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的服务贸易出口被低估了吗？
——兼论服务贸易的“粘合剂”作用

张夏，汪莉，郑乐凯

（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2.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241；3.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 20043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世界各国的消费需求逐渐由实物产品向服务产品过渡，服务产品也由传统服务向现代服务快速转型，诸如通讯、教育、金融、保险、旅游等新型服务贸易得到迅速发展①WTO数据显示，1997—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增长了3倍，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商品贸易逐渐回暖，2010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率达到8%，2000—2010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2.87万亿美元增加到7.17万亿美元，增幅为15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理论逻辑上，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日益精密化使得世界范畴内的生产网络迅速扩张和延伸，全球生产供应链的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种类趋于多样化、生产分工更加专业化，因此在制造业生产中也产生了对中间投入服务品（intermediate-linkage service）的大量需求。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政府放松贸易管制，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很大程度上能够取得相应的规模经济效应[1]26，服务贸易能够通过技术扩散机制和制度扩散机制对产业整合和市场整合发挥“粘合剂”作用[2]186[3]5，因此在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地位稳步上升。近年来服务外包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日益兴起，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大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内嵌到全球生产加工链的各个环节中，服务便随着制造业出口过程而参与到国际贸易中，进而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结构中有了一席之地。然而，由于传统国际收支核算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这部分内嵌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服务价值几乎很难被准确地统计，甚至常常被忽视，这便导致各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该国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偏低，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地位”和“贸易结构地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现象。那么应如何准确测算出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

有鉴于此，本文借助WIOD数据，分别运用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和后向分解法重新测算了作为中间要素投入品的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相比之下前向分解法优于后向分解法，它不仅能够更加客观地度量服务贸易的真实出口价值，而且可以较好地体现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在全球联动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测算结果表明：第一，前向分解法计算出的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明显大于后向分解法的测算结果，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出口的确存在“被低估”现象。第二，本文参考货物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做法，使用增加值前向分解法测算了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用于评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质量”状况。可以发现，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第三，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鲜有文献讨论服务贸易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尝试性地检验了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粘合剂”功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本文还发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制造业。

一、文献回顾

为清晰地理解服务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发挥“粘合剂”功效，本文主要从服务贸易的“量”、服务贸易的“质”、服务贸易协同效应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首先，贸易增加值是测算服务贸易“真实”出口的关键环节，目前主流的方法是利用跨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来进行测算。文献[4]是测算增加值的最早文献，利用OECD提供的单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了一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 （即垂直专业化程度）。WTO、OECD等国际组织陆续公布的跨国投入产出表，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全球生产分工论题的主要数据来源。以Wang等[5]6-8、Koopman等[6]为代表的研究都使用后向分解法对各国不同行业的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文献[7]是国内最早测算服务贸易增加值的文献，使用后向分解法测算了服务贸易增加值并进行跨国动态比较。从方法论来看，后向分解法指从需求侧角度来考虑增加值出口，而前向分解法是指从供给侧角度来考虑增加值出口。相比之下，前向分解法更适合核算服务贸易出口，有利于解决服务贸易出口“被低估”的缺陷。因此，本文基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前向分解法重新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这种从供给侧角度的前向分解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各国不同行业中中间品要素供给的“真实出口”。

其次，研究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文献很多[8]18[9-11]，但研究服务贸易质量（技术复杂度）的文献比较有限。Hausmann等[12]9-10、Mishra等[1]14较早地借鉴了货物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测算方法来分析服务出口复杂度，但都没有考虑贸易往来中的重复计算问题，这意味着测算结果高估了服务贸易的出口含量。本文基于前向分解法的测算结果，也借鉴货物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测算思路，重新测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方便就服务贸易的“质”进行跨国比较。

再次，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粘合剂”或“润滑剂”的作用，是一国经济稳健增长的催化剂[2]186[3]5。由于服务是无形的概念，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尤其是那些生产性服务，因为它们往往作为制造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13-14]，当服务业嵌入到制造业当中，便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15]。从业务层面来看，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服务贸易的扩张[16]，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能够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然而，讨论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比较匮乏。因此，本文试图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角度，为经济增长这一经典的研究主题提供新解释和新思路。

二、分析模型与数据

（一）全球生产分工模型

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将全球生产整合为一个有机的产业价值链，跨国投入产出分析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MRIO）是构建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模型的基础。该模型不仅能够追踪各国之间的直接生产关系，而且能够考虑到各国各行业之间的间接联动关系，换句话说，它能够从增加值的视角对一国出口贸易进行分解。图1大致描绘了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贸易分解情况，便于直观地理解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关联关系。表1是M国N部门的国际间跨国投入产出表，能够清晰地掌握每个国家的每个部门投入和产出的详细信息。

表1 国际间的跨国投入产出（MRIO）

参考 Wang等[5]6-8和王直等[17]，以A国为例对MRIO模型进行介绍：水平方向上，首先看到中间使用部分的元素XAA，它表示A国各行业投入到A国各行业中间消耗量，同样的XAB则表示A国各行业投入到B国各行业中间消耗量；其次看到最终使用部分的各个元素，如FAA表示A国各行业被A国各行业最终消耗的部分，FAB而则表示A国各行业被B国各行业最终消耗的部分；最后YA表示A国的总产出，满足总产出=中间消耗需求+最终消耗需求=（国内中间消耗需求+国外中间消耗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国外最终需求）。竖直方向上，XAA、XBA和XMA分别表示A国为实现产值YA所需要的由A国、B国和M国各个行业中各自的投入矩阵，同时VA表示A国的增加值，满足总投入=中间投入+增加值=（国内中间投入+国外中间投入）+增加值。据此可构建如下矩阵

Y=X+F=AY+F。其中，A=X（Y）-1，那么 Y=（I-A）-1F=BF，可变形为

由于MRIO具有各个国家的进出口数据信息，即一国出口包括中间使用出口和最终使用出口两部分，所以A国总出口可表示为

同样地，可定义V为M×N的增加值系数向量，表示部门最终总产出减去相应的中间总投入后得到的增加值，所以出口增加值可分解为国内出口和国外出口两部分，下面矩阵的主对角线表示一国增加值被本国内部消耗的部分，而非对角线表示一国增加值被其他国家消耗的部分（即出口）。

具体来看，将各行相加是从供给侧角度来考虑增加值出口，称为前向分解法；将各列相加则是从需求侧角度来考虑增加值出口，即后向分解法。这两种分解法的区别在于：前向分解法是从要素供给的视角测算行业出口，包括该行业的增加值直接出口和内嵌到下游其他行业的增加值间接出口两部分，而后向分解法是从要素需求的视角测算行业出口，包括该行业的增加值直接出口和上游行业内嵌到本行业的增加值出口两部分。服务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充当国民经济的“粘合剂”，服务业的大量价值内嵌到了制造业当中，所以，本文认为增加值前向分解法的测算结果更接近服务贸易的“真实”出口量，该方法有利于解决服务贸易出口被低估的弊端。

（二）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

出口 （技术）复杂度是衡量出口质量的一个有效指标，理论上测算出口产品复杂度需要出口产品的R&D含量，但由于产品层面的R&D数据很难获得，这无疑增加了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测算难度，测算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更是难上加难[18]。Rodrik[8]18、Hausmann等[12]7-10曾提出测算货物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方法，本文借鉴该方法来测算服务贸易的出口复杂度，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统计假象”，本文主要以增加值前向分解法为测算基础，这种做法一是考虑了中间品贸易频繁产生的重复计算和剔除了国外增加值部分，二是考虑了本国内部体系中各行业之间的间接投入。

令c国家的i服务的增加值出口xic占该国总服务的增加值出口值Xc的比重为再令c国的人均GDP为Yc，使用i服务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占世界各国i服务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加总的比例，作为i服务出口国人均GDP的加权权重，所以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可表示为PRODYi将i服务的复杂度与i服务出口国的收入水平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密集出口的服务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而低收入国家所出口的服务被认为具有较低的复杂度。

由此可见，对于i服务而言，PRODYi值的大小主要受到两大因素影响：国家层面的人均收入和该服务出口的相对比重，两个变量越大，PRODYi也越大。进一步地，将i服务贸易出口的人均收入含量加总到产业层面和国别层面，令N为c国家的n服务产业所出口的服务类别集合，那么c国的n服务产业的出口复杂度为其中sinc为c国的n服务产业中i服务的出口份额。PRODYi公式表示了n行业的出口复杂度，是该行业出口所有服务的复杂度的加权平均。类似地，将一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定义为该国出口所有产品的复杂度的加权平均。令M为c国的出口产品集合，sic为c国的i服务的出口份额，于是该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体复杂度为①本文测算服务贸易复杂度的方法参考了文献[8]、文献[12]关于货物贸易出口复杂度的衡量方法。但研究数据方面有所差异，以前的方法大多使用微观产品数据，这能够算出行业出口复杂度，但本文使用的出口数据均来自于投入产出表中的宏观行业数据，这无法算出行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仅仅能够测算出一个国家整体的出口复杂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该数据库涵盖了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的56个产业部门，这些经济体的GDP总和约为全球GDP的85%，它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世界各国之间主要的贸易往来关系。为测算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需要各经济体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实际人均GDP指标；实证检验中，本文控制了国土面积、国家总人口、研发支出、互联网用户数、城镇人口比例等变量[19-21]，这些指标均来自WDI数据库。

三、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的重新测算

首先，使用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和后向分解法对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进行重新测算，结果发现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价值都被严重低估。其次，重新估算了各行业贸易出口占比。最后，分别从“量”和“质”的双重视角，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进行动态比较分析。

（一）全球贸易出口增加值的重新测算

图2展示了两种增加值分解方法测算的全球贸易中三大产业的占比情况，其中，后向分解法测出的结果与传统口径测出的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前向分解法的测算结果与这两种方法测出的结果存在显著区别。本文重点阐述前向分解法的测算结果，制造业出口被明显高估，而农林牧渔业和服务业贸易出口均不同程度地被低估，服务贸易出口的低估现象尤为明显。2014年，后向分解法测得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服务业的贸易出口占比分别为14.51%、62.35%、23.03%，而前向分解法对应的测算值为17.79%、39.27%、42.24%，测算偏差分别为3.28%、-23.08%、19.21%，这意味着农林牧渔业被低估了3.28%、制造业被高估了23.08%、服务业贸易被低估了19.21%。在2000—2014年间，后向分解法测得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低于20%，而前向分解法测得服务贸易出口占比稳定在40%附近，可见服务贸易出口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而前向分解法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业在“经济结构地位”与“贸易结构地位”的非对称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作为中间投入品参与制成品生产，服务的大量价值嵌入到制成品中，制成品作为最终品进行出口，服务便伴随着制成品的出口而发生贸易行为，但大多数情况下服务的价值被计入制成品当中，于是出现了“制造业出口被高估、服务业出口被低估”的局面。而农林牧渔业存在轻微的低估现象，可能的解释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农林牧渔业的贸易份额很少，农林牧渔业的产品属性使得其生产过程不能远离耕地森林湖泊等自然条件，由于农林牧渔业很少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从而导致农林牧渔业出口贸易中所内嵌的服务贸易很少，因而，农林牧渔业贸易核算相对比较准确，通常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高估低估现象。

（二）不同国别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的重新测算

图3是2000—2014年全球九大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比的动态变化图，大多数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大于40%。其一，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比例最高，长期维持在55%以上；英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最快，从2000年的43%增长到2014年的60%；总体来看服务贸易在发达经济体的贸易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预见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具有美好的前景。其二，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为倒数第一，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但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明显超过中国，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服务业贸易出口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重新测算

采用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来评估世界主要经济的服务贸易出口质量或国际竞争水平。表2给出2000—2014年基于前向分解法而测得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日益完善，国际间专业化分工的日趋紧密，相比过去，全球生产要素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水平呈现平稳上升趋势①我们也同样测算了各国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其趋势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限于篇幅，本文未进行汇报。。美国、英国是典型的服务贸易大国，其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在加入WTO以来逐渐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取得了明显提升，但依然低于其他8个样本国，这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质量得到了改善，但国际竞争力并不强。

表2 世界九大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 美元

四、进一步检验：服务贸易是经济“粘合剂”吗？

陈宪和程大中[2]186、程大中[3]5提出，服务贸易是全球产业整合与市场整合的“粘合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贸易的繁荣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调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服务贸易很好地发挥了经济“粘合剂”的作用。根据GDP的支出核算法，对外贸易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基于此，本文将对外出口分解成制造业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两部分，目前不少文献研究了制造业出口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126[15]，本文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视角来重点检验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粘合剂”作用，并且比较制造业贸易出口、服务业贸易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孰强孰弱。

其中，被解释变量pgdpi，t表示考虑了购买力平价的实际人均GDP；核心解释变量SEXPYi，t表示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MEXPYi，t表示制造业出口复杂度；X表示控制国家特征的变量集合，包括人口总数、国土面积、研发支出、互联网用户数、城镇化人口比例；μt为年份时间效应；νi为国家固定效应；ξi，t为残差项。

表3同时汇报了由前向分解法（1～6列）和后向分解法（7～12列）测算出的出口复杂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各个回归模型均同时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通过分析表5的回归结果进行相应的逻辑推理：首先，出口复杂度对实际人均GDP的大多数拟合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反映出服务业贸易出口复杂度和制造业贸易出口复杂度均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服务贸易的经济“粘合剂”作用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有力支持；其次，两种分解方法得出的拟合系数截然相反，前向分解法中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拟合系数明显大于制造业（第6列中分别为3.234、1.605），而后向分解法中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拟合系数却明显小于制造业（第12列中分别为0.475、1.923），这为服务贸易出口被严重低估提供了数理证据，与前文的判断结果保持一致。

表3 实证检验服务贸易的“粘合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进程中，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不断完善和健全，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日益精密化，进而催生了大量的服务贸易需求。由于国际收支核算方法的缺陷，服务主要以中间品的形式内嵌到制成品中，服务的价值常常被核算在制成品的价值中，容易造成服务贸易出口的低估现象，造成了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地位”和“贸易结构地位”的非对称现象。首先，从服务贸易出口“量”出发，本文采用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和后向分解法对全球40多个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进行了重新测算，发现全球服务贸易出口被严重低估。其次，从服务贸易出口“质”出发，重新测算了全球九大主要经济体的服务出口复杂度，发现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不仅落后于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甚至明显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虽然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取得了一定的改善，但国家竞争力并不强。再次，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的经济“粘合剂”功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制造业。

结合测算结果，从国际视角来看，英美两国是典型的服务贸易强国，它们的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基本稳定在[55%，60%]区间，它们也具有极高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依赖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产业来保持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负责低端的加工装配，这决定了中国加工制造业的附加值偏低，服务贸易出口尚处于起步阶段，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正处于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非常重视以互联网、教育、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发展，进而分享服务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粘合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