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的思想及实践

吴百超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1］改革开放初期群众中流传着“要吃米，找万里”的谚语，这是党和人民对万里在农村改革中做出的贡献的认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安徽农村改革实践中，万里以巨大的魄力和强烈的政治担当，勇于探索、敢于实践，为推动安徽农村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一次重大突破。总结分析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的思想与实践，能够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一、万里安徽农村改革的主要思想及实践

“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仍濒于崩溃边缘。安徽由于受到“左”倾政策的严重影响，农村的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农民生活特别困难。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派万里主持安徽工作，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由此开启了他农村改革新的革命征程。

（一）推动制定实施“省委六条”，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2］（P789）要想了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真实情况，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农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推动农村改革。万里一到安徽，便开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1977年6月上任伊始，万里首先主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久即稳定了形势。之后在走访调查过程中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他发现许多地区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77年10月，万里把以讨饭闻名的凤阳作为实地调查研究的地点，向农民了解真实情况；当年11月，万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获悉“有些人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甚至有的十七八岁姑娘没有裤子穿”［3］（P205），心情十分沉痛；1978年1月，万里在皖东考察，看到一些村庄基本上是草屋茅棚，有些农民家的门窗都是泥土坯的，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不禁忧心忡忡：“过去只是听说这里很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3］（P207）调查结束后，万里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快30年了，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哪里去了？”［4］（P3）

在农村进行了三个月的深入调查，万里不断思考“贫穷落后是不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在同“左”倾错误斗争的实践中，万里突破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框框，他认为大寨式的评工记分，不符合实际，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明确否定大寨的经验。在万里的主持下，安徽省委研究了当前农村中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并于11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文件经过讨论修改于11月下旬以试行草案形式下发全省执行。文件中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计酬”，其中不少规定在当时看来都涉及“原则问题”，而且有的规定还是过去一直批判的内容。特别是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问题，这是“六条”中最关键、最主要的一条，因为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针对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而提出来的。

可以说，“省委六条”是以万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了解农村生产实际、倾听农民诉求心声的基础上制定的，文件出台与传达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也克服了重重阻力，这充分体现出万里“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和他“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5］。“六条”的贯彻执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省委六条”明确提出了农村工作的中心是农业生产，突破了强调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禁区，“突破的不是个别的‘左’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左’的禁区，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6］（P38）是政策上的拨乱反正，这也为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他形式责任制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从实际出发，大旱之年实行借地度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积极性

“省委六条”带给人们的震撼还未结束，1978年夏秋之际，万里根据安徽实际接着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这个决定又引发了激烈讨论，而且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省委六条”。

1978年夏，安徽遭遇特大旱灾，在一些农村人畜用水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持续的干旱使大片耕地撂荒，不少地方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甚至当年的秋种也无法进行。为了战胜旱情度过灾荒，保证秋种顺利进行，万里坚持“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认为“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在省委紧急会议上他指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3］（P220）最终省委决定对大旱灾的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措施，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决定，以求多收粮食度过灾荒。于是，在万里的推动下，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

借地度荒的决定随之引发了激烈争论，各种意见一时纷纷涌现。有人认为“借地度荒”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这种方式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有人认为是以“借地度荒”之名搞分田单干。对此，万里指出，“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3］（P164）这一决定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欢迎，而且当地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也得到极大改善。借地度荒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6］（P38），激发了广大农民解放思想的勇气，为之后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探索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安徽实行包产到户走在全国前列

1956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大地出现，仅仅一年后便受到错误批判。包产到户被认为是“单干”，是“反社会主义”的“倒退做法”。自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农业生产和管理存在过于集中的弊病，分配上过分强调平均主义，这严重挫伤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少地区的集体经济已经出现“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的局面。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提交了书面意见，指出了人民公社存在的明显弊端：第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作为一种政权机构，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组织，不仅不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而且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第二是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导致按照行政命令和领导个人意志瞎指挥，出现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情况；第三是以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万里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改革意见，指出要“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社分离。”［6］（P38）在万里的亲自推动下，安徽率先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万里主张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并对小岗的“包干到户”进行了充分肯定，由此使凤阳县小岗成为包干到户的起源地，肥西县山南公社成为包产到户的发源地，此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逐渐在全省推广开来。

安徽的包产到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拥护，引起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效仿，但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北京、山西等地纷纷发表文章对包产到户予以批判，江苏以标语的形式坚决反对分田单干。一些人用顺口溜来表达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8］（P180-181）不仅如此，在1979年初包产到户的改革还遭遇到了来自上层的阻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显然阻碍了农村改革和生产的发展。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读者来信，对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进行了批评，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9］（P209）这给人们思想上带来混乱，使正在顺利发展中的安徽农村改革受到了影响，一些地方改革的信心发生动摇，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准备“纠偏”。

在这关键时刻，万里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积极支持包产到户。他首先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不能单纯依据收入多寡及劳动组织的大小，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应当坚持列宁的看法，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只要不违背这两条基本原则，责任制可以允许有多种形式存在。他又指示滁县地委“各种生产责任制无论是什么形式，一律不要变动”［9］（P210），“包到户的先干一年，秋后再说”［10］（P127），认为只要农业能够增产、粮食能够增收、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收入能够增加，“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10］（P123）。不久，根据万里的指示精神，安徽省农委也写了读者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发表在《人民日报》，对张浩来信等予以反驳。至此，张浩来信风波得以平息。

（四）肯定包产到户姓“社”不姓“资”，为包产到户报上“地方户口”

包产到户的尝试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就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很快就受到批判，被压了下去。在1978年农村改革实践中，安徽最早出现的是包产到户，而小岗实行的是责任更直接的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11］（P32）两者都是包到户，而“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11］（P32）。因此“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包”得更加彻底，实行方法更为简便，对农民来说利益也更加直接。

1978年冬，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实行包干到户，结果粮食取得大丰收，产量比前一年增加四倍，“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大幅度上升，大灾之后反而没有什么外流，而且开始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10］（P134）

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央文件仍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加之“包产到户”已被批判十几年，许多人心有顾虑，部分同志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包产到户是不是属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看法不一，又继之引发了激烈争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面对人们对包产到户的不同认识，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安徽全省农业会议上指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9］（P215），全省农业形势的发展说明“包产到户在实践中增产效果显著，受到群众欢迎”［3］（P255）。为此他代表省委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示：“包产到户是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允许同时并存。”［3］（P256）并专门阐述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点是对广大农民的“第二次解放”。

总之，万里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5］

二、万里安徽农村改革思想的基本特点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安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是基于“历史的合力”作用：一是安徽农村的农民改革要求十分强烈；二是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勇于探索、锐意改革；三是有当地一批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强力支持。以下试对万里安徽农村改革思想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

（一）实践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要真正做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要“经常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下面的情况”［10］（P128）。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直至“文革”结束，国内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致使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因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国内改革举步维艰，农村改革也裹足不前，一些领导人坚持“办什么事情都要拿‘指示’来，拿‘本本’来”［10］（P117）。对此，万里强调“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他要求省委总结经验教训，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在农村改革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万里身体力行，主政安徽伊始，便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积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分析安徽农业的问题所在，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1979年12月，万里在回顾安徽近两年取得的成就时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两年来我省各项工作能够冲破一些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12］（P66）正是由于万里对正确思想路线的深刻认识，才使他能够制定出“省委六条”、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大胆支持安徽农民的“双包”到户，取得安徽农村改革的突破性成就。

万里是改革开放初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杰出代表，其农村改革思想的理论根基是实事求是，在这一基础上探求解决问题之道，这充分体现出他的坚韧的求实精神和鲜明的实践性。在万里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农村改革首先在安徽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人民性——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万里说：“在改革中，如何认识农民、对待农民，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0］（p448）为什么包产到户曾经三起三落，而在此之后都从安徽开始走向全国。重要的原因正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安徽农村改革的探索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引发了激烈争论，“省委六条”违背中央49号文件精神；借地度荒引发全省激烈讨论；《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组的“错误做法”，要求安徽省委“坚决纠正”。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政治风险，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嘉山县委书记贾成志等地县领导干部坚持推行责任制；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深入农村、农民之中调查研究，坚定支持包产到户，明确答复农民“政策变不变，由你们当家做主”［13］（P119），“应当承认它（指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是一种责任制形式”［9］（P216），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安徽农村改革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邓小平给予了坚定支持，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大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2］（P198）邓小平对双包到户的支持，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自此之后，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遍及淮河两岸并推广到全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农村活力被激发出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万里对于农民利益的尊重与维护贯穿于安徽农村改革实践的始终，使其农村改革思想充分体现出人民性和群众性的特点。

（三）开创性——敢为人先和敢于突破

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的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一直是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点的人民公社体制，这种体制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万里主政安徽后，积极领导安徽农村改革，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在安徽农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促进了粮食增产、农业发展，而且实现了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

但是，改革的路途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看到的是，万里在安徽实行的农村改革，在当时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宪法中规定了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中共中央49号文件也明确规定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正如万里后来所言：“那时候包产到户既不符合党的决议，又不符合宪法，宪法是人民公社嘛！”作为改革家的万里，从实际出发，以农民利益为重，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新的农业生产形式，打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体制，将农民的劳动与产量直接联系起来，农民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及部分产品支配权，真正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既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粮食，也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实惠，开创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新局面。万里安徽农村改革的思想和实践，鲜明地体现出他勇于改革、敢于开创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必将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行。

三、万里安徽农村改革思想的现实启示

探讨万里农村改革思想的现实启示，不仅可以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更好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宝贵经验，而且能够进一步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第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推动安徽农村改革过程中，万里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倾听农民的诉求、保护农民的利益，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而且必须破除的重大阻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没有坚持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脱离群众，损耗改革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第二，新时代要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时的政治环境，如他自己所说“既违反国法，又违反党纪”，政治风险很大，但万里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清醒认识，他认为，在改革进程中遇到困难、出现难题、经历挫折、遭遇挑战都是在所难免的，决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也不能因为遇到困难而畏葸不前，因为“整个国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10］（P282）。他说：“共产党人怎么能反对改革呢？共产党人只能领导改革，参与改革，促进改革，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而不是保守党。”［12］（P259）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正处于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14］（P81）。

习近平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万里同志勇当改革先锋和闯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重大贡献。”［5］万里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一整套改革思想，培育了一种改革精神，其意义极其重大。因此，通过对万里安徽农村改革思想及实践的梳理，不仅能够为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而且可以为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15］，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