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婚姻观

赵宏岩

西汉时期，伴随着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新的统一国家开始产生;西汉时期的男女婚姻观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趋同。西汉早期男女较多的继承了先秦遗风，其思想较其他朝代开放，相对自由、爱憎分明，有一定的和离、再婚的权利。汉武帝后，大一统思想开始占据主流，三纲五常思想盛行，早期婚姻观逐渐转变，从自由开放走向封建保守，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

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形态的发展方向来看，汉代是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开始改变的时期。西汉早期，统治者推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人们在婚姻关系中有着其他朝代不能相比的相对的自由权利，即包括择偶、和离、再婚等权利。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也有较高的地位，夫妻双方关系相对比较平等，男尊女卑观念没有完全形成。汉武帝后，随着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渐形成，婚姻的自由度逐渐减少，相对较多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式下的封建传统婚姻。

1 西汉早期的婚姻观

1.1 自由平等

西汉初期，大致时间是从汉高祖到文景时期，由于秦末战争的影响，统治者采取黄老思想进行无为而治，导致西汉早期的男女婚恋观相对开放。当时的社会风俗并不提倡女子一定要“从一而终”，一生只有一个丈夫，也不要求女子在丈夫死之后也一定要为丈夫守贞节，这时的男女不仅在婚姻选择权上的有一定的自由，在和离与改嫁再娶方面同样有自由。西汉时期的婚姻律法规定了妇女可以在四个方面主动提出离婚：①丈夫的品行不行;②丈夫患有“恶疾”;③女方家庭与男方家庭拥有巨大而且无法调和的矛盾;④丈夫家中非常贫困，夫妻双方难以生活。《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这就是第四点的具体体现，家庭贫苦，女子可以主动请求离异。再如《汉书·张耳传》载：“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这充分显示出西汉时期女子在婚姻上的自由权，可以完全自主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这位富家小姐没有因为解除婚姻关系而被世俗指责，产生心理压力。婚恋的自由度取决于西汉统治阶级对婚姻关系采取宽容的态度，宣扬社会主流思想，允许百姓有相对的自由权利，使得这一时期的人们有了比后世更多的开放和自由的权利。

西汉时期，除了上文提及的女子在婚恋方面的主动权外，更多体现了男性在婚恋方面的主动权。如《汉书·元后传》记载：“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后以妒去，更嫁为河内苟宾妻。”汉元帝皇后的母亲李氏原是大臣王禁的原配，因为对她丈夫娶很多小妾不满就以妒忌之名被王禁休妻。据《汉书·陈平传》记载，陈平的父母双双逝世后，陈平与兄长陈伯笃生活在一起，他的嫂子抱怨他总是不从事生产活动，便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平的兄长是陈伯笃，听到这样的话“逐其妇弃之”。西汉时期，虽然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没有完全社会化，但是在婚姻生活中，男子仍较多地占据着婚姻的主动地位。

1.2 早婚早育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就必须要求人口快速增长。西汉初期因秦末战争赞成的社会凋敝，百姓生活困苦，虽然实行了黄老思想，但是人口锐减，短期内无法挽回。朝廷只有通过早婚早育的办法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6年）曾经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如果未婚的青年女子到了適当的年龄不嫁人，就要征收高于其他人5倍的人头税。男子同样如此，就是这样在民间出现了“男十五而娶，女十四而嫁”的早婚早育的习俗。

汉朝的皇帝也大都有早婚的经历，汉惠帝刘盈在娶他的外甥女张皇后张嫣的时候，张嫣年仅十岁，同时汉惠帝刘盈与张皇后的婚姻也是父母之命下的悲惨写照。在西汉时期的男女婚配中，大多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传上》：“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西汉时期的早婚习俗对现代影响很深，尤其是男子比女子年龄稍长为宜。但是这种早婚早育的婚姻观，虽然达到了增长人口，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可是早婚、早育也导致了后代出现生理缺陷，身体矮小，身体素质低下和生命短暂等诸多问题，对当时社会及后世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和社会隐患。

2 西汉武帝后婚姻观的转型

2.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百姓的婚姻状况不仅广泛地影响着出生人口的质量和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的地位。家庭作为国家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安定与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为了达到维护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很多王朝的统治者都会在各地设立官方媒人。据《三国志》记载：汉武帝刘彻统辖蛮荒之地——百越时，就曾下令设置过官媒。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提出“三钢五常”，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最基础的伦理道德，同时也成为维护宗法社会的重要支柱，致使广大妇女已从被动服从到自觉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成为社会潮流， 认为只有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正当的婚姻。在西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要体现在六礼之中。通常所说的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种礼节，就是指从议婚、相亲到成婚的六种礼节。

据《太平御览》记载，董仲舒在《春秋决狱》中提及：“甲夫乙将船， 会海风盛， 船没溺流死亡， 不得葬。四月， 甲母丙即嫁甲， 欲皆何论。或曰， 甲夫死未葬， 法无许嫁， 以私为人妻， 当弃市。董仲舒曰：臣愚， 以为春秋之义， 言夫人归于齐， 言夫死无男， 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 听从为顺， 嫁之者归也， 甲又尊者所嫁，无淫佚之心， 非私为人妻也。明决于事， 皆无罪名，不当坐。”由此可见，父母之命已经成为西汉时期婚姻中维持婚姻秩序的基石，逐渐成为缔结婚姻的一个必要程序。

2.2 门当户对

中国自古就有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说法，竹门和木门标志着不同的家庭性质、政治性质和不同的社会地位。门当户对观念的流行始于西周时期时期，周武王为了达到保证血统高贵的目的，对婚姻制度做了严格规定。汉武帝即位后，男女双方在择偶时，对对方家庭财产和门第情况的考虑逐渐成为婚姻缔结的首要条件，人们在为自己或者为子女选择配偶时，门当户对的观念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按不同的家庭等级划分为彼此绝难相通的婚烟选择范围，成为西汉时期内长时间内左右婚配的一条重要准则。为了保住显赫的家室，皇亲国戚不与平民通婚，只在名门大族中通婚，形成了门阀婚姻。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使得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封闭的婚姻圈，加上古代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交流被隔绝，远距离婚姻更难以实现，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社会更加封闭。另外婚姻圈逐渐狭小也提高了近亲婚配的发生机率，直接导致后代出现生理缺陷，身体素质低下和生命短暂等不可抗拒的因素。

门当户对观在西汉是一个逐渐变强的时期，门第观在西汉时期的皇室更加普遍，甚至有规定汉代的公主所嫁必须是列侯。在西汉后期，门当户对婚姻观变得越来越重要，据班固《汉书·外戚传上》载：“许后之废也，上欲立赵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婕妤父临为成阳侯。后月馀，乃立婕妤为皇后。追以长前白罢昌陵功，封为定陵侯。”太后不赞成汉成帝想要立赵飞燕为皇后，认为赵飞燕出身卑微，后在太后的指示下，在通过提高赵飞燕父亲的身份地位后，立赵飞燕为皇后。这时的门当户对已经成为左右婚姻的一条重要标尺，在选择配偶上和婚姻生活中对门第的重视与西汉初年有了很大的差别，对门当户对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西汉时期在婚姻成立的实质条件中重点提及门当户对，可以看出门当户对观已经成为婚配的标准之一，这也表明西汉时期的婚姻观念逐渐已经从松散变为严格。

3 西汉婚姻观对后世的影响

西汉时期是封建婚姻形態的确立时期，从早期相对开放自由的婚恋观过渡到了后期完全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左右的封建婚姻，这是儒家思想逐渐社会化的历史见证，对后世的婚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 西汉早期开放自由的婚恋观增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促进了社会单元的流动与文化交流。西汉早期，男女双方都有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广大青年有着较多自由追求的自己婚姻的权利。婚姻制度与习俗远非后世那样严谨，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发展中。西汉的自由的和离、改嫁与再娶，都是现在社会积极提倡实行的，尤其是西汉时期对于夫妻和离、改嫁与再娶等都等闲视之，尤其对妇女的身心健康有利，体现了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亦促进了相关主题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3.2 西汉后期的封建婚姻观对后世社会的不利影响。对于唐宋时期的婚姻产生的较大的影响，宋代朱熹提出的三纲五常，对于当时妇女的婚姻生活产生较坏的影响。西汉时期的自由择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流行下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门当户对相互结合，也间接导致婚姻圈的狭小，而且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使得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的封闭的婚姻圈，加上古代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不同的群体被隔绝，远距离婚姻很难实现，这样导致了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更加封闭。另外婚姻圈更加狭小也导致了后代出现生理缺陷，身体素质低下和生命短暂。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