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的“再问题化”

摘要：近年来的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不仅走向精耕细作，而且出现许多新的动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是对出版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和创新。但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方法层面的问题，似亦可进行“再问题化”。这些问题包括：重新定义其研究对象，综合文学史、书籍史、出版史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变革的学术语境与其研究边界、前景之间的关系等。

关键词：文学出版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语境；再问题化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2.011

与以往较为粗线条、注重相对宏观的历史叙述相比，近年来的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不仅走向了精耕细作，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动向。新的研究资料被源源不断地发掘、整理，在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也在逐步转换，思想史范式、报刊史范式之外出现了产业范式（将过往的出版视作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检视其作为“有利可图的行为”的工业化、体系化运作过程、模式、特点）等新范式，诸多新的议题也随之被提出，吸引了来自文学、史学、文献学、编辑出版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多个学科、专业领域的学者，在此属意探索。如何描述、理解并评估这一长期的变化趋势，洵非易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专业研究者对出版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和创新。如有学者认为，研究20世纪文学出版史、当代中国出版史时，应确立出版人及思想—出版制度—出版媒介—出版效果这一四维结构 ，以此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展开专门研究与历史书写。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方法层面的问题，似亦可进行“再问题化”，为学界进一步、更充分地研讨做准备。

一、从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义谈起

什么是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进程的叙述，还是具体的出版物、出版人及相应的出版制度、媒介，乃至出版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这些都构成了进入出版史研究时所需面对、处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独立的，究竟何者优先、重要，一直不无争议。一般而言，如将文学出版史亦视作专门史研究领域，则其研究自须符合史学作业规范，尽可能从实证出发，从无数小的、具体的个案研究出发，才有望形成新的综合，重新书写、建构出版历史图景。笔者在对近现代文学史、文献学的研究中，也一贯奉持此说。 需要强调的是，从历史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对大量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并不一定必然导向新的综合，换言之，对具体的出版物、出版人及相应的出版制度、媒介，乃至出版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我们重新书写、建构整体性的出版史图景有帮助，但不一定能够自动走向整体性的重构、重述。因为整体性的历史书写、建构，除了足徵的史实、文献，还需要书写者的历史观、叙述策略和对理论、方法的自觉，这几方面都不一定是前者所能提供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如果对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不能引发我们对整体的出版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的新思考，其学术贡献、价值或要打一定折扣。

问题是，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的研究已经非常发达、充分了吗？应该没有人能对此问题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仍有必要发展丰富的个案、专题研究。不待言，作为这些研究的基础—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批判性利用—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为例，其自影印出版之后，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就有了极大的方便，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它的近十个重印本、影印本、重排整理本，在内容上与原始刊本（群益书社发行）之间皆有不小的距离，可被看作不同的版本， 由此产生的不少从文学史、思想史、社会文化史等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因所据《新青年》影印本资料的不同，不免在某些研究结论上有所差异。对此基础资料的不足，鲜见有学者注意。

另外，也有必要放宽我们的学术思想视界，开拓研究的范围，重新确立研究对象。一项对1990年代以来发表的171篇以出版史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发现，这些先行研究大多集中于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出版人物和出版期刊，而对晚清和新中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即便是在民国出版史研究的内部，新一代研究者的视野也大都局限于大的出版机构、著名出版人， 而未及其他。那么，何以会造成如此明显的不平衡性？原因固然极多、极复杂（如民国出版史资料丰富、学术积累多等），但在笔者看来，与我们对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对象的理解较狭不无关联。简言之，在选择对大的出版机构、著名出版人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的基本预设是：这些机构、出版人及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出版史的走向，因此，有必要反复探究，而对那些相对边缘、不那么主流的出版者、出版机构等的研究，因其本身不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也就无足轻重了。在此我们无须饶舌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对不断流动的“主流”和“边缘”的重新定义，也不必重申研究对象与研究价值、贡献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这一学术研究的常识，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事实上，是此二者共同构成了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出版史。不仅往昔的出版史如此，今天的出版史亦如此，且更多元、混雜、暧昧。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对那种长期以来只重视主流、精英、中心地带的文化生产，而忽略其对立面及广大的中间地带的出版实践与思想、以“自上而下”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做法，也就可以下一自己的判断了。

概而言之，重新定义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将其恢复为一个更加灵活而有弹性、既具规范性又具有延展性的学术领域，也对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不单指关于非知名人物与出版机构、非主流出版行为、非正式出版物 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而且不出意外将构成这一领域新的研究重心；同时也提示我们在“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中探查“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各种身份”，关注文化边缘地带及形形色色曾被视作“落后”“保守”“反动”的出版实践，处理近现代文学出版史上同样存在着的“‘地域性（place）问题—这一概念在此既有地理方位上的意义，又可以解释为书籍的读者及出版者的社会地位” 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文化、阅读文化、书写文化、学术思想等问题。

二、出入于文学史、书籍史、出版史与文献学

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的范围相当广阔，上述所谈仍是就其大体而言的。尤宜在此指出的是，不仅对文学出版现象的探讨是这一领域亟须关注的议题，而且，对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期刊、小册子、传单、非正式出版物等）的编辑、出版、印刷、修订、发行、销售、阅读、接受过程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揭示其在特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实际作用，加强出版行为及效果分析， 也应该成为我们用心开拓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法、取向，就是尽可能结合文学史、书籍史、出版史与文献学。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论点及其重要性，以下举例稍作说明。

先谈文学出版现象研究。在近现代文学出版史上，新文学家的一些新文学作品集（也包含极少量的旧体文学集）曾以传统书籍生产样式出版，此类出版物自1920年代出现、绵延至今，其实非比寻常。因自清末以来，中国书籍的出版样式，逐渐为西式装帧、排印格式所取代，而五四新文学家多以革命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为职志，时时处处自命维新，何以至此却走回“复古”“复辟”的旧路，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但迄今为止，对此一现象几未见透辟、深入之研究。笔者尚未发表的相关专论中，有一节即试图探讨新文学读者对以中西/新旧不同形式出版的新文学作品集，尤其对“新文学线装书”的不同态度、观感（作为书籍史之一分支的阅读史研究，在此亦与文学史、出版史研究结合）：

萧军对线装铅印本《晨曦之前》和西式装帧、毛边本《野草》的不同态度，对前者流露出来的那种不置可否的感觉，并非孤例。以同样采取传统风格的刘半农著《扬鞭集》上集初版本为例，该书出版未久，即遭到来自新文学阵营的《幻洲》杂志的无情批评。……盖新文学作品集生产之传统风格，在此二评者眼中，不啻“复古”之举，而又以其出自新文学者、“洋翰林”，罪不容恕，从而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然而，饶是如此，新文学家仍有不少人甘愿将自己的作品集以传统书籍生产样式首度出版，尤其是曾经批评过此一现象的评者，以后却掉转枪头，心甘情愿走上“复古”之路，委实耐人寻味。例如林语堂曾“挖苦”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线装本，但翌年出版的杂文集《大荒集》（上下册）却也是白纸线装铅印；鲁迅曾大力提倡洋装书、自诩为“毛边党”，其所编选《艺苑朝华》五种却取线捻装，《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及其与郑振铎合编之《北平笺谱》等均取线装，就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故此，需要被提出分析、解释的问题是：其间缘由何在？此举在文学史、文化史、出版史上之意涵究竟为何？如何理解此一不同寻常之出版现象？

再谈对具体的出版物的编辑、印刷、出版、修订、发行、销售、阅读、接受过程的深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在书籍史、出版史领域不绝如缕，但窃以为，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历史重建的层次止步不前，而应考虑将其与文学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对其所提出、面临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分析和判断。换言之，对出版物的研究，不应只满足于处理、解决“5W”式的问题，而应该有更大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 在这方面，大木康、何谷理（Robert E. Hegel）、何予明对流行的明清小说的（再）生产、消费过程的研究，李奭学、邹振环对明清汉文西学经典、翻译文学的出版史研究，季家珍（Joan Judge）关于《时报》与晚清改革文化的专书，张仲民、曹南屏关于晚清医疗卫生类书籍、科举用书及其所关涉的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的论著，罗伯特·达恩顿对《百科全书》出版史与启蒙运动兴起渊源的讨论等，皆已展示出相当丰富的可能。在现代文学出版领域，此类研究亦不乏其例：

有学者对鲁迅名著《呐喊》第十三版、《彷徨》第八版的研究，即从二书所见特殊的版权凭证（一般所知只有鲁迅名章蓝印，此二书还套有书名首字红印）出发，从提出并解释这一不同寻常的版权凭证何以在此时此书出现作为研究的开始，不仅详细探求了二书版本的特色，也为我们揭示了此二版本的问世背后，鲁迅编纂出版自家著作的惯例及其变化、鲁迅与北新书局版权纠纷案的另面、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及其回响、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破裂背后的人事和偶然性因素等问题。不待言，这一研究既是版本学、文献学的研究，同时也是文学史研究的精彩个案。

实际上，这一研究亦可谓从出版史的角度切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显示了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的力道。虽然难以回答什么是理想的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之类的问题，但目前为止的绝大多数研究，几乎都是在文学史、书籍史、出版史与文献学的茂林深篁之间穿行，致力于将出版史与书籍史、文学史、近现代文献学研究结合起来，而非以不断加固、成熟（同时也是僵化）的学科边界意识，将其人为地隔裂、对立。笔者深信，在尊重不同学科、专业领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规范、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之上，在研究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广泛借鉴社会学（尤其历史社会学、文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媒介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性别研究等领域研究方法，尽力促成文学史、书籍史、出版史与文献学之间有效的沟通、融合，以取得研究议题、问题的最终解决，既是文学史、文献学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是近现代文学出版史、书籍史研究者可以培植的硕果。

三、变革中的语境、边界与前景

这些值得开拓的方向、议题，从表面上看，是出版史研究不断深化、拓展的结果，其实却深植于我们不断变革的学术语境当中。这些语境至少包括学术思想的变化、出版媒介的变化、出版制度的变化等方面。在學术思想方面，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研究出版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较之于孤立地就出版论出版、在出版史研究的内部不断回旋，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仅从出版研究的内部很难窥见其发生、演变的真正的历史动力；出版媒介方面，报纸、期刊和书籍这些纸质出版物对近现代出版史发生、发展至为关键，但自20世纪初至今，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和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也刺激我们在回溯历史时，必须重新思考何谓出版、出版何为这两大问题，审视不同媒介在出版中的角色、印刷出版的技术力量所施加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想象今天新的语境下创新出版的可能，进而对出版效果/媒介传播效果加强分析；出版制度方面，晚清民国相对较为宽松、自由，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出版形态、模式和主体，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则呈现出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作“一体化” 的趋势，但这并不是说当代出版缺乏活力、乏善可陈，相反，在当代出版史上已出现许多新的、值得研究的现象和问题。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既可以是现象描述，也可以是经验总结，还可以是对策分析，更可以是历史研究。换言之，我们对当代的文学出版，完全可以用历史研究的方式去处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现）。

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说，不仅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理念、方法等因学术语境的变革而不断发生改变，同样被催生的还有一系列新的议题、发展方向，以及其正在悄悄上移至明清，下移至当代、当下的研究边界。前两者上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述，就研究边界的拓展而言，这并不只是指内藤湖南、沟口雄三等人对中国史之“延续性”的强调，对于我们认识晚清（甚至更早）至当代、当下的出版历史同样不可或缺，在笔者看来，更多则是要求我们像刘知几、章学诚和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学者那样，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展开相关考察，而非满足于现象描述、经验总结及对策分析，或是在历史研究中停留在史实重建的层次，不能揭示其间潜藏的某些规律、原理和重要特征。当代出版史的研究为人诟病者，多在缺乏“历史感”和实证精神，而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则较少“现场感”和“当代性”。如果我们能打通一般所谓的“近代”“现代”“当代”的分野，超越地域、国族、语言、政治、文化和道德观念等限制，以诸多精深之研究，致力于史实与理论的双重建构，则独立、自觉、系统、深入的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这一设想，必不致落空，整个中国出版史乃至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将因之焕然一新，真正有望成为中国史一个部门，进而促进中国史的其他方面之研究，“最终可以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一個有机组成部分” 。

要实现这一设想，还需要我们将下述事项提到相应的议事日程上来。具体来说，在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的研究中，应加强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以及对海外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评述， 相关研究资料和情报的搜集、利用，包括撰写相关研究综述，编制研究资料目录和索引、资料集乃至开发专题数据库等方面的工作。事实上，与日本、欧美各地对中国学者的研究论著和原始文献搜集、利用的不遗余力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哪怕是对国内同行的研究进展，有时也未必熟悉， 更不用说，我们对域外学术现况与历史的了解，多是一鳞半爪、吉光片羽式的，“利用外文资料更少”，“所谓‘拿来主义，对于学术各个领域都是通用的” 。但此处所谓的“拿来主义”，并非坊间通行的对其分析框架甚至概念、理论、方法、结论的简单套用，而应该是建立在充分体认其原有学术脉络、内在理路和中国研究可能的差异这一基础之上的。受“贵古贱今”的传统思想等影响，当代出版史料的保存、搜集与整理工作尤为薄弱， 故此展开相应的历史研究、分析颇有难度，期待有心人孜孜矻矻，博采约取，以汇其归。

晚近“数字人文”的发展，也许为对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可能。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新兴的学术潮流，利用互联网、数据库和数字方法、工具研究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的做法，现已成绩斐然、新作迭出，而在中国出版史尤其近现代文学出版史领域几乎尚未展开。不可否认，此前如邓集田著《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等也有初步的定量分析，但还只是一个开始；关于“数字人文”如何被运用于近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讨论和实践，也刚刚进入学界视野不久。 不过，诚如不少“数字人文”取向的先行研究所示，在这一领域，我们也许可以将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出版物（及其他分析单位）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理念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其与人文学者熟悉、拿手的定性研究综合起来，为较为宏观的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与叙述提出某些新的问题和观察。这些新的问题和观察，当然是此前我们穷其一生精读、细读极为有限的出版物及相关研究时难以形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数字时代出版史研究进行学术创新的远大前景，或将引领我们迈向更加开放、更具想象力的未来。

（王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研究员）

*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支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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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以林语堂《过年》一书讨论了非正式出版物在近现代文学史、文献学研究中的价值，这一讨论也同样适用于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具体可阅读：王贺.流动的文本 可疑的“佚书”—林语堂《过年》及其文献学问题[J].鲁迅研究月刊，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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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多将“一体化”视为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总体特征，对这一术语的内涵的界定，可以参阅：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此时文学出版业的演变过程、生产与组织方式、形态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了这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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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也包括两岸三地的中文学术界，因对彼此的相关研究进展不甚熟悉，其掌握、利用先行研究存在不足的情况。具体的例子可以参考：王贺.“让文献说话”的难度—评邱各容著《台湾图书出版年表（1912-2010）》[J].书目季刊，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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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人文”如何运用于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讨论，可以参考：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J].现代中文学刊，2019（1）；王贺.“数字人文”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