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遵义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为中心

任 虎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桂遵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受业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吴泽，从此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对华东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重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桂遵义专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尤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启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本文拟以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为考察中心，对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主要成就作一梳理，以此反思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①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于1992年1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初版，2020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再版。初版发行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吴怀祺《在总结中思考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读后》（《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与李勇《妙笔着缤纷 绘得三春晖——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3期）二文，对该书的著作特色、理论成就和时代价值等方面作了颇为中肯的评价，但缺少详细、深入的学术史梳理。因该书初、再版之间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变动不大，故文中所引内容皆以2020年新版为注释来源。

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首次系统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传入中国，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乃至“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1]。从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学者接受唯物史观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就不断经历了革命与战火的考验和洗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中，在不断深化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学习中，终于迎来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确立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史学界开展了对唯心主义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建构，兴起了历史研究者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潮，并开始自觉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然而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关于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讨论，却始终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课题逐渐为政府所主导，“计划”和“集体”研究模式逐步确立，研究模式从过去的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2]这种研究模式具体表现为大陆史学界集中讨论“五朵金花”问题，以及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引下进行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而对过去较兴盛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则有所忽视，60 年代初的短暂复兴也因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而被迫终止。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在“反右斗争”“史学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多次政治运动中，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受到错误批判，如吕振羽、翦伯赞、吴晗、何幹之、荣孟源、吴泽、李平心等，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具有难以掩盖的地位，若讨论或回顾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必须涉及，但又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为时代主流，回顾与反思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取向，学术史、史学史研究愈发受到时人关注，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复兴的契机。同时，随着被错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政治危机不再成为干扰和障碍。①如荣天琳《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与戴逸、李华《邓拓与历史科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就是其中代表，二文皆有正名之意。前者以翦伯赞在抗战时期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为主要依据，指出翦氏史学理论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后者论述邓拓的史学活动，包括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救荒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以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桂遵义正是在新时期最早一批对本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正式出版学术专著的学者。

桂遵义在60 年代就已有“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意愿”，并开始“注意搜集和编写有关专题资料长编”，然而囿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原因，“这一心愿难以实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条件继续从事。[3]前言1-21992年，桂遵义在历经了30 多年准备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一书，终于实现了自己在30余年前的夙愿。该书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分为四个时段，对1919至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细致梳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由初创到成为主导地位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以及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著作皆有评述。该书作为新时期第一本全面系统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专题性著作，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迄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

从学科属性和内容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可以归入中国史学史学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也应参照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其主要创始人梁启超在1926年就通过《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明确说明了“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在该文中，从“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讲述了如何写作史学史。[4]219-241这种“梁启超式”的史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等。但其形式与“历史编纂学”相近，写法大抵按照史家、史著、编撰体例、评价的顺序进行，各章节之间相互独立，缺少动态呼应。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虽强化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但将二者有机结合的进程仍难尽善尽美。即使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编写原则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5]327，在具体研究中仍以单个人物或著作所体现的思想为核心，且由于是多为集结独立成文，每卷的史学专文难以动态地将不同时代综合讨论，以展现思想和时代的贯通。

桂遵义受教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吴泽。吴泽作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治学尤其致力于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将这种理念深深影响到他所培养的学生们，这在桂遵义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据桂遵义回忆，60年代初他就在“吴泽师的指导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当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委托吴泽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材后，吴泽就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史学史编写组”，由桂遵义担任“秘书”职务。[6]后记436他在这期间跟随吴泽拜访了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尹达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就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编写的有关原则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程等问题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诲和启迪下，萌生了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志愿。[3]前言1这种理念影响了接下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正式编写，确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探索和总结的编写原则，[7]前言1以及对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分期问题、结构问题等内容的具体研究。[8]5-6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泽与桂遵义认识到在历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1979 年发表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历史研究》一文。他们明确强调历史研究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它的科学体系”。他们采纳了斯大林的观点，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第二，把握在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作的“具体原理和个别结论”。“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阶级斗争”史观、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物质第一等基本原理；具体原理，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或某一方面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而概括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在对待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时，则需要判断他们在不同客观形势下发生的变化。[9]前者提示了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当程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后者要求在具体实践中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并采取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这两条原理提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写作原则，在桂遵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同年，桂遵义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就是在上文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首次尝试，这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率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发声的论文。在该文中，桂遵义对自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发展进程进行了回顾，对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中国古代史、工农运动史、史学理论等领域的实践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评价。他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10]。这种通过对历史阶段的研究并进而概括出时代规律性的做法，正是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历史研究》一文的实践。

1985 年，桂遵义将这种研究理念应用在史学史研究中，对史学史研究的性质和写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发表了《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略论》。桂遵义首先明确了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将其分为“史学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四个层面。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方面，桂遵义强调在史学史研究中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阶级特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史学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批判继承工作为研究方法，以“对各种历史观点、史学思潮和历史记载的兴废更替，按照当时的历史形势，分别予以科学的评价”，来揭示史学史发展的规律。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和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使史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11]

在此基础上，桂遵义于1992年正式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进一步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写作原则作了归纳和总结。首先，桂遵义在正文开篇就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性质做了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根据历史事实研究和阐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3]1这暗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各家各派的评判标准，即需要满足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和通过事实阐发社会发展规律两个标准，这为全书定下了基调。对此，桂遵义在第十一章《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一章中作了详细说明和例证。

桂遵义首先对历史唯物论基本内涵，以及在历史唯物论指导下的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作了精核独到的阐释。他通过对“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方面的归纳，总结出唯物史观“就是要人们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历史”，不能产生“非历史观”，而应“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正是评判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是否“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标准。[3]407-410在此标准下，桂遵义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后版本中对奴隶制与封建制历史分期的认识变化，范文澜坦然承认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犯了“非历史主义”错误并重新修订，翦伯赞对自己过去常用的“以古喻今”方法的反思为例进行说明。他最后总结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正是他们这种“自觉总结治史的经验教训”和“严于自我批评”的优良学风，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3]410-411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突破了中国史学史书写的旧有范式，将唯物史观融入史学史研究，继承并延续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开创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动态交融

桂遵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特色是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动态交融，这主要基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义不容辞的政治使命，这些都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得以呈现。因此，桂遵义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时，尤其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动态交融，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分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一般效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历史分期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这种框架的形成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等因素，其中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典范。桂遵义则采取了略有差异的历史分期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全书共分四编，分别是第一编（1919—1927）、第二编（1927—1937）、第三编（1937—1949）、第四编（1949—1956）。从中可以看出，桂遵义在总体上吸纳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法，但根据学术与政治的非完全趋同性，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凸显了学术与政治的动态交融。其中，1919—1927 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初步成长”，1927—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成长”，1937—1949 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时期”，1949—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次是斗争史观。60 年代初期，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分别委托白寿彝与吴泽主编中国古代史学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材后，白寿彝就曾在1964年公开对五四运动后的史学史研究表达了看法。白寿彝认为：

在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的浪潮不断地高涨，中国史学领域里表现为空前尖锐的斗争。在这里，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像一根红线一样鲜明地贯串着整个史学的发展，这就是五四以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12]

这不仅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更提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脉络中的“一根红线”。这种观点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之一的吕振羽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他的一篇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白寿彝的“设想和提法”深感认同。[13]实际上，吕振羽之前在1961年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员讲解“中国通史”时，同样对如何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提出了自己的框架构想。他强调：

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现在要写史学史，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一些年轻教师问我怎么写？我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首先要写李大钊同志；但自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的。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是文化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化战线又是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战线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时期都是围绕着党在当时的方针、政策，为完成党在当时所提出的任务进行的。[14]17

在吕振羽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发展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之间的斗争，斗争史观是基本原则和线索。同时，他的框架构想不仅为80 年代的李大钊研究热作了预言，而且对重点探究“文化战线”（学术）与“革命战线”（政治）的密切关系做了提示。

1962 年4 月25 日，吴泽曾就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编写问题向乃师吕振羽致函请教，表达出“特别是总的原则精神等，希望得到您的指示”的期待[8]6，现存资料虽不知吕振羽有无回信，但从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前言中“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基本任务，就是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7]前言4一处可知，他极可能已经从吕振羽处获得关于中国近代史学史（1919 年以前）的“指示”，并为接下来中国现代史学史（1919年以后）的研究主线做了提示。在吴泽的“热情指导”下[3]前言2，先后参与编写《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写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桂遵义同样汲取了这一理念，正如桂遵义在2018 年时回顾：

他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们）是学者又是革命者，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而研究历史，其治史立足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史的研究，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批判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3]再版感言517

桂遵义同样认识到斗争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线索作用，指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中国史研究是以现实斗争的需要为前提，他们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斗争中获得壮大，并逐渐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斗争史观的痕迹，如第一编第二章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斗争中初步成长”，第二编第四章第二节标题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文中各处也充盈了“斗争史观”，如在第二编“概论”中，直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进步人士，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科学工作队伍”[3]79。

最后是研究对象的兼容性。桂遵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中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兼容性，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史家的选择上，桂遵义突破了过去仅仅停留在以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和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为代表的少数中共红色史家的范围，能够发掘出以往长期遭受忽略或者因各种历史原因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其中以李平心为典型。李平心自20 年代后期就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史等领域均有建树，然而由于他作为中共党员在1930 年前后与党组织脱联①关于李平心脱离党组织关系的时间，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桂遵义认为是在1928年10月，胡逢祥认为是在1931年1月17日。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5页；胡逢祥：《心忧天下，魂系史学——略论李平心的史学道路》，《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新中国成立后饱受政治运动的迫害，被划为“反动教员”。因此，对他的研究既存在政治风险，也存在是否完全符合纳入研究对象的全部特征的忧虑，从而在以往的视线中较少被人关注。

桂遵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中则充分认识到李平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特辟专节探讨。他通过对李平心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经历的梳理，以其《中国近代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李平心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出发，着眼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革命运动、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等历史事件，及其背后显现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阶级关系变化和斗争、社会性质变化等方面。在桂遵义看来，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不管在体系、内容及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均达到当时最高水平。《中国近代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214-225。此外，他还将视线关注到非历史学者，如王学文、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参战，撰写的一些论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81。

第二，桂遵义能够兼顾到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工农运动史（革命运动史）、经济史、中国史（民族史）、世界史、思想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中，他广泛而深度地探讨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吴泽《中国历史简编》、李大钊《史学要论》、李达《现代社会学》、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社会发展史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多领域的著作。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桂遵义突破传统的史学史范畴（史家及史著），能够关注到学术体制的改革、理论学习运动、研究计划等，这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桂遵义关注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史学界变革。在史学领域，通过掀起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和批评唯心论的斗争，逐渐确立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在世界史领域，通过政府设置成立亚洲史组、国际关系研究所、非洲研究室，组织集中翻译苏联史、美国史、亚非拉史等积极举措，从而取得世界史研究的“开拓性的初步成果”；在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通过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发掘工作，整理出版古文献和专题丛书资料，发行重刊史学期刊等形式，促进了考古学和文献资料整理的发展。[3]403-404

结语

一般来说，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若欲对研究对象作出客观评价，首先必须尽可能将自我提升到研究对象的高度。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唯物史观理论高度，更是展开该项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必备基础。桂遵义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特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一书中，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立统一规律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审视、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阶段的评价标准。因此，桂遵义能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史家群体作出全面的分析。

桂遵义还延续了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家重视“史论结合”的优良学统，重视历史研究中的“实践标准”，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引出固有的、带规律性的观点、看法、结论。只有这样的观点、看法、结论，才能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15]40。因此，桂遵义重视“史论结合”的叙述方式，对史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时代环境来展开，因而具有相当高的信服力和理论深度。与此同时，这也能够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及其著作来追溯时代思潮，寻找规律，以抓住每个时期的不同特色，以实现“点面结合”。

由于过去时代的限制，档案资料获取的难度颇高，桂遵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也存在局限，如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较少注意到非中共学者，乃至国民党派阵营中也有少数学者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同时，较少关注到域外史学的影响，尤其是日本与苏联的因素，在“传播”层面关注不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过程，也是域外史学资源与中国本土史学资源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由被动吸收到主动发声的过程。当然，瑕不掩瑜，桂遵义在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正逐渐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