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之力”·经文
——阿甘本论卡夫卡

曾艳兵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对卡夫卡多有研究和论述，他在各类著述中常常论及卡夫卡，有关卡夫卡的例证更是可以信手拈来，不露痕迹，并且他还撰写了专门论述卡夫卡的长文《K》。通过阿甘本来阅读卡夫卡，或者通过卡夫卡来理解阿甘本，应该是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其收获恐怕也不仅仅限于拓展和深化对阿甘本或者卡夫卡的思考和探讨。

在阿甘本那里，语言、法律与宗教问题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语言呈现法律和宗教问题，法律和宗教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到语言发生学层面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认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由于阿甘本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这三个领域，因而他从这三个角度或者领域去理解和阐释卡夫卡，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由于卡夫卡小说原本就具有鲜明的法律与宗教特征，因此，从这里切入可谓恰到好处，并且常常会有新的思考和发现。

一、证据源于一种语言分析

阿甘本的思想发展的逻辑是以语言哲学思考为起点，然后延伸至法哲学、美学、政治学、宗教、伦理、文学等领域。阿甘本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艺学，其主要作品有《无内容的人》(TheManwithoutContent，1970)、《诗节：西方文化中的词和幻觉》(Stanzas:WordsandPhantasminWesternCulture，1977)、《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InfancyandHistory:TheDestructionofExperience，1978)、《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场所》(LanguageandDeath:ThePlaceofNegativity，1982)、《散文的理念》(IdeaofProse，1985)。阿甘本的语言学基础和功底使他在讨论卡夫卡时常常首先从这一角度切入，然后循序渐进，展开深入探讨和研究。

语言学对于阿甘本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似乎都不会过分。这一点可以在《万物的签名：论方法》一书中找到证据，该书初版于2008年。阿甘本在书中写道：“20世纪上半叶，随着语言学和比较语法在各领域里发挥了‘引领性学科’的作用，人文学科的历史在进入一个没落的阶段之前，见证了一次决定性的加速。通过一种纯粹语言学的分析，就有可能返回人类历史的一个更为古老的阶段，这一观念已由赫尔曼·乌森纳尔在其1896年的作品《神的名字》中提出。在其研究的开头，他就问自己，神性名字的创造如何可能，并且，他注意到，为了试着找到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该答案对宗教史而言是绝对根本性的——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证据’(Urkunde)就源于一种语言分析。”①阿甘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源于一种语言分析，也就是说，语言分析不仅仅是研究方法，而且还可以是直接证据。阿甘本的这一特征，在拉克劳(Laclau)看来，就是阿甘本最成名的论述技艺，即“通过对一个术语或概念的谱系学-词源学考察，进而做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构性分析”②。在讨论有关弥赛亚的比喻时，阿甘本说：“在弥赛亚的比喻里，能指和所指互相接近，因为语言自身就是所指。这就是卡夫卡的寓言，以及一切比喻所确凿无疑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模棱两可地——表达的意思。如果必须发生在比喻中的东西是通向语言之外的道路，而且如果按照卡夫卡的讲法，这只好通过变为语言才得以可能(‘如果你只是跟随寓言，你自己就会变成寓言’)的话，那一切东西都会在废除掉好像(as)的一刻，按同样的方式中止了。”③卡夫卡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对于卡夫卡的祖先们而言，词语就是筑起信仰大厦的砖石，而他们年轻的一代却用词语毁灭信仰，哀悼他们信仰的失落，最终用文学来取而代之。”④如何才能呈现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呢？卡夫卡坚持认为，人只有在语言中，尤其是在母语中才有这种可能。所以，“思想史上，真正使语言成为家的，即让语言担当起虚无使命的，大概数不出几个人来，卡夫卡算一个吧”⑤。阿甘本通过卡夫卡来探讨语言问题，又通过语言问题来分析卡夫卡，可谓一举两得。

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便从对希腊词的辨析开始论述：“希腊人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语，能表达我们所说的‘life’(生活、生命)一词之意义。他们用了两个词。尽管这两个词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词源学根源，但它们在语义学和字形学上截然不同：‘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如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⑥这两个词，“zo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就是自然生命；“bios”则是政治层面意义上的，就是指人们的共同生活。前者只是“活着”而已；后者还需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幸福。前者相当于萨特所说的“自在的存在”，后者则相当于“自为的存在”。神圣人就只是活着而已。在阿甘本看来，现代政治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集中营。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个人都随时随地地可能成为“神圣人”，这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阿甘本认为，《诉讼》中的约瑟夫·K就是一位“神圣人”，那位法门前的乡下人也是一位“神圣人”，并且，卡夫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也是这样的“神圣人”。

阿甘本撰写有《K》一文，收在他《裸体》一书中。该文集中论述了卡夫卡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的主人公。

在这里，阿甘本首先进行了语言学的探源和分析，然后进行法哲学的考察和梳理，重点探讨和分析的是卡夫卡的两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阿甘本在文章一开头就考察了罗马法中“诬告”一词：“在罗马法律中，诉讼的作用有限，而诬告(calumnia，古拉丁语为kalumnia)如此严重地威胁着正义的实施，以致于惩罚诬告者，就在其前额烙上这一字母K(kalumniator的首字母)。”⑦在《诉讼》的开头，卡夫卡写道：“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⑧这个“K”是卡夫卡吗？阿甘本认为非也。阿甘本认为，“K”就是“kalumnia”的首字母，其意思指的就是诬告。

卡夫卡上大学所学专业为法律，最后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学习罗马法，研究罗马法，对罗马法中的相关刑罚也非常熟悉。上大学时背诵罗马法枯燥乏味的情形让卡夫卡记忆深刻，后来他在给女友密伦娜的信中这样写道：“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⑨翻开罗马公法，我们看到举证责任由检举者负责提供，检举者必须提供相关文件。在罗马公法中，检举者负举证责任。证明方式是出示有关文件。“不仅当检举者未能证明其检举属实时，他将被处罚，而且检举者应当告知的代理人也应受到处罚。”⑩“证明不了主张的事实的，构成诬告，要被反诉或反坐……公元61年的《图尔皮流斯元老院决议》针对不当检举规定了诬告罪(calumnia)、虚意控告罪和无辜放弃控告罪。对于前者，按《关于诬告者的雷姆缪斯法》判处反坐，同时剥夺被告提起公诉的能力。”“如果被告被判决无罪，控告人构成诬告，要把上述诬告赔偿金交给奴隶的主人。而且他要承担诬告罪的审判……罗马总共有11个常设刑事法庭，实际上有12个，因为每个常设刑事法庭都兼为诬告罪刑事法庭审理涉及本庭专理罪名的诬告案件。即使在家父告错自己女儿的情形下，也要承担诬告的责任。”原来，卡夫卡的《诉讼》中的主人公之所以叫“约瑟夫·K”，就是因为K是诬告(kalumnia，古拉丁语)的首字母。所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就透露了他的身份，他就是一位诬告者，而这位诬告者就是主人公自己。这种观点在卡夫卡的相关研究中可谓别开生面，令人感觉耳目一新，虽说言之成理，但也未免显得有点简单随意。

如此一来，在该小说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也就是诬告了。不仅如此，诬告甚至可以说是理解和认识卡夫卡的核心，诬告一词似乎具备了某种法律的神秘力量。“如果有人意识到，字母K不再简单地代表诬告(kalumnia)，而指代诬告者(kalumniator)——错误的控告者——那么，这只能意味着该诬告者才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换言之，诬告者将自身带入诬告之中。此处的‘某人’(jemand)，因其诬告而开启诉讼，正是约瑟夫·K本人。”K一直无法确知法庭是否真的控告了他，监督官第一次见到K时就明确地说过，“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了您”，K看似“被捕”了，但奇怪的是这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K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K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一定要进入法庭大楼。K心目中的法院大楼竟然就是那些阁楼、洗衣间和储藏室等，这些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地方在K眼里竟然变成了法院大楼。K并未被真正传唤，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进入法庭，令人惊讶的是，法庭竟然还接纳了他。随后K在与毕斯特纳小姐谈话时，竟然鼓励毕斯特纳小姐去诬告他，说自己有侵犯行为，他对此毫不犹豫。所以说，与其说说有人诬告了K，不如说他是自我诬告。

在卡夫卡的小说《诉讼》中，与法庭相关的人物众多，诸如法官、检察长、警察、被告、律师，乃至看守、刽子手等，几乎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但是，却缺乏诉讼中最重要的一项，即明确的原告。小说中说“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那么是谁呢？“有人”指的是某一个人，并没有明确的所指。“一定”在这里只是虚拟语气，表示一种推测或者猜测，并非“必定”。即便到了小说结尾，读者也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控告了约瑟夫·K。因为没有人控告约瑟夫·K，那么其实约瑟夫·K就是原告，是他自己控告了自己。“他只得仔细地回忆他的一生，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详细解释清楚。”果然，约瑟夫·K就是在自我控告，作为作者卡夫卡也一样，他也习惯于自我控告。并且，在阿甘本看来，自我诬告是卡夫卡与法律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与权威进行斗争的武器。这就是理解和认识卡夫卡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这也是卡夫卡的全部小说中的关键所在。在卡夫卡的所有小说中几乎都存在着某种无法摆脱的法律的神秘力量。

阿甘本在文章《K》的第二部分首先论及卡夫卡长篇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K。这个K的身份和职业是什么呢？据说是土地测量员，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身份或者职业呢？这是卡夫卡一时偶尔为之，还是精心设计或别有用心？此前的卡夫卡研究者们对此已经有所关注，偶尔也有少许论述，但是专门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缺乏的。阿甘本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涉及到边界或界线的确定，土地测量员在罗马非常重要。为了成为一个土地测量员(agrimensor或者gromaticus，该词来源于他使用的仪器)，人们必须通过艰辛的考试，若无证执业可处死刑。的确，罗马的边界具有神圣性，任何涂抹边界的人将会变成牺牲品(sacer)，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会受到惩罚。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理由说明土地测量员的重要性。在民法和公法里，土地测量员要区分领地边界、界定并分配土地(ager)，以及最终解决边界争端，这一可能性决定(conditioned)了法律的实施。因此，只要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出色的制定者(finitor)，他稳定、建立、确定了边界，他就可以被称为法律的创建者(iuris auctor)，一个完美的人(vir perfectissimus)。”还是罗马法，阿甘本竟然在罗马法中找到了土地测量员，这恐怕不会是偶然巧合吧。土地测量员不仅测量土地，他还制定疆域，制定规矩和法则，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法律的制定者。

在古罗马土地测量员使用一种十字架作为测量仪器groma(或者gruma)，这个十字架的四端皆系一根绳子，绳子下面悬挂一件物品，有一定重量，垂直向下。十字架的中心则对应着地面的某一点。十字架交叉形成两条直线：南北走向的直线称为轴(kardo)；东西走向的直线则称为准(decumanus)。两条直线的交叉点至关重要，这就是建筑城堡的所在地。两条直线形成主干道，在主干道周围，人们譬如士兵便聚集而居。在阿甘本看来，土地测量员为什么名叫K，因为土地测量员这一名称就来源于他的测量工具，他的测量仪器是一个十字架，南北方向的轴为“kardo”，K的名字不过是这个轴的首字母而已，而城堡不过是修建在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

总之，《城堡》的主人公“K”的名字来源于土地测量工具。他的职责就是测定边界，进而建立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间与天国之间的边界，最后守住边界，防止并阻止任何人跨越边界。同时，土地测量员不仅测量土地，他还测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上帝之间的距离，通过测量设立规矩和章程，如此一来土地测量员便与法律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了。

二、法律与“法×之力”

关于法律与语言的关系，阿甘本有诸多论述。他在《万物的签名：论方法》一书中写道：“法律的领域就是一个有效之词的领域、‘说’的领域，这样的‘说’总是indicere(宣布、郑重声明)，ius dicere(说出和法律相符的话)和vim dicere(说出有效之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法律就是完美的签名领域，其中，言词的效力处在了其自身之意义的过度当中(或实现了它)。同时，整个的语言在这里显示了它对签名领域的原始归属。在成为意指的位置之前(更确切地说，与此同时)，语言也是签名的位置，没有签名，符号就不能够运作。而言语行为——其中，语言似乎接近了魔法——只是语言的这一古老的签名本质的最为可见的遗址。”法律就是说出有效之词，从语言到法律几乎都无须转换，因为法律就是语言。阿甘本的所谓法政治转向，不过是站立时将重心从右脚转移到了左脚。

《未来的共同体》(TheComingCommunity)是阿甘本的重要著作，这是一部标志着阿甘本思想创作转向的著作，即从语言哲学转向了法政治学，该书1990年出版。五年之后，阿甘本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著作《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Sacer：SovereignPowerandBareLife)。进入新世纪后，2003年阿甘本出版了《例外状态》(StateofException)。随后他又出版了《没有词语的身体：反对生命政治的纹身》(BodiesWithoutWords:AgainsttheBiopoliticalTaboo，2004)、《开放：人与动物》(TheOpen:ManandAnimal，2002)、《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TheTimeThatRemains:ACommentaryontheLettertotheRomans，2000)、《亵渎》(Profanations，2005)、《万物的签名：论方法》(TheSignatureofAllThings:OnMethod，2008)、《裸体》(Nudities，2009)等。

显然，此时阿甘本的研究重心已经转向了法哲学和法政治学，这一点与作为文学家的卡夫卡可谓不谋而合。卡夫卡的作品中蕴含着浓郁的法哲学和法政治学的内容，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阿甘本转而研究卡夫卡，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同时，阿甘本转向卡夫卡与本雅明不无关系。1966年，他编辑过本雅明的意大利文选集。阿甘本说，本雅明将他从海德格尔的毒性中解救出来了。“阿甘本是本雅明著作的重要阅读者，而本雅明是卡夫卡著作的重要阅读者，因此卡夫卡的思想对阿甘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与《城堡》中关于法律的思考和论述对阿甘本的法律思想启发很大。”阿甘本阅读本雅明，本雅明阅读卡夫卡，因此卡夫卡也必定影响阿甘本，这种推论虽说比较简单浅显，但亦有一定道理。

阿甘本通过本雅明充分认识到卡夫卡在当今社会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例外状态》一书中，阿甘本明确表示：“根据本雅明的看法，这个法律——或者，毋宁说，这个法×之力——不再是法律，而是生命/生活，如同那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活在城堡所在之山丘底下村落中的生活’。卡夫卡最独特的姿态，不在于保持一部不再具有任何内容的法律，而在于显示出它不再是法律，而在每一点上都与生命/生活无从区别……卡夫卡的人物之所以吸引我们，正在于他们必须与这个例外状态中之法的幽灵形象周旋。他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策略，试着‘研读’并令它停止行动，与它‘玩耍’。”阿甘本在这里又提及了《城堡》，他特别关注的是卡夫卡笔下的那种无意义但却有效力的法律。这时的法律已不再是普通法律，它等同于生命或者生活，变成了“法×之力”。法律就是“法”与“力”相乘或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是“法”之力，或者毋宁说，就是将“法”擦抹去之后仅剩下“力”。

与此相呼应，在《无目的的手段》一书中阿甘本说：“每当公与私之间的区分失去其意义的时候，就会产生对人自身证言的疑惑……正是这种不可辨认性构成了收容所特有的苦难。卡夫卡最早精确地描述了这个特殊类型的场所，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对它再熟悉不过了。约瑟夫·K的历险之所以既令人不安又充满喜剧性，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公共事件——审判——却以私人性面目出现，在毗邻于卧室的法庭里完成。正是这一点，使得《审判》成为一部预言之作……我们近年来所经历的这一切仿佛都沦入了一个不透明的模糊区域，在那里所有事情都混在一起，变得不可辨认。”阿甘本对于卡夫卡《审判》(又译为《诉讼》)的熟悉几乎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

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首先从古罗马法里发现了“神圣人”(homo sacer)这一概念。“神圣人”受到双重排除，即从俗世法和神法中彻底抹除。于是，神圣人就变成了赤裸生命。这种“神圣人”便是阿甘本书中的主角。“赤裸生命，即神圣人(homo sacer/sacred man)的生命，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我们要阐述的，就是这些人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在古代的罗马法中，人的生命全然是以被排除在外的形式而被纳入在司法秩序(ordinamento)内。于是，神圣人整个在古罗马法中面目模糊的人物，向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通过这把钥匙，关于主权的诸种神圣文本，以及关于政治权力的诸种代码，都将被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在该书第四章“法律之形式”，阿甘本对卡夫卡“法的门前”的故事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解读。

阿甘本说：“没有什么东西——当然也不是守门人的拒绝——能够阻止那来自乡村的人穿越法律之门；唯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是如下事实：这扇门已经敞开，并且法律什么也没有规定。”法律之门既然是敞开的，就不可能再去“打开”法律之门；既然我们已经在那里，我们也就不可能再到达那里。“从这个视角来看，卡夫卡的故事呈现出了法律肯定它自身的那个纯粹形式：正是在不再规定任何东西时，换言之，正是在不再作为纯粹禁止时，法律最有力地肯定了它自己……那扇只为他敞开的门，通过排除他来纳入他，并且通过纳入他来排除他。这正是每项法律的极至和根源。”在卡夫卡《诉讼》中那个监狱牧师说的话，“法院是不会向你提出要求的。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阿甘本认为，“这正是约法的原初结构，被他精确地表述了出来”。

卡夫卡小说中的法律常常独具形态，用阿甘本的话说，就是“具有效力、但无意义”，换句话说，即“具有效力，但并不具有任何意指(符号指向)的法律”。“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的法律的纯粹形式，就像是一个纯粹的意志。“这个纯粹的意志，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正如卡夫卡笔下那个来自乡村的人。”这个来到法律门前的乡下人，可能陷入与守门人的无限对话和谈判中，更有甚者，他最终可能自己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因为“守门人并不真的堵住入口，而是掩蔽门所开向的无(the Nothing)”。

乡下人与守门人一样，在法律门前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的生命与法律合而为一。阿甘本说：“法律一旦变成纯粹的法律形式，变成是仅仅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的法律，法律就与生命相重合。但就法律被作为一个虚拟的例外状态中的纯粹形式来维持而言，它让赤裸生命(K的生命，抑或生活在城堡脚下村落中的生命)在它面前持存。在一个真实的例外状态中变得与生命无法区分的法律，面临着生命的挑战：在一个对称但倒置的姿态中，生命被完全地转型成法律。”我们与其说是法律将乡下人吸引过去的，毋宁说是乡下人自投“法”网，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与法律交织在一起，只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论及《诉讼》的主人公K时，阿甘本也是从古罗马法中的“诬告”罪谈起的，诬告者就是小说主人公约瑟夫·K。看来，罗马法果真就是阿甘本分析卡夫卡的宝典利器。阿甘本从罗马法的源头上考察了诉讼和控告之间的关系：“罗马的诉讼始于控告(nominisdelatio)，在原告的鼓动下将被告的名字列入诉讼的名单。‘诉讼’(accusare)在词源上源于案件(causa)，意为‘控告’。从某种意义上，‘案件’是基本的司法术语，因为它指的是法律内包含的某种意义[就像‘事件’(res)是语言所包含的某种东西一样]。”而诬告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质疑诉讼原则本身：“控告的那一刻。因为界定诉讼的，既不是罪行(罪在古代法律中并非必要的)，又不是惩罚，而是控告。的确，控告或许就是最卓越的司法‘范畴’。没有了控告，整个法律大厦就会轰然倒塌。因此，法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告，一种‘范畴’。法律中被控告的人(being)即失去其无辜，成为一件事(cosa)，即一个诉讼理由，争议的客体(在这一意义上，对于罗马人而言，causa， res， lis是同义词)。”法律就是控告，如果没有控告就无需法律。法律就是有关控告的范畴。

阿甘本考察并梳理了控告、诉讼(accusare)与案件(causa)之间的词源学关系，前者源于后者，基本的司法术语是案件。法律说到底就是一种诉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打官司。有了矛盾就会有争议，有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也不能通过强力或者武力解决，那么就会有诉讼。有诉讼就会有法律，法律就是一套程序。如此一来，诉讼就成了整个程序的核心。因此，在司法体系中，案件最为重要，必须有原告起诉被告，案件方能成立，而罪行和惩罚反倒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有起诉或者控告，才有法律，并非有了法律才有起诉或控告，法律最初与惩处罪犯、伸张正义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有着绝妙的展现：K既然决定打官司，那他就必然被卷入诉讼之中；K因为是自己控告自己，因此他的案件不可能结案，永远处于诉讼的过程之中。K原本无罪，因为有人诬告他；K是有罪的，他诬告自己，犯了诬告罪。法律之荒诞、悖谬在这里显露无遗。阿甘本的理论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找到了最合适的例证和注解，卡夫卡的小说在阿甘本的理论阐释下展现出新的维度和力量。

三、生命转型成经文

语言与法律、法律与宗教关系密切，渊源深远。阿甘本首先依然是从词源学对宗教一词进行仔细辨析。“宗教”(religio)一词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来源于“riligare”，即将人与神圣结合在一起的事物，而是来源于“relegere”，即人在同诸神的关系上的有所顾忌、有所焦虑并有所犹豫。“宗教不是去联合人与神，而恰恰是去确保它们保持有所区别。”宗教的对立面就是对俗世与神圣之分隔的忽视或僭越。祭祀活动非常重要，它确立政治权威的神话以及它所必须具有的暴力，因为它将俗世与神圣分隔开来了。俗世法律以神圣为绝对基础，正如法律的例外成为法律的普遍基础，而在后神学时代则是主权代替了法律的例外。“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完全不受法律约束，同时自身又是法律正当性的来源’……主权生产国家，而不是相反。主权者在法律之外，但宣称一切都在法律之内。通过其所做出的‘至高决断’，主权者既在例外状态中开创法律，也可以随时在其所宣布的例外状态中悬置法律。”

从法律到宗教，再从宗教到文学，卡夫卡似乎划了一个圆圈。如何阅读卡夫卡，譬如如何阅读卡夫卡的《法的门前》？阿甘本说：“人们必须在这个语境下来读(1)独异的‘倒置’，本雅明在他论卡夫卡的文章中，将这种独异的‘倒置’同法律的具有效力但无意义形式的状态对立起来；和(2)谜般的暗指，在本雅明‘论历史哲学’的第八论题中，这一暗指指向一个‘真实’的例外状态。对于本雅明而言，一种将自身完全融入写作的生命，同一种丧失钥匙的犹太律法相应合：‘我考虑了倒置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许多寓言都在试图把生命转型成经文’。”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的小说不过是将生命转型成经文，但这是一种将生命与法律倒置的经文。阿甘本无疑也持这一看法。

卡夫卡就是一个将自身完全融入写作的人，写作就是卡夫卡的祈祷方式，他的创作不过是将生命转型成了经文。阿甘本继续写道：“事实上，诸位阐释者们似乎恰恰忘记了故事结尾处的话：‘没有其他人可以进入这里，因为这扇门只对你开放。现在我将去把它关上。’如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扇门的敞开性确实构成了法律的看不见的权力与特定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来自乡村的人的所有行为，都只是为达成以下目的的一个复杂且又耐心的策略——想让门关闭，从而中止法律之具有效力状态。最后，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成功地使法律之门永远关闭(毕竟，它曾‘只为他’敞开)，即便在此过程中他可能冒上了生命的危险(这个故事并没有说他真的死了，只不过说他‘接近终了’)。科特·温伯格在他对这个故事的阐释中提出：人们肯定从那个来自乡村的害羞但倔强的人身上，看到了一个‘受阻挠的基督教救世主’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乡下人就是救世主。“救世主(弥赛亚)是伟大的一神论宗教试图控制法律问题时所创造的形象，在犹太教中，如同在基督教或什叶派伊斯兰教中那样，弥赛亚的到来，意指法律的实现和功成圆满。”

阿甘本指出，在15世纪一份犹太手稿中，有一幅小图显示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弥赛亚骑着马(在其他图中是骑着驴)出现在神圣之城的敞开的大门前，门后的窗内有一个人，可能是守门人。弥赛亚前面有一位年轻人，站在离那敞开之门一步之远的地方，并朝向大门。无论他是谁(可能是先知以利亚Elijah)，他与卡夫卡寓言中来自乡村的人相似。他的任务似乎是做好准备以方便弥赛亚入城——一项悖论性任务，因为大门大大地敞开着……一个具有效力但无意指的法律，与一扇尽管大大敞开着却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大门。于是，来自乡村的人(以及画中站在门前的年轻人)的弥赛亚主义任务，可能就正是使虚拟的例外状态成真，迫使守门人关闭法律之门(耶路撒冷的城门)。因为弥赛亚只有在大门关闭后——也就是说，在法律之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状态终结后——才能入城。”这种情境正如卡夫卡所言：“弥赛亚将会到来，只要这个最无拘束的信念的个性主义成为可能——任何人都不会毁灭这种可能性，任何人都不容忍这种毁灭，故坟墓会自行开启。”“到弥赛亚成为无必要时，它会到来的，它将在到达此地一天后才来，它将不是在最后一天到来，而是末日那天。”最后，阿甘本说《法的门前》故事告诉我们：“某事如何会在似乎没有发生中真正已经发生，以及来自乡村的人的诸种弥赛亚主义难题，恰恰表现了在努力控制至高禁止上，我们时代所必须面对的诸种困难。”

阿甘本在论及《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时说，他的罪名是“自我诬告”。阿甘本进而言道，其实我们人人都在自我诬告。“这是卡夫卡的出发点。这也是卡夫卡的世界不是悲剧，而仅仅是喜剧的原因：罪并不存在，或者说，唯一的罪就是自我诬告，亦即以并不存在的罪名控告自己(用某人的无辜来控告——这就是最卓越的喜剧姿态)。”卡夫卡对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印象深刻，挥之不去。他说：“原罪，人所犯下的古老的错误，存在于人所喋喋不休地指控之中；他遭受了不公，他承受了原罪。”仿佛人类的原罪一样，在诬告中罪就是控告，而不是控告的原因。“事实上，只有原告相信被告是无辜的，只有被告没有任何确切的罪行可以控告，诬告才存在。在诬告的情形中，这种信念既是必须的，也是不可能的。被告只要是一个自我诬告者，他就完全知晓自己的无辜；但他只要控告了自己，他就同样知晓他犯下了诬告罪，且罪有应得。这就是无比卓越的卡夫卡式的处境。”阿甘本通过这种解读无疑触摸到了“无比卓越的卡夫卡式的处境”。卡夫卡小说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不是矛盾，而是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均有道理，这就是悖谬。自我诬告就是这种悖谬的典型：之所以是诬告，因为没有犯罪；因为诬告了，所以犯了诬告罪。只有无罪才有可能犯诬告罪，而一旦诬告了也就不可能无罪。自我诬告既在有罪无罪之间，又在有罪无罪之中，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大抵如此，所以说每个人都在“自我诬告”。

阿甘本在分析论述了《城堡》主人公K的土地测量员的职业后指出，在小说中最高权威的代表是威斯特-威斯特公爵，而他几乎就没有真正露过脸，因此K所斗争的对象恐怕并非是上帝或者最高权威，而是那些天使、信使，以及代表政府的官员。他们就是那些“城堡的姑娘”、信使、秘书、主管或者副主管等。因此，《城堡》所展示的并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对立，“而是与人类(或天使)有关神性的谎言的冲突(首先就是那些出现在他所隶属的西方犹太知识分子环境中的谎言)。这些谎言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界限、隔离和障碍，而这也正是土地测量员质疑的对象”。K的理想也许并不在于作为土地测量员被城堡接受并在村子里永久居住，他的真正目的或许就在于废弃或悬置那道边界，即那道将人与神分离又链接的边界。但是，“似乎无人知晓这条界限从哪里穿越，事实上，也许它并不存在。但是，它像一道无形的门横亘在每一个人之间，藏在人的内心”。

至此，阿甘本又一次展示了自己渊博的语言学知识和高超的法学造诣。他说：“Kardo不仅是一个土地测量的术语：它还意指门的铰链。根据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词源学引述，‘铰链’(A hinge)就是使门(ostium)能够转动的东西，这个词就像希腊词心脏(apoteskardias)，正如一个人的心脏统治着一切一样，铰链也控制并转动门。”于是，“门就是某人阻止我们进入的东西，守门人(ostiarii)就是在旧约中阻止不洁者进入神庙的人。”在土地测量员看来，人类建立起来的那些边界或者界限，譬如城堡与村庄、庙宇与住所、神圣与人类、高层与底层、纯洁与不洁等都应该得到彻底清除。“一旦门(就是那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那些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失效了，那么，高层与底层、神性与人性、纯洁与不洁将会怎样呢？”读到这里，我们仿佛听到阿甘本那有些得意而又狡黠的笑声。原来，正是谎言确定了人与上帝的边界，人类制造了那些关于上帝的谎言，这些谎言就是那些天使和守门人。千百年来这种边界横亘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是时候质疑和颠覆这种边界了。既然K身为土地测量员，那么他就必须行动起来，但他清除或颠覆的对象并不直接针对上帝或最高权威，而是那些有关上帝或权威的谎言。借助于K的行为，这一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世界的真相了。阿甘本娴熟地运用他的丰富语言学知识，从土地测量工具，到门上的各种机关，再到看门人和门后的世界，阿甘本在渐渐地走近卡夫卡，可谓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然而，这种理解和阐释终归与卡夫卡有些隔膜，以至于与卡夫卡及其《城堡》渐行渐远，最后几乎完全变成了阿甘本个人的理解和发挥了。

阿甘本说：“卡夫卡寓言的一个奇特特点是，在最后它们总是提供一个完全颠覆其意义的大逆转的可能性。”卡夫卡的寓言如此，卡夫卡的小说也是如此，并且这其实就是“卡夫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我们在论述与评价卡夫卡时是否也应该保留这种大逆转呢？阿甘本论述卡夫卡固然是独到的、新鲜的，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也只是众多理解和阐释夫卡的方式之一，并不显得更加高明和严谨。

注释

②Ernesto Laclau,“Bare Life or Social Indeterminacy？” in 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 eds.,GiorgioAgamben:Sovereigntyand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12．

③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54页。

④Ernst Pawel,TheNightmareofReason：AlifeofFranzKafk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4,p.99．

⑤参看张志扬：《卡夫卡距离》，见《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

⑧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阿甘本所引用的卡夫卡原文之中译文，全部以《卡夫卡全集》为准。

⑨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2-363页。

⑩桑德罗·斯奇巴尼：《民法大全选译·公法》，张礼洪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