加工扩大到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海洋文化以及国际移民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丝绸之路的魅力与色彩。从学术的角度关注社会生产和生活，几乎是所有日本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因为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有意义，才能获得深层次的发展动力。例如，三杉隆敏把中国瓷器外销分为几个时期：9世纪中期至唐末和五代为第一时期，以越州青瓷输出为主;景德镇、福建白瓷和宋瓷输出为第二时期;宋末至元代青瓷和青花瓷大量输出，特别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为第三时期。他眼光开阔，观察细致，探讨了中国瓷器对周边国家生产技术影响的情况：“中国的青瓷制造方法传人朝鲜半岛，是在中国青瓷生产初期的十世纪越州窑时期。”

宫崎市定强调了交通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指出：“交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过去往往被忽视。……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得以发达。”他还一再指出：“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作出更新的发明。”他的这些看法都是对交通交流本质的根本性理解，对于理解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释历史已经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充分地展现出来。宫崎正胜指出，13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上和海洋上的东西方互动加深，“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综合在一起，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世界结合起来，欧亚大陆上的经济开始出现陆地和海洋联动的局面。活跃在南海、印度洋海域上的不仅有中国人、东南亚人和印度人，也有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仅参与了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贸易，还将新的印度洋贸易扩大到东至中国、南至马达加斯加岛与莫桑比克海峡的广阔地区。桑原骘藏甚至认为，从8世纪初至15世纪末欧洲人来到东亚之前的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的是阿拉伯人。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可贵的现象，即日本学者对中国明清历史有着不同于欧美学者的观察，一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明清社会五百年处于停滞、没落状态的传统观点，更多地看到中国明清社会发生的变迁。长期以来，不仅是西方，就是在我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明清社会处于封建社会晚期，而晚期的中国明清社会是腐朽没落的。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学书中也持有这种观点。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影响了一代人。古代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在西方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中广泛流行，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近年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明清社会较以前有许多新发展，其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都较以前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可与以前同日而语。如上田信稱：“属于欧亚舞台的五百年时间里，很多祖上是中国人的人迁移到欧亚各地。明朝时候，郑和远征带来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地情况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东南亚的认识。明清时期虽然基本上禁止中国人去海外，但是因新世界观而渡海的浪潮，较之以前规模更盛。”日本学者看到中国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的变迁，看到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因素已经不同于以前。他们这个对东方观察的新史观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人们所欣赏。

在引进美洲作物促进中国社会变迁方面，日本学者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有人详细考察玉米、马铃薯、红薯、辣椒、烟草传人中国的过程。据考证，玉米传人中国有三个途径：一是16世纪通过海路，由广西或福建的贸易港带来;二是由波斯经中欧亚进入中国西北的甘肃：三是由西南的丝绸之路从印度洋沿岸经陆路传人云南。

日本是典型的孤岛型地理环境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做着摄取外来文明的工作，是域外文明加速了日本成长过程。如日本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文字典故所参考的中国经书有《书经》《诗经》《周礼》《礼记》《左传》《论语》《韩诗外传》，史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子类有《老子》《管子》《韩非子》《孙子》《荀子》《淮南子》等，说明了中国古籍对日本影响之深，为日本人所熟读。中国文化是通过海路传人日本的，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受惠者，得益于此的东西太多了，也太久了。

日本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所具有的通观与通变的能力，值得重视。把分散的区域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研究，远比单纯的国别史研究意义更大，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东方哲学。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中指出，“从海洋的视角研究亚洲，可以很好地了解它作为海洋性区域的一些基本特征”。日本学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将海洋史、交通史、移民史、经济史以及国际关系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对东亚、东南亚、南亚、欧洲以及美洲航路重要性的认识：正是通过海上交通，美洲的白银、农作物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促进了人员与物种交流，引起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16世纪的地方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地方精英阶层逐渐开始参与州县行政，……进入18世纪以后，州县在经济方面也逐渐形成一个有机体，地方精英的作用也变得更为重大”，像这样的判断，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大胆而新颖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它与传统的主流观点有明显不同。

与西方学者撰写的东方历史著作相比，日本学者推出的著作具有明显的可读性，在努力突破西方的一些陈旧观点，吸收国际史坛有益的成果，建立自己的新框架，加上自己的新观察，铸成一家之言。日本东洋史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强调了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主导作用，指出“从东亚整体来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谓“巨大的文化中心”，按照笔者的理解，是指中国的经济规模与质量高于其他国家，具有较多的财富积累，对外贸易与商业发达，输出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周边国家愿意加入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来，并形成各自的位置与秩序。

丝绸之路在世界广泛的区域内建立起了商业贸易网络，突破了线性历史观念和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吸引到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来，在互通与互利中走向了共赢。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持久，是与各国的参与分不开的，也是与共同受惠于这个巨大贸易网络分不开的。这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发展为本，和平为贵，是人类的文明交往的准则。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制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进入16世纪以来，东西方社会发生新的变化，西方的发展骤然加快，形成对东方市场的参与和竞争，整个东方国家被卷入急剧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各国关系将面临新的调整。当时，来自亚洲的商品通过海路，经中国南部的东海、南海、印度洋输出到地中海沿岸各国，以船只运送这些货物可获巨大利润。

我们强调世界交往的意义，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推动，是综合的力量在起作用，对外交往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农业文明形态下，交往对各国的意义重大。“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進、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渐转变为整体性的全世界历史。”根据日本学者使用的《岭外代答》《诸蕃志》《西洋朝贡典录》等中国古籍材料可知，宋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自东向西有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东岸的广大地区，涉及的国家不下四五十个。宋代中国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市舶司的主要职能包括对进入中国港口的外国商船进行检查与征税，保管和出售外来货物，发放出入许可证件，招徕外国商船，防止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等。日本学者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不仅具体深入，而且可读性强，令人轻松愉快。相比较而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国内出现了一批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著作。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戏说，也有别于一般的文学作品，有着严肃的思想表达和深刻的内容。这种现实主义态度与写作手法，以及贯穿于研究中的平实与理性，迸发出时代的火花。

回顾以往的著作，日本学者从形式、思想内容到写作手法都有一定的突破，昂扬着一代学者锐意创新的精神。有趣的是，他们还着重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深厚的文化哺育了东方市场，也促使东方市场更早发育成熟：印度文化深厚，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地，也是胡椒、棉布的出口国;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是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舞台;东南亚受印度文化影响，作为香料产地吸引了东西方商人：中国由于经济发展而成为世界巨大的市场。不仅如此，日本学者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其中包括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开启了东方大航海时代，但最终为什么东方的海洋就轻而易举地让给了西方的问题。如果进一步深挖日本学者的治史思想与评判历史的标准，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日本学者始终是以惊羡的心情看待郑和时期中国的明朝的。正是在这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顶峰。郑和在第5次下西洋后，已有马六甲等19个国家的使者来南京朝贡。长泽和俊写道：“第一次远航船队62艘船只乘载二万七八千人，一艘平均450人，8000吨级的宝船只是完全可能的吧。”如果细查贯穿其全书中的丰富内容与严谨分析，以及其诸多建树，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丝绸之路研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任何国家只要对外开放，敞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国家就兴旺发达，社会有较多的财富积累，国民生活富庶;而对外紧闭国门，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国内各项指标就在低水平上徘徊，国民生活困苦。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历史证明了丝绸之路给各国社会带来的跃进发展。

四、基本结论

通过对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简要回顾与梳理，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有助于观察日本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反映知识界对重大历史问题关注的全息场景。他们的经验与成就对我国的丝绸研究有积极意义与借鉴作用。仅就笔者个人的粗浅观察，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有以下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

第一，以实证精神进行学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不仅需要一定的理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坚实的材料基础与实证功夫，收集、整理、提炼材料是基本功。日本学者不仅注重收集中国新疆、甘肃的材料，也收集散落世界各地的材料，具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从日本出版的大量著作来看，其确实以丰富而翔实的材料见长，为国际同行所称道。例如三杉隆敏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自1963年起近百次出国，访问5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和考古发掘地，把一切可能带回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带回日本，并对带回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整理工作，以实证精神面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他有三个庞大的计划：一是从欧洲乘车到新加坡;二是从印度洋海岸马达加斯加附近北上非洲，到红海南岸;三是从中国到印度。这个广阔的区域正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范围，仍有许多尚未开发和发掘的东西。

第二，学以致用的理念得到了认真贯彻。“丝绸之路”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涉及的内容不仅有交通、外交、移民与僧俗往来，也具体关系海关进出口商品种类、外事管理等方面，与国民生计息息相关。因此，许多日本研究者把具体的实政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中发现学问。他们博通古今，对材料有健全的把握，但并不在书斋里做烦琐、迂腐的空疏文章。松浦章在《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中对江户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做了总结，甚至对进入日本的中国商人数量、贸易种类都有详细的统计。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由中国船只运往日本各地的中国商品主要有丝绸、丝绸制品、砂糖和药材等，这些商品的大量输入使他意识到，明朝晚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使之能把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正是中国雄厚经济实力的表现。他还指出，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国内的形势变动一直为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所关注。日本虽处在东亚朝贡体系之外，但对中国清朝国内的动向具有高度的关心。总之，与欧美学者的研究相比，日本学者的著作一般没有高言大论，也没有什么宏大的框架，但他们面向社会实际生活的务实态度是他们经世实学的一个侧面，也是其朴实文风的典型表现。他们面向实际，从历史上的人类交流中总结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第三，借鉴历史经验，倡导开放精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出于各种需要，要不断突破来自自然、社会和技术上的各种限制，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交流，容纳、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汉字文化、佛教、律令、科技的引进，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日本自古以来一直有对外学习、引进的传统。通过海上交流，外来文明不断涌入日本，融入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日本学术研究中倡导开放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到了近代，日本的对外开放更加强劲有力。日本的学术研究是在自己民族文化深厚土壤基础上进行的，经过近百年发展，已经形成对丝绸之路本质与特征的根本性认识。传统方法的坚持，东西方法的结合，精品意识的树立，以及主体意识的增强等，都给我们以启示。

第四，坚持古今结合，東西汇通的治学理念。在日本，特别是战前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长期熏陶，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力，崇尚朴实的文风，确凿的证据，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这些传世之作，并非简单的训诂章句、收集排比材料，而是在整理材料中发现新的学问，以学术的角度关注社会的重大需求。日本学者的著作实现了古今结合与东西汇通，具有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三个维度。书斋里空疏的、脱离实际的研究无法为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尤其无法为不断变化的社会提供有益的支持，我们要克服学用脱节的痼疾，必须面向实用与实政，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学术界大力开展了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极大地调动了国内产、学、研、商、科、贸各界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丝绸之路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与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性的理解远未到位，甚至还停留在“用”的层面上。当务之急是，适当吸收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研究的有益成果，把我们国内的研究做实做强，在引进、吸收与借鉴中完成历史性的超越。

（责任编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