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系统、深入的20世纪文学出版专门史

2020-01-13 05:12李频
现代出版 2020年1期
关键词:问题导向研究方法

摘要:近30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史研究成果丰富厚实,值得高度评价并進一步突破,研究取向可以追求20世纪文学出版史。20世纪文学出版史以出版人—文学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制度为分析框架,以此确立并解释分析单位。“丁玲办《中国》”展示了出版史研究如何以问题为导向,从事实出发定向问题,在问题域中求解问题结构的中心解。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是研究方法创新的范例,研究方法的本质是思想方法指引下的问题解释路径。

关键词:文学出版史;问题导向;分析单位;研究方法;出版研究

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19ZDA335)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02

本文标题中所说的20世纪文学出版固然包容性的时间意义鲜明,其选择则更偏向于其内在的结构要素意义,而非简单地效仿文学理论界以20世纪中国文学替换中国现当代文学。就笔者或许主观的认知偏好而言,20世纪中国出版的主体核心是现代出版,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等义。时间偏向的20世纪出版与20世纪文学出版,空间偏向的中国现代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固然各有其由语词选择带来的内涵指向,但重在以20世纪出版标举现代出版,以20世纪中国出版标举中国现代出版。这一话语策略的核心源于对历史对象的基本认知:

其一,“‘现代出版是指告别了旧式书坊刻印时代,采用现代印刷设备传播现代文化的中国出版业。它起始于1843年,以这一年中国第一家拥有铅印设备的编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Press)创办为标志”1。这也就将现代出版与以1995年创刊的《神州学人》电子期刊为肇始的网络传播以及数字传播区别开来。现代出版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用机械、化学手段将信息复制在纸介质载体上,并以出版物的流动完成信息扩散而为知识传播,它与基于网络技术的网络传播、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传播代表了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信息与知识传播的主流媒介及方式。

其二,“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远远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现代出版“对现代文学的生态格局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大变动的文化背景”2。现代出版从技术维度可溯源到1843年的墨海书馆或者迟后两年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3,从文化维度可溯源到1897年商务印书馆建馆,不管援引哪说,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远远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现代文学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除却精神状态的‘现代之外,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4这现代转换首先并集中指向现代出版。这些基础概念层面的清理有助于在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中认识中国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本文所探究问题的理论背景是,近30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研究成果丰富厚实,引人从改革开放学术史的视角行注目礼。可做如下基本面梳理:

第一,起点定格重大主题。陈思和在《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发表了《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王晓明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发表了《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据该文文末标注,撰于1991年8月)。这两篇独创性研究文章引领并开启了现代文学出版研究的大门。当年正逢“人文精神讨论”初起,更加添了改革开放思想文化史意涵。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浪潮面前,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呼唤声中,“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便不再仅是从历史出发的学术命题,更是从现实出发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它定格定调了现代出版史论研究的重大主题。

第二,中坚开拓学术新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作为崭新的学术领域,由陈平原、陈思和等“50后”学人及其所指导的硕博士才俊的持续攻关开拓而成。尽管前代学人亦曾首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叶子铭先生1995年2月给拙著《编辑家茅盾评传》写的序文中说:“从现代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看,从编辑学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编者、作者、读者的互动关系,或社会客体、创作主体与传播媒体之间的关系,乃至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期刊史的相互关系,都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广阔领域。”5这批成果陆续发表于1990年代中后期,在21世纪初叶更成气象,显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实绩。它们涉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生产的方方面面,或作品与出版物的个案剖析,或出版机构、出版人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历史关系研究,其点状或者局部深入地推进了现当代中国文学与现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变迁关系的认知,就此而言,可以也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仅就编辑出版历史的范围而言,应该说还没有哪个领域像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史那样的论文论著规模、那样相对完备深入的史料挖掘整理。这应该感谢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延伸、开拓了现当代文学出版研究的独特、专门领域。

第三,史论特色亮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核心,不断延伸拓展文学出版的边缘边界,其看似从“边缘”向“中心”突破的创新路径不仅更充分、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颇鲜艳亮丽地填充、填补了中国现当代出版,使长期潜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突显其社会存在价值与理论对象意义。其思想胸襟与视角、理论触须与分析路径让总体学养准备不足的编辑出版学界徒叹项背,相比编辑出版学界的编辑出版史研究更别具风采,另成景致。其史论特色不仅在于对新当代文学出版这一历史对象的熟稔,那种沉浸式的文本细读及体悟在总体水平上高出编辑出版学界的编辑出版史研究一大截,而且史论成果中凝结的文学出版研究方法、路径步武颇显招式,反衬了编辑出版学界的编辑出版史研究方法追寻的苍白、无力,至少不足。细思真让中国现当代编辑出版史学研究群体汗颜,除虚心借鉴、奋力追赶外别无他路。

本文的逻辑起点是高度评价后又试图理性批判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研究的史论成果,谋求进一步突破。不妨大胆推断,那批成果留下了有待发展、完善的空间,集中表现在:(一)依循既有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惯性,在突出文学主体性的同时,无意中忽视、遗失或遮蔽了某些很有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文学出版社会学现象或文学社会现象;(二)缺乏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出版史的理论和方法自觉,使近百年现当代文学出版发展历史颇为类似孤立不连的群岛,总体性、结构性研究短缺导致难以形成百年文学出版史的总体认知。这当然仅就研究成果的初略感知而言。另一方面,文学界的文学出版研究未必自觉于文学出版研究方法论,更大的可能是将文学史论对象稍做挪移后,对既有的文学史论方法的横向移用、挪用。这就提出了一个有待解释的理论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研究是否应该以及怎样建构文学出版研究方法论?或者说,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研究的更大突破,如何在文学出版研究方法论层面走向自觉?

如果将学术评价交回本专业的学术共同体去“自断自信”,而不是由情报學界基于片言只语的引文来“他断他信”,文学出版史研究学人应该自省并追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学出版史研究是好的文学出版史研究?什么样的文学出版史研究成果是更有价值的文学出版史研究成果?

对这一问题首先可用排除法消极、侧面回应:针对或局限于文学出版过往事实描述的文学出版史研究不是好的文学出版史研究。因为数据库为文学出版及相关的显性过往事实的表面化叙述提供了便利,停留在“挖矿”层面,仅对文学出版过往事实“粗加工”的所谓文学出版史研究不该列为好的文学出版史研究。没有材料的历史研究近乎臆断,仅有材料的历史研究也不够完美完善。披露第一手材料的出版史研究是可贵的,就目前出版史研究的实际理论水平和其应有的史论追求而言,仅仅披露第一手材料也是不够的。数字传播时代的研究条件和数字时代出版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严正地要求专业共同体更进一步地自省反思。

对这一问题的积极正面回应可以选定为:基于文学出版过往事实而提出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的解释性研究是较好的或者说更好的文学出版史研究。原因如下:

其一,研究问题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力度决定相应研究的力度与深度,研究问题作为要件代表该研究的水准。有史家指出:“如果说不提出问题,就没有事实,没有历史学的话,那么在构建历史的过程中,问题具有决定性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其问题的价值。”6

其二,他人可据(也只能依据)该研究问题和以问题为导向的解释路径,复核、重演、判定其解释的有效性及逻辑自洽程度。

其三,有效的研究问题及其解释话语,且只有有效的研究问题及其解释话语才使该研究具备潜在的理论升华、方法移植转换价值。这里隐含一个出版史论前提性命题:凡是不能理论升华、方法转换移植的文学出版史研究都是价值有限甚至低微的。

如果前述推论成立,那么20世纪文学出版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主要问题是什么,该是什么?有学人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框架,当然不该认定为标准问题:“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出版”“现代出版与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的变化”“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运行机制的建立”“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格局的生成”7。所以推荐并肯定其为问题框架在于其由外入里、由社会而出版而文学的渐进路径,以传播方式、运行机制为核心的思想结构性。不能说这个问题框架将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的研究问题包罗无遗,但至少它在目前依然较前沿的认识水平上明确了研究问题的核心与边界。

一、研究取向

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对象层面,是自现代出版诞生以来伴随现代出版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文学出版历史事实。其解释层面是对基于机械化学复制的纸媒的文学生产机制及其变迁、传播效果等的说明。文学生产机制只能在社会中运行,而20世纪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急剧转型的历史过程,因而,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是政治、经济、文化对文学创作,包括文学出版物发行、评论在内的文学传播的影响。其价值层面是揭示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学传播规律。

本文开头主张用20世纪出版来标举现代出版,其转折与替换实际留下一个有待充分说明的矛盾:何不直接用现代出版、现代出版史或现代文学出版史,而转用20世纪文学出版史?语词选择的背后不仅关联核心概念的建构,而且隐含着一种理论期盼与追求。这就是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深入、系统性。系统的20世纪文学出版史应在、将在三个方面显示其系统性:

其一,时间的纵贯性。选用“20世纪”将文学研究界习见惯称的“近代”“现代”“当代”打通,在充分认可1911、1919、1949、1978年等时间节点的历史里程意义的前提下,以现代出版作为统一的媒介基础,融通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及相应的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就此而言,时间的纵贯性首先释放了时间的包容性,这种基于时间的包容性而凸显的历史包容性更显客观,有可能去除“现代文学”“现代出版”所带来的时段模糊性和对象切割“刀痕”。

其二,解释单元的系统性。包括单元系统性和结构系统性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学出版历史分析单位、文学出版理论单元在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概念谱系层面显示系统性。

其三,解释结构的系统性。解释结构在解释单元的基础上生成,如果认同结构的本质即要素及其关系,解释结构的系统性是解释在超单元的更高层面(结构)上的重组与升华。那种20世纪文学出版史特有、专门的结构系统才是文学历史、文学出版历史和文学逻辑、文学出版逻辑的统一。这四个维度或层面要素如果真能以专门特有的解释结构方式有机统一,将充分显示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理论力量。

深入的20世纪文学出版史将在两个方面显示其深化性:其一,从文学出版历史事实出发,充分解释中国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文学、文学出版及其演进,进而为数字时代的文学传播积累历史和理论资源。其二,从点状的文学出版现象出发,连点成线进而以社会变迁为背景呈现文学出版进程,进而连线成面结构化地建构文学、文学出版的社会互动、社会功能。

“‘世纪是在已经结束和行将开展的两个世纪之间做出比较的产物,它让人能对比较进行思考,即同时思考延续与断裂。”8 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史中的20世纪既指研究对象意义上的客观性时间,更指研究方法意义上的工具性时间及视角。文学出版的另一面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出版(基于文学的文学出版史有其片面性,基于出版的文学出版史如果把握不好其中的内在逻辑,同样将有违真实有失周全),而是文学传播。在笔者看来,这是数字传播时代文学出版研究的基本立场,舍此就辜负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也难以区分数字时代文学出版研究与前数字时代文学出版研究,并显示其独有价值。因为出版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传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类永远伴随着对信息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需求,人类未来的发展可以没有基于印刷的出版,但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传播。人类是靠信息流动激活既存知识、存储现有知识并传承下去来维系社会的。就此而言,只有在21世纪数字传播较充分发育发展后,研究者才具备根本性的观察条件蓦然回首20世纪的文学出版历史。

如果说文学出版是针对人类工业文明时期文学传播的某种类型、方式的概念性描述,文学传播则是针对人类多个时期甚至各个时期的审美信息与知识、语言艺术创造的活动的总括性描述,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

立足人类文明以文学传播的视角俯视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而不是立足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迅速迭代的工业文明来仰望文学出版,这既是应有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深化、史论价值升华的历史观前提。

二、分析单位

学术研究首倡分析,贵在分析。只有分析才能由表及里解剖内在、镜视内在,避免外在描述。分析单位关联而不等同研究对象、叙述对象,作为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结合单元,它是历史研究中衡量水平高下、价值优劣的仅次于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不切分就无法内在地分析整体,而只能外在地描述整体。“并非所有分割方式都具有同等价值:一定要找到有意义的、使整体得以融贯起来的分割方式。”9简言之,分析是手段,融贯是目的,这是历史研究中处理分析单位的一般原则。

20世纪的文学出版史固然可以也应该切分出“五四”、193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段,这也仅是为了分析深入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再现随时间演进的文学出版活动的连贯,或者说以20世纪命名的百余年中文学出版作为社会、专业领域,其内部的各种社会要素及其结构关系、文学要素及其结构关系的融贯。因此,它的基本面向首先是随时间轴展开的对连贯的文学出版的叙事分析(当然不是停留在描述性的叙事),其次是基于时间轴后再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个维度为中心展开的文学出版叙事的结构分析。跳出单个时段,挣脱或文学或出版或权力或效益或审美创造的单一单元,才能在百年文学出版史的视界理解过往呈孤岛、半岛状的文学出版,才是总体性的文学出版史而不是碎片化的有关文学的出版史或有关出版的文学史。“历史学的特性就在于创建出整体,即创建出有组织的结构。”“所有历史学都是总体的,因为历史学的志向在于说明它所处理的诸多元素如何构成一个整体。”10

传播皆有媒介,正如基于媒介之物才有传播行为。文学出版史首先是出版史,然后才是、才有文学出版史。20世纪文学出版史分析单位的第一层次,也就是说首选层次在出版,也只能在出版。如出版人、出版物、以出版机构为代表的出版制度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出版行为组织方式。出版分析的核心是出版人、出版物、出版機构与出版制度四者之间的不规则菱形关系分析,因为出版制度隐性、隐形而又统摄力强劲,出版分析的难点和重点是关联出版人(群体而不仅个体)、出版物、出版机构这三者的出版制度分析。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难点和重点是关联文学出版人、文学出版物(刊、书、报)、文学出版机构(专营或兼营的、专业或非专业的)的出版制度与文学制度的复合分析。这是由文学出版的内在机理决定的分析原则与重心。20世纪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只有以这样的分析框架解释历史社会现象才具解释力。本节以《人民文学》为例对此予以解释说明。

《人民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史的醒目存在,其发展路径的正歧反复、影响力的强弱起伏是新中国期刊史的发展缩影。新中国文学史、出版史更不用说期刊史都难以回避它那矗立歧道示引路标的存在。这决定了它必然是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叙述对象和研究对象。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对象,或者说为了更清晰地揭示这一对象的文学出版历史意义,它必须被分解为若干个分析单位。

数位功力颇深厚的学人专心探索、接力冲刺《人民文学》研究,谱写了文学出版历史、期刊历史研究的佳话:建树有方的独奏共鸣成应和有法的合唱。吴俊、郭战涛著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以下简称吴郭合著)出版稍早,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发力较狠,可推断影响也更深。就《人民文学》自身时段言,李红强著《<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详尽前期(1949-1966年),郑纳新著《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以下简称郑著)细究新时期也即后期,吴郭合著恰恰在时段和学理方法的双重层面承前启后。分看单看,三者各自成书;连看合看,则成《人民文学》研究的系列景观。类似这种就一个对象展开的有分有合从不同视角的自觉的协同研究,真希望再现、多现在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后续研究中。笔者顺带表明一点私见,科学严谨的20世纪文学出版史不可能由单独的某个人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即使是团队合作的课题组织形式的研究,若限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也未必能够思想到位、叙事到位。

“国家文学”11乃吴郭合著中自创的核心概念。这自创是对前人思想的移植、相关研究的继承,大胆使用自主创新的工具显示了扬弃的理论勇气,并向文学出版研究界、期刊研究者昭示了一条新路:以自创的核心概念高度凝练地建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同构关系,由此展开对研究对象的逐层逐段、某作品某类型的分解分析。逐段是指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物的某个时段,如《<人民文学>:与新中国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创刊初期的<人民文学>》《新中国的第一场“文艺整风运动”—文艺整风学习运动(1951-1952)与<人民文学>》《政治变局的文学见证—关于<人民文学>的复刊》;逐层是指文学出版物的层次或文学出版的环节,如《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对文学组稿的政治解读之一》《封面的意识形态—关于“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的封面》;作品解析指联系出版宗旨、意图、社会影响等对刊物所刊发作品进行不局限于文学的社会学分析,如《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和《政治改造的另类标本—秦兆阳短篇小说<改造>的意义》,后文以《人民文学》副主编刊发在所编刊物的作品为分析对象,因为所选案例的典型性更鲜明,其分析揭示显然更逼近《人民文学》出版意图和效果的真谛。这里所说的创刊、复刊、组稿、封面等都是文学出版的基本分析单位。借助这些看似不搭的出版分析单位,该书充分展示了以《人民文学》为媒介中心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那雪藏多年的复杂性借由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期刊而清晰凸显出来。理论工具创新催生、演化成理论陈述言说创新,其核心价值如此。吴郭合著陈理叙事冷静洗练,重要观点、思想不事张扬。于作者,不经意地复述(语言相对于思想而言再表现);于读者,亦该在不经意间领悟—领悟那思想流、语言流中的看似随意,实则重要的词、概念和语段。那种一笔带过似的概念,那种文末、段末补叙的单句,实存点到为止的深意。这也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体会的。

新时期和“人民文学”是郑著解说《人民文学》的时空坐标,他借以切割并锁定了连续出版的《人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定分析单位。看似同语反复的书名非为讨巧,而是迎难而上:在20世纪社会变迁、文学变迁的视域中清理“人民文学”的观念变迁,发现“‘人民文学是中国现代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它经历了从‘革命文学到‘大众文学到‘人民文学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凝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探索与苏俄经验”12,进而以“人民文学”观念史为基础聚焦《人民文学》,便立体地揭示了《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鲜活而又本原的历史联系:“《人民文学》复刊与‘人民文学的恢复”“《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与‘人民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的两难与‘人民文学的淡化”“新时期《人民文学》的组织活动”。前三个章题所代表的三段叙事浑然构成一个完善的整体,真该为这样独创性的解构与重构叫好。以刊名为切入口的观念史研究与以期刊为中心的媒介史研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具有文学期刊研究的方法创新意义。

郑著以方法组合创新为基础的洞察既还原历史又“重写”历史:“因为《人民文学》在国家和文学之间的拉力与应力关系,它的发展乃至曲折,它的停刊乃至复刊,都感应着国家的变动,回响着文学的心音。在国家与文学发生巨大变动时,这种动态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紧张状态,无疑值得特别关注,这正是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所具有的特别底蕴。”13

以吴郭合著中的“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期刊”作为理论创新参照,才能更清楚地理解郑著以“人民文学”刊名作为观念史切入口的理论创新意义。同时也应该肯定,从吴郭合著的“国家文学”到郑著的“人民文学”有其内在关联,其中既有其贯通继而转型的实践逻辑,又有理论逻辑层面各自的原创性和承继性。杨匡汉先生在评价《<人民文学>十七年》时也说“作为文学权威杂志的《人民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的诞生、成长及其可逆与不可逆的历程,已不仅仅是旧与新的转型问题,更是以‘人民的名义代表着需要和期待什么样的文学选择与文学命运问题,广义地构成了文学政策的走向”(见该书前勒口)。《人民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创刊,而在发展“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两端之间颠簸,新时期的《人民文学》则试图挣脱也最终成功挣脱了“国家文学”的桎梏而回归“人民文学”的初衷。历史地呈现这一挣脱—回归过程,既是郑著的主题,也是他独到的学术贡献。

顺带言之,郑著第四章察微知著,发前人所未发,尤有1980年代期刊史研究的突破意义。该章分三节:“文学组织活动与文学自主性的建立”“服务于创作的文学批评”“张光年与新时期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在“拨乱反正”期间举办的三次重要会议是彪炳史册的,《人民文学》设立并组织全国性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评奖虽然在1990年后戛然中止,却影响深远。郑著在“文学自主性”范畴中考量这三次会议和三个奖项既恰切,又凸显了《人民文学》在历史转折时点的“国刊”作为与功能。

本节赏析同行研究除了倡议以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史为目标的协同接力研究,也借以举例解释分析单位不同于叙述对象和研究对象。这里的“国家文学”“人民文学”仅是《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期刊的主要方面以及解析这方面的一个维度。《人民文学》作为杂志有其多面性(如果不“杂”也就不成其为“杂志”了),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又肩负对地方文学工作、地方文学期刊工作的领导职能,因而带来文学个性和期刊个性、中央期刊和地方文学等方面的复杂性。那种复杂性显然是单维的“国家文学”“人民文学”难以有效、全面解释的。如追求解释的更有效,就必须另外再组合其他分析工具,且从《人民文学》中再分解另外的分析单位。因此,分析单位可以等于、小于但不能大于研究对象(如果大于,那极可能属于分析框架的讨论范围了)。将研究对象周延、合逻辑地切分为若干个分析单位,选择其中之一并导入合适的理论工具进行研究是有效的研究,选择其中之几个并组合多个合适的理论工具进行复合研究才是更有效的研究。分析单位也不同于理论工具(如本节所述的“国家文学”“人民文学”等),分析单位从属于研究对象,理论工具从属于包括分析路径在内的研究方法。

三、问题导向

如果认同研究问题随学科发展水平、时段,研究者(及群体)知识结构、理论抱负而不同,目前就很难提出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统一的接近共识性的研究问题,即使是包罗较为宏富、主次较为分明、大小分解较为恰切的研究问题集群或者说问题结构。因为那也仅仅是具体的研究者基于他所建构的文学历史事实和他意圖达到的文学出版历史解释,以及他提问当时已有的、朦胧有待确证的答案而提出的问题。有其个人个别性,暂时难以与研究同行“通分通约”。

尽管不少学人结合具体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如“‘书局和‘出版社与现当代文学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能否通过一个‘书局观察一部‘小说的诞生过程,通过‘出版社对作家、作品的遴选、归纳、排队,了解‘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是怎样形成的,等等”14。本节更乐意结合“丁玲办《中国》”的案例,和同行商讨20世纪出版史研究中与问题导向直接相关的问题定向、问题结构等具体操作性策略。

《丁玲办<中国>》是改革开放文学期刊史的抢救性成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史积累了难得的素材。作者王增如曾任丁玲秘书,她尽管不是《中国》的全身、全程参与者,却是“丁玲办《中国》”的见证者。其现场而又旁观的报告史料翔实、细节生动,可读而又耐读,鲜活诠释了1980年代老作家们的时代激情,也简朴铭刻了“丁玲办《中国》”的出版文化雕像。如果认同“丁玲办《中国》”的历史事实及其价值,那就提出了如何认识的方法问题。

《中国》创刊于1985年初,停刊于1986年底,其18期刊物上所载文学作品很难说到底有哪几部能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也就是说,该历史事实所提出的未解决问题及答案属于文学出版史领域而不属于文学领域。缩小并矫正的专业领域有助于明确问题域。而一旦真试图提出合适、恰当的历史解释,扑面而来或者说难以释怀的当是其中的好些“反常”,进而对“丁玲办《中国》”问题的求解一直伴随着另一个问题:如何认识、解释“丁玲办《中国》”中的“反常”现象?

1. 为什么是1985?创刊时点激发历史想象

《中国》是改革开放期刊史上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停办期刊。其创刊年1985年,恰是改革开放期刊史乃至整个中国期刊史上全国期刊发行量首次突破25亿册、全国人均期刊占有量突破2册的高峰时点。再恰逢三联书店那年推出翻译的思想文化读物《宽容》,“宽容”便作为符号标记了那年和那个时代。因此,以“宽容”为标志的风云际会与改革开放期刊高峰的关系将是改革开放期刊史乃至改革开放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课题。《中国》不仅创刊时点而且编辑出版行为、节奏隐现了它的文学出版历史价值,且激发后来者诸多想象和探究冲动。

1984年4月27日,在中国作协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有老作家提议办刊,并拥戴丁玲主编。7月22日,丁玲正式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办刊申请。11月28日,在北京新侨饭店举办300多人参加的《中国文学》创刊招待会。12月20日文化部出版局下文“同意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国家外文局原办有《中国文学》,新刊申请者便将“文学”去掉,仅存“中国”。暗合1992年7月甘肃《读者文摘》更名《读者》。“丁玲办《中国》”就是如此风风火火。办刊人如此“自由”,政府如此“宽容”,后人纳闷难以理解。1980年代就是如此充满生机和活力。

2. 为什么是丁玲?丁玲符号在20世纪左翼文学出版史上关联深广

以“丁玲办《中国》”为中心拓展到丁玲一生,不难挖掘史料建构如下三个历史事实:1930年代《北斗》的主编丁玲1980年代办《中国》;延安时期主编《文艺月报》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的丁玲新时期创办《中国》;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办以“民办公助”为初衷的《中国》。这三个事实依次连接而成左翼文学、左翼文学出版的醒目序列,且顺序构成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视域。在这循问题导向而“发现”的视域中排列、比较三个办刊事实,又不能不怦然心动:以第三个历史事实最具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内在张力。那么,第三个事实意味着、蕴涵着什么?其内在张力究竟是什么?寻问求答才理解“民办公助”凝聚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矛盾而成为期刊出版改革的焦点。这就是历史研究中问题导向的思想引领价值。

3.“民办公助”为什么昙花一现最终只能欲说还休

“民办公助”作为一种期刊出版创新体制,遥接《新青年》以来的“同人办刊”,丁玲因1930年代主编过《北斗》,堪称“不忘初心”。她“不忘初心”的历史回归和观念创新有一个过程。1984年7月,丁玲给中国作协党组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是,“我们热烈响应党中央实行体制改革的号召,自愿结合,逐步打破铁饭碗,自负盈亏,创办这一刊物”,“刊物名称待研究商定”,“实行承包制。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15她1984年9月12日夜为申请刊号给胡耀邦的信中首次提出“民办公助”:“我拟以民办公助的方式,也可以找到代为出版的地方,逐步过渡到自力更生,自负盈亏,扩大经营范围,争取上缴利润。此事已由作协党组批准,并转呈中宣部批示。”16

文化部出版局为同意《中国》创刊明确批复中国作家协会,掷地有声:“《中国》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不是民办公助刊物。请你会加强对该刊的领导,按照中央宣传部中宣发文(1983)58号文件要求,在该刊建立健全编辑部和其他办事机构,以保证该刊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出版方针,遵守国家关于出版行政管理的规定。”时在1984年12月20日。

1984年8月28日,中国新闻社的《中国新闻》以《丁玲的壮心》为题首次公开了丁玲“民办公助”《中国》的计划—“丁玲说:‘开办费大约需要二十万元,我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我想争取民办公助,同时还要靠各界人士资助或国家贷款。将来可以采取入股分红的办法,争取能有盈余按股分红给大家。”

“丁玲的壮心”“即便在今天,仍不失为振聋发聩之声。民办公助、国家贷款、入股分红,这些都与旧有体制大相径庭,很难相信它们出自一个曾被认为是文坛‘左王的丁玲之口”17。更让出版史沉思的是,丁玲这一被国家通讯社公开的计划不仅“与旧有体制大相径庭”,而且与30多年后的出版体制改革在实践操作或“潜操作”层面言殊实同,偏偏丁玲的“壮心”乃听从“将令”: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丁玲“左”吗?思想、政治偏“左”,出版经济的思想追求极“右”。丁玲不“左”吗?《中国》的双主编丁玲、舒群,副主编魏巍、雷加、牛汉、刘绍棠,15个编委名单并未上报中国作协书记处或党组审定,而由她本人主持与同人、当事人商议决定。可见至少期刊队伍的组织路线極右。李辉先生将“丁玲办《中国》”的某些异常行为归源于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中央组织部拟定的《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压在心底四十年的政治重负一旦解除,丁玲无须再刻意地以强烈的政治行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兴奋之中,文学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不再是‘清污运动时高度政治化的丁玲,而是早年个性鲜明、富有创劲的丁玲。”18信然。可见革命性与人性的矛盾。历史就这么复杂,经过数十年积淀、冲刷,左翼出版历史就是这么复杂,而不仅仅是1980年代,不仅仅是丁玲。

诚如李辉先生所说,丁玲“将自己与一些政界高层人物的良好的个人关系、她的社会影响力与感召力,均用到了极致—为争取《中国》问世”,不说从北大荒农垦局筹款110万,她还多次找习仲勋,于1985年8月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批给《中国》15个事业编制。为何大难题解决之后,次年便人死刊停呢?“这里面既有历史上多年积下的派别宿怨,也有文坛上那几年新起的矛盾纷争;既有原则性的分歧,也有无原则的争吵;既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既有是非之争,也有纯属个人修养与性格方面的意气用事。丁玲是《中国》之魂,自然也是各种矛盾的交合点。”19前句指向社会,提示“丁玲办《中国》”的媒介环境。“丁玲办《中国》”热烈奔放(契合1980年代),天时地利独缺人和。与同事同行口诛笔伐十余年后,那代人、那时代的参与者不易“人和”了,丁玲尤甚。她清醒断定,她死后《中国》必停刊。她未必清醒认知的是,革命、斗争一辈子的她何以在生命的终点时段依然斗争、革命;就因为她一如既往的斗争、革命,自我终结了她作为晚年生命寄托的《中国》。这才是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史(不仅仅是左翼文学出版史)更应该沉思的。

“丁玲办《中国》”的历史本质是丁玲以“民办公助”的创新形式办《中国》,这才是其历史魅力的核心所在。承认这一实质性解析,才可理解前述三个问题实际分别在“民办公助”是什么、为什么、如何进行三个层面展开,限于篇幅只能粗陋展示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探究过程中的问题结构。这也就是说,问题导向中的问题不是单一单独问题,而是串接的多维多层问题。“在历史学家看来,一个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问题应该是嵌入在一个由其他相似或相补的问题组成的网络之中,与这个网络相伴随的是诸多可能的答案,对资料进行研究后就能在这些答案中进行选择。”20引文所述的“相似相补的问题组成的网络”就是问题结构。以问题为导向绝对不是由单一问题牵引而单向突进的,而是中心问题依历史事实的内在关系而分解为多个相关问题,在求解相关问题解的基础上求得中心问题解的。因此,问题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历史探究的分析路径和解释结构。

以问题为导向首先隐含以问题为定位,没有问题定位就不可能有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起点或者说起点问题,就没有问题导向的出发点。没有研究目标(意念上的理论目的)也就没有研究终点或暂时间歇点。没有明确划定起点问题(或问题起点)和研究目标目的这两个端点,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划定两个端点而确定问题域,何来问题导向(从何出发,导向哪里)?因此,正如学术研究中不能落实的问题意识仅为空洞无力的口号,没有问题定位的问题导向也难免导向有误,需要问题定位核准问题结构的重心。

科学研究就普遍和一般的意义以问题为导向,就具体操作而言,更讲究“根据问题定向”21。历史研究中问题定向的根本是历史事实本身,由历史事实本身蕴涵的发生时间、被解释内容基本预设了问题、答案及解释的参考框架。

如果认可“所谓问题的解,就是问题的正确答案”22,那么历史问题的解就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历史事实本身。对历史问题的求解起步于亦终结于对历史事实的认定、建构。判定历史学研究中问题的真伪、正误,其根本依据在于历史事实的真伪、正误。而对历史问题的解的求解过程必然也一直伴随着历史事实的分析过程。只有通过对历史问题与历史事实的双向求解,进而发现其问题解最终是既不真也不假的伪命题,且只有在发现其解是伪命题、错误命题的时刻,才自证或他证其历史探究问题乃伪问题、错误问题,其历史事实为伪事实、错误事实。对“丁玲办《中国》”的问题求解不仅要回到丁玲以“民办公助”办《中国》的事实,而且只有以该事实为定位,导向于20世纪同人办刊的历史曲折,才能认同并不起眼的《中国》在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史上不可小觑的地位。

有学者指出,“在当代文学的‘发生期(解放区文学)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中,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却表现出另类的形态。其重要变化是,媒介由书局、编辑和作家所控制,改由文化政治和国家所控制,媒介的主体性替代为文化政治和国家的主体性”23。这后句所述作为历史认识对象,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1949年后的基本常识,但沿此上溯到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并拓展到整个当代文学出版,便自然发现其“另类形态”。如果在20世纪文学出版的更大视域中既向前追溯,又向后延展,其“另类形态”特征则在“以此前为镜”和“以此后为镜”的双面镜像中映现更为鲜明。“另类形态”的如此发现及认知,表面看来只是文学出版历史事实以1949年为界标的拓展横移,实际是20世纪文学出版史观念统率下的历史重构。这种重构更深刻理解、认同了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号召的改革开放所引致的包括文学出版在内的深远历史意义。

“丁玲辦《中国》”,在延安以来的文学出版史上是反常的,在《新青年》以来的文学出版史上是正常的。唯其正常与反常之间的落差才使其成为20世纪文学出版史上意味深长、值得探究的历史事实。就此而言,将1980年代实际发生而在其他某些时段看来反常的事物消化理解为正常,也就理解了1980年代。这就是历史视域作为解释框架的无言力量。

20世纪文学出版史坚实的历史背景是社会转型,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现代出版转型和现代文学转型因而成为20世纪文学出版史的基本主题和核心命题。从这样基本主题和核心命题出发,茅盾、巴金、丁玲等跨时段的文学出版人物就显示了他们现代出版转型研究和现代文学转型研究的交汇、复合价值。

四、研究方法

有学人提议并践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24,应该肯定其文学出版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文化研究在20世纪英美成为显学,经长期砥砺已发展出成熟而解释有效的理论工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近20年来引人注目的文学出版研究成果基本都属于“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25。吸纳其成功经验,20世纪文学出版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是否可以如此设定:文学、出版均只是研究对象,或首先只是研究对象,其次才是“副”方法、“次”方法。如此断言,初看之下对发展水平高下悬殊的文学和出版学同等对待极不公平,以文学方法或出版学方法研究建构出来的文学出版史必然因对象和方法的不统一而偏颇,以文学方法加出版学方法,或文学史方法加出版史方法研究建构出来的文学出版史也未必不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的双重意义上生硬。其“正”“主”方法是文化研究,以文化研究为主为正消化吸纳文学方法与出版学方法、文学史方法与出版史方法。

《新青年》是中国200年期刊史上两个百年之间的重要里程碑,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可以这样说,大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诸问题,一旦深究,都指向、追溯到《新青年》,研究著述精彩纷呈。因而成就了“说不尽的《新青年》”这一期刊历史现象。

陈平原先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以下简称陈著)是《新青年》研究的名作力作。陈著以问题导向以及相伴随的问题解析为必要条件,以文史博览、取精用宏为充分条件,一举成就名作。该文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以论题为中心的思想论证方法、以《新青年》为对象的叙述方法浑然一体、娴熟自如,以叙带论、叙中有论,坚实的论证结构支撑长篇论文,使史实的精微叙述在论证结构中自如流淌、鲜活穿插,填充并丰富其论证结构,进而让读者读论文如读散文,读长篇论文如读长篇散文,留恋难舍,诚为文学出版史尤其是期刊史、出版史研究可琢可磨的范本。

1.出版的物质结构与出版行为的思想结构

陈著研究方法示范的核心是标题所示的思想史、文学、《新青年》之间的三角关系。这三角关系静态地看是依次叠加的三层次截面:基于《新青年》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是亦仅是陈著的研究对象,思想史是其视野,文学才是他的研究目的。那么,问题油然而生,陈先生为何以及如何选《新青年》去解析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陈著以1919年底《新青年》重印前五卷的广告词破题:“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先点睛再画龙。思想史与《新青年》的关系交代了,而且是以学术史回顾的方式正本清源,彻底交代了。至于思想与文学、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所说提供了基础性的一般理论命题:“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涉及文学?这是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26陈著看似轻描淡写地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归纳论证中导入演绎论证,追求历史解释中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结合:“只有当特殊事件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一个一般命题演绎出来时,才会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可以换一种说法,只有当历史解释建立在演绎的公设上时,历史解释才是科学的。”27这是太多的历史研究忽略了的。

陈著开头四五段作为导语重在学术史钩沉,钩沉之后便提出其核心问题:“如何在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三者的互动中,理解其工作程序并诠释其文化/文学价值,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新青年》研究包含但不止于其编辑出版工作程序研究,既往诸多出版史、期刊史研究或故步自封,或学力不逮,恰恰止于过往的编辑出版实践甚至于编辑工序流程的研究。文学出版史研究的关键在于回归历史语境,从文学出版物及其文学编辑出版实践入手,在20世纪社会变迁中解释它的文化/文学价值。文学出版史的魅力、胜境在图书报刊史、文学史、思想史的互动中。陈著还说:“在我看来,《新青年》的意义,首先在思想史,而后才是文学史、政治史等。换句话说,《新青年》的主导倾向,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事文学革命与政治参与。”这既是对前述研究问题的直接回应,又是对研究问答所在问题域的说明。既构成对陈著标题所示的三者关系交代,又强调思想史是该研究的问题域。这就构成了陈著研究方法的根本或者说总体性说明。问题定向以厘清后的研究对象(重在《新青年》同名异刊的辨析,详见后述)为出发点,问题导向在也只能在预设的问题域中明确核心与边界、路径环节与目的;问题结构以问题定向为基础,以问题域为范围分解主次问题,排序前提问题与后果问题,分辨情境问题与行为问题、思想观念问题与行为操作问题、群体问题还是个体问题。问题结构对应或指向研究者的思想结构。文学出版史要追求破译出版人群体的出版行为的思想结构,以此再求解出版的历史效果。

以《新青年》为对象,直逼“五四”新文化思想史,固然唯有《新青年》可以承受其重,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建树与标引应该说是陈著首倡并完成的:以期刊为对象,直逼思想史或在思想史的问题域中追问专门史。在这样的直逼和追问下,画地为牢的所谓期刊史研究因无法、无从解释期刊的传播效果而局促、局限得可笑,肤浅浮泛得让人惊讶。在这样的研究范式里,诸多习见的研究方式陈说似乎都仅为展开的具体操作方法及其针对特定对象的实施细则。

专栏是期刊的结构单位,彰显着期刊作为出版物的物质结构。研究期刊涉足稍深者都习惯专栏分析,或者以专栏分析为突破口有所寻觅。正如陈著所发现的:“《新青年》最具创意的栏目设计,非‘通信莫属。”陈著以专节“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考察《新青年》的“通信”“随感”专栏,与常见的期刊研究将杂志分解为专栏分析别异其趣,另成高格。首先,從研究理念看,陈著明言“从文学史而不是新闻史、思想史的角度审视《新青年》,需要关注的主要不是其政治主张或传播范围,而是其表达方式”。文学视角的表达方式之一是文体,期刊视角的表达方式之一是专栏,“通信”“随感”专栏因此被纳入视野予以重点分析。其次,正如节题“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所示,“通信”“随感”专栏基于文体和“文体对话”,而指向“思想草稿”,这样便把基于《新青年》杂志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具体对接起来。最后,联系“通信”“随感”所以产生的思想境遇,揭示《新青年》的这两个专栏引致文体变异,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和“随感”,进而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品类,如杂感杂文、小品文等。当然,如对后者深究,那就进入20世纪中国散文史了。陈著就这样从专栏入手,勘察物质结构背后《新青年》编辑同人的人际互动、思想驱动,进而追溯、寻觅、呈现《新青年》同人出版行为的历史传播效果。陈著还发现:“《新青年》不是由开篇的‘专论定调子,反而是由末尾的‘通信掌舵。”举重若轻,发抒融贯期刊历史的洞见。邹韬奋办《生活》已将基于“通信”的“小言论”置于卷首,1949年后,太多的期刊在卷首以专论定调。如再这样贯通考察,那更关涉个体之间的思想交流,与集体的思想统一了。而期刊作为媒介工具,则是近似甚至同样的。

2. 对象时间、社会时间和视域时间

历史的本质特征是历时性。以当下或后来的社会去重构并解释过去的时间以定格定调其生命力。就此而言,历史学的本质是以社会运算、换算时间的科学。当然,这种运算和换算始于厘定对象时间,成于换算社会时间。

关于对象时间。《新青年》刊龄不是很长,却异常复杂。“其前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激进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中期是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刊物;后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和中共中央早期的理论机关刊。”28这陈述固然陈旧,聊证其复杂性已被人抚摸。陈著当然就此没少下功夫,尽管在文中着墨不多:“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刊。1923年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9卷。”这是陈著依时间而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青年》的厘清—“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与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的《新青年》同名异刊,即使同由陈独秀主编。研究问题定向的基础是厘清研究对象。提出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前提)是在问题域中分析对象。厘定了研究对象,陈著第一节“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才顺势起笔,最后一节“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才有基础与依托,后文提及的“《新青年》叙事”才成一个创新的闭环。

这种“对象—方法—视域”的统一对于解析繁难复杂问题尤为关键,因为《新青年》交汇期刊史、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等,如果不能掌握“对象—方法—视域”的统一原则而精准厘定研究对象,对《新青年》这样复杂对象的研究可以说进退维谷、一筹莫展,深入几无可能。近30年前,笔者发现并陈述:“‘先有刊,后有党,期刊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与宣传作用,是中国期刊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明确拥护马克思主义,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的国家。”29最初触摸到“先有刊,后有党”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要说期刊的社会功能,思想传播效果何能再找出第二例。《新青年》以政论为中心,不以观念史方法为导引,在思想史、政党史的视域中精细研判该刊的政论,何能深入解析“先有刊,后有党”的出版传播现象。自己在心惊肉跳之后终究研究乏力,于《新青年》研究难有作为,没有及早掌握“对象—方法—视域”的统一原则是关键原因。

陈著还说:“争论刊物办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新青年》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以学院为根基,还是以社会为背景,二者几乎决定了其办刊方针与论述策略。正是在这意义上,我倾向于将陈独秀的北上、南下作为《新青年》发展三阶段的标志。”期刊属于连续出版物,为了分析深入,这样的时段切分是需要的,其切分的合理依据就在于《新青年》所凝结的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

至于陈著提及“《新青年》第2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那是专注于期刊出版史,乃至期刊经营史、出版经营史才最感兴趣的史实,它标志中国现当代编辑和出版(经营)分离的起源。相对于思想史、文学史、政党史视域中的《新青年》研究,那样的专注确显气度格局有限,除非能将其与思想史、文学史、政党史等关联起来,或者把其间的关系解释清楚。

关于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指“诸多公共集合体、社会、国家和文明的时间”30。就陈著的“《新青年》叙事”而言,具体指“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一节中“所勾勒的1933—1937年间《新青年》同人的‘大聚会”。这次“大聚会”离作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停刊已十几年,诸多同人自嘲已“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

陈著节题中的文化资本指《新青年》所依托的北京大学。“《新青年》同人提倡‘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之所以青史留名,文化资本外,还得益于历史记忆。”还是要提请注意,这样的思想展开是归纳推理后的演绎推断,因为所见太多的出版史研究(包括我自己)满足于归纳推理。前引这句是陈著抓住历史记忆展开《新青年》“后出版”“再传播”的理性基础。恰是这“后出版”“再传播”才作为历史真实建构了“《新青年》叙事”的完整性。

“后出版”指1934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陈著说及:“经由《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学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大系各集的编者,各有其理论背景,也各有其现实利益,但既然在1917-1927年的框架中书写历史,《新青年》的开创之功,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肯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不只是保留资料,更是书写历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影响极为深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述深深打上了《新青年》同人的烙印。”

“再传播”指1933年陈独秀服刑,鲁迅等人公开遥寄心绪;1934年刘半农去世,《新青年》诸多同人撰文怀念;1936年鲁迅去世,《新青年》同人纷纷以《新青年》为背景悼念怀旧。所以1936年有出版机构重印《新青年》,这次重印与当年连续出版时因销售断货而重印的历史文化意义大为不同。因而指认为“再传播”。

显然,《新青年》“后出版”“再传播”属于“《新青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不属于《新青年》原初杂志的对象时间,而属于以《新青年》原初杂志为原点为核心的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是对对象时间的延伸延展,由此,社会时间才焕发、定格了对象时间的生命价值。“《新青年》叙事”作为研究方法看似轻描淡写、实际要言不烦,点到即止。不说一目十行的跳读者忽视了,不自觉于研究方法的莽撞者,也难免熟视无睹。陈著共分六节,分别为:其一,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其二,“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其三,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其四,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其五,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其六,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这六节是其思想推进路径,一定意义上也是落实承载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重心理该落实在基于问题结构明示分析路径,细读此六个节题及其关系有助于对分析路径的认知。有此“《新青年》叙事”,作为起点的“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才升华了思想和叙事指向,“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才有中心依托。陈著作为思想和文本的结构体,才更显浑然完整。

厘定对象时间需要分析,发现社会时间需要积累,专业积累至少需要阅读量的积累。而勾连并统一对象时间、社会时间两者的是视域时间,那就是研究主体的思想格局或者说问题域。所以陈著末尾说:“谈论《新青年》之历史功绩,从文学史还是从思想史、政治史角度立论,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本文综合考虑《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定位、后世史家的持续研究,以及我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希望兼及思想史与文学史—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本节以陈著为例是想表明:其一,研究方法归属于思想方法,理解、掌握了思想方法,才知道研究不過是思想的一种操作方式,如果仅套解某种程式、程序,而不深刻理解研究所凝结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探究的本质,研习研究方法没有意义,也掌握不了研究方法。其二,研究方法中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最基础也最根本。历史分析的本质是时间分析,基于时间单位的社会单元分析。历史综合的根本是视域的综合,基于历史事实建构的历史视域综合,或者说在综合的历史视域中建构历史事实。

(李频,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在两次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扩充而成,专此致谢。其一,2019年11月23日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上,笔者作了“书籍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闭环”的发言;其二,2019年12月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生产研讨会上,笔者作了“呼唤系统、深入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专门史”的发言。

注释:

1 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J].复旦学报,1993(3).

2 李 春雨,刘勇.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的生存方式[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163.

3 曹汝平在《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中指出:“1845年9月”,美国传教士柯理在宁波“建立中国大陆第一家机器印刷机构—华花圣经书房,不经意间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出版的大门,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现代设计所需的技术启蒙”。见《现代出版》2017年第5期第72页。

4 14 23 24 25程光炜,主编.大众传媒与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9,5,9,2.

5 李 频.编辑家茅盾评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3.

6 8 9 10 20 30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M].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8,118,116,213,85,103.

7 李 春雨,刘勇.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的生存方式[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11 “从政治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文学,我把它‘命名为国家文学。何谓国家文学?我的基本定义是,由国家权利全面支配的文学谓之国家文学。换言之,当文学(在国家范畴内)受到国家权利的全面支配时,这种文学就是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利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为国家权利服务。”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

12 13 郑纳新.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3,5.

15 16 19王增如.丁玲办《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2,46,2.

17 18李 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60,162.

21 劳 丹.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4.

22 林定夷.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145.

26 蔡 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J]//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1).

27 阿隆.论治史[M].冯学俊,吴鸿缈,译.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32.

28 29李 频.建国以前中国期刊发展简况[M]//张伯海,主编.期刊工作手册·第一册·期刊业务知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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