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视野下公众人物理论的反思与抛弃

朱友好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08）

一、引言

2019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公布了民法典“人格权编”三审稿草案，向社会民众公开征求意见。笔者观察到，人格权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公众人物理论”并没有被立法所采纳，这与学界的呼声相违背。九十年代初，美国法上的沙利文案件被介绍到中国。该案中，关于“公共官员”起诉媒介诽谤必须证明对方具有“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的规则，引起了民法学者的极大兴趣。“公众人物名誉权及其他人格权保护的弱化或限制”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1]（p224-225）2002年《民法典》编纂之际，学界更是顺利推动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原第157条采纳该理论（后被删除）。[2]（p32）2015年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后，公众人物理论入法的呼声再起。有学者认为，出于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众兴趣的目的，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须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3]（p92-98）建议在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该理论。[4]（p84-85）也有学者指出，因公共利益、新闻监督等需要，民法典“人格权编”应该增设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特殊规定。[5]（p11-12）但是，从“人格权编”三稿草案来看，立法者均未采纳上述建议，公众人物理论已经被立法有意抛弃。正如学者所言，以区别公众人物与普通人物为基础展开的隐私侵权法理，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难题。除非必要，勿增实体。[6]（p128）本文以为，民法典舍弃公众人物理论是正确的选择。下文将尝试从公众人物理论的价值适用、规范适用困境、替代性制度安排方面，分析该理论被舍弃的缘由，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