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解《诗》立场再探
——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为中心

黄 睿，秦跃宇

（1.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2.湖州师范学院 求真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对于焦循的治学立场，以往学者似乎有着相悖的观察。近人刘师培指出，“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惟焦（循）、阮（元）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1]1896。张舜徽先生认为“焦氏对于做学问，提倡创造，反对保守。主张融会众说，反对固执一家”[2]126。然亦有学者指其经学研究存在门户之见。何泽恒《焦循研究》评价云：“里堂论学，极恶拘守门户之见，其于时人专汉据守之习，亦屡加指摘，而己则不免于自陷。”[3]209-210又谓焦循“虽亦深恶乎汉宋门户之相争，力辟执一据守，而一代学术大趋之尊汉袒古者，终莫能脱身其外”[3]225。如果说刘师培与张舜徽先生强调的是焦循主观治学论调，那么何泽恒教授则敏锐察觉出了焦氏论学主张与其治学实践之间的矛盾性。

以往研究多认定焦循站在扬毛抑郑的立场上研究《毛诗》。何泽恒《焦循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1999年）、赵航《扬州学派概论》（广陵书社2003年）、陈居渊《焦循阮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刘玉国《<毛诗补疏>探究》（台北万卷楼2016年）、孙向召《乾嘉<诗经>学研究》（扬州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魏菊英《清代诗经学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高婷婷《嘉庆时期<诗经>文献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蒋倩《焦循<毛诗补疏>训诂研究》（扬州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皆认为焦循《毛诗补疏》有宗毛倾向。在上述论著中，对焦循扬毛抑郑问题分析较为详尽者是赵航先生。其《扬州学派概论》将焦循《毛诗补疏》之内容概括为笺失传义、笺不解传义、笺迂曲、笺浅而传深、辨笺误谬五个方面。①赵航《扬州学派概论》，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40-143页。在赵航先生所列十个例证中，仅三则体现出扬毛抑郑倾向。②第一，“笺失传义”下有四例，焦循于此四处皆旨在辨析毛、郑异同。第二，“笺不解传义”下有两例。“窈窕淑女”条，焦循意在驳正《毛诗正义》，实非责难郑《笺》；“人尚乎由行”条，焦循于郑《笺》仅曰“不协”，扬毛抑郑倾向并不明显。第三，“笺迂曲”下有两例，存在扬毛抑郑倾向，但尚未体现出回护《毛传》之举。第四，“笺浅而传深”下有一例，有扬毛抑郑但无曲护《毛传》倾向。第五，“辨笺误谬”下有一例，焦循认为郑《笺》解“关关雎鸠”并无谬误，赵航先生误读焦循。但三则例证所涉郑《笺》对诗义确有揣测和引申，故焦循在此情形下的扬毛抑郑只是一种客观判断，其主观立场尚难得知。因此，进一步探究扬毛抑郑是指焦循客观辨析毛、郑优劣，还是主观曲护《毛传》，便显得尤为必要。

较而言之，其余著述对此问题之论证则稍显简单。洪湛侯先生与何泽恒教授并未对焦循扬毛抑郑问题进行举例分析。③洪湛侯《诗经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2页。何泽恒《焦循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陈居渊教授证之以《毛诗补疏》卷三“今者不乐”条和“公之媚子”条，④陈居渊《焦循阮元评传》上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孙向召所举亦为“今者不乐”条，⑤孙向召《乾嘉<诗经>学研究》，扬州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然焦循于两则条目皆云郑《笺》“非毛义”，即仅辨析毛、郑异同，未发高下之论。魏菊英所举《毛诗补疏》卷一“窈窕淑女”条已见于赵航先生《扬州学派概论》，此条《毛传》训解不误，焦循从《传》实属正常，难以证明其有扬毛抑郑倾向。高婷婷仅据《毛诗补疏》卷二“招招舟子”条，认定焦氏存在十分明显的扬毛抑郑倾向，但焦循于此条实际只表明《笺》解“招招舟子”与毛异义。蒋倩同样指出焦氏《毛诗补疏》存在过度依据《毛传》之问题，并证之以卷三“俟我乎巷兮”条。《毛传》此条训解有误，焦循从之确有不妥，然孤证不为定说，其解《诗》立场尚需深入探研。

焦循是否有意识地“扬毛”“申毛”甚至曲护《毛传》，很难从短短五卷的《毛诗补疏》中找到足够实例来证明。事实上，焦循本人也并不希望在考证中呈现出执守一家的姿态，其在早期著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中就反复申述自己“不敢为毛、郑謟”[4]，“毛、郑有非者，则辨正之，不敢执一以废百也”[5]。与《毛诗补疏》不同，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更加注重文字训诂与名物考证，且该书长达十一卷，有助于我们围绕经典文本中的语言文字对焦循解《诗》立场展开充分研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不仅是焦循最早撰写的一部《诗》学著述，也是其整个《毛诗》名物研究历程的缩影。该书属稿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写定于嘉庆四年（1799），历经十八载。此书撰就后，焦循便转向《毛诗》天文、历算、地理和经义之研究，并未在名物考证方面做过多拓展。因此，更具定论意义的《毛诗补疏》在探讨名物时，仍然沿用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诸多结论。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考证内容来看，焦循解《诗》确实存在曲护《毛传》之情况。前辈学者论证焦循宗毛，有时会围绕《毛传》本身训解正确与焦循理解无误者进行举例，实际焦氏宗毛甚至曲圆《毛传》问题，更应置于《毛传》训释有误与焦循误发《毛传》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兹以上海图书馆藏十一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为中心，类举该书曲护《毛传》实例如下。

一、曲圆《毛传》抵牾之处

《毛传》时有前后矛盾之处，焦循遂取其中有裨于《诗序》者释之。例如《毛传》于《召南》“驺虞”两训，既在“于嗟乎驺虞”后以“义兽”解之，又在“一发五豝”后释“驺虞”为“虞人”。“驺虞”确实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但诗于“一发五靶”和“一发五纵”后言“吁嗟乎驺虞”，自是赞美虞人射技，故此“驺虞”是指司“驺”之虞人，与兽义无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即指出“驺虞”乃“虞人”，“义兽”之解是“牵合古书，欲创新义”[6]122。刘毓庆教授亦指出，“义兽”当是汉儒后增之文。①刘毓庆：《诗经二南汇通》，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21页。然而，焦循仅列“义兽”之训，删弃“虞人”之说，又在按语中大量征引旧注以证“驺虞”为兽，全然不顾诗意。此举显然是为阐发《诗序》所谓“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的思想。

《毛传》又于《大雅·江汉》之“鬯”两训，云：“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既训“鬯”为香草名，又谓“鬯”是舂捣、合煮鬯草之后的成品，指代混乱。实际“鬯”是酒而非香草。殷墟卜辞载：“乙丑卜，酒御于妣庚，伐廿、鬯廿。”[7]481“御”即御祭，“酒”为荐祭之物，“伐”是砍头以祭，可知“鬯”为酒。又，“丙申卜，即贞：父丁岁，鬯一卣。”“福，鬯二卣，王受佑。”“鬯五卣，有正。”[7]482“卣”为酒器，亦可知“鬯”为酒，且《大雅·江汉》即作“秬鬯一卣”。于省吾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祭祀用“鬯”而不用“郁”，“郁鬯”应是舂捣并合煮鬯草的鬯酒。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本》，台北：大通书局，1981年，第307页。在西周金文中，祭祀用酒也多称“鬯”，例如“易（赐）女（汝）鬯一卣”（西周《大盂鼎》）。《说文•酉部》云：“莤，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为莤。像神㱃之也。”[8]1302明言“鬯”为酒。考古学家何驽亦指出，“鬯是用郁金香草煮出来的香酒，因此郁金香或可因此而别称为‘鬯草’，③按，何驽所言“郁金香”，当是“郁金香草”之误。郁金香（tulip）大约在19世纪才传入中国。意为制作香酒‘鬯’的草，但并非本是就是草”[9]245。

然而，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卷十“鬯”条中，焦循不顾诗意与《传》文矛盾之处，强以本义与引申义解之。首先，焦循虽然罗列了与《毛传》训释不同的郑众《肆师职注》、郑众《郁人职注》、郑玄《郁人注》和郑玄《鬯人注》，但对上述异训皆不甚在意，未予解释辩驳。其次，焦循根据《礼记·杂记》所谓“畅（鬯）臼以椈，杵以梧”，指出“鬯”可以捣，则必非酒名。事实上，“鬯”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指代混乱。第三，曲解《说文》“鬯，以秬酿郁草”，认为《说文》之“鬯”为香草，鬯与郁草和之才为酒，但《说文》明言“鬯”是用郁草和秬酿成的一种酒。第四，虽然焦循认为“鬯”应是香草，但也意识到《毛传》所谓“筑煮合而郁之曰鬯”无法回避。且《文王》“裸将于京”，《毛传》曰“裸，灌鬯也”[10]962；《旱麓》“黄流在中”，《毛传》云“黄金所以流鬯也”[10]1004，是《毛传》又以鬯为酒。无奈之下，焦循只能继续曲圆《毛传》，指出“鬯”作酒时是兼郁而言，“鬯”本身并非是酒。换言之，焦循认为“郁”和“鬯”都是可以和于酒之香草，故“以鬯为香草者，从其本也”。惜乎焦循所引两条书证皆存问题：其一，焦循以《鬯人》“共鬯以沃尸”“共秬鬯以给淬浴”为据，认定断无以酒共浴者。但贾公彦云“鬯酒非如三酒可饮之物”[11]513，是“鬯”与可饮之酒不同。其二，焦循据《鬯人》“临吊，被介鬯”，认为酒不可以“被”。实际此处引文有误，核《周礼·春官·鬯人》，可知该句应作“凡王吊临，共介鬯”[11]513。要之，焦循并未指出《毛传》抵牾之处，而通过搁置诗篇文辞之意、回避他说与强行弥合异训的方式，勉强证成《毛传》。

二、规避《毛传》误训

对于《毛传》训解明显有误之处，焦循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中从不直言其非。具体处理方式有二，一是不列《毛传》释义，直接阐述己说。例如《召南》“麕”条，焦循并未提及《毛传》对“麕”之阐释。这不是因为《毛传》没有训解“麕”字，而是其所谓“凶荒则杀礼”在焦循看来显系牵强附会，《野有死麕》文本本身无法释读出荒灾减少纳币之意。不过，这种通过删弃《毛传》训释以回避直指其非的方法，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中并不多见，更多者是对《毛传》释义有误之处避而不谈，径以另外一种相对合理之训解代替。例如卷六《秦风》“六駮”条，《毛传》谓“駮如马，倨牙，食虎豹”，但综览《诗经》“山有……，隰有……”之例，可知该句式空缺处皆以木相配，①“山有……，隰有……”在《诗经》中出现九次，涉及五个篇目，分别是：（1）《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2）《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桥松，隰有游龙。”（3）《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4）《秦风•晨风》：“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苞棣，隰有树檖。”（5）《小雅•四月》：“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毛传》将“山有苞栎，隰有六駮”之“駮”解作兽类显然不妥。但焦循对《毛传》误训不予置评，径以木名释“駮”。

卷六《陈风》“荷”条，《毛传》释“荷”为“芙蕖”。焦循认为《陈风·泽陂》“有蒲与荷”之“荷”本作“茄”，“茄”与“荷”音近可通借，故此处亦可作“荷”。郑玄所见文本写作“茄”，遂以“其茎茄”笺之。但《毛传》训“荷”为芙蕖，与郑《笺》异义。焦循既然指出《泽陂》“有蒲与荷”之“荷”本作“茄”，则其无疑认为郑《笺》之解为是。然若申述郑《笺》，则自然与《毛传》对立，故焦循只能含糊其辞，云“若本非‘茄’而解以为‘茎’，郑不如是，舛也”。

卷八《小雅·鹿鸣之什》之“鳢”，《毛传》训为鲖，异于《尔雅》。对此，焦循认为《毛传》多本《尔雅》为训，《尔雅》：“鲤，鳣。鰋，鲇。鳢，鲩。”《毛传》训“鳣”和“鰋”皆从《尔雅》，②《卫风·硕人》“鱣鮪发发”，《毛传》：“鳣，鲤也。”《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鰋鲤”，《毛传》：“鰋，鲇也。”则“鳢”也必定训为“鲩”。并且，焦循还认为《毛传》训“鳢”为“鲖”，乃是后人据郭璞《尔雅注》妄改，竭力为《毛传》开脱。

卷八《小雅•鹿鸣之什》之“苹”，《尔雅》于“苹”两训，一曰“蓱”，二曰“藾萧”。《毛传》取前者，郑《笺》则取后者，《毛诗正义》指《小雅•鹿鸣》中鹿食之苹非水中之草，故应为“藾萧”。对此，焦循仅言《笺》与《毛诗正义》训释正确，却不直指《毛传》之非。

三、误读并比附《毛传》

卷二《召南》“朴樕”，《毛传》训为“小木”，焦循认为“朴樕”具体应指丛生似栎之槲樕。但“朴樕”实际是叠韵联绵词，此处可指小木。王引之《经义述闻》对孙炎“朴樕，一名心”作注时，指出“朴樕”与“心”皆有“小”义，并引《汉书·息夫躬传》颜师古注与《邶风·凯风·传》证明古人称“小”为“仆遬”，称“小棘”为“棘心”。由此可知，《毛传》训解无误，但焦循将“小木”坐实为“槲樕”，显系误读《毛传》。

卷三《邶风》“燕燕”，《毛传》训为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鳦”本作“乙”，表燕子，为象形，“本与甲乙字异，俗人恐与甲乙乱，加鸟旁为鳦”[8]1015。马缟《中华古今注•信幡》：“书信幡用鸟书，取其飞腾轻疾也。一曰以鸿雁燕鳦，有去来之信也。”[12]18可知《毛传》所谓“鳦”即燕子。向熹教授认为“燕燕”重言大概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增字以足四言，二是方言中的特殊称谓，此说甚是。然焦循拘泥《毛传》字面表述，认为“《传》以‘乙’训燕燕，则燕燕自非两燕之迭称也”，误解《毛传》之意。

卷三《邶风》“棘”，《毛传》谓“棘，难长养者”。从《凯风》思母孝亲之旨来看，《毛传》训“棘”为“难长养者”，是以棘之难长养兴母氏之劳苦，故《笺》云“兴者，以凯风喻宽仁之母，棘犹七子也”[10]795。然焦循所引《春秋元命包》、郑玄《朝士职注》和《陈留耆旧传》，皆是就棘之形态而论。一则未能阐明兴意，二则所得“凡物心赤者坚。坚，故知其难长也”之结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书证上皆不能成立，实属牵强附会。

四、回护《毛传》的其他方式

焦循有时径以《毛传》为名物训释标准，并不列举书证，亦无相关考证与推论。例如卷三《邶风》“流离”条，焦循谓“《传》以‘少好’喻始而愉乐，‘长丑’喻终以微弱。枭之丑在强暴，《诗》之所取，必非此矣。《正义》所引，未得《传》义”。其中，不管是对“流离”习性之考证，还是对《正义》之评判，焦循皆以《毛传》为准。

此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所载存疑待考之条目，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焦循对《毛传》之回护。例如卷八《小雅·鸿雁之什》“竹苞”条不附焦循按语，原因可能在于焦循无法圆满解释《毛传》“苞，本也”这一训释。《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按此句式，则“苞”与“茂”当同属形容词，但《毛传》却训“苞”为“本”。这一问题令焦循颇为疑惑，在该书三种稿本，即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上海图书馆藏三十卷本和上海图书馆藏十一卷定本中，焦循皆未作出任何考证与解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仅收名物词条，焦循将“苞”列入此书，说明其认为“苞”是一种植物。但若贸然以植物作解，则可能违背《毛传》“苞，本也”之训，故只好存而不论。事实上，“苞”犹“葆”，“本”作“苯”，皆为草木丛生之义。王念孙《广雅疏证》云：“葆、科为本䔿丛生之本。……本，或作‘苯’。张衡《西京赋》云：‘苯䔿蓬茸。’……葆、本一声之转，皆是丛生之名。葆犹苞也。《小雅•斯干》篇‘如竹苞矣’，《毛传》云：‘苞，本也。’《笺》云：‘时民殷众，如竹之本生矣。’”[13]354-355由此可见，焦循直以“本”字解“苞”显然不可能，而以植物训“苞”又有违《毛传》，遂陷入两难境地，只能搁置一旁。不过，这一问题不仅说明焦循对《毛传》有刻意回护之意，还反映出其对同源词和通假字之探求仍颇为有限。因为焦循在早期二十卷稿本卷一“棘”条中，即已搜罗出训“苞”为草木丛生的关键材料：“《尔雅·释言》云：‘苞，稹。’孙炎注云：‘物丛生曰苞，齐人名曰稹。’”[14]234惜乎焦循未能沿此继续探讨。此外，焦循对于同时期研究成果了解不足，也是导致其未能圆满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广雅疏证》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已有王氏家刻本，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则成于嘉庆四年（1799），①上海图书馆藏十一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卷十一末题识：“本三十卷，今合为十一卷，而以考订陆玑《疏》为一卷续于后，共成十二卷。时秋八月初三日，天阴雨，因次女病归来，检阅之，书记于此。”且焦循又于嘉庆九年（1804）检查过自己的考证成果，②上海图书馆藏十一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卷十一末题识：“甲子九月阅。忆次女以庚申七月殇，今五年矣。”但期间焦循一直没有查阅《广雅疏证》对此问题之解释。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也存在明确驳正《毛传》者，但仅限于校勘问题。例如卷六《秦风》“苞棣”之“棣”，《毛传》训为“唐棣”。对此，焦循指出，“《尔雅》栘名唐棣，棣名常棣。《诗》专言棣，则常棣也。《传》‘唐棣’，当是‘棠棣’之误”。又如卷六《陈风》“椒”，《毛传》谓“椒，芳香也”，焦循则认为“作‘芳物’为是”。

余论

综览《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可知焦循不加考证而径本《毛传》者较少，但在《毛传》训解有误和前后抵牾处多加以规避或弥合。并且，即便《毛传》训释无误，焦循也往往存在误读和强行比附之举。真正对《毛传》进行驳正处，仅限于校勘问题。由此可见，虽然焦循撰写此书意在“尽去诡说，独存古义，遍览典籍，就正有道”，并反复强调“不敢为毛、郑謟”[4]，“毛、郑有非者，则辨正之，不敢执一以废百也”[5]，但其解《诗》实践不尽人意处颇多，广泛存在误读、曲解、回护与比附之情况。焦循撰写《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是为了补正宋代陆佃《埤雅》和罗愿《尔雅翼》之不足，①上海图书馆藏十一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序》：“辛丑、壬寅间，始读《尔雅》，又见陆佃、罗愿之书，心不满之，思有所著述，以补两家之不足。”但这一客观辨析名物之理念，在实际考证中常常让位于对《毛传》和《诗序》的主观推崇。焦循认为《毛传》训诂一本《尔雅》，颇可信从。“《尔雅•释草》以下，多释《诗》物类，毛公《诗诂训传》，率取于是”[4]。且焦循深信《毛诗》（包括《传》《序》）传自子夏，“子夏传鲁人申公，申公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赵人孙卿，孙卿传鲁人大毛公，大毛公传小毛公”[15]。据《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可知子夏是孔门文学一科的代表人，故在焦循看来，子夏所传《毛诗》（包括《传》《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圣人之意。此外，焦循十分重视《诗》教，而《诗序》则是阐明《诗》教之关键。但宋明之人“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故焦循认为“《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16]。

另一方面，焦循曲护《毛传》也与其治学方法之弊端密切相关。例如卷十《大雅·文王之什》“菑”条，《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传》：“木立死曰菑，自毙为翳。”从焦循证明《毛传》“木立死曰菑”之过程即可发现诸多问题。焦循认为“‘菑’为‘立’名，故通作‘栽’”。“菑”在上古属庄母之部，“栽”是精母之部，二字叠韵准双声，确实存在通假之可能。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菑者，初垦辟之谓也。田久污莱，必就除其草木，然后可耕。因之灾杀草木谓之菑。”[17]又《荀子·修身》“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杨倞注：“菑，读为灾。灾然，灾害在身之貌。”[18]21据此，可知“菑”与“灾”为同源词。“灾”又同“烖”，但没有文献可以证明“菑”通作“栽”，焦循所言并无依据。其次，由于《尔雅》谓“田一岁曰菑”，即训“菑”为田地初耕，故焦循又引入“兹”字以证“菑”有初始之义，甚为迂曲。最为关键者，书中所举《素问》“青如草兹者死”，与《史记》“察之如死青之兹”之“兹”，前者义为草木滋盛，后者义为草席，皆与“菑”之立死义无关。因此，焦循考论看似征引繁密，实则缺少最为关键的证据，所得结论自然是对《毛传》的一种曲护而非证明。又如前述卷二《召南》“朴樕”条，《毛传》训为“小木”，焦循又加以引申，指出朴樕即丛生似栎之槲樕。但“朴樕”是泛指小木的叠韵联绵词，焦循将其坐实为槲樕，实际反映出他对联绵词之认识存在局限。再如卷五《齐风》“鲂鳏”条，焦循认为《毛传》训“丱”为幼稚，是因为“卝”为《说文》古“卵”字，“毛以幼穉训之，正取‘卵’之义”。然“丱”本为象形字，表儿童束发成两角形，故可引申为“幼稚”义。焦循通过“卵”字辗转相训，殊为繁琐，本欲证成《毛传》，实际却未得毛义。焦循解经之失，殆若上述种种，或可于后继学者研究焦循有所补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