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方法与实践

2020-01-18 02:27王文军
现代出版 2020年2期
关键词:评价方法

摘要:我国学术图书出版处于历史繁荣期,探索建设符合国情的学术图书评价体系是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国内基于多学科多方法的学术图书评价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实践表现主要可归纳为政府部门或具有政府背景的专业学会主导的评价活动等四种类型,表现出以激励性、引导性评价为主,权威性和充分性、及时性往往是分离的等四个特点。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需要把握好评价的三个功能定位;在开展学术图书评价时,必须坚持那些已经得到实践检验、被学术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指标应满足四个方面的需求,以不断促使图书评价体系走向科学和完善。

关键词:学术图书;图书评价;评价方法;同行评议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2.006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学术出版迎来春天,蓬勃发展起来。1992年10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 以后,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以后,我国的学术图书出版进入了一个跨越式的大发展大繁荣阶段,不仅学术出版的数量快速增长 ,有效满足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交流需要,而且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增强,学术图书的质量日益提高,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精品力作,甚至是可以传世的当代经典,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中国已经处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方位,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已经成为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 的迫切需要。

一、学术图书与学术图书评价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图书是指那些根据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撰写、出版的著作,它们或在理论上有创新见解,或在实践中有新的发明,或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价值。 与期刊或其他学术交流方式相比,学术图书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信息。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学术图书的作者还被要求通过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学术图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展现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创新的真实性、科学性与传承性,在借鉴和吸收他人成果的同时体现自己对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和读者的尊重。学术图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文化、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伴随着学术出版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第一,学术图书的出版量呈爆发式增长,到2018年,我国年度图书出版总量超过50万种,初版书籍22.59万余种,11个大类的哲学社科图书的初版总量达到了19万种左右,其中专著、编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类型的学术图书也达到了3万种。 读者日益感觉信息超载,难以方便快捷地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图书。第二,一些图书或沉溺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观点来表达国内学者自己的观点,用西方的学术理论简单地解读中国问题、中国实践,或者干脆照搬照抄、简单重复国外的学术观点,这种“食洋不化”“挟洋自重”的做法让读者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第三,出版机构在吸收借鉴国外的经验、做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图书出版的形式创新,由此产生了许多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新现象、新问题。第四,学术图书的出版规范各行其是,水平也参差不齐,既不利于学术传播、学术积累,也不利于倡导优良学风,更不利于文化“走出去”。第五,唯市场化导向、激烈的业界竞争以及行业自律的松弛,使得一些低水平重复的图书甚至假冒伪劣图书有了可乘之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整体形象造成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与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学术图书出版“成长的烦恼”是不可避免的。上述问题的出现不过意味着我国的学术图书出版已经到了一个亟须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引导的发展关键期。这里所说的“立法”就是指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图书评价体系。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习总书记的论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学术出版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现阶段我国学术图书的出版蕴含新发展、新变化,需要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才能把握。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学术图书出版已经完成量的积累,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走向质变的飞跃。面对这个复杂得多的新阶段,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找到一种适合其新特点的新的科学评价方法,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其次,我国现阶段学术图书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新问题,需要通过创新的研究才能解决。例如,如何定义学术图书?什么是学术著作的原创性标准?如何选择科学适用的图书评价指标?新兴领域、交叉领域学术图书的学科归属如何认定?如何评价学术图书的社会贡献?编著与合著的边界何在?合著图书的作者贡献如何确定?等等。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通过凝聚共识才能正确认知、妥善解决,共识形成的前提则是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建立。

最后,学术图书发展的新阶段肩负着新使命,需要系统的建设才能完成。学术图书、研究论文、智库报告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三种主要的成果形式。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已经陆续研制出了分别针对学术期刊、学术集刊、智库报告的本土化评价体系,为建设、完善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构建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理念是国外学术界率先提出的,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奉行“拿来主义”,直接借鉴现成的经验,自主创新是我们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學术图书评价体系的必由之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评价体系构建的创新性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建成,将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更趋于完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只有自己研发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价体系,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在评价实践中进行话语创新,在推动构建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前提下推进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为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现有学术图书评价实践及其特点

关于学术期刊以及对期刊论文的评价,国内国外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而图书评价研究的发展则迟缓得多。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开始得到改变,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对学术图书的评价,采用图书馆学、文献计量学以及统计分析法对学术图书的分类、学术图书的定义、图书评价方法、图书评价指标、评价数据库建设等问题开展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相比学术图书评价理论发展的相对滞后,学术图书评价实践在国内则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的图书评价活动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政府部门或具有政府背景的专业学会主导的评价活动。其中有面向出版界的国家级奖项,如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这一类评价活动关注的图书类型广泛,但覆盖的学术图书数量不多。还有面向学术界的全国性或省部级评奖,如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省市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这一类评价活动中涉及的学术图书比例很高,如第八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公示的一千多项著作论文类获奖成果中,学术图书占到了60%以上,涵盖了专著、编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多种图书类型。但是,这一类评价活动通常周期较长,相对于一个评价周期的出版总量,能够获得正面评价(获奖)的成果比例并不高。

第二类是学术界主导的评价活动。这类评价活动构成比较复杂。第一种是学术组织或基金会主办的、具有很高权威性和美誉度的评价活动,如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胡绳青年学术奖、刘诗白经济学奖等。第二种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组织的评奖活动,如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思勉原创奖、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人文社科奖。这两类评奖无论组织形式还是评价结果都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较大影响力,但获奖规模较小。第三种是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图书评价活动,如中国知网发布的图书引证报告、北京大学的图书评价项目等,但这种评价活动的在学术界影响较小。第四种就是非“广告书评”的学术书评,比较典型的如《读书》《中国图书评论》《中华读书报》等专业书评报刊刊登的书评,这其实是最全面的学术图书评价,但容量有限。目前,一般国内学术期刊基本上放弃了书评栏目,相比之下,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则给予书评较多的关注。

第三类是基于市场的图书评价活动。这类评价活动主要形式是各大图书展会主办方、网络媒体、电商平台以及知名学术出版社等推出的各种图书排行榜,这些榜单对引导主流阅读、推广出版品牌、提升出版物市场占有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些名目繁多的市场化评价虽然目的不同、标准各异,但也反映了出版界和公共媒体的评价标准,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评价活动已经从最初分散的、非营利性的社会评价逐渐成为市场化学术出版生态的一部分,逐渐成为集中创建、传播信息并带有商业属性的一种评价活动。一般而言,列入这些图书排行榜的“广义的学术图书”往往是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的畅销书,并不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写作,其中中国本土的学术图书比例也不高。

第四类是基于网络的评价实践。目前,流量较大的阅读类网站或App,如豆瓣读书、超星以及知名出版社、知名学者、书评人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会不定期推荐书单和书目,这些评价活动往往不具有直接的市场导向,通常包含丰富的学术评价信息,尤其是重要的大数据信息。如果能够进行有效采集并进行清洗、规范化处理,将为学术图书提供更加丰裕的评价数据。

对目前涉及图书的评价活动进行总结,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以激励性、引导性评价为主,但权威性和充分性、及时性往往是分离的。前两类评价大多数时候因为组织实施者的权威性,而具有较大的关注度和权威性,能够充分发挥评价引导、激励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但这两类评价活动具有一定的行政化倾向,由于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评价及其结果存在着功利化的可能。面对数十万的年度图书出版数量,能够进入评价视野的图书凤毛麟角,尤其是大多数评奖活动都实行组织推荐的制度或者申请制,有时还会限定较近的出版时间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发现规律。

第二,“分类评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本土出版的学术图书尚未受到应有的充分关注。无论从评价类型、评价对象、指标体系,还是从评价结果来看,现有的评价活动对本土出版的学术图书关注度不够,至少还未形成聚焦学术图书的实质性的评价活动,还远未达成通过评价活动“把优秀成果评出来、推广开”的总的要求。从评价类型上看,目前更需要开展的是诊断性的图书评价,就是面向学术出版的现实状况及存在问题、产生原因进行有立场的诊断性评价,通过评价的诊断作用扩大正面效应,规避或减少负面效应。

第三,以“精英评价”为主的同行评议仍然是主要的评价方法 。专家当然比一般人更专业、更具权威性。但是,在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圈子文化”等因素是否会影响到“权威”的专业判断?同行评议的公正和公平是否经受得住大众的质疑? 因此,如何在法律和其他各种制度规范的约束下,坚持评价活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保障学术共同体的各层次成员在评价活动中的身份平等和机会均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目前的同行评议中,作为学术出版质量的把关人—学术出版机构,在学术图书评价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很值得商榷。

第四,定量方法以及多元化评价数据已经部分地应用于各种评价实践中,但真正的“大数据思维”还未能在已有的评价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大数据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可,现在很多评价活动都把大数据作为“卖点”来宣传,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大数据”,而不是“大数据思维”,动辄声称基于“千万级”甚至“亿级”大数据生成的评价结果,并不顾及數据的清洗和规范,以及时间和技术成本是否可能,其评价活动的权威性和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有可能得不到保证。因此必须通过建立专业的评价数据库,为图书评价提供权威的各类评价数据。

第五,必须要指出的是,仅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任何评价活动的作用意义都不能被过高估计。因为历史地看,所谓学术经典从来不是评出来的,一定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自然选择,文化的积淀、思想的传承、时间的检验才是学术经典形成的必由之路。

三、构建图书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功能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等文件,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这为我们开展学术图书的评价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

构建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统一起来,寓政治于学术之中,寓马克思主义道理于学理之中,将把住方向贯穿于一切科研活动的导向之中。 根据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总要求,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完善评价标准,健全评价制度,规范评价办法,构建有利于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为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做出贡献。

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目标是对学术图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评价,引导学术界和出版界提高水平、强化规范、端正学风。因此,需要把握好评价的三个功能定位。

第一,客观评价学术图书的知识创新和学术贡献,为学术界提供学术图书的综合性评价标准。学术图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承载形式,是高度复杂的思想产品,凝聚了研究者认识世界的知识和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出发,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评價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以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实际效果为衡量标准 ,突出思想产品在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中的贡献度,将学术活跃度和影响力、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社会效益等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注重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的价值标准” 。

第二,全面反映新时代中国学术出版的实际,为出版界确立学术出版的规范和标杆。中国的学术出版到了期待价值引领的新阶段。因此,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从学术图书出版的内在规律出发,为学术出版确立规范、树立标杆,服务于出版界提升出版质量和影响力的实践。在准确反映中国学术图书出版的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吸取国内外各类图书评价体系的经验,特别是国际化的通用评价原则和实践经验,但必须防止不顾国情全盘接受西方评价标准的倾向,确立质量第一和创新为先的理念,推动出版界产出更多满足学术界和社会需求的优秀思想产品。

第三,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主体作用,营造“追求真理”“互学互鉴”的学术评价生态。开展学术图书评价是推动科研管理创新、构建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推进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学术共同体应当积极参与评价体系、评价标准、遴选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构建一个以学术批评为主的、开放的学术图书评价体系。这对改善学术出版的生态、促进学术出版的良性竞争,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此外,学术图书评价的功能定位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提供新的视角,推动学术创新和社会贡献,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它首先是服务,为学术界、出版界服务,其次才是评价,为科研评价、出版评价提供客观的数据。服务是目的,计量是手段,必须理顺这个关系。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使用评价工具、利用评价结果,既不要忽视,也不要强化,更不能异化。

四、构建图书评价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图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学术图书的评价体系,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型工作。与学术期刊承载信息集中度较高的特点不同,学术图书的评价信息较为分散,这就使得学术图书评价需要更多地吸收借鉴、更多地创新创造。是否能够在充分引进吸收消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学界业界的既有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在建设理念、目标定位、架构设计、功能实现等诸多方面实现创新,是这一评价系统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20多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实践表明,目前关于学术期刊以及期刊论文的评价,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和国内外通行的评价方法,无论在评价数据库的建设、评价指标的丰富性,还是评价的实践和评价结果的影响力方面都获得了学界和刊界的较多共识,在提升学术影响、倡导学术规范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成果应当也必须得到全面的吸收与借鉴。

多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在争论中发展。今天,在开展学术图书评价时,我们必须坚持那些已经得到实践检验、学术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一,必须坚持客观数据分析的基础作用,完善评价数据的多维构成。作为学术生产过程中产生并保存下来的信息,客观数据总是以某种方式记录学术生产的本质特征、规律及发展趋势。无论我们怎样批评数据未能真实反映本质,都不能否定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其中包含着等待我们去发掘、发现的本质规律。因为即便是假象,也以特殊的形式在表现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因此,学术图书评价的首要工作就是形成客观数据分析的科学方法,而通过对客观数据的分析和归纳,构建以品质标准为主体的分类评价体系就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根据学术研究的现状对学术图书的分类标准进行合理化修订,形成特色鲜明、功能清晰的评价标准,让每一种学术图书找到恰当的归属,与学科归属、出版形态相同的学术图书进行公平的、有意义的同台竞技。

第二,必须践行学术民主,完善评价主体的“质—量”结构。学术共同体是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并一起从事科学研究的群体 ,既是科学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内容的鉴定者。参与学术评价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数量和构成对评价的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过去的学术评价,出版界往往缺位。可事实上,在学术出版领域,学术界、出版界因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共同价值取向走在了一起。“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只有包括出版界在内的所有共同体成员共同参与、平等参与评价,把评价的全过程置于共同体的公开监督之下,这样的评价结果才能最终体现学术共同体的整体意志,得到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维护。

第三,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的特点和规律,实现评价方式的多向融合。任何一种评价,都必须依靠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才能形成结果、产生效用。因此,从学术研究与评价的规律出发,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评价的高度复杂性,在评价方法论上加以创新,突出评价体系的多维度和综合性,坚持评价体系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实现多种评价方式的多元融合。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同行评议和量化分析相结合,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和坚持客观数据在评价中的基础地位,将其作为图书评价体系的一体两翼,积极探索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适应、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权威评价和民主评议相统一、学科评价和跨界评价相联合的融合评价机制,用评价制度的不断完善来保障学术图书评价实践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构成

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体系,最终要体现在构建学术图书评价指标体系上。首先,构建这个指标体系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必须坚持动态、开放、发展的理念,按照分类评价的要求,构建评价维度完整、强调多元融合、倡导开放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同时也必须是可实施、可检验、可评估的。其次,构建这个指标体系必须要发揚科学主义精神,坚持科学性、系统性、便利性的原则,按照指标维度多元、数据可靠有效、结果区分显著的标准,遴选能够直接反映学术图书规范程度、质量水平、创新层次和影响力水平的评价指标。最后,构建这个指标体系必须既要继承传统有效的评价标准,还要培养大数据场景下的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据采集技术、评价数据库、文本挖掘能力的建设,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型形成维度多元、层次丰富、结构合理的评价数据资源,不断促使图书评价体系走向科学和完善。

基于既有实践,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学术图书评价指标应满足以下四个方面的需求。

首先,测量规范程度的指标需要同时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和科研诚信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能设置与出版规范和学术规范相关的客观指标,主要包括学术著作的出版规范执行情况、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的结果、不同类型学术图书写作规范的量化数据、学术规范的量化数据,例如图书题录信息的完整度,注释、参考文献的规范度等一系列测度指标。

其次,测量学术图书质量水平应主要通过同行评议的方法对学术图书的学术质量、社会价值进行规范化评分。这里可以借鉴常用的同行评议方法对学术图书的理论的系统性、研究的逻辑性、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同时对学术图书的成果价值做出判定:对解决理论或现实问题有推动作用,对学科发展有奠基作用,对学术研究或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等。一些现有的同行评议的评价结果不仅包含同行对图书的声誉评价,也包含对图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全方位评价,例如学术图书的各类获奖数据、学术书评数据、获得各类基金资助数据等。

再次,应当设置学术图书创新层次的指标。判断一本图书的创新层次应该主要由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完成,可以根据成果是否具有唯一性、新颖性、正面引证数量等划分创新层次。在评价的过程中,也可以选择一些适用的科学计量指标作为评价的辅助手段,例如,引文分析就是一种可以借助的分析工具,此外,面向科学研究和学术出版的各种基金资助情况,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等国家级基金,都实行了严格的同行评议程序,这也为评估学术图书的创新层次提供了重要的观测指标。

最后,应当设置有关学术影响力的指标。这个主要来自于图书和期刊的论文的引用和在线学术交流数据统计的计量数据。既往的图书评价通常采用引文分析 来获取学术图书的学术影响力指标,这也是国际上进行文献评价时普遍采用的文献计量指标。在新的评价实践中,不仅要重视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包括所有元数据—不仅是引文数据,还有机构、摘要等数据,对学术出版物进行综合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还要顺应信息时代科学传播和交流的特点,关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网络计量指标以及社交媒体的大数据资源等,通过不同类型数据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全面地反映学术传播交流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和学术图书的影响力状况。

此外,学术图书的利用状况和市场化数据也应当得到利用。这些指标虽然是“非学术”的,但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学术图书的质量水平和影响力状况。例如,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图书馆、知名大学甚至全球图书馆的馆藏图书数据,或是高校的通用教材目录,都可以成为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王文军,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副院长)

注释:

《世界版权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1955年9月16日生效;1971年在巴黎修订,修订后于1974年7月10日生效;中国于1992年7月30日递交了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官方文件,同年10月30日对中国生效。

新华社.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A/ OL].(2015-07-06)[2020-02-22].http://www.gov.cn/test/2005-07/06/ content_12421.htm.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每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2004年我国初版书籍为108 883种,到 2011年已经达到180 884种,2014 年以后一直稳定在 22万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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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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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汤森路透集团建立的“BkCI图书引文数据库”选用SSCI和A&HCI数据库的引文数据作为影响力一个的考察指标,高被引是来源图书入选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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