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协同消费发展研究

李伟只 郝天培

摘 要：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供给端，使供给产品或服务能够很好的匹配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下产生的协同消费是有别于传统消费模式的全新模式，它具有高效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有效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特质，因此，协同消费可以助力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 传统消费；供给侧改革；协同消费；共享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48 （2020） 03-0021-08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reform

LI WEI-zhi1 HAO TIAN-pei2

（ 1.The Ope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91， China

2.Guangdong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Guangzhou 510091，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Supply-side reform is to reform the supply-side，so the supply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can well match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is a brand-new 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mode.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will integrate massive or decentralized resources efficiently， and satisfy diversified needs. Therefore，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can assist Supply-side reform.

Keywords： traditional consumption，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supply-side reform，sharing economy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通过刺激消费促进总需求增长的需求侧管理调控已显乏力，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此后，供给侧改革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政策路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新经济”领域，推动共享经济等快速发展，李克强总理还在出席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时深刻阐述了共享经济，认为“共享经济不仅是在做加法，更是在做乘法，以此有效降低创业创新门槛，实现闲置资源充分利用，形成新的增长点，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目前，共享经济已广泛促进了各经济产业的创新或升级，共享经济催生的协同消费新模式可以完成对闲置资源稀缺性的价值再造，可以提高供给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匹配。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研究协同消费与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总结出协同消费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可以在四方面助力供给侧改革，并提出了促进协同消费发展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协同消费的文献综述

1978年，Felson和Spaeth在他们合著的论文中第一次提出“协同消费”的概念。2007年，英国市场咨询顾问Ray Algar指出“协同消费将成为横扫全球的现象”，[1]协同消费的概念开始被大众知晓。2010年，Botsman和Rogers，发表著作《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如何改变世界》，书中指出人们每天都在践行“协同消费”，[2]该书结合现实案例，详细而全面的阐释了在资源共享基础上产生的新经济模式。协同消费是共享经济所对应的消费模式，一般是指通过组织系统或网络平台进行闲置资源或闲散劳动力的整合。[3]也可以把协同消费描述为基于分享、交易、商业贸易或租赁产品使用权来代替购买的经济模式。[4]协同消费使消费的焦点从产品的所有权转向产品的使用权，[5] Lisa Gansky在《网格》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对于许多目前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正从拥有它们转变为共享它们，而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占用它们。[6]

协同消费是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共享活动在个人、商业和政府活动中越来越占支配作用。[7]协同消费模式鼓励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提高社会效益，减少环境污染，[8]与此相比，高消耗、高浪费是传统消费模式的弊端，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说，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有学者把协同消费利用的资源分为三类，即闲置资产、闲置时间、闲置技能。[9]牟焕森、肖雪等人指出协同消费商业模式能够使闲置产能得充分利用，降低消费成本，促进产生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法国学者Demailly和Novl认为，在协同消费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服装、汽车、体育用品以及园艺工具等都是可以分享的物品，能够减少20%的碳排放。德国学者Jrg Firnkorn和Martin Muller发现了汽车分享能降低碳排放的有力证据，而这只是汽车分享这一个领域带来的变化。[10]

对于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问题也是学者关注的方面，以往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是为有效保障传统消费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而存在的，而协同消费是一种新模式，有效的监管机制的建立显得迫切而又困难重重，监管己成为一个高度紧张的政策话题，导致是否通过制定政策来保护消费者或限制企业进入协同消费成为新的社会问题。[11]

（二）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文献综述

由于供给侧改革是在2015年才首次提出来的，因此，关于供给侧改革方面的著作或论文研究主要是在国内，国外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供给学派的研究领域。

萨伊定律是由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主要主张是：供给会创造需求。当时的法国经济萎靡，完全是卖方市场，因此当时的供给的确创造了需求。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人们对萨伊定律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批判了萨伊定律，主张需求可以创造供给，认为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决定了生产的水平。在当时，扩大需求的政策改变了危机局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开始流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以及政策主张对研究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参考借鉴。

对供给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供给学派的思想渊源、理论主张、现实意义以及对其螺旋式发展的论述。孙鹏认为学者对于供给学派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颇，不能简单的认为供给学派是萨伊定律的重复，供给学派之所以会走向没落，是由于它缺乏严谨而明确的理论体系。[12]毛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供给学派的各项政策主张对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可以为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钟祥财的《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和李怀玉的《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比较及启示》两篇文章集中研究了供给学派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13]两人总结了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策建议，提出了提高国家干预经济的水平，使经济理论发展与经济环境相匹配等等观点。[14]

我国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简单重复或升级，二者在诸多方面都有本质不同。二者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都不同，20世纪后期的美国 “滞胀”是供给学派思想产生的背景，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结构不良的瓶颈制约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背景。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支流派，[15]裴长洪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付小红提出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哲学维度不同，供给学派思想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在统筹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双方的基础上，蕴含着多重因素的辩证关系，[16]中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的否定需求管理，而是在重点进行供给端改革的同时不忽视需求端的作用。

（三）评述

协同消费从提出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学者们对协同消费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但关于协同消费的众多研究一致认为，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支撑下，协同消费模式有别与传统消费模式，实现了信息匹对，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有效保护了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供给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和相关启示、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以及供给学派的发展过程，对萨伊定律的研究，很多学者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比较认同的是萨伊定律为供给学派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供给学派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重复。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为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与供给学派的理论有着根本区别。因此，明确供给学派思想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者之间的区别，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可以避免对改革的方向造成误导；有助于避免因认识的模糊性导致行动的盲目性。[17]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关于协同消费的内涵，以及协同消费对供给侧改革促进作用的研究非常少，而且不够系统。

三、供给侧改革的基本逻辑

供给侧改革就是在供给方面进行改革，促进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符合社会再生产理论基本逻辑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反作用于生产的是消费，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是交换和分配，对生产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会造成经济增长下行，因此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入手进行平行调节。当经济社会总需求不足时，就要进行需求侧管理，通过刺激消费进而促进总需求，因此，这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倾向于积极和扩张。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前，我们把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归结于总需求不足，因此很长一段时期的逻辑都是从需求侧发力，导致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总体判断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当前的供给体系效率较低、质量不高，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不能很好的匹配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供给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只有基于以上逻辑，才能真正充分刺激需求，使供給与需求达到平衡，实现经济增长。

四、协同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的不同

（一）协同消费的内涵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应用，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全新经济模式---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共享经济模式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也发生了改变，一种有别于传统消费的新模式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这就是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可以说，协同消费就是共享经济的内核。协同消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中，由Felson和Spaeth于1978年提出，近几年比较系统阐述协同消费概念的是Botsman和Rogers，他们在其著作《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如何改变世界》中深入全面的研究了“协同消费”。总体上讲，关于协同消费的理论研究极少，基本上来自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表1：

通过对有关协同消费理论研究的总结，结合协同消费的发展现状，现将协同消费的概念定义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消费者（ 潜在供给方或需求方）通过网络平台快捷实现消费信息对称，建立协同消费关系，最大程度实现闲置资源共享的一种新型模式（图1）。

（二）协同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比较

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传统消费模式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产品或服务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第二，资源浪费严重，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污染环境。第三，消费者用户评价机制不健全，存在维权难的问题。第四，交易效率低，交易过程不透明，交易成本高。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协同消费模式在很多方面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消费模式，凸显出巨大优势：第一，实现闲置资源价值，高效利用资源。第二，交易成本大幅减低。第三，交易的对象更多的是商品的是使用价值，注重“使用而不是拥有”。第四，通过去中介或者再造高效中介，缩短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信息匹对时间。第五，参与者更广泛，商品或服务的提供内容更丰富、更具个性和多样化。

在协同消费模式中，消费者既可以是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也可以是供给方，可以二次利用或分享和交流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双重身份之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更具活力的市场，形成了一个完整优良的系统，这个系统更像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因此，我们通过James F.Moore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七个维度来对比协同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表2）。

通过对比可发现，在传统消费模式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交易过程的冗繁、低效，交易不透明也给客户关系带来各种隐形纠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规模。用系统的角度分析协同消费模式后发现，协同消费模式是可持续的，协同消费模式变革性的改变了买方与卖方“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得信息匹配的实现越来越高效，实现范围越来越广泛，所以，协同消费模式的市场深度、广度都要超过传统消费模式。

五、协同消费模式助力供给侧改革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首次定量分析了共享经济对主要生活服务业的影响（表3、表4）。

数据表明共享经济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快速增长和消费方式转型的新动能作用日益凸显，报告还预测，未来三年，我国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稳就业和促消费方面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18]这说明以“协同消费”为内核的共享经济在助力供给侧改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整体上看，协同消费很好践行了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供给侧改革理念，可以在四个主要方面助推供给侧改革。

（一）协同消费增加了有效供给源，满足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效需求。

传统消费模式下，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源是单一的供给端，协同消费模式下，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端也是潜在的供给方，供给源由一端变为了两端，大大增加了供给。传统的供给源往往注重专业化和标准化，比如连锁酒店住宿统一按照大床房、标准间、双人间、以及豪华房等标准提供住宿服务，再比如规范的出租车市场提供的是相同品质的出租车服务，车型、车样、司机操作等都是整齐划一的，缺乏多样化和个性化。

协同消费模式下，大量的消费者或者小微企业或者组织提供了多样化程度和个性化程度都比较高的产品或者服务。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有效匹配需求，重视提升客户体验，真正满足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效需求，因此客户满意度高。比如Airbnb平台，将消费客户的需求进行最大化的细分，提供的每一套房屋都有着自己的风格，适应不同租住用户的需要，房源大都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建筑风格，给用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真正迎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再比如Uber平台根据顾客的不同报价可以提供不同的车型和服务，可以满足经济型出行目标客户的需求，也可以满足需要乘坐更舒适，服务更周到的目标客户的需求。

（二）协同消费提高了市场效率。

在传统经济学中，分析市场效率往往基于搜索成本和价格离散度等主观抽象指标。[20]闲置资源在没有被利用前其价值甚至是负的，比如多余的房间需要雇人打理、不开的汽车需要有偿存放等。在协同消费下，大量静默具有零边际成本特性的闲置资源被重新利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另外，协同消费平台有效地突破了地域的闲置，在更大范围内，加速了资金、资源、人力流动，活跃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融通，资源的利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实现了分散化资源的规模集聚进而形成了规模效益。平臺企业通过将供给与需求数据精准匹配，克服了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供需之间匹配错位状况。加之交易越来越快捷便利，这种背景下，平台成交量越大，闲置资源利用更加充分，市场效率越高。

（三）协同消费减低了供给成本。

基于生产、交易过程产生的供给成本是一系列的，主要有采购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搜寻成本、流通成本、销售成本等以及基于以上环节发生的时间成本。传统消费模式下，消费者购买的是交易标的所有权，所以企业必须投入巨大成本搜寻原料信息并采购，组织生产，生产出全新的产品供销售，为了应对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往往还需要准备一定的库存，产品宣传、客户搜寻也比较耗时耗力，由于信息不对称，产品无法直接对接消费者，多层级的销售中介渠道增加了供给的销售成本，产品在厂家、中介间、消费者间的流通也直接增加了流通成本。

协同消费下，购买租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使得供给方无需再投入巨大成本采购原料生产大量全新产品，相反可以盘活闲置存量资源满足租赁需求，减少库存。协同消费平台便利的为供给方提产品信息发布的服务，平台匹配供需两端成本低，效率高，在去中介化的方式下，可以直接完成供给方与消费者的对接，产品的流通也直接从供给方到消费者，缩短流通距离与时间。

（四）协同消费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形成了绿色供给。

协同消费模式的本质就是实现对各种有效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实现物品的重复交易，循环利用，延长了商品的使用时间和使用价值，减少资源浪费现象。协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是优化存量闲置资源市场化配置，社会闲置资源以新的方式组合并产生了新的价值，创造了绿色供给，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比如在交通领域方面，嘀嘀打车、共享汽车等方式，简化了人们日常出行，降低了人们生活成本，减少了汽车保有量和人均能源消耗量，释放了公路资源，缓解了堵车状况，降低了污染气体排放。滴滴出行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显示，仅快车拼车和顺风车两项服务产品年均能节省5.1亿升汽油消耗，减少135万吨碳排放，等同于1.3亿棵树的生态补偿量。这些都很好的践行了低碳环保新理念，所以协同消费具有资源共享性、环境友好性的特质。

六、创新监管，促进协同消费健康发展

协同消费对传统经济形态的冲击是巨大的，涉及经济、社会、法律、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协同消费下的民宿经营、网约车等业务混杂了商用和民用领域，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准入限制；协同消费下参与交易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交易中主体的责任难以确定；协同消费模式下，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存在诸多隐患；由于个人信用体系还未配套，协同消费过程中，还存在很多违约失信行为。

协同消费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避免地，传统行政监管已经不能对现有协同消费模式形成有效监管，在当前阶段，协同消费给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强大助力，因此，应该着力政府监管角色的改变，提供更多的协调与服务，掌握协同消费的发展规律，有针对性的做到精细化监管，为协同消费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建议创新监管模式从三方面入手。

（一）监管观念要以激励创新为主。

协同消费在很多层面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发展空间，这使得对协同消费的监管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对于恶意严重扰乱经济正常发展秩序的，要严格控制，依法行政。对于不太符合目前市场准入规则、经营许可等方面制度安排的，但与传统产业有别，属于新兴业态、有突出创新的新事物不能一味禁止，监管应坚持以激励创新为主，引导和规范其健康发展。

（二）构建协同治理的监管体系。

协同消费对原有消费结构的冲击，带来了负外部性，比如共享单车带来的挤占人行道和乱摆乱放问题，而且协同消费的负外部性往往突破了行业规范、地域的限制，这些都使得以地域划分、行业分类进行监管权责区分的传统监管模式失效。因此，要形成跨地域、多行业、多层级的立体监管，在制度方面，要建立一系列制度安排，更新交易规则、健全信用体系，在立体监管的基础上形成协同治理的监管体系，拓展政府监管协同消费的对象与范围。

（三）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的创新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基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监管才是高效的。协同消费的路径实现离不开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因此高效的监管必须与其同步，充分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把监管环节安排进协同消费平台，实行动态监测与预警，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掌控行业发展规模与规律，对交易全过程进行全覆盖，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整改的高效监管，塑造新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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