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权的法治逻辑

肖 峰

一、引 言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权”被认作一项新型人权以来[1]，由于环境问题且趋严重、权利话语思潮推动，将其法律化为新型权利成为一股思想劲风，我国环境法研究也在这一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我国的学者对环境权的历史流变和构成要素、宪法环境权、程序环境权以及相关的保障性制度等，已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呈现出“总体承认—理性反思—宪法环境权与程序环境权花开两朵”的发展进路。但对环境权实体法化的研究较乏力，提出的对策可行性不强，未形成“真理越辩越明”的景象，反而由于时代与语境的转换造成环境权的研究陷入“既无法否弃，又无法证成”的境地。究其原因，一是，既有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以道德伦理、人类利益的静态演绎为主，多将环境权的讨论限于本体论范围，有脱离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间的现实关联之弊。二是，学者们潜在地认为我国环境权法律化是从零开始，缺乏对已有规范的梳理和评析，甚至认为“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层级的立法几乎都没有规定环境权，地方法规对环境权的规定带有更多的宣言性质”[2]，忽视了将研究力量集中于生态法治边际需求上，以致结论南辕北辙。我国当前的法律政策体系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权益，甚至在部分专门性文件中，已明确出现了环境权的提法，或直接阐释其含义。三是，未摸准环境权法律化的问题导向，既有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