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造纸术起源争议的两大观点
——基于出土纸状物是否为纸及其断代的视角

陈 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合肥，230026）

造纸术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发明、传播和广泛应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造纸术是蔡伦发明亦或蔡伦改良，其争论古已有之。按史书记载，通常认为蔡伦发明纸，但唐代张怀瓘、北宋陈槱、南宋史绳祖等对此有不同看法。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纸状物的多次出土，对中国造纸术起源的争论随之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对造纸术起源的深入研究。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迄今已有若干篇造纸术起源研究的相关综述，如刘仁庆先生在《造纸起源争鸣记》[1]中简要介绍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国史学界、考古界和造纸界等对造纸术的起源和对蔡伦的评价所开展的3次激烈争论；潘吉星先生对1979—2007 年中国造纸术发明者争议历程进行了回顾[2]。本文主要基于王菊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3]（以下分别简称王先生、王著）和潘吉星先生著的《中国造纸史》[4]（以下分别简称潘先生、潘著）中针对造纸术起源所做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论述并谈笔者的若干思考。

在讨论具体观点前，先分析造纸术起源两大观点，即蔡伦发明说和蔡伦改良说各自的分析逻辑。

蔡伦改良说，支持蔡伦之前，通常认为西汉时就已有纸，蔡伦只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蔡伦发明说，即支持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

本文将有争议的疑似汉代古纸，按照传统名称加引号表述，如“灞桥纸”“金关纸”等。

1 蔡伦改良说的论证

前已述及，支持蔡伦改良说的，其论证逻辑是存在西汉纸，即以考古实物作为例证时，明确表示某一植物纤维薄片是纸，且断代为西汉时期。

1.1 对“纸”的肯定判断[4]

潘先生对陕西西安“灞桥纸”、甘肃居延“金关纸”、陕西扶风“中颜纸”和甘肃敦煌“马圈湾纸”进行过多角度的测试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被检验的所有“西汉古纸”原料以大麻为主，有少量苧麻；纤维来自破布，纯度较高，说明原料经过提纯；没有发现丝纤维。②所有“西汉麻纸”表面均含有未打散或松解的纤维束及短线头；局部纤维有同向排列，但基本是分散且不定向交织的单独纤维，都有一定的强度并具有纸纤维的物理结构特征。③“西汉纸”纤维平均长0.9～2.2 mm，最长10 mm，说明纤维是经切断、打短处理的。④在显微镜下观察，“灞桥纸”纤维细胞未遭强力破坏，帚化程度不高，但观察到有压溃、帚化的纤维存在；模拟实验表明，只有事先经过蒸煮，使纤维变得柔软，舂捣后纤维才易帚化，其他“西汉纸”均应经历了这两个过程。⑤早期抄纸应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织纹纸模，纸上呈不明显或明显的织纹，如“金关纸”；二是用帘面纸模，纸上呈帘纹，如“中颜纸”，但有时薄纸或厚纸也不太容易看清帘纹。⑥关于纸的边缘，有出现部分纤维端头从纸边的一端折回到纸面而并非从纸边一端伸向纸边外的现象，许鸣岐先生在富阳手工生产的斗方纸上也见有相同现象，认为可能是由于上一次漉造后黏附在纸模四边框架上的长纤维没清洗掉，下一次漉造时，黏附在框架上的纤维漂浮到纸边，经干燥固定在纸面。

对于新疆“罗布淖尔纸”，当时虽未化验，但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断定其为“麻质”，即为麻纸，基于其“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并结合史料分析，认为“西汉时纸较粗，而蔡伦所作更为精细尔”。潘先生在著作中提到，纸面的“麻筋”，指造纸过程中未被捣碎的小段麻线头或纤维束，凭日常经验很容易将其与丝、毛、棉纤维区分；黄先生在新疆各地发掘过各种纤维制品，具有丰富的经验；加上麻纸制造技术至今仍未失传，据他们对传统制造麻纸技术的了解和对古今麻纸的化验结果来看，“罗布淖尔纸”应当为“西汉麻纸”。

1.2 年代的确定[4]

基于确定出土实物为纸的判断，还需断定其年代是西汉。以下列举潘著中提及的一些古纸断代的相关研究。

1.2.1 甘肃居延“金关纸”

1973 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额济纳旗的汉代居延遗址中发掘出土了肩水“金关纸”。该样品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而来，出土地点清楚，在遗址中方位地层比较明确，考古学家对“金关纸”的断代为西汉应是十分可靠的。

1.2.2 陕西西安“灞桥纸”

1957 年，在西安市郊灞桥砖瓦厂工地上发现装有一面铜镜的陶罐，“灞桥纸”即出土于铜镜之下。考古工作者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此地为一座几乎被完全破坏的古墓，根据同时出土的陶器、金属器和钱币等文物的形制和年代下限，断定该墓年代不晚于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 年—公元前87 年）。

1.2.3 新疆“罗布淖尔纸”

1933 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隧亭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罗布淖尔纸”，同时出土记有汉宣帝年号的竹木简。考古学家依据烽燧遗址与出土文物的地层和年代，判断“纸”样品年代为西汉时期。

2 蔡伦发明说的论证

支持蔡伦发明说的一方，认为考古出土的几件“西汉纸”，论证过程不够严密，考古发现比较确切的纸张实物，最早只能到东汉。“西汉纸”论证过程的问题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对“纸”的否定判断；公元105年及之后的纸；纸的雏形。

2.1 对“纸”的否定判断[3]

2.1.1 陕西西安“灞桥纸”

王先生认为，“灞桥纸”的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均较长，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断于“纸”的破裂处，长者达70 mm（不符合造纸要求的长度），说明纤维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上没有切过；有少数色泽和长度均不同的纤维束段，个别的捻扭成股，说明原料是乱麻、绳头、线头等；纤维束多，同向排列的纤维多，匀度不好，表明浆料没有经过悬浮；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不断开，而是绕过“纸”的边缘又折回到“纸”面上来，说明不是抄造而成，而是纤维堆积而成。结合考古中各器物的组合情况，王先生认为，“灞桥纸”是麻布和麻絮在铜镜下的包裹或衬垫材料，在潮湿的地下，年深月久，由于铜镜和地层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物。

2.1.2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汉纸”、甘肃居延“金关纸”（小片样EJT30:03）

王先生认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纸”和甘肃居延的“金关纸”均不是真正意义的“纸”，前者为包裹或垫衬垫用的苎麻絮或苎麻布，后者估计是回收的破布、麻絮片。潘先生在著作中未讨论这两种纸，但在文中提到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汉纸”，并称之为“象岗纸”，年代是公元前122—公元前121年[2]；经查，潘先生曾对该纸有过分析[5]。

2.1.3 甘肃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1986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放马滩护林站共发掘墓葬14 座，纸状地图即发现在其中一座汉墓中，根据墓穴形制及墓中器物特征，断代为西汉文景时期（即公元前187—公元前141年）。

1990 年，王先生用显微镜观察该“纸”，发现纤维在“纸”边沿部位及中间某些局部呈现出明显的纺织品纵横织纹，认为此文物可能是织物残片。在中国造纸学会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共同主办的“2019 纸史和手工纸研讨会”上，王先生介绍了对“纸地图”的现场实物考证结果，认为是纺织品残片，而不是纸[6]。

2.2 公元105年及之后的纸

2.2.1 四川绵阳“西汉纸”

1995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绵阳市博物馆在双包山地区发现一座大型古墓，墓中出土一纸片，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断代为西汉时期。王先生提出，经过分析鉴定，纸片原料为100%的麦草，纸浆为石灰法半化学机械浆，纸上的条痕为瓦楞纸板机的压痕，纸面附着物为纸板黏合剂硅酸钠，故其是现代生产的瓦楞纸板残片。

2.2.2 甘肃敦煌悬泉置“西汉麻纸”

1990—1992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发掘，出土“西汉麻纸”20 多张，有字纸4张，其中1张有27个字。根据出土的纪年简牍来看，悬泉置遗址的使用时代，上限为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 年），历经西汉、东汉直至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400年。王先生在著作中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悬泉置遗址不是单一的汉代遗址，不能明确得出存在汉代麻纸或西汉麻纸的结论；遗址的地层已受干扰，不能仅以出土层位作为断代依据，也不能以同时出土的纪年简牍作纸的断代；对纸质的成分和工艺水平分析明确表明出土残片不可能是西汉时期产品，可能均为东汉后和魏晋时期产物；460 多件残纸都无明确纪年标注；残片上书法、用语分析表明可能是三国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而非西汉的书体。

2.2.3 甘肃敦煌“马圈湾纸”

1979 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敦煌文化馆在对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试掘。出土有麻纸状残片5 件8片，分布于5 个探方，根据同时出土简牍记载的年代，最早为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最晚为地皇二年（公元21 年），由此断代麻纸也是这一时期遗物。王先生认为，马圈湾出土的古纸残片，纸质不同，有的显示了明显的纸结构现象，有的存在加填和涂布工艺的运用，有的质量粗糙一些；结合史书记载，认为应该是东汉晚期乃至东汉以后年代的产物。同时又提出疑问，纸片出土于仅离地面0.3～0.5 m 的灰层中，但纸质腐朽程度并不严重，特别是其中的淀粉尚未变质，不像在这样的存放条件下历时近两千年的纸质样品。

2.2.4 内蒙古居延“额济纳河纸”

1942 年，劳榦、石璋如等在居延额济纳河沿岸烽燧下发掘出土一片有文字的汉代纸。王先生提到，劳榦先生介绍额济纳河纸：纸质粗、厚，而帘纹不显著。石璋如先生也提到：该纸纤维较短，组织松软，无显著不成丝状之杂纤维束，为麻纤维之可能性最大。关于年代，王先生提到劳先生认为此纸和同时出土的永元年的木简很可能是公元109—公元110 年（也有可能在此前或此后）埋到沙漠里的，这张汉纸存在蔡伦之后某年制造的可能性。

2.3 纸的雏形

与蔡伦改良说认为考古发现的“古纸”残片是粗糙的早期“植物纤维纸”的观点不同，蔡伦发明说将考古出土的多种断代为西汉的“纸”界定为纸的雏形或原始纸，而并非是真正的纸。

2.3.1 甘肃居延“金关纸”（大片样EJT1:011）

王先生认为，居延“金关纸”（大片样EJT1:011）是由生白色的废旧麻絮、绳头、线头、布头并混入少量丝质材料制成。没有经过正式的荡料抄造过程，质地粗糙松驰，表面凹凸不平纤维素多并起毛，但由于它经历了打浆和适当切断的基本工序，从纸本身来看可以视为纸的雏形或原始纸。

2.3.2 陕西扶风“中颜纸”

1978 年，陕西省扶风县大白公社长命寺大队中颜生产队发现一陶罐窖藏，其中一铜泡中塞有几个小纸团，最大的一块面积6.8 cm×7.2 cm。根据陶罐和出土钱币形式断代，此窖藏是宣帝前后的遗物，“中颜纸”应为同时期的制品。王先生在著作中提出，从纸质结构看，“中颜纸”和“金关纸”同属一个类型，为麻质废料经过简单的切、舂（或捶打），晾干成为薄片。它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未经荡料、抄纸工序，表面十分粗糙，还不宜作为书写材料，也可视为纸的雏形。

2.3.3 新疆“罗布淖尔纸”

王先生根据黄文弼先生对文物的描述：“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等，估计这片“纸”未经过必要的舂捣、适当的荡料以及正式的抄纸工艺等造纸工序，也应属于西汉时期纸的雏形或原始纸一类的物品。王先生认为，黄先生所说的“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与纸的雏形的含意近似。

2.4 东汉造纸的论证

东汉造纸的论证，首先是基于文献，认为《东观汉记·蔡伦传》等可证明蔡伦发明造纸术。此外，对东汉墓等出土的纸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以下仅略述王先生对其采用不同方法断代的分析研究。

2.4.1 字迹断代

（1）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东汉纸

1901 年，斯坦因（A.Stein）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两张无年代的有字古纸，沙畹认为是二世纪（约150 年）的东汉古纸。罗振玉先生从字迹上断定：“当为汉末人所书。”

（2）甘肃伏龙坪东汉纸

1987 年，兰州市博物馆在清理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东汉砖墓时，在一块铜镜的镜囊中发现了3张圆形墨迹纸张。墓内出土物的年代上限为秦代，下限为东汉灵帝时期，此墓断代为东汉中晚期墓葬。关于伏龙坪纸的断代问题，上海书画出版社副主编潘德熙先生根据字体及书写笔法，认为断代为东汉纸没有问题。

2.4.2 借物断代

（1）新疆民丰县出土东汉纸

1959 年，在新疆民丰县一座一东汉夫妻合葬，墓中出土被揉成一团的纸块，纸上粘满了黛粉，王先生认为很可能是供妇人描眉的纸。

（2）甘肃旱滩坡东汉纸

1974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地区一东汉墓发掘了一具牛车模型，车棚上贴着几片书有字迹的古纸，已破残不堪，最大残片长宽约5 cm，根据墓葬形制和墓中文物断代，该纸为东汉晚期的遗物，比蔡伦献纸约晚几十年。

由上可见，王著对东汉纸的断代，主要也依靠借物断代，此外对有字古纸如伏龙坪纸，依据文字专家对字迹的分析进行断代。而内蒙古居延“额济纳河纸”，如前所述，是采用劳榦先生的观点。笔者在检索文献时发现，劳先生后对上述观点有所修改，他基于永元兵物册是年代最晚的一套编册，其余各简的大多数都在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帝和宣帝的时期，故其纸的年代，下限可以到永元十年（公元98年），上限可以溯至昭、宣[7]。

3 关于造纸术起源争论的几点思考

3.1 纸的概念界定

王先生认为：以植物纤维原料，经过切断（剉）、沤煮、漂洗、舂捣、帘抄、干燥等一系列工序步骤，制成的具有广泛的推广和使用价值的纤维薄片，称之为纸[3]。

潘先生认为：纸是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所提纯与分散，其浆液在多孔模具上滤水形成湿纤维层，干燥后交结成薄片状，用作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途的材料[4]。

由上可见，双方对纸的定义有一致也有区别。造纸原料，都限定为植物纤维；纸的形态，都是纤维薄片；纸的用途，都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双方的观点主要区别在工艺上，王先生强调造纸要经过切断（剉）、沤煮、漂洗、舂捣、帘抄、干燥等造纸工序，特别是舂捣；潘先生在著作中提到经化学提纯、机械分散、成浆、抄造及干燥定型等工序处理，没特别强调舂捣，但他在分析“西汉纸”时，也有提到：只有事先经过蒸煮，使纤维变得柔软，舂捣后纤维才易帚化，其他“西汉纸”都经历过这两个过程。

王先生认为，雏形纸或原始纸，其特点是：没有经历过较完整的造纸基本工艺，只是将麻絮、绳头等经过搥洗，在平面上晾干而得到的纸状薄片，其结构松弛、表面粗糙、强度低劣，不宜作为书写材料，更谈不上代替绢帛[3]。

由上述可以归纳，王先生认为未经过舂捣打浆工序的雏形纸与纸的区别在于首先有无经过较完整的造纸基本工艺，特别是舂捣打浆过程，使得纤维得到充分的分散并且满足成纸的氢键结合；其次是否适宜书写。潘先生则没有雏形纸与纸的划分，认为蔡伦发明说所提及的雏形纸亦是纸，定性为粗糙的早期植物纤维纸。对于书写特性，潘著提到许鸣岐先生等人“在西汉中颜纸上用毛笔墨写，证实了可用于书写，只是古人未曾写字而已”[4]。

3.2 是否为纸的判定

究竟是否为纸，是两大观点争议的焦点之一。除了上述对纸的概念界定的异同可能会影响对出土疑似纸状物到底是否为纸的判断，还存在对科学分析检测结果的不同认定和差异解读。

如“灞桥纸”的纤维长度，王先生认为“灞桥纸”的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长者达70 mm（不符合造纸要求的长度），说明纤维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上没有切过。潘先生在著作中提到，1980年10 月30 日，他在陕西博物馆检测了67 个“灞桥纸”残片，纤维束最长15 mm，且仅是个别；他又对中国历史博物馆的14 个“灞桥纸”残片再做检测，未发现长度超过20 mm 的纤维和纤维束。由此可见，两者的检测数据和结论均不相同。

又如潘先生基于模拟实验，认为只有事先经过蒸煮，使纤维变得柔软，舂捣后才易帚化。王国财先生曾在回答笔者访谈中关于如何看待从纤维形态判断打浆程度时提到，在一定程度上从纤维形态可以判断打浆程度，但麻纤维即使没有打浆也会帚化，不能完全由纤维形态来判断打浆程度[8]。如按王国财先生的观点，判断麻纤维帚化是否为打浆所致，需更深入研究。

3.3 年代断定的可靠性

如上所述，对出土纸状物的年代断定，赞同蔡伦改良说的论述主要是依据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进行断代，如依据遗址遗迹年代、伴出文物形制或明确纪年等。在否定西汉有纸的论述中，对依据借物断代而得到的结论提出了诸多质疑，认为单从地层或同时出土文物的年代来断“西汉纸”的年代不完全可靠。对于有字古纸又结合了文字的字体、笔法和内容以及纸质成分分析，为古纸的断代提供了更多证据。

针对借物断代的方法，一些专家根据考古研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明悟等认为，“灞桥纸”“中颜纸”和“放马滩纸地图”的汉代墓葬和窖藏，其时代风格均属西汉早、中期，因为同时埋葬的还有很多陶器、竹器和木器，且有些典型的西汉陶器到东汉就消失了，一连3处和纸有关的墓葬、窖藏都出现延迟二百年后再被集体埋藏的情况可能性很小；汉代烽燧出土的“金关纸”“马圈湾纸”“悬泉置纸”所属地层明确而清晰，纪年简牍的出现使每一地层的年代非常精准，遗址的兴废也与史载完全印证，更为难得的是3处遗址的纪年简牍和古纸的埋藏年代都有一个公元22 年左右的下限，即使简牍和古纸会保存一段时间才被埋藏，那么也在公元初年左右[9]。

潘先生在著作中提到：通过走访发掘纸的所有考古学家后，都表示……仍以发掘报告所述为准。而发掘报告所作的断代已取得整个考古界的认可，并载入夏鼐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之中，其中还特别提到“灞桥纸”年代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笔者检索发现，该书P477～P479为高炜所撰写的“关于汉代造纸的考察”，该文除了提到“灞桥纸”的上述年代，还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西安、居延、扶风、敦煌、民丰、武威等地发现了6 批汉代麻纸标本，前4 处属西汉，后2 处是东汉时的遗物。”在该书前言里，夏鼐先生写到：“本书中有些问题在现阶段还是有争议的，还不能取得定论。本着‘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在这些地方，我们常是列举各家的不同看法，有时也提出写作者自己的看法。但那也只是写作者的看法而已，并不表示已是取得一致的结论”[10]。

王先生认为：借物断代不能认为都不可靠，有的需根据环境的变迁作动态分析。是否‘西汉纸’，关系到造纸起源的问题，因此大家关注多一些；而东汉纸及更晚的纸，只是技术发展的问题，其时间的重要性往往不如‘西汉纸’，此外墓葬往往没有太多的争议，因此大家分歧不大[11]。

陈淳认为，考古发现会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些考古现象的孤例有时很难作为确凿的证据来否定或改写历史，断代依据也只能作为一种参考[12]。他鉴于一些“西汉纸”发掘和处理中的不科学性，觉得必须对考古操作中经验的运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并对有关古纸鉴定技术操作予以规范化。对于经验主义，他认为应尽量避免主观臆断；不应轻易下结论；不能以假设来代替推论。对于古纸鉴定，他认为对纸的定义要作严格的界定，即使是最早的纸也必须有严格的生产工艺流程和用于书写的功能；同时对古纸作严格的科学鉴定；并对发现古纸的报导持审慎的态度[13]。他认为像造纸术发明这样的问题，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历史记载要比一些可疑的考古现象更为可信[12]。

笔者认为考古中常用的地层学、类型学分析方法，整体是可靠的，但有时也需综合其他手段判断，例如对四川绵阳出土“西汉纸”，王先生在著作中提到，经分析，实为现代生产的瓦楞纸板残片而并非古纸。因此对于古纸的年代问题，依然值得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3.4 关于进一步推进造纸术起源研究的展望

潘先生依据考古学断代，结合测试分析等手段，将诸如“灞桥纸”“金关纸”等判定为西汉纸，进而将我国造纸术发明时间较史书向前推进200 年以上。王先生基于史料、字迹分析和多种科技分析方法对“西汉纸”和东汉纸的研究，坚持蔡伦发明说。双方对彼此的研究工作都存在若干质疑，并相应做出了回应，持续不断的争论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造纸术起源的研究。

不同学科的专家往往各有其专业优势，也有其不足。对于造纸术起源，朱亚宗先生认为，考古专家从直观的角度，结合古文物年代学来判断；而造纸专家从技术角度，提出纸张纤维的标准。参与争论的还有历史学家和科技史家等，各家标准不一[14]。

笔者认为，对于纸的判定存在类似广义和狭义的区别，潘先生的观点更像广义的判定，而王先生的观点则应属狭义的判定：将造纸术发明的时间定为造纸术初步成体系且在工艺原理上与现代造纸技术相一致的时间节点，此前为萌芽阶段，制造的是纸的雏形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纸，认为其无论在强度、外观、质地以及功能上均达不到蔡伦之后的纸。

学者判定某一纸状物是否为纸，也许会带有主观认知；在判定纸状物为纸的前提下，再对其进行年代的判定，应得到更客观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对造纸术起源的进一步研究，除了更深入研究和梳理相关史料外，对于出土的疑似古纸的年代判定应当为实物论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王先生认为当下对于造纸术起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彻底解决造纸术起源问题的条件已成熟，而且多数参与争论的人都还健在。如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相关部门倡导，可以得出符合历史发展，对祖宗负责的结论[11]。笔者认为，历史、考古、造纸、科技史等多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集多方智慧对有争议之处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在研究造纸术起源的问题上得到更多的认知与共识。以研究中双方争议均相当大的纸的纤维分析来说，如能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重新取样，共同分析各种“西汉纸”的纤维状况，应可尽量避免不同人因取样差异和分析角度不同造成的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