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票友义演助赈活动
——以《申报》相关刊载为中心的考察

陶小军

(上海戏剧学院 创意学院， 上海 200040)

1843年上海开埠后，很快发展为远东地区的经济与金融中心。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大众文化娱乐活动丰富，票房兴盛，票友活动蓬勃发展。独特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上海票房集娱乐、社交为一体，剧场成为融合娱乐、社会交游的空间和汇集社会各领域喜爱戏剧人士的场所。

“票友”是对于业余戏剧演员的一般称谓。票友是近代上海戏剧界异常活跃的群体。上海票友活动的盛行对于中国戏剧文化的发展，以及上海都市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对票友的研究，学术界较少深入展开，《中国京剧史》①《上海京剧志》②中对票友做了描述性的介绍。《休闲与事业：清末民初的京剧票界(1871-1929)》③《从业余到职业的转变：谈票友下海》④《清末民国票友票戏方式谫论》⑤《民国天津京剧票友、票房探析(1912-1937)》⑥《近代上海的京剧票友、票房(1911-1949)》⑦《传统与摩登的融合——民国时期上海的票友及票社》⑧《民国都市业余演剧活动的缩影——对〈申报〉中票友票社史料的钩沉与解读》⑨中涉及对票友与票房的由来、历史背景、票房形态、票友活动、社会影响等内容的探讨。整体而言，关于票友的研究，主要关注点是票友发展史和票友与京剧的关系。本文以《申报》中刊载的上海票友与票房的义演助赈活动为中心，探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影响下的票友活动，深入分析近代上海票友活动的社会特性。

一、票友与上海戏剧演艺活动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辛亥革命的爆发，加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一步带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追求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以推动民族复兴。“近代言文化者，莫不纳戏剧于文化之林，盖戏剧之曲本，属于文学，而戏剧之表演，关夫艺术，以文学与艺术言，固为文化之重心也。”⑩新式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戏剧文化的振兴，对于提升国民审美意识以及思想启蒙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自开埠以来，逐步成为国内最为繁荣的新兴都市。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为戏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海为吾国通商巨埠，梯航毕集，中外俱瞻，人类既稠，社交斯重。铁臣无似以为歌曲之道，具有审美观念，富于个性感化，足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实与社会教育有密切之关系。”

清末民初，上海作为一座商业移民型的新兴大都市，相对于其他地区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交通便利，各地人流的汇集带来了各种不同的传统戏剧演出，戏剧演艺成为当时上海都市的流行文化。其中京剧表演从北京传入上海后，很快一枝独秀，受到时人热捧。“自京班来沪，一时官商士庶强半京装。其甚者，男则宽衣大袖学优伶，女则靓装倩服效妓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上海初不知二黄调，今则市井儿童亦能信口成腔。风气移入，一至于此。”票房、票友源自北京，最初南方并无“票友”之称。京剧南下传入上海，上海独特的经济文化环境，推动戏剧之风成为流行文化，随后各地相沿成习。“再者唱戏的人，名曰票友，从前南方没有，他实始自北京，上海人学之，遂传遍全国。他所以始自北京者，当然是从前大鼓票房的机关，设在北京，而当初用大鼓，作为宣传者，当然尽先在北京附近各州县，所谓天子脚底下者是也。把附近人心稳定住，再往四远推广，这也是当然的程序，未等推行多远，清政府已经稳定。遂未再往远推，所以南方之大鼓，永未发达。既无唱大鼓书之人前往，则当然票友二字，知者太少，所以南方初无‘票友’二字也。”

近代中国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民众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解放，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意识凸显。面对自然灾害频发，内忧外患的时局，民间慈善事业逐渐兴起，社会各阶层、行业普遍参与到地方公益活动之中。晚清义赈风气肇始于光绪年间持续的自然灾害，地方士绅集结社会各方力量义演助赈募捐：

粤自丙子丁丑，李秋亭太守创办沐阳、青州义赈以来，遂开千古未有之风气……戊寅晋豫巨灾，苏扬沪设立协赈公所，筹募义捐甚旺。

上海自开埠通商以后，经济文化繁荣，成为当时地方义赈的主要中心地，上海士绅、市民阶层参与慈善事业较为积极主动：

上海诸善士自六、七年前筹办山东旱赈，款巨时长，在事之人无不悉心竭力，所集之款涓滴归公。遂觉自有赈务以来，法良意美，当以此为第一善举。

上海作为一座商业移民型的新兴大都市，经济繁荣，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戏剧义演助赈活动风行一时，日渐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义演在上海票友与票房的演剧活动中十分普遍。票友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各界名流，他们深感肩负国家兴亡的责任，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主动参与到慈善义演之中。

票房举办义演活动，主要基于历史传统，同时受新时代社会风气的影响，日趋流行，同时义演亦成为票房发展、票友成长的重要机遇。1917年，顺天、直隶地区遭受水灾，灾民遍地，为了驰援灾区，上海久记社萌生义演助赈活动，举办义演助赈演出，募集善款：

久记社剧部主任钱一粟君，因顺直水灾，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遂萌演剧助赈之念，惟以病不能莅社，乃于九月十八日晚招予至病榻前磋商此事。予意须邀社长张醒初及顾锡元、冯叔鸾、周梓章、何芥园、何雨声诸君来共同讨论。一粟然予说，乃函请诸君讨论。逮张等来，一粟宣布相请之意。佥谓事关善举，理应赞成，拟定下星期六实行之地点，以借第一台为宜，挽予请郑子正秋与尤鸿卿说项，盖正秋与尤善包价，可望从廉也。第二日，邀正秋冒雨同至第一台晤尤鸿卿，始知该舞台星期六星期日两例不租借，余日包价为六百二十元。兹徇正秋情面让价五十元，经予情商，至再又减少二十元，再少不能矣。予因日期问题尚须到社商量，遂未与之表决。二十晚，社中开全体会，社长报告宗旨，众表同情，复经芥园君提议最好一切开销概由同人担任，戏资悉数充捐，既避借名敛财之嫌，灾黎又可多受实惠，全体赞成遂通过。惟第一台星期六不能假座，故改借。亦舞台当请周剑云、詹脉脉，偕予前去接洽，说定包价两百七十元，期定下星期晚戏馆包定，乃举职事，公推一粟君为主任……予亦滥竽其间，一粟辞职不获力疾，从公到社两次，感胃风寒，病加剧，竟卧不能兴。对于职务，仍不因病少懈，应办各事筹划精详，嘱姪镜莹，逐件抄录，寄诸社中，以供研究，未尽事宜，则由予转述，一切计凡九日，大家忙得头晕脑昏。至廿九日午后三时，社员陆续到社。四时亦至舞台，先布置门前灯彩，及水灾图画，内部各事，亦分头部署。五时半，上座。六时半，开幕矣。演剧者为席君少荪、冯叔鸾、周树三、何雨声、何芥园。琴员为李荩臣、周梓章、武秀奎。是日叔鸾之钓龟唱作俱佳，无疵可击，叔鸾票戏多矣……中有募化一场顺直同乡急赈会代表陈黄诸君，利此时机会，当场募化，遂倩叔鸾君演说，座客动容，一时银元铜钞抛掷如雨(计大洋六十元，小洋三十枚，铜钞六百五十个)，压轴戏为济颠和尚救众生事。虽近于滑稽，却寓劝善惩淫之意，台下甚欢迎之。惟亦舞台座位不多，仅收票一千一百三十张，已觉十分拥挤，幸来宾多存恕心，故开幕至闭幕并未发生意外之事，临时职员亦颇尽职，拉杂书之，记其实也。

从中可见，在整个义演助赈组织过程中，久记社全体社员尽心竭力，在前期的时间选择、租借舞台、人事安排、戏剧演出等筹备事宜中，策划周全、安排得当、新颖高效，俨然形成一套组织严密的义演程序。久记社选择在周休时间义演，同时邀请名伶、名票共同出演，座无虚席，尤其将《济颠和尚救众生》作为压轴戏，符合义演目的和现场演出氛围，从现场所募善款、演出盛况，可见此次义演圆满成功。票友演出可谓品德高尚的义举，从现场演出受到的欢迎程度可见，票房义演已经逐渐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

义演以公益为主要宗旨，就实际而言不可避免潜藏有商业化特征，依托助赈演出沽名取利的行为早已受到社会关注。久记社社员自行承担一切开销，亦正是为了避免落下商业化演出的口实。

久记社作为上海最知名的票房之一，除了应对较大范围的地域性自然灾害参与义演外，同时还积极主动参与到地方义演助赈中：

芝罘路久记社为补助义务学校经费，及筹设暑期送诊施药二事特定六月八日(星期五)假座九亩地新舞台演剧一天，该社此次将排演最优美之戏剧，日来正从事练习，入座券分一元二元三元数种，包厢每间定五十元，各社员已纷纷认购，故预料结果必佳云。

久记社特地成立义务学校招收贫寒子弟，另在暑期时专门为民众送诊施药，义演募资成为久记社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义演筹备中，灵活设定不同价位的票券，有利于更大范围地吸引大众共同参与到义演助赈事业之中。

这一时期，上海票房已经从传统的戏剧演艺场所拓展为聚合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其中，集娱乐、社交为一体的新型社交空间，票房开展义演活动符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广受社会大众认可，日渐盛行。

二、票友与义演活动的盛行

民国初期义演助赈的形式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参与义演的主体不再拘泥于票房，各种社会团体普遍参与到义演筹款活动之中，灵活运用义演形式解决各种社会融资问题，促使义演助赈活动日趋盛行。同时，义演所适用的筹款事由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包含在国事民生等公益之类事事可启。诸如，青年团体少年宣讲团将戏剧公益表演与宣扬爱国精神相融合，数次赴上海演出，受到广泛欢迎：

本埠少年宣讲团演讲股化装演讲各种爱国社会新剧，寓规劝于表演，本届由王慎声君主主任，服务精神更足，前星期赴周浦永安救火会筹款演剧共演两日夜，颇受欢迎，该会曾数次派代表来申向该团要求重赴周浦，该会表演各股员以事属公益，慨然允诺，作第二次演剧，兹定今日(二十八日)午后发次回申云。

张乃高约集数十人创办健雨体育会，因购买设备经费短缺，拟定演剧筹款，颇受注目：

嘉定健雨体育会，以扩充设备起见，拟筹款演剧，兹悉该会已于六日下午七时起开幕，本定开演四天，后以天公不作美，致观者兴致不减，故商准公安局续演二天，昨日为表演之天末日，天公大放晴光，故观者颇形踊跃。

上海种德施材会成立日久，旨在为贫困居民料理身故殓葬之事，因会所建筑房屋，经费短缺，便邀请名票，活用义演方式筹款：

种德社施材会，开办七年，施材二千数百具，成绩甚佳，去年建造会所房屋，募捐为难，经费不敷尚巨，现于古历二月二十八日，假座更新舞台，兼请名票友，合演拿手好戏……演戏期适逢星期日，届时慈善大爱必联袂前往，既饱眼福，复积阴功，诚一举而两得也。

由学生团体成立的票房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义演行列：

复旦同学所主办之雅集平剧社，定于三月十一日星期六晚假座宁波同乡会二楼为难民筹款演剧一天，剧目志后，全班演天宫赐福……各界士女，凡持有该社入场券者，务请早临。

除了地方公益事业，部分事关国事之事亦活用义演筹款，如吴江县学生联合会利用义演筹募北伐军饷：

吴江县学生联合会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夜特雇田记大舞台，假座邑庙，筹募北伐军饷，演剧除开支外，悉数充入军饷。

诸如此类社会团体参与义演活动，筹募资金运用于公益、助赈之事，受到社会大众积极响应。

以票房为主导开展的义演助赈活动，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部分票房因积极参与义演声名远扬，常常被邀请参与义演筹募。同时亦是由于活动经费的问题，为了节省开支而广泛邀请票友参与义演也成为最佳选择：

上海广东中学本期新生颇多，旧时校舍已不敷用，现正计划扩充，兹定于本月十三四两晚七时，特烦永安公司永安乐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中央大会堂演剧筹款，该社演古装粤剧，其唱白清亮，做工纯熟，衣服华丽……入场券除由该校校董学生等分销外，并托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利男居、西湖楼、合兴隆代为分销云。

上海永安乐社是一家演出粤剧的票房，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尤为热心，对于义演邀请，欣然应约，而由委托方在报刊中刊登启事，重点突出票房演艺特色，无疑对其具有一定宣传作用：

本埠永安公司职员所组织之永安乐社，为海上唯一粤剧票房，过去会数度义务演剧助赈，成绩极佳，近应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及广东同乡救济两广难民捐会所组织之演剧筹赈委员会之请，决于五月十一日起假黄金大戏剧院演剧四天，该筹赈会现设办事处于永安新厦四楼，电话九三二二一，日来各界要求定座者，纷至沓来，票价分五元、三元、二元、一元四种。

上海地区义演风气盛行，永安乐社因积极投身义演助赈活动，声名累积，屡次被慈善机构邀请参与义演，票房担负一定社会责任，也是时势所趋。票房参与义演，亦是展示票友技艺的重要机遇，对于提升票房的社会认可度、地方影响力具有一定作用。

1939年，中山沦陷，广东地区灾情严重，为了赈济中山难民，上海地区诸票房，联合参与义演活动：

上海救济中山难民会，近以中山再度沦陷，灾情惨重，待赈孔殷，为迅速救济难民起见，特定于四月二十及二十一两日，每日由正午十二时至下午十二时，假座新新公司广播电台举行中西京粤各种乐曲播音，并报告最近中山灾情及该会各项进行消息，藉以唤起各界热烈捐助赈款……特邀请各热心公益之音乐名家及音乐团体于本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时至六时，齐集麦琪路十二号淇圃茶叙，籍便讨论进行事宜，闻团体被邀者，计有永安乐社、先施剧社、新新粤剧社、华联同乐会粤乐组、精武体育会粤乐组、燕呼西乐队、陶然音乐会、益乐社、怡社……预料此次大规模之慈善播音，得各方热心人士及团体之赞助，将来成绩，必极有可观。

此次义演集合上海地区各大热心公益的票房、音乐团体、名家，形成具有地域性、规模性义演活动。鉴于上海地区义演所募集款项有限，进而发展为由香港人士发起举办大规模粤剧义演活动，以赈济中山难民：

香港通讯，本港各界人士，对于各项救济事业，无不慷慨解囊，久为世人所共见，月前孙总理之故乡同时又为港澳与内地唯一要道之中山，再度沦陷后，灾区辽阔，难胞众多，国内外各埠侨胞，早经纷纷筹集巨资，汇返施赈，上海救济中山难民会……共筹得赈款约国币九万元外，但以所筹得之款，折合港币为数无多，杯水车薪，深恐于事鲜济，且以本港距离中山较近，居留人士，对于中山灾情，耳闻目击之余，当必更有恻然动念而不能自已者，特提议就近在港筹备大规模之粤剧义演，募款助赈……设办事处于香港水安公司，由该公司总经理郭泉，就近主持、推动一切，一面与港地名伶洽商加入拍演，并与各大剧院院主情商借用西园事宜……此次救济中山难民会主办义剧，正彼等攘臂下车一显身手之绝好机会，领袖群芳，匪异人任，甚愿李雪芳女士好自为之云。

此次义演受到香港、内地社会各界人士、机构赞助支持，并众多粤剧名家、名伶，群英荟萃一堂，义演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不仅满足了大众观赏名家演艺之愿望，同时得以筹赈助灾。

伴随民主化进程推进，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逐渐萌动。随着义演助赈之风盛行，票友群体渐而主动担负社会责任，通过开展义演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票友义演活动也逐渐从最初的个别票房的行为，逐渐延伸至地方性票房联合性义演，甚至发展为地域性、规模性的义演活动。

演出是否取报酬是票友与伶人之间的重要区别，“票友与内行第一之区别则在要钱与不要钱。内行售艺为主，万无不要钱之理。……若夫票友则不然，无论演于舞台或堂会，万无收受酬金之理，其有崖岸稍峻者，并茶水亦不肯受人供应，必自带茶具，谓之‘茶水不沾’，故又曰‘清客串’。”票友群体虽然业余化、非科班化，但其中部分票友对于戏剧兴趣浓厚，技艺高超，超过一般伶工。票友群体的兴盛以及受欢迎程度势必压缩职业优伶的生存空间，导致票、伶之间关系呈现出紧张、对立的关系，而在义演助赈的背景下，票、伶群体共同肩负着戏剧发展的使命以及社会责任感，逐渐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频繁参与义演活动。票、伶合作义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票伶关系趋于缓和：

伶界联合会是伶界各组会员组织成功的，联合会的经济支配，是分经常临时两种，这两种义务，最初由社员担负，但是本会每年支出的公益慈善经费，着实可观。专依这经常临时捐，往往时告匮乏，每逢经费支出绌，就劳动各组同志来演会戏筹款，以兹浥注……因人数不够分配，后来就敦请上海名票会串，承蒙诸票友，都谓伶票两界感情素厚，而且事关公益，慨然允诺。这是本社感激万分的，海上的名票登台大会串，是罕见的。

上海伶界合会主要由伶人成员组成，自成立以来，尤为热心于公益事业，面对义演入不敷出，常常邀请票界力量通过义演为其筹募经费。而票友面对伶人邀请，多欣然应请，而由此形成上海票友与伶人共同演艺的空前盛况：“上海时疫，医院同仁、辅仁分堂为筹款演剧，假座，特请海上名票名伶会串平剧。”同时社会公共机构亦常常依托票友与伶人力量筹办义演筹款活动，其间联合登台义演活动一直得到延续。票友与伶人群体在义演助赈中的互动，推动其间关系趋于缓和、融合。

三、票界与报界的多元互动

近代社会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欧美新闻行业的发展，其影响逐渐波及中国，外来的资本家、传教士、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阅读报刊作为当时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时人了解社会实时动态的重要渠道。

《申报》是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为了维持商业经营，主要依靠招揽、刊登广告以及发行来谋取利润，在内容、版式方面亦不断革新，以力求争取读者，提高社会竞争力。随着社会大众对于商业广告的认知不断加深，各个行业主动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作为主要宣传手段渐行渐盛：“光绪元年，戏馆渐开，彩票始行，这些广告，日益增加。”包含戏剧在内的传统技艺以及时兴的新兴行业逐渐注重在《申报》中刊登广告以提高社会认知度。

上海独特的经济文化背景，促使上海票房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作用，结交报界精英群体，开展持续性往来互动，积极主动刊登启事、商业广告。《申报》销售发行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由于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真实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为上海票友充分发掘并加以运用，《申报》中关于对票友、票房的报道占据一定分量：“《申报》对票友与票社的报道数量，从1921年起逐年增加，到1924年增至53篇，形成第一个高峰；随后数年增减不定，1929年达到67篇，形成第二个高峰；但随后几年有所下降，到1939年回升至65篇，形成第三个高峰；1943年后戏曲方面的报道整体数量锐减，票友和票社的消息也近乎匿迹。”上海票房此时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戏剧界社交风气尚不流行，而随着新闻报刊行业的发展、票房的盛行，其间的互动日趋密切。

1922年，票友郑鹧鸪与青衣薛兰芬在久记社曾畅谈关于上海伶人如何成名的问题，相关言论发表在《申报》上：

平日交往的贵族子弟、海上寓公和洋行买办，更须引文人墨客做知己(以能执笔评剧投稿各报者为合格)，各戏馆的后台管事有资格能向馆主进言的更不可不下死工夫去结交他，结交的方法不外托人先容相识，后极力拉拢，趁便恳求他吹嘘事成后允给回扣或为特别孝敬，等到运动成熟，馆主有聘请的意思千万不可失掉身分，须俟馆主一再来访……登报的名字要大，须占二分之一的地位，头衔要多，名称要特别，虽多至三四十字皆不妨事，广告的文字请半瓶醋的评剧家代拟，因为他有许多假充内行的名词嵌在句子里，可以掀动外行……在未登台前数日，请求馆主出资由己具名遍请各界阔人、票房、票友、评剧大家作一次大宴会，当面恳求所到的人代为文字鼓吹及口头揄扬，并请与己有往来者四出运动，至日定座捧场，以期万无一失。

依照其所言，伶人成名的要素除出身、饮食、技艺、品性、排场、态度等内在条件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建立广泛的社交圈。即票友与伶人在上海戏剧界的发展，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艺外，还需要知名票房、精英知识分子、报界等社会力量的支持。

名角的养成，需要注重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拓展社交网，广泛结识士绅精英、撰写评论的文人墨客、票房、基本观众等社会群体，这些皆是戏剧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时亦需要将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聘请评剧家为其营造声势，借助广告宣传提高知名度。名角的造就具有一定的商业化运作范式，而邀请商界、票界、报界、文艺界等知名人士的集会，类似一场营造声势、商业推广的“名角演出发布会”，可借助社会各界力量进行舆论引导，提高社会热度。

名伶马连良、黄桂秩、郝寿臣暨丹桂第一台经理徐耀祥君昨晚设筵于大西洋宴请报票各界，由张超暨该台职员张菊笙、范少舲等招待，济济一堂，盛极一时，至十时余宾主始尽散，闻连良此来艺已较前进步，今日登台必能轰动一时云。

名伶、名票与报界诸如此类的私下集会业已成为常态，其间的往来交流，无疑对于维系伶、票、报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堂会演出亦十分盛行，其中多为富贵人家逢喜庆等事，邀请票友、伶人至家中演出，并常常邀请报界人士参加，撰写堂会演出实况。堂会集聚社会各界名流，无疑成为票友一展身手，提高自身知名度的重要机遇，亦演变成为票、伶、报界频繁互动的社交场合。《申报》中刊载了大量堂会演出盛况，以及剧评人的点评：

前日为姚君钟英二十寿辰。由姚君之知友《钻报》同人张恂子沈秋雁诸君发起。假座二马路太和园堂会。是日到者大半均报界知名之士。如憨珠、觉迷、济□、张超、宇宙室主、恂子、秋雁等百余人。并请名票友客串。

由报界知名人士张恂子、沈秋雁等人为庆祝姚钟英寿诞所举办的《太和堂会》，约请报界人士百余人，并邀请名票会演，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演出热闹非凡。由票友吴元曾所举办的吴宅堂会，更是遍集名票捧场：

海上票友吴元曾。(别署市箫)假大东门姚家弄烟业公所行结婚礼。繁弦急管，名票毕至，亦盛会也，略记如此……记者权充跑龙套，最后杨竹君拟临时增演《彩楼配》，但因班底已去，乃由吴江枫向来宾中拉夫，得四人，记者亦在被拉之列，但皆西装革履，草率登场。此欧化之跑龙套使台下观众笑不可仰，即彩楼选婿之王宝川，亦忍俊不禁，大是趣事。余尝谓票友结习，虽配角犹不屑，然生净丑，均止俄顷，同一登场，龙套何妨焉。

票友与票房善于利用媒体空间进行宣传，提高自身社会知名度，谋求进一步发展。红社在《申报》中刊登关于票房状况以及票房彩排的预告安排，依托报刊进行宣传，同时通过启事向社会征求社员：

望平街二六四号红社票房，轫立以来，社务日见猛进，每晚七时起十一时止，特请名教师章尘侠为教授，名票周振芳为义务操琴，闻该社第一次彩排，已定于夏历十二月初三日(星期日)，假座城内西仓路徐品记戏装号演剧场举行，并闻该社社员，按照定额，尚拟征求数位，如有身家清白，能遵守该社社约者，无须由人介绍，一律欢迎入社云。

永安乐社素来热心社会公益演出，曾在《申报》中刊登一条关于票房改组的启事，其中着重突出票房状况、热心于社会公益、票友技艺等等方面内容，最后重点申明票友重新排演的戏剧业已成熟，借此进行宣传，激发粤剧爱好者的兴趣前往观看，其商业广告特性十分明显：

闸北宝通路永安乐社原系永安公司各部职员所组织，所演粤剧久为海上人士赞许，年来对于社会服务尤为热心，其平日唱演叫座之盛，有出人意外，其中演员大都佼佼者，平日对于技术上多肯研究，故每一登台，极其纯熟，间有少数演员，虽炉火纯青，尚须时日，前以时局多故，且处戒严，区域多有不便，且演员中或有高就以至停顿有日，近有发起该社迁往交通便利之区，且将全部改组加选新进人才，重行排演，现已就绪，爱观粤剧者将可一广眼福云。

永安乐社在受邀参加义演中，展演其所改良的新剧，不仅赢获热心于义演的名声，同时将其改良戏剧进行试演，可谓功成名遂：

永安公司同人组织之永安乐社，目前为上海救济中山难民会邀请，义演于兰心大戏院，一连八晚，记者于三十日晚驱车往观，是晚所演为该社新编之改良《潘金莲》。该剧凡演四句钟，剧情之热烈，空气之紧张，无时或懈……至于一切布景、服装、道具、灯光富丽新颖，读该社特辑，知《西施》与《桃花扇》更具国家思想，余意以为此次义演券价，五元十元二十元，相当昂贵，祇以事属善举，不得不然耳，倘能稍低券价普遍公演，其裨益世道人心浅鲜哉。

记者的点评无疑对于提升永安乐社的社会认可度、影响力具有一定推介作用。票界借助报界空间，对于推动票房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上海独特的社会环境，孕育上海票界多元化、现代化的特性，在社会各方力量彼此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要以票界、伶界与报界为主导的，同时依托政界、商界、文艺界等等阶层相互联动的空间格局，对上海戏剧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票友与上海戏剧市场的发展

上海地区的票房设置大致始于晚清光绪时期，成立最早的一家票房是“盛世元音”。“上海之有票房也，盖在光绪中叶。创之者为赵萱堂、钱秀山、毛祝三，税一楼于湖北路迎春坊之二弄口，名曰盛世元音，而孙菊仙之子芝谱、冯子和之兄二狗为之指导一切，悉尽义务，会员二十余人。顾事属草创，规模狭小，不过具体而微耳。每届星期，相率至徐园会串，以资练习，经费均系会员公摊。研习既久，成绩渐著，曾在丹桂茶园串演，实为票友登台之始。售价每客二元，观者异常拥挤，盖是时物以稀为贵也。”盛世元音采取会员制，票友演出费用由会员公摊，虽然规模较小，但此时上海票房稀少，受到大众热捧。上海早期票房初立之时，一般是请名伶做教习，通过固定的场所串演，实地操练，提升技艺。票友登台演艺，实为“下海”，同时进入商业化运作阶段。民国初期，上海最早、最活跃的票房为“雅歌集”，其创办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大众休闲娱乐生活丰富，戏剧热情高涨。“雅歌集”会员多达一百多人，规模宏大。民国初期，随着戏剧风气盛行，上海票房林立，票友集聚，同时设备完善，专门提供演出、练习场所的票房众多。“所谓票友者在民元以前，早就已经有了，并且那时也有票房。但当初的票友，只能唱动作简单的戏，如硃砂痣、上天台、吊金龟一类。据我知道上海最早的票房要算雅歌集，其次是久记票房，这两家设备都很完备，有小型戏台。在民国十四五年间，有一家律和票房，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三家现在都无影无踪了。一二八前后，可称票房最多的時候，到最近又逐渐減少了。”

但就实际而言，上海的京剧发展基本上派生于北京，并非本土自发的。上海的票房、票友基本上沿袭京剧传统特色，同时在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又展现出极具现代化的特点。北京传统的票友群体主要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富贵子弟，票友演艺多“不取资”。相比较而言，上海票友群体不仅包含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政界、商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名流，同时包含对戏剧具有浓厚兴趣的市民阶层，票友群体日渐大众化。票友参加演出多系“友情”出演，不收受报酬。上海“雅歌集”就曾明确声明，本社“非助善举者概不酬应，以免纷纷请求”。1916年，名票王君直联合章小山等成立“药王庙雅乐会”便继承京剧票友传统，彩排演出时，明确不收取票资。“民国五年，津门名票王君直，与旧京名票章小山、恩禹之等，在故都合组一票房，曰药王庙雅乐会。每星期过排，不收票资，犹存票友耗财买脸之遗意。是年七月间，举行第二次过排，余曾前往参观。”在商业氛围的影响下，票房的商业价值逐渐凸显，其经济价值为时人不断挖掘，票房演出收费的情形较为普遍。以上海青年会京剧社为例，“该社定章每二月彩排一次，以资练习，本月又值彩排之期，已定于十五日(星期六)晚六时举行。门票仍售二角四角，剧目已定……”“四川路青年会京剧社自成立以来，举行彩排二十余次，颇受观众欢迎，今晚六时为二十七次彩排，售座券分会员四角，非会员六角，闻已售去四百余张……”青年会京剧社主要通过定期彩排，实地演练的方式来提升票友技艺，同时亦通过预售门票形式来收取报酬，随着市场行情变化，门票价格随之增长。虽然票房演出设定收费，但仍旧受到大众欢迎，可见上海戏剧市场的繁荣。

上海作为一个商业都市，商业氛围浓郁，票房的商业机制日臻成熟，票房的经济价值受到充分发掘，票界与商界的互动日趋密切，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合作，彼此互惠互利。部分商界公司与票房合作，利用票房的平台进行商业宣传：

本埠棕榄公司自入夏以来，在本埠各大剧场及半淞园等处分赠该公司之著名出品棕榄香皂之样皂，大受欢迎，兹悉该公司于今晚在大舞台赠送此种样皂云。

棕榄公司在票房演出之际，将其产品作为附赠品，无疑是一种新颖有效的推广手段。义演作为一种公益性活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部分义演为了提升上座率，亦采取与商界合作，在演出时附赠礼品，以吸引大众兴趣：

志成两级学校因经费支绌演剧筹款于十月二十五日，即圣诞日，假丹桂第一台演唱日戏新排全本改良茅山得道，凡购花楼官厅券，附赠德国医学博士江逢治制鱼肝油一罐(价值一元)、生命与良药一册，售券处四马路商报馆云。

同时，随着社会变迁，票房的商业机制发展日趋完善，票房的商业化特征逐渐凸显：

大同票房于旧历月之二十七日，假座闸北开封路口更新舞台举行一周纪念彩排，记者亦在参观之列，爰志场中琐事如左，纪念特刊到处飞，是日该票房于场中分发一周纪念特刊，系老友陈积勋所编辑者，人手一纸到处飞，扬几如三民主义之宣传品，而每人座位前必置一纸，又若戏馆之戏单焉。特别案目，大忙碌入门时即有招待员数人，必恭必敬，招待来宾入座状殊忙碌，有人称之“特别案目”……茶房之投机事业，是日场中有茶及水果出售，收入颇富，盖为更新舞台之茶房乘机打秋风(沪谚)，大营其投机事业是亦票房彩排中鲜见之事也。

大同票房已经初步发展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票房，由票友专门编辑刊印纪念特刊为自身进行宣传，在其举行的一周年纪念彩排活动中，从座前放置的戏单、安排招待服务人员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性服务意识，同时茶房抓住契机，营销茶水、水果，收获颇丰，票房的商业化特征日趋凸显。《申报》中刊载了大量关于票房、票友的启事、广告，包含上海票房彩排、演出实况、剧照、戏剧评论、名票小传、商业广告等内容，成为票房、票友发展的主流宣传阵地。

五、结语

上海的票房发展派生于北京，票房林立，票友集聚，基本上沿袭京剧传统，同时又展现出极具地域化的特点，上海票房成为融合娱乐、社交为一体的新型空间。票友肩负着戏剧发展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义演是票友参与社会演出的特殊情形，具有助赈的社会公益属性。在义演活动中票友与伶人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票友与伶人关系的缓和。通过义演，票友在社会认可和个体心理等方面实现了由“自娱”到“娱人”的转化，票友义演活动逐步从个别票房的行为，发展至地域性、规模性的义演活动。票房积极主动在以《申报》为主的报刊中刊登义演的宣传信息，结交报界、文艺界精英群体，同时利用商界、文艺界等领域的力量，开展持续性互动，对于提升自身社会认可度、地方影响力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注释

①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等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194-203页。

②徐幸捷、蔡世成主编：《上海京剧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76-86页。

③曹官力：《休闲与事业：清末民初的京剧票界(1871-1929)》，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伍翠娟：《从业余到职业的转变：谈票友下海》，《戏曲研究》2012年第2期。

⑤伍翠娟、赵天为：《清末民国票友票戏方式谫论》，《艺术百家》2013年第6期。

⑥王兴昀：《民国天津京剧票友、票房探析(1912-1937)》，《戏剧文学》2015年第11期。

⑦徐剑雄：《近代上海的京剧票友、票房(1911-1949)》，《史林》2006年第4期。

⑧邹越：《传统与摩登的融合——民国时期上海的票友及票社》，《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