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研究的当代回响
——“‘莎士比亚诗剧在中国’学术研讨会暨‘傅译莎士比亚’对谈会”综述

李 鑫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21世纪以来，傅光明先生立足当代中国文化语境，重拾莎士比亚翻译，出版的译作在学界引起诸多反响。2019年10月19日，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莎士比亚诗剧在中国’学术研讨会暨‘傅译莎士比亚’对谈会”在西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四川等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50余名莎学研究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与会专家围绕“莎学”研究的历史与当下莎剧的译况展开，就莎剧的“原味儿”、傅译莎剧的特色以及莎剧翻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关于莎剧“原味儿”的讨论

追求莎剧的“原味儿”是傅光明自2014年以来进行莎剧翻译实践的艺术理想，而对傅译“原味儿”的理解，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苏州大学的张蕾认为，傅译莎剧是在充分把握莎剧的语意、版本、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翻译文本，融学者之心与译者之才为一体，因而傅译所呈现出的莎剧“原味儿”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原著的忠诚，或“信”“达”“雅”的统一，否则容易陷入“原著中心论”的窠臼，从而忽视译本自身的价值。傅光明的“原味儿”是译本自身的成绩，是“新译”创造的本身，傅译本已经独立于原著成为切实的存在，而译本话语也让莎翁在21世纪的中国再度复活。中山大学的王岫庐和华南农业大学的文珊认为，傅译莎剧以“通俗、顺溜、响亮、生动”的目标语言为翻译基点，在译本中呈现出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精神风格的强调和对译作语言现代感和流畅性的重视的双重特点。而对于傅光明的“原味儿莎”强调对莎士比亚原剧的忠实理解，并非偏指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让读者向作者靠拢”，或是韦努蒂所说的“异化”，异化和归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翻译的伦理态度，而并非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她们将傅光明努力“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原味儿莎”的理念，看作一种戏剧翻译中实现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尝试，由此重新发现“流畅的翻译策略”的价值，看到“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原味儿”的理念。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会军认为，文学复译，贵在超越，傅光明译本已然呈现出立意较高、博采众长等超越性特点。她在傅光明译本与1936年以来《李尔王》不同时期、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中，从翻译底本的选择、译文的学术性、可表演性、“莎味儿”的再现以及翻译与文化误读等方面总结了傅译莎剧的翻译风格，并探讨了傅译本中导读、脚注、可表演性等方面具有的学术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的禹玲关注到傅光明拥有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她指出，正是在多重身份交互影响下，他的翻译理念经由了从“译意”“译味”到“译源”的转换。她认为， “译意”是傅光明作为译者在翻译活动最开始秉承的理念；转而因为作家身份，推进了他对于契合自己文学品味与写作风格的英文原著的选择，所以出现“译意”和“译味”理念的融合；然后得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扎实的学术功底，傅光明从学者身份“译源”莎剧，呈现集翻译、研究为一体的新译本，三者也包容并存直至融合成熟。

二、关于傅译莎剧特色的探究

西南大学的熊辉以傅光明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考察对象，从译剧还原莎剧的语言艺术、还原莎剧富有性色彩的内容、还原莎剧对古典文化的承传、还原莎剧的宗教创作资源四个层面探讨了傅译莎剧对莎士比亚戏剧经典性的再现。他指出，傅光明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艺术、性色彩、古典文化、时代风尚以及宗教文化的翻译处理，再现了莎士比亚天赋秉异的创作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莎剧的丰富性和艺术性，为读者重新阅读和理解莎剧提供了更好的译本，在莎士比亚翻译与接受的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海师范大学的李丹认为，傅光明关于哈姆雷特形象研究提出的“等待说”含有等待适当机会替父报仇和等待时机完成重整乾坤的使命两层含义，二者都与基督教紧密相关，因此她在梳理关于《哈姆雷特》与《圣经》问题的研究成果后，对处于研究前沿的傅光明的相关论著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傅光明透过《圣经》视角，通过考证泛莎士比亚时代的基督教改革情况及其对人们的普遍影响，阐释哈姆雷特按照教规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完成自己的两重使命，即惩治恶魔与恢复秩序。她认为，傅光明的观点一方面适应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融合起来，是一种视域融合了的《哈姆雷特》阐释，一定程度消解了中国莎学界论争的“哈姆雷特是否是人文主义者”这一学界问题。西南大学的邝明艳认为，小丑在莎剧中的功能是提供笑料和丰富剧情，其动作和语言都具有滑稽可笑的效果，翻译时有着难以跨越的障碍。她以傅光明新译的《第十二夜》与《皆大欢喜》为探讨对象，揭示了译者通过忠实的翻译策略在中文中再现金石和费斯特两个经典的小丑形象的滑稽之处，并用方言口语、语气词、标点符号等手段一定程度上转化了莎士比亚的语言游戏的文本价值。

青岛大学的刘群从详尽的注释兼及导读与语言的层面探讨了傅译莎剧“既经得起对，又经得起读”的翻译特色，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译文为主要探讨对象，从翻译文本的对比研究中呈现了傅译莎剧的译本特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陆楠楠认为，无论从体量或深度来看，傅译在国内目前莎译本中的注释都是最为详尽的，这些注释中大量引用原文，并与经典译本对照，彰显出译者对“完美”翻译的孜孜以求。她从纠正过分“美化”、“雅化”莎剧语言的倾向和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莎剧背后复杂的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的重视两个层面论述了傅译莎剧对百年莎剧译介的推动意义。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小平认为，对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五场中十四行诗的翻译优劣关涉读者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发生的理解。她在众多译本的对比研究中指出，傅光明的翻译在形式上较为精准地还原了这首十四行诗的格律品质，内容上则生动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与丰富的情感层次，整首诗的翻译较为贴切、恰当地表现出了这首诗在文体形式与内容情感两方面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天津财经大学的张慧芳采用例证解析法对比性阐述了朱译、梁译、傅译在处理《皆大欢喜》中田园意象时采用的策略及达到的实际效果，借此探讨译者主体性对译本整体效果的支撑作用。她认为，在英语到汉语转换的过程中，傅译在借用汉语中现成的田园意象语汇的同时，竭力避免这些意象衍生出不必要的、原文所没有的特定文化内涵联想，从而使剧本的翻译显得更为自觉、更有体系，彰显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西南民族大学的金静指出，傅译莎剧除具有语言流畅、文字清通等突出优点外，还具有介绍原作素材来源、版本考据等内容的长篇导读和以脚注的形式在译文中添加的大量评注性文字两大特色，这有益于帮助莎剧读者减少阅读过程中遭遇的语言文化障碍，并进一步加深对正剧剧词的理解。同时，他也指出傅译莎剧中存在原文双关语在译文中缺项的遗憾。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徐臻认为，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戏剧主要采用的是散文体，但对莎剧中的各类诗歌，他并没有全部散文化。首先，为了准确把握莎剧中的诗歌，译者对历来莎士比亚戏剧的各种英文版本进行了详细对比和甄别，以此还原一个“异质化”的莎士比亚剧作；其次，译者充分考虑了译诗在剧本中的“内部叙事”作用，特别是“戏中戏”的翻译，并不拘泥于原诗的形式，而是着力于展现一个现实与梦幻对立的戏剧空间；最后，傅译本中的译诗用符合当代中文表达习惯的方式探索译诗的“音律”，从而对当前的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多极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曲靖师范学院的李鑫以《哈姆雷特》剧本为例，通过傅光明与朱生豪、梁实秋译本的比较，从译剧中翻译语言的“流畅性”和“现代感”、注释的“丰富性”和剧本导读的“学术性”三个层面论述傅译莎剧呈现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

三、关于莎士比亚翻译的探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朱安博通过翻译数量和研究成果的统计呈现了莎士比亚历史剧汉译研究现状，并就目前研究存在参考文献少、内容无体系、成果不深入等问题，从深化认识莎士比亚历史剧语言的历时意义、借鉴其他莎剧(特别是悲、喜剧)的研究经验、构建研究语料库和加强历史剧改编四个方面提出了研究建议，旨在引起广大研究者对莎士比亚历史剧汉译研究的重视，使莎士比亚历史剧研究、翻译和演出构成莎学研究一个独特的领域。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清宇认为，费穆对于“戏中戏”这一编导技艺的运用体现出其对于中西古典戏剧传统的兼收并蓄，他通过分析电影《前台与后台》、话剧《秋海棠》中“戏中戏”的运用，探讨了费穆对中西古典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李玉的继承，并从中辨识费穆作品中的“戏中戏”，从服务于“叙事”向旨归在“抒情”的转变轨迹。中山大学的谢桂霞认为，译者的笔记(包括脚注或尾注)不仅具有注释的作用，也显现了译者作为专业跨文化交际者的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她从1923—2017年所有版本《哈姆雷特》中的译者笔记做的描述性研究中发现，译者笔记的内容从早期的故事介绍到当前的学术意义都展示了《哈姆雷特》在中国被接受的一般路径，而与其他类型的辅助语相比，译者注更能反映目标读者的需要，从而揭示话语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华东师范大学的何建伟认为，傅光明的《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通过追根溯源，在考察莎剧经典的“原型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妙趣横生、深入浅出的文本对比，既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鲜为人知的“暗黑”渊源，又向读者展示了莎士比亚如何“‘借’化不朽”、何以魅力非凡。此外，他认为傅光明的研究从完整、深入地回应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和立体、丰富地解读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两个层面实现了对“经典的延续和拓展”。辽宁师范大学的宁平认为，文学透视下的政治研究已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学者对历史剧予以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维度的研究不断深入。她关注并梳理了21世纪以来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阐释我国学者在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研究中对人文精神的探索以及在海内外莎学研究的文学价值重构中的重要文化参与。

广东工业大学的彭勇穗认为，翻译是本土文化实践，协商着表征异质他者的方式，复译见证不同译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他者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呈现策略。因此，复译研究，除循传统应用路径、探索异于前译的方法以便更趋同于源文外，还可在纯理论层面挖掘各译本间差异的价值。他从历时和共时两种方面探讨了各译本间的差异建立起它们的相异价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芳以《尤力乌斯·凯撒》中凯撒遇刺后布鲁图斯和安东尼先后发表的葬礼演说为考察内容，依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手段，即人格说服、理据说服、情感说服，对比分析了两场演说词中的修辞运用，探究了朱生豪、梁实秋、汪义群、傅浩四个汉译本的相关得失。广州财经大学的赵嘏指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特征在于它的节奏、押韵和诗行组合形式三个方面，也称之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基本诗学特征。在相关译作中“节奏”最为显著，形成了特定的翻译范式。因而，他根据译作所呈现出的节奏形态，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汉译划分为以字代音节体、以顿代步体、白话自由体以及文言旧诗体四类译本进行探讨。厦门大学的孙宇认为，中国莎学是以莎剧中文翻译为基础而展开的，作为中国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地区莎学亦是如此。她指出，中国大陆莎剧翻译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并以彭镜禧和傅光明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莎剧译者所译的《威尼斯商人》为研究对象，从二者所做莎剧翻译的特色与异同展示了莎剧翻译在海峡两岸蓬勃发展的现状和两岸文化同源的事实。南京农业大学的曹新宇以《威尼斯商人》在20世纪中国的四次重要演出为考察对象，在剧本形态难以考证的研究背景下，以戏剧的四次演出为研究坐标，探讨了《威尼斯商人》的演剧形态、演剧以及翻译之间的呼应。外交学院的蒋永影从对《哈姆雷特》译介的未完成性、改编形式的多元化和研究范式的变迁三个研究维度的梳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学者和大众对《哈姆雷特》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的任文贤认为，纳博科夫的戏剧创作继承和戏仿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性语言风格、人物分身和情节悬念设置的艺术形式和“戏中戏”的戏剧结构等写作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梦幻剧”戏剧形式，着力表现剧本和剧场、人物和观众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重新阐释了“第四堵墙”的传统戏剧理念，从而形成自己独创性的戏剧风格，也影响了其小说的创作艺术。中山大学的王岫庐和郭瑶函以《皆大欢喜》的两段唱词(“林中”和“在春天”)为例剖析了莎剧唱词的艺术特色，并结合朱生豪、朱湘及傅光明的译本探究原唱词的诗学再现效果，从翻译诗体、译诗语言等方面探究了不同译者对原文风格的追求。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交流中呈现出翻译层面、文化层面以及跨境影响等方面的交互研究，尤其是现场与具有学者和译者身份的傅光明先生开展的学术对话，更有助于研究者开展傅译莎剧的多元化探索，推动“莎剧”翻译研究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