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考察

于 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经济特区省份，少数民族人口167.52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8.1%；民族地区陆地面积1.6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面积的47.5%。2020年，是海南省自贸港建设的开局之年，海南省内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友好关系，必然成为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中的一大优势。历史上，海南岛各族百姓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交流融合、休戚与共，形成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共同推动了海南的发展。历史上，海南岛各民族发展的脉络是今天海南民族关系发生、展开的历史基础，决定着当今海南民族关系模式的内涵和发展方向。通过梳理海南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历史，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各民族共同走过的历程，也可以为今后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借鉴。

一、海南各民族在形成发展中的自然交融

海南岛上有黎族、汉族、苗族、回族等四个主要的世居民族，其中又以黎族、汉族在岛上时间更为久远，人数犹多。据史书记载，早在2 000多年前的西汉，汉族已经踏上海南岛。然而在汉族到来时，发现海南岛上已有黎族居住。关于黎族在岛上的时间，代表性看法有“在距今约3 000年之前，我国南方尤其华南一带的古百越各族群先后进入海南岛，定居海南，建立家园，经过长期的繁衍生息和融合发展，最后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黎族。”[1]120世纪60年代，也有学者认为黎族与百越族群的之间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提出“(黎)是越族后裔，自是不妥，切勿将之混为一谈”[2]。海南医学院李冬娜教授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黎族族源后，提出：“我们Y-SNP的研究结果再次提示，黎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各支系有共同的百越起源以及与南岛语系的民族基因库可能存在着某些融合。”[3]此研究以科学数据的分析，有力证明黎族与百越族群的之间的关系，颇具说服力。

已经发现完好保存至今的海南岛上众多的遗址遗迹信息，也证实海南岛是人类发源地之一，黎族先民是这些古遗迹的主人。可见，关于黎族族源和黎族何时开始在海南岛上繁衍生息，学术界的说法并不一致。但是，学术界一般公认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居住的民族。虽然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说“据近人研究，海南在石器时代，或尚有矮黑人族(Negrito)居住该地之可能”[4]。1982年10月，在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3次年会上，时任广东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在提交大会的论文《海南岛古代历史的若干问题》中，早在黎族的远古祖先迁列海南岛之前，岛上很可能已有小黑人居住[5]。然截至目前，关于海南岛“小黑人”的说法，并没有现成史料或者考古实物去证实。从先古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都未有提及。提出此说法的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是一种猜测。因此，学术界一致认为，黎族先民是海南岛上的最早之居民。与后来迁入岛上的其他民族相比较，黎族可以被称为海南岛的先住民。

公元前110年，西汉汉武帝时期已在海南岛上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实行行政管理。但是其时，如何对海南进行管理，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甚至时有因海南孤悬海外，地理偏远，要放弃海南的政见占到上风。从西汉贾捐之建议抛弃朱崖镇，并得到元帝认同而行之开始，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放弃海南的政治主张。至乾隆年间，何绛在《平黎立县议》中高谈阔论，曰：“(海南)得其地不足益国家分毫之赋，得其人不能当一物之用，故历代皆以禽兽畜之，大概亦可知矣。地小而气恶，取之且不可以一朝居。立城池、学宫、衙宇、仓库、俸食，徒糜朝廷无虑之金钱耳。”[6]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从汉代至梁朝的几百年间，黎族社会发展相当缓慢，封建化程度进展得也不明显。

出于国家海防安全等原因的考虑，封建王朝对海南慢慢重视起来。至梁朝与大同年间(540—541)，当时该地的俚僚(黎族的古代祖先)1 000多峒“归附”冼夫人，冼夫人“请命于朝”[1]14在废儋耳郡的地方设置崖州。这在海南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封建王朝对海南的管理也开始加强。虽然用现在的视角去看，中央封建王朝在海南设置政治实体，并派遣官员(一般为汉族)担任政治实体的“长官”，事实上加大对海南百姓，早期特别是对黎族百姓的残酷屠杀、压迫和剥削，激起黎族百姓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斗争。在整个封建制度下的各个朝代统治海南的历史上，黎族百姓的起义连年不绝。但是，仍然不能否认，封建王朝对海南的管理，尤其是随之进行的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传播，加快海南黎族社会的发展，加大海南与大陆的联系。随着海南岛的发展进程，岛上各民族间的联系逐渐加强。

西汉，中央封建王朝对海南岛实行统治、进行管理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陆续开始进入海南岛，在岛上安家立业，繁衍生息。经历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2 000多年，汉族百姓迁入海南岛的人数不断增加。慢慢地，汉族人口数量超过黎族人口数量，占到海南岛人口比例的大多数。时至今日，汉族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岛人口的85%，成为岛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自汉族百姓到达海南，就开始黎汉两族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黎汉之开始接触，始于西汉”[7]。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黎汉两族在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他们居住地点上交错杂居、通婚，血统上互相吸收。抛开汉族统治阶级对黎族百姓的残酷压榨，岛上黎汉百姓之间历来是友好的。可以说，黎族有汉族的影响；汉族有黎族的影响。

黎汉交融程度之深广远，最直接的表现为黎族人融入汉族与汉人融入黎族现象。历史上，为了加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巩固和扩大国家在边疆地区统治的基础，努力争取实现边疆地区原有人口编户齐民，最大限度增加在编户籍的户数和人数，是历代封建王朝共同努力的目标。黎族是海南世居的主要族群，实现黎族百姓的编户齐民化，是历代封建王朝政治在海南岛岛经略的重心。南朝的梁朝到唐代(540—905)300多年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统治下，海南的黎族社会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封建因素有所增长。大部分黎族村落走出原始社会。在国家编户政策强大力量的推动下，黎融入汉现象早已有之。唐朝，中央王朝对海南岛实施积极治理，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都已建立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沿海平原一带与汉族杂居或周线制锁十分靠近的黎族先民，已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五代和宋代，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乱，一方面国家派了大批戍守边疆的士兵和封建官吏到海南岛；另一方面，还有大量为了逃避战乱的中原百姓迁移至海南岛，不少来往中原和海南之间做生意的汉族商人，慢慢在岛上定居。他们和黎族百姓一起辛苦劳作、辛勤开垦，带来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改变了黎族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即使处于深山之中的黎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也随之提高。黎汉百姓的共同辛劳，极大地促进和带动着海南岛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从汉至唐近1 000年间海南岛几乎停留在原始社会的状况。封建制度的因素大为增加。

到宋朝，政府的统治力度深入黎区内部。黎区增设州县。北宋大观元年，朝廷置镇州于黎母山峒。在黎区全面推行土官制，授予黎族首领官职，为朝廷进行民族地方的管理。如仁宗皇祐年间和神宗熙宁年间，琼州黎族36峒的首领王二娘率领族人主动归顺宋朝，朝廷封赏王二娘并授予官职。黎族供赋役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宋代[8]。朝廷通过设置州县、军事招募、和平招抚以及主动归化等手段，施行编户政策，不断地把生黎纳入国家纳税人范围。随着生黎的不断归化，黎族和汉族之间的来往也更加频繁。长时间和汉族百姓处于交错杂居状态的黎族，直接接受州县的统治，被编入户籍，为朝廷纳粮当差，和当地汉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逐渐实现与汉族的自然同化。宋元时期的熟黎，越来越多地向往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或者说是传统中华文化，自愿融入汉族并认同汉族，渐渐成为汉族的一部分[1]17。

到明代，海南沿岸地区的发展呈现愈加向上的态势。黎汉杂居地不断扩大，黎汉交错杂居愈加发达。同时，汉文化踏至纷繁，影响愈深，汉族丰富多彩的语言、诗歌、民间故事，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有节奏的、相对有保障的农耕生活方式等，都逐渐影响黎族百姓的思维和行动。汉族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传入，促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黎族更加向往汉文化。其时，文昌、琼山及儋州等地的黎族已经全面地主动开始向朝廷交纳赋税。这在当时的朝廷看来，无异是一项突出成就，甚至算一件不世之功。明代后期，黎族和汉族百姓之间在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多，在文化上的影响越来越大，通婚也变得寻常。黎族原本特有的民俗民风日趋减少，逐渐与汉族不分彼此，“饮食衣服与民人同”[9]。于是，包括今天屯昌、琼州、万宁一带的黎族，已不再被视为黎族。

到清代，黎汉融合更加明显。清初时，许多靠近汉区生活的黎族，在使用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已和汉族无异。早在明代，文昌、会同已有“无黎”[10]116之说；清初，澄迈的黎族与汉族融合，呈现“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10]116的面貌，出现“澄迈无黎”说。即使是开发比较晚的崖州地区，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当地黎族也不仅在饮食习惯和衣服穿戴上，而且在语言交流、经济活动、读书学习等方面俱与汉人同矣。清朝，至近代开始之前，海南岛上的黎汉杂居区不断扩大，杂居程度也不断加深，正是汉中有黎，黎中有汉。许多黎族与汉族自然同化，和当地的汉族已无甚区别。即使聚居在深山之处的黎族，无论熟黎或是生黎，也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黎族封建社会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黎融为汉的主要动力来自封建王朝在海南上推行的“编户齐民”政策。相反，汉融为黎主要来自民间自然涌动的力量。汉人黎化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名相李德裕后裔化黎事件。李德裕是唐赵郡赞皇人(今河北赞皇县)，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梁启超将其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被称为封建时代六大政治家。唐宣宗时期，被皇帝忌惮位高权重，贬为崖州司户，“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为獠夷。族亦有数百人，自相婚姻。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见之。其状与獠夷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命，至今尚存其冢”[11]。这是明万历年王兆云在《漱石闲谈》中记录的正德年间，儋州官员在崖州与李德裕后人相见的经历。1962年3月，郭沫若《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考证了李德裕贬至海南及后代留在海南的历史[12]。学术界对李德裕后人化黎事件的存在，几无争议。

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史馆校勘李心传等记载，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福建籍商人多有被台风吹落船只，流落海南岛，又失去货物，无以为继，迫于生存，落脚在黎区生存下来，“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13]。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认为，“湖广、福建之奸民”[14]是宋代熟黎的重要构成。“湖广、福建之奸民”与破产闽商之间有没有内在关系，尚无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同原因自岛外而至的汉族百姓是宋代“汉化为黎”的主要来源。明代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逃避差役的本岛汉人成为“汉化为黎”的主要来源。自永乐四年至宣德年间20多年，抚黎知府对百姓欺压甚重，不只在钱财上横征暴敛，而且征召士兵前往艰险之地，往往有去无回。于是，汉人有组织、有规模地“多背本府，去投抚黎知府部下躲差”[15]。这成为历史上并不多见的集体“汉化为黎”，虽数量不好考证，但是影响很是深远。至万历末期，岛内府、州方志，描述汉人化黎的现象时，写道：“旧传，本南、恩、藤、梧、高、化人，多王、符二姓”“因从征至者，利其山水田地，占食其间”“又多闽广亡命”“本省土人，贪其水田，占其居食”[16]。至此，总结古代“汉化为黎”的总体情况，可以得出判断，“汉化为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为逃避差役而逃至黎区；二为迫于生计而落籍黎区耕种田地；三也有或因经商或因贬官或因服兵役等个人不同情况，长期居住黎区，实现的自然同化。

海南苗族是以广西苗兵为主体，结合自然迁徙者的后裔与其他民族成员融合的后裔，不断发展壮大而成的[17]。广西苗兵被朝廷强制征调，到达海南岛，然后定居下来，成为海南苗族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数量的苗族，是岛外或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逃亡，或为被战争和生活所迫流离失所，最终漂洋过海，迁徙至海南岛谋生的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百姓。海南苗族中还有一个普遍流传的故事，说苗人是从广西坐船过海来的。坐船过海，船到海中，遇到狂风恶浪，幸得神灵保佑，才来到海南岛[18]。苗族自来到海南岛，就和包括黎汉在内的其他民族一起，投入到开发海南岛的生活中来，也在交往中和其他民族相互渗透。时至今日，海南苗族和其他地区的苗族，虽同称苗族，但在很多具体的风俗习惯上却有很大不同，带有明显的海南特色。从这里看出，海南苗族在海南岛上繁衍生息的过程，也是与岛上其他民族相互交融的过程。这种交融，既有通过通婚等事件完成的血缘融合，也有通过文化交流完成的文化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黎、苗之间不通婚，但苗、汉通婚的现象并不罕见。

海南黎、汉、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和其他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融合，海南回族亦有此现象。海南回族来源于越南中部的古占婆国(或称占城)。海南回族从占城迁徙到海南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经过从最早时间至明代，长达数百年的一个历史时期，才陆续完成。至于回族来海南的最早时间，“估计是唐代的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宋代”[19]35。王献军在《海南回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记载：海南三亚、陵水地区发现的穆斯林古墓群，“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这些古墓群都是唐代的”“极有可能是唐代来海南的穆斯林留下的遗迹”[19]14。《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九月，“儋州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家百余口内附”[20]。文中蒲罗遏是有文字正式记载的第一位落籍于琼的占城穆斯林[19]20。至于回族来岛的最早时间究竟是唐还是宋，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进行验证。而今天我们知晓的是，到了元朝，海南岛上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回族。番民所就是当时元朝政府在海南设置的，专门管理外来穆斯林侨民的机构。回族迁徙至海南岛的原因，最主要的大体有三点：一是政治军事原因，为了躲避战乱、逃避赋税，躲到岛上；二是经济原因，为了买卖商品、通商贸易，来到岛上；三是同是生活在海边地区的越南占城回族为飓风所趋，落脚岛上。经过移居占婆和海南岛的两次经历，通过和占婆与海南岛当地人的两次混血，海南回族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回族相比较，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融合特征。1931年，德国学者史图博考察羊栏地区(今天的凤凰镇)的回族时发现，该地区的回族人人体特征，有两点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回族的特征。一是中原人类型扁鼻子，中低鼻梁，颧骨隆起突出，胡须垂直；二是阿拉伯人类型面小而具有细小的勾形鼻子，胡须向上弯曲[21]。从此人体特征上就可以看出，海南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和岛上其他民族，尤其是和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后裔的密切交往和相互融合。

任何一个民族形成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民族关系也是通过民族交往具体实现与体现的”[22]。在封建王朝“编户齐民”政策的影响下，以各民族间互相通婚为主要手段，文化上的相互吸引为主要动力，海南岛上各民族在自身发展的历史上，都已经出现包括血脉上相互交融的亲密关系。血浓于水，这样的历史事实成为从古至今，海南各民族团结友好，亲如一家的重要基础。

二、海南各民族在文化渗透中的相互交流

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并未得到中原王朝的重视。随着汉族的不断迁入岛上，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也可以称汉文化，自然形成对黎区的辐射散播效应，影响了黎族社会的发展。黎、汉两族，包括后来上岛的苗、回和早期就在岛上的黎、汉两族，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的不断交流，形成今日之汉、黎、苗、回等族在文化乃至语言使用上的相互影响。又因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汉族文化一直处于明显先进状态，黎、苗、回等少数民族在文化上都深受汉文化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黎、苗、回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未有自己的文字，一直使用汉文字做通用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帮助下，黎族曾经制定过自己的文字。但因为使用人数太少，且黎族已经习惯使用汉字，黎族文字没有推行开来。海南回族源于古代越南的占婆国没有把占婆国的文字——占文带到海南，在海南回族中甚至找不到任何占文使用的痕迹。回族虽宗教活动中也有使用阿拉伯文，但那不能算作是回族自己的文字，只是一门外语而已，而其他更多场合和时间，回族亦是使用汉字。统一使用汉字。汉字的通用，已然是各民族一种延续历史的传统。汉文的统一与通用是全国各民族沟通统一的重要工具，也成为一道无形的万里长城，成为全国各民族谁也离不了的一道天然屏障，海南岛各民族亦然如此。

另一方面，明清前的封建统治王朝虽并未尽心海南管理诸项事宜，但所派官员在岛上开设学校，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教化岛上少数民族民众。该项举措，在明清时期被大力强化，明清两代王朝，均在岛上，包括深入黎族聚居的山腹偏远之地，广泛开设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读书，让他们“粗通华语，略识汉文；宣讲圣谕广训，使知礼仪法度之大端，且免为奸民所愚”[23]。崖城学府，中国最南端的学府，始建明朝，后经不断修缮，近年，崖城学府还被重新维修，在2020年春节期间以焕然面貌迎接四面八方的访者。几百年来，崖城学府教化了无数民众，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先后下诏，令天下府州县建立学校、开办社学，尤其在“蛮夷之地”推行“文德以怀远人”“兴文教，以变夷俗”[24]103的方针，并且给入学者相当大的福利政策。比如，在府州县学校里学习的学生，即有机会取得从童子到生员的名义，生员待遇类似官吏，不用服徭役，还被给予一定数量的钱粮。生员定额又会有限制，增加学校、学子间的竞争力度。一时之间，形成各地争相办学，各地学子争相好学的峥嵘景象。海南教育也在该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各县纷纷建立社学，官私学校数量都大大增加。这时期的海南地方官，重视本地文化教育，视办学为重要的施政方针。比如宋希颜、王伯贞、徐鉴等历任琼州知府时，均积极增拨经费、修建校舍，多方面筹措办学条件。这些举措不仅惠在当世，而且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此外，岛上的名流学者对办学也非常热心。比如，和海瑞同被誉为“海南双壁”的邱浚，初入仕时，创办奇甸书院。成化八年，在府学堂后开办藏书室，供学子阅读。琼山的唐宵，官至户部山西司主事，丁优回乡期间，创办西州书院，并为本岛百姓写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正德琼台志》等书。其时，海南岛上在开办学校时，还特别重视创办民族教育，弘治十年(1497)，海北盐法道建立大小英、感恩等盐场的三所社学；万历三十一年(1603)，成立水会所社学。显然，加强民族教育，不只是教育少数民族子弟，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民风民俗的转变，更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培养民族间感情。

在科举考试上，长期以来，海南儒生需横渡琼州海峡，跋涉至雷阳(今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海康县)方能参加院试。交通极不便利，涉海亦不安全。途中还多盗匪，既多费钱财，又颇多风险，甚是艰辛。万历四年(1576)，海南定安人王弘诲时任会试同考官，向皇帝递交奏疏，请在海南设提学道，即在当地设立院试考场，让海南儒生就地参加考试，这就是著名的“奏考回琼疏”[24]103。奏疏得到万历皇帝恩准，下旨施行。此举巨大地促进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此事之后，海南岛上读书风气日盛，形成书生鼎沸之势，培育了许多饱学之士。出现一批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明朝政府为官并身居高位者，并且造就如邱浚、海瑞、唐宵这样，在全国都有重大影响力的名儒大臣。根据史料记载，海南岛上在宋代登进士者只有12人，元代没有，至明朝一代，海南岛上登进士者多达62人，中举人者更有594人，这样的盛况被誉为“海外衣冠胜事”，震惊全国。除了科举考试，到了明朝，还有通过荐举方式，使民族地区生员成为贡生的现象。其中，崖州地区的民族生员因荐举成为贡生的有42人之多。诚然，体现王朝意志的汉文化，在本岛推进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阶段性和强制性。然这样的文化教育盛事，极大地促进海南岛上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带动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唐宋以来，海南岛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很多官员、文人前后被贬谪此处。被贬谪至此的这些官员、文人中，不乏身处逆境，仍心系天下的有识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唐代的韦执谊，宋代的苏轼父子等。苏轼父子被贬儋州，生活很是困顿，贫苦的黎族百姓就把自己也不多的酒肉薯芋等馈赠给他们。苏轼居琼三年，从心绪难平，到过着自得其乐的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得到黎族百姓很多帮助。苏轼和黎族百姓结下深情厚谊，对海南产生深厚的感情，甚至把海南认作自己的第一故乡，把后来离开海南仅视为一次远游。离开海南后，苏轼还发出“蛮歌与黎唱,余音犹杳杳”[25]的感叹。贬官如苏轼等在岛期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其中最为百姓赞许的是他们看到海南学校凋敝，人民的文化观念落后，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改变海南文化教育状况并产生良好效果的作为。“贬谪便成为中原先进文化在海南传播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26]贬官、文人个人开设书院、开馆授徒的文化传播方式，虽然速度缓慢、规模也不大，但仍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交流在海南历史上也从未间断，而且显得更加源远流长，各种不同背景的文化在一起互相交流与吸收，从而出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新局面。宋元时期是黎族、汉族百姓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除封建官府和统治阶级外，黎族汉族百姓一向是团结友好的。千百年来，女纺织家黄道婆的故事就一直被百姓津津乐道。黄道婆出生在今天的苏州地区，命运多舛，流落崖州(今三亚市)，得到当地百姓的厚待，并有机会向黎族姐妹学习该时先进的黎族纺织技术。后来，回到苏州后，黄道婆把黎族的纺织技术传授给苏州一带的百姓，并创造出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黄道婆的经历，不仅促进我国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见证了民族间的传统友谊。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还突出表现在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中。方志中记载，元朝就有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对黎族传统神祗“黎母庙”的祭祀。清代《正德琼台志》记载，自元朝已有的黎母庙移至“在小西门内大街”[27]540，且有寓士数人筹募金钱重新修建。这表明，黎母庙的香火在岛内各民族间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之久。至明嘉靖中后期，随着汉文化在岛上占据主流位置，文昌祠取代了黎母庙之后，也同样受到包括黎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百姓的敬拜。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显示了民族间自发的源源不断的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海南历史上，通过各种途径展开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持续，从未停止。各民族在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历史中，又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本色，形成了今天海南岛上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为我们保留了取之不竭的宝贵的文化财富，成为今天海南发展中的一面鲜亮多彩的旗帜。

三、海南各民族在经济活动中密切交往

中国历史上，虽也有过民族分裂，但终究成为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其中，因为各民族经济成分不同、经济格局不同而进行的从未间断的经济交往，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这一点，在海南各民族间的关系构建中也不例外。

黎族百姓生活在岛上的中西部地区，“由五指而西而北，绵亘数百里”[10]116“黎内多崇山峻岭，少平夷之地，然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黎族居于山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一家一户从事田间作业”[10]117自古以来，黎族百姓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解决族内的生活用度。黎族人生性豁达，对钱物无过多追求。虽生活贫苦，“黎人弗宝金银，黎人之富试牛之多寡焉”[29]，如若不为外界力量欺压，亦自得其乐。黎区虽地处深山腹地，然物产丰富，如海南岛著称于世的“沉水香”等珍贵香料，又如《黎岐纪闻》就详尽列举“花梨木”“楠木”“万年青”“鸡心、凤眼等木”“总管木”“桄榔”“藤”等，或为香木、或可药、或为寿材等珍稀物产，均出自黎区。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黎族百姓用刀耕火种的传统方式，培育出优良农作物品种。如“山栏”稻谷，“其粒绝白,味颇香美”[10]117，一直为当地汉族百姓推重。时至今日，白沙地区在山栏稻谷成熟时举办的山栏节，还是各族百姓一起参与的盛大的节日。黎族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得也很好。早在宋代，黎族百姓的棉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黎族妇女手工编制的黎锦在岛内外都广受欢迎，最明显的有黎锦、黎单、黎幕等，到了清代，黎锦品质更有新的提高，“以吴陵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瑰丽可爱”“黄文裕赋云。机杆精工，百卉千华”[28]。黎族人还善于用藤做各种器具，如黎兜鉴，刀篓等，也深受海内外所喜爱。此外，黎族地区也出现了矿产开采，如崖州的黎田，就“有商人以金贸而淘之”[16]56。丰富的黎地特产，不胜枚举。

黎族人喜经商，“熟黎尝出贸易，生黎不至城市”[16]56。然而，盐、铁具等生活必需品和主要生产工具，却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从族外获得。古时，汉商游走在黎区的买卖经营，就成了满足黎族人需要的重要途径。黎族生活和生产所需“矢刃之资”[29]和生产工具，主要依赖福建、广东一带的商人来往黎区进行的贸易活动，多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获得。盐巴等生活必需物资，则是“仗熟黎及鱼盐贸易”[30]。在早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虽然常常有狡猾汉商欺黎族人淳朴，进行不等价交换现象，但黎汉贸易，在岛内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促进了海南商业贸易的发展，也成为黎汉两族百姓之间日常往来的最主要的活动。越来越多的黎族百姓以各种农产品，手工艺品和土特产从汉商手中换回盐、米、鱼、铁器、瓦器、牛畜等必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汉商将黎区土特产运往内地贩卖。也有少数黎族被汉商雇佣，进入深山采藤、采香、伐木等。

海南岛地处南海交通要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商人往来大陆与海南之间贩卖商品，获利良多。因此，许多内地汉商频繁往返，海南岛的商业活动一向比较活跃，长久发展，形成了地方性商业中心的墟市。宋元时期，墟市已经比较发达，多有设在城内的墟市。明代的墟市数量大为增加，分布也更为稠密。除了城内设有墟市，凡有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也都设有墟市。据《正德琼台志》卷十二记载：全岛共有一百多个墟市，分别设在琼山、澄迈、临高、澹州、文昌、定安、会同、万州、乐会、昌化、崖州、感恩、陵水。其中三分之一集中在琼山县[27]283-285。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达和墟市的蓬勃兴起，海南岛的海上运输也快速发展。宋代已有许多重要的商业渡口。如琼州的白沙津渡常有外国朝贡船停泊。明代的渡口数量成倍增加，《正德琼台志》记载的大型渡口就多达几十个[27]288-298，其中最著名的海口渡，“南风半日”[27]289即可渡过海峡到达徐闻。当时岛上出产的槟榔、椰子、牛只、香料和花藤等土特产，每年都经由渡口，运往广东地区，再转销内地各大城市。海南岛出产的这些商品，一直是内陆城市百姓的心头好。通过贸易往来，加强海南岛和大陆之间的亲密关系，方便百姓的往来和迁徙，广东大陆的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海南岛。而且，古时的许多墟市就出现在黎汉两族毗邻地带，大大地促进汉黎民族间的商品交流，也加深了黎汉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

海南岛靠海临山，景色秀丽，岛上陆地面积的交通并不便宜。尤其在封建王朝阶级压迫的历史环境中，少数民族多被赶进地势崎岖的深山腹地、高山之上。如生黎长期生活在五指山、黎母山山腹中，苗族在解放前都生活在山区。为了发展岛上经济，加强百姓联系，发展岛上的陆地交通是应然之举。海南琼山人，明朝清官海瑞上奏《平黎疏》中提出修建“十”字道路的构想。遗憾的是其构想被搁置将近400年。后来，清朝张之洞在《抚黎章程十二条》中首提“开通十字路”[31]。清光绪年间，在冯子材的指挥下，官兵和民夫一道，开通贯穿全岛的井字大道，及遍布各县的小道，共计3 000条。便利的交通带来活跃的经济。各民族百姓的生活都相对富足也拉进各民族百姓间的距离，民族关系也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海南百姓口中一直流传的“东西南北走，不如北黎与海口”的俚语，表明当时黎族和汉族百姓在稳定的生活状态。这种稳定必然包含民族关系的稳定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居住在五指山腹地的部分黎族百姓，因为缺乏和外界联系，一直处于原始公社制残余阶段。然而，这些事实表明，各民族间来往越密切，越能够相互促进彼此的发展。

密切交往的经济活动中赢得发展，收获民族感情的不只是黎族、汉族，其他民族亦是如此。比如苗族擅长制作工具、采制草药，农耕非其所长，又在山上生活，缺少新鲜鱼虾。所以，苗族就拿自己制作的精巧的工具和草药等，和其他民族交换粮食和海鲜。因此，虽然古时，苗族没有下山，但是也通过贸易往来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回族有经商的传统，也善经营，所以回族虽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还是在经济来往中，和其他民族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专事捕鱼为生的海上人家(包括疍民、回民)，其在“耕海”中所获得的产品，部分作为贡品、缴纳鱼课米(万历之后，皆以折银方式上纳)，也以“鱼—银两—米”或者是“鱼—银两”的贸易途径加以实现。

如上所言，由于文化分层、阶级压迫等客观存在原因，海南岛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混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所居之地，地势走向不同，物产不尽相同。为了保证各族群的正常生产、生活，货物贸易成为沟通有无的重要手段。到晚明时期，经济来往已经逐渐成为岛内各民族群间相互联系的主要方式，同时密切交往的经济活动也推动了民族的共同发展。

结 语

关于如何管理少数民族问题，《礼记·王制》中已经明确提出“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32]。这项民族政策一直为封建统治者们所认同。因此，我国历史上，虽然也明显存在过，有些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强迫同化，但各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在管理少数民族时，更多地是实行“因俗而治”。在整个封建时代，总体而言，并没有强行迫使少数民族放弃其固有的制度和文化习俗，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间屠杀灭族现象。我国几十个民族始终在一个统一国家内共同存在，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海南历史上的各民族同属一个国家，有过矛盾，有过斗争，但主流表现中最凸显的仍然是民族团结。因而，海南上至今保留了除四个世居民族，还包括藏、彝、壮等民族在内的共30多个民族。这种绮丽多姿的民族文化成为今天海南发展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虽然在封建统治阶级对海南进行统治的各个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统治者和剥削阶级压榨少数民族，抢夺他们的资源，直至把他们赶至深山和闭塞之处，谈不上什么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意识。以各统治阶级对黎族的政策为代表而言，就不断出现因为剥削过度，引起黎族百姓反抗，再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历史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在各封建王朝对黎族的政策中，还有“抚黎”的做法，尤其明清，“抚黎”政策在更多时候是得到更多支持和更多执行的。并且，愈是“抚黎”政策占据上风的时期，愈是海南地区加快发展的时期。

况且，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百姓之间还是平等友好的时候多，互相帮助的时候多。各个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各民族间的交融、交流、交往，表现在海南历史进程中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海南各民族在发展自身历史的基础上，共同谱写了海南的历史，形成了海南岛上多民族交错共存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互动频繁，形成亲密的族际关系。而且，海南岛自西汉时期接受了国家行政统一管理后，再没有从国家主体中分离出去。在这方面，海南各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友好团结互助，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应该说，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排至前十的边疆地区，从海南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来看，海南省具有民族团结进步的深厚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