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

孙艳琳， 王诗慧， 刘 琴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积极发展具有高附加值、无污染等优势的服务贸易必将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为中国和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各国之间贸易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而各国之间服务贸易合作也逐渐受到重视。那么，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现状呈现出哪些特点？各国间服务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水平如何？具体到各分部门又具有何种特征表现？对这些问题予以梳理解答，有利于更进一步发挥沿线各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以促进服务贸易合作。

国外学者所提出的研究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测量指标包括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1]、贸易互补指数(TCI指数)[2]、出口相似度指数(ES指数)[3]、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CA指数)[4]、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指数)[5]和贸易竞争力指数TC。运用这些指标，学者们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展开了相关研究。其中，以中国和“一带一路”所有国家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有两篇，一是周启良、湛柏明[6]综合运用了服务业出口额所占比重、RCA指数、平均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1999-2014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二是尚涛、殷正阳[7]运用RCA指数比较了200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这两篇论文仅从各国比较优势角度探讨相关国家服务贸易竞争性，并未针对服务贸易互补性展开相关测量研究。

现有学者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同时开展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研究还停留在特定国家或局部区域层面，学者们综合运用TCI指数、TC指数、ES指数或从局部区域层面描述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互补性与竞争性特征[8]，或从单个国家层面对中国-印度服务贸易[9]、中国-新加坡服务贸易[10]和中国—泰国服务贸易[11]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开展研究。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中国和沿线所有国家服务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同时展开研究的论文，但有两篇以中国和多国贸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值得借鉴。这其中，陈继勇、蒋艳萍[12]运用CA指数和ES指数分别从产品域层面和市场域层面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性，武俞辰、赵景峰[13]运用TCI和TC指数分别探讨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上述文章对本文测算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的指标选择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TCI指数测算双方进出口服务贸易的互补性，采用ES指数探讨双方服务贸易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性。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服务贸易研究少，尚无对所有国家竞争性和互补性同时开展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05—201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统计数据，构建了基于“时间-地区-部门”的三维研究视角，通过对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本文将服务贸易各部门和“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主体，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创新性，对如何促进中国和沿线各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对策制定具有一定启发性。

本文首先比较了“一带一路”沿线8个地区①服务贸易的净出口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含中国)12个服务贸易部门的进口、出口排序和比重；其次，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各服务贸易部门的贸易互补性；接着，计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上的出口相似度；最后基于测算结果，围绕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分工与合作及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现状的统计性描述

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回暖的重要力量。本部分首先从服务贸易净出口规模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比较分析，然后从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两方面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各部门服务贸易发展特征予以识别和比较。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服务贸易规模及其比较

图1为2005、2010和2016年三个时间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地区净出口额对比图。根据UNCTAD数据库，该图显示：整体而言，东欧、中欧、南亚服务贸易存在较大贸易顺差，且随着年份增加，顺差加大，而其它区域的净出口额随着年份增加而减少。

图1 “一带一路”分地区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具体分析中国和沿线各地区，2005-2016年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6年逆差额是2005年的44倍；东欧和中欧自2005年来，整体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服务贸易顺差，2016年净出口额相对于2005年水平扩大了1倍；南亚2005年期初服务贸易逆差大，但近12年出口额不断增长，至2016年服务贸易呈顺差，且顺差额仅次于东欧与中欧；西亚在2005年尚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但2010年逆差加大，而2016年逆差额稍有减少；而独联体的服务贸易则呈现持续较大逆差额，2016年的贸易逆差额是2005年的2倍；东南亚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但12年间逆差额不断缩小，在图中8个地区的净出口额排名从2005年的第8位稳步上升至2016年第6位，到2016年，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少于中国和独联体。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结构及各部门发展现状

本文根据UNCTAD公布的最新BPM6②基本数据，从2005、2010、2016三个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其BPM6分部门进出口进行分析，从而归纳出这12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

表1统计了在2005、2010、2016年三个时间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出口及分部门出口结构。从服务贸易总出口位居前5位国家分布来看，中国、印度、新加坡在2005-2016年间始终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一梯队，但另两个2005和2010年出口大国希腊和俄罗斯没有出现在2016年的出口国前5强名单上。究其原因，希腊可能受债务危机影响，而俄罗斯可能与自身工业发达、但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欠缺的产业结构有关。与此同时，由于泰国大力发展旅游业，2016年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已经跻身前4位；而阿联酋充分利用了自己丰富的石油储量的优势，在2016年跻身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5名。

表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各部门出口结构③ 单位：百万美元

从货物相关的服务来看，中国该部门出口额一直位居首位，但其占当年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量比重持续降低，由2005年的16.96%降至2016年的11.3%；罗马尼亚在2005年的货物相关的服务出口额位于第2位，占当年服务贸易总量比重达47.67%，但在2016年，比重也降至15%，排名第4位。

而运输服务方面，新加坡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港口服务优势，其运输服务出口额一直位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榜首，但其占服务贸易总出口比重在2005-2016年期间却下降了15个百分点；希腊的运输服务出口在2005年位于第2，占该国服务贸易总出口比重将近一半，但在2016年，其运输服务出口额排名跌出运输服务出口前5名列表；而阿联酋在2016年的运输服务出口则表现突出，出口额仅次于新加坡和中国，其占本国服务贸易比重也高达38%。

就旅游服务而言，在2005和2010年，中国的旅游服务出口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位，且12年来绝对额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但其占服务贸易总出口额比重持续下降。相反，另一旅游服务出口大国泰国在这12年内旅游服务占本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持续上升，到2016年，其旅游服务出口比重高达72%，成为该国的重要出口支柱行业。在2016年，印度、阿联酋、新加坡也跻身进入旅游服务出口前5名，但印度和新加坡的旅游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都低于15%。

就其他服务部门而言，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为：该部门出口额排名前5国家的部门出口额占服务贸易总量的比重在2005-2016年间呈增加态势。例如，始终位居首位的印度，其部门出口占服务贸易总出口额比重一直高达75%左右，其中2016年印度其他服务部门出口占比最大的分部门是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33%)和其他商务服务(33%)；又如其它服务部门出口额位居第2的中国，该部门出口占其服务贸易总出口额比重不断上升，从2005年的25%及2010年的40%，上升到2016年的51%，占比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两个分部门出口额在2005-2016年间分别呈3倍和1倍的增加。此外，在保险、金融、知识产权三个分部门，所有沿线国家出口额均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西亚国家巴林保险服务出口占本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较大，在2016年占比达44%；新加坡的金融服务出口在这12年来一直位居首位，出口增长也较为明显。

简而言之，除少数国家的出口额排名变动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额和BPM6部门细分出口额排名的变化都不大。此外，排名前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其他服务部门的出口比重都在增加，即出口额向其他服务部门集中[13]，呈现出在其他部门“部门集中化”的倾向。

表2统计了2005、2010、2016年三个时间点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各部门的进口结构。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看，中国、新加坡、印度三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较大的进口额。从2005年到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长大于4倍，新加坡增长近2倍，印度增长大于1倍。在2016年，沙特阿拉伯跌出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进口总量排名前5的榜单。

在与货物相关的服务进口中，2005-2016年间沿线国家所进口的货物相关服务均较少，且占服务贸易总量的比重低，绝大多数国家比重低于5%。

在运输服务进口方面，中国、新加坡和印度运输服务进口额在3个时间点均位于所有研究国家前3位。在2005年排名前5位的沿线国家中，有印度、泰国、阿联酋三国运输服务进口占本国服务贸易比重超50%；而2010年只有阿联酋运输服务占比超50%，而2016年没有国家的运输服务进口占比超50%。这说明虽然运输服务的进口额都有增加，但大多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进口占比都有下降。

关于旅游服务进口，在三个时间点，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三国的旅游服务进口额较大，且2016年中国旅游进口额相对于2005年扩大了11倍，占本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也由2005年的27.91%上升至2016年57.76%。从旅游服务进口所占比重看，除中国外，印度在2005-2016年间旅游进口所占比重也上升了2个百分点，但其余国家旅游服务进口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其中俄罗斯旅游进口额占比减幅最大，12年间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就其他服务而言，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其他服务进口和出口一样，也呈现出“部门集中化”的倾向，即其他服务进口占本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重稳健上升，如印度从2005年的35%上升到2010年的50%,2016年的51%。但中国比较特殊，其他服务进口占服务总进口比重呈下降态势，从2005年的40%，2010年的38%，下降到2016年的23%。具体到各个分部门，大多沿线国家的其他商务服务部门和电子、信息及计算机技术部门的进口占服务贸易总进口比重呈增加态势，如印度的其他商务服务部门进口所占比重从2005年的22.39%上升到2016年的24.52%，新加坡该部门进口比重由2005年的20.11%增加为31.09%，俄罗斯从2005年的17.24%上升为23.46%。在电子、信息及计算机技术部门，2016年俄罗斯、新加坡该部门的进口比重比2005年占比高了近5个百分点，该部门进口排名靠前的中国和印度两国在该部门的进口占比较为平稳。而对于其他服务的其他分部门而言，沿线国家在这些分部门的进口比重呈现随时间增加而下降的态势。具体而言，在建筑服务部门，排名前5的沿线国家在该部门进口比重都在下降，如与2005年相比，俄罗斯在2010年进口比重减少了4%，伊朗进口比重减少了17%，哈萨克斯坦进口比重减少了11%；在保险服务部门中，保险服务排名较前的中国和印度在12年间进口占比都有所下降，但仍有少部分沿线国家的保险服务进口占比在增加，如在2016年，阿联酋的保险服务进口额占本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增加为47%，且超过中国、印度和新加坡，进口额在沿线国家位居首位。此外，需注意的是，尽管巴林保险服务进口额在沿线国家排名第5，但其保险服务进口比重高达50.05%。另外，各国金融、知识产权服务、个人文化及娱乐这三个分部门进口额不高，绝大多数沿线国家在这三个部门的进口占比均低于5%。

表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各部门进口结构 单位：百万美元

总之，2005、2010和2016年三个时间点各个服务贸易部门进口额排名前5的国家变化不大。而从各分部门进口占服务贸易总进口比重来看，运输、旅游以及其他服务(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部门，其他商务服务部门，政府服务部门)占本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重较大；具体到2005-2016年12年间的变化态势，大多数国家的运输和旅游进口在服务进口总额占比呈下降态势，而在其他服务，除中国外，其余各国其他服务部门进口占服务进口总额比重大多呈增加态势。

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贸易关系主要体现为互补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如果两国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人才资源储备方面具有较高的差异性，一国具有出口优势的服务贸易部门正好为另一国具有进口需求的服务贸易部门，则两国该部门服务贸易具有互补性。本部分将分别围绕中国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以及中国进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两个方面探讨服务贸易互补性。

学术界普遍采用Drysdale[2]依据前人研究总结出的贸易互补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简称TCI)测量贸易互补性，该指数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一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产品与另外一国的服务贸易进口需求之间的契合水平，进而折射出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发展前景。贸易互补指数(TCI)计算以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CA)为基础，其计算公式为:

TCIkij=RCAkxi×RCAkmj

(1)

其中，

上式中TCIkij表示i国与j国在k服务部门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RCAkxi表示用出口衡量的i国在k服务部门上的比较优势，其中Xki/Xi表示i国k服务部门出口额占i国所有服务部门出口额的比重，Xkw/Xw表示全球k服务部门出口额占全球所有服务部门出口额的比重。RCAkxi大说明i国在k服务部门处于比较优势。RCAkmj表示用进口衡量的j国在k服务部门的比较劣势，其中Mkj/Mj表示j国k服务部门进口额占j国所有服务部门进口额的比重，Mkw/Mw表示全球k服务部门进口额占全球所有服务部门进口额的比重。RCAkmj大说明j国在k服务部门上具有比较劣势。如果RCAkxi和RCAkmj都比较大，则TCI指数比较大，这说明i国在k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明显，j国在k服务部门的比较劣势明显，则国家i和j在k服务部门有互补性。TCI指数越大，说明两国该服务部门的互补程度越大；反之，说明两国该服务部门的互补程度越小。一般认为，TCI>1表明两国在该服务部门上的互补性较大，存在潜在的贸易合作利益和明显的贸易机遇；TCI<0.5表明两国在该服务部门上的互补性较小。

表3为基于中国出口——沿线国家进口所计算的BPM6分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指数结果④。表3说明，从货物相关服务来看，2005-2016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互补性指数TCI中的前五位数值均超过了1，且贸易互补性基本呈稳定上升态势，2016年贸易互补指数最大的五位国家均超过5。而从均值来看，中国与排名前五的国家贸易互补指数均超过4；这说明，在货物相关服务领域，中国出口和沿线国家进口有很大合作机会；特别值得关注，从均值来看，合作机会着重体现在东欧国家，同时，2016年东盟两个成员国缅甸和文莱货物相关服务进口与中国出口的贸易互补性相对于前两个时间点大幅提高。

从运输服务来看，中国运输服务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排名前五位值均大于1，且互补性指数值在2005-2016年间不断上升；就均值而言，中国运输服务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贸易互补指数最大五位国家均值均大于2，这说明运输服务方面，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存在稳定上升的较大合作前景。

从旅游服务来看，尽管2005-2016年间贸易互补性指数值呈先增加再减少态势，但前五位贸易互补性指数也都大于1，这说明中国旅游服务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存在较多贸易合作机会。

表3 中国出口—沿线国家进口各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指数(TCI)前5位TCI值及对应国家

在其他服务部门来看，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最大的五位TCI值稳定增加，合作前景良好；动态分析，2005年中国与排名前五国家其他服务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小于1，而在2016年均大于1，互补程度呈增加态势。具体到各分部门，就建筑部门而言，中国出口与相关国家进口贸易互补性最高五位TCI指数均值大于10且呈持续上升态势，贸易合作可能性很大。就单个国家而言，在2005年，中国与老挝贸易互补性指数为89.12，而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为18.59；在2016年，中国与阿塞拜疆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为80.06，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为40.09。从保险服务来看，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互补性TCI在2005年处于很低水平，但TCI指数在2005-2016年间不断提高，特别是与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的TCI指数超过2(与巴林和阿联酋互补性指数超过8)，存在更多的贸易合作可能性。就金融部门和知识产权服务部门而言，中国出口同沿线国家进口之间贸易互补性TCI始终维持很低水平，且12年间变化不大，如2016年中国金融贸易进口只与四个沿线国家出口互补性大于0.5，而12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服务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均小于0.2。在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部门，2005-2016年间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于2010年、2016年和12年三个时间点所计算的互补性均值结果显示，中国与五个欧洲国家在该部门互补性指数最高，这说明中东欧五个国家是中国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部门贸易合作重点。就其他商务服务而言，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进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水平低且呈下降趋势，现阶段贸易合作前景不高。在个人文化及娱乐部门，2005年，中国出口与阿尔巴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进口互补性指数高于1，但2010年所有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降到0.3以内，而2016年中国出口与吉尔吉斯坦、黎巴嫩和克罗地亚三国进口的互补性值超过1，这说明中国可以重点考虑这几个国家的文化及娱乐服务合作。

表4为基于中国进口—沿线国家出口所计算的BPM6分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指数结果⑤。表4说明，从货物相关的服务来看，总体而言，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在货物相关的服务部门贸易互补性不高，但其贸易互补性呈增加的态势。特别值得注意，2016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互补性指数超过1，存在一定贸易合作可能性。

表4 中国进口—沿线国家出口各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指数(TCI)前5位TCI值及对应国家

就运输部门而言，2005、2010和2016三个时间点及12年间均值中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互补度的前5位水平均大于2.5，特别是中国与三个独联体国家贸易互补性水平一直比较高，存在较大贸易合作潜能。

从旅游服务贸易互补性前五位水平来看，2005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2016年贸易互补性前五位水平比2005年有显著上升，其中，中国与马尔代夫旅游始终呈现最高互补性，互补性水平从2005年的3.49上升到2016年的8.18。从2005-2016年间的均值结果看，中国与马尔代夫、老挝、柬埔寨的旅游贸易互补性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前3位。

从其他服务贸易互补性前五位水平来看，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互补性不断降低。在2005和2010年，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五个国家水平大于1，而在2016年，中国与所有国家贸易互补指数均小于1。具体到其他服务部门分部门，除了政府服务部门和金融部门贸易互补性呈现上升趋势外，在其他分部门，中国进口和沿线国家出口之间的互补性指数均呈下降态势。具体而言，在建筑服务部门，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最高5位数值尽管随时间呈下降趋势，但互补性值是所有部门中绝对水平最高的。就保险服务部门而言，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性呈下降趋势。在2005和2010年，中国保险服务进口和五个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性大于2，而在2016年，中国进口仅与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2010、2016三个时间点，中国保险服务进口与巴林出口贸易依存度均大于10，存在较大合作前景。就金融部门而言，2005年中国进口与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前5位水平均小于0.1，而2016年互补性水平均小于0.3，这说明贸易互补性虽有提高，但整体水平仍很低。在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部门，2005年中国进口与印度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最高；2010和2016年，中国该分部门进口与科威特出口贸易互补性最高，但其互补性在下降；整体而言，中国进口与印度、科威特和以色列三国出口贸易互补性稳定大于1。

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如果两国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人才资源储备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导致一国具有出口优势的服务部门同另一国相似，则两国在出口对方或第三方市场时就存在竞争，即两国服务贸易具有竞争性。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简称ES指数)最早由Finger和Kreinin[3]提出，随后Glick和Rose[16]、史智宇[17]等学者不断对其进行了修正。由于ES指数能测度任意两国在世界市场或第三方市场服务部门出口产品的相似性程度，故经常被学者用于测量两国间贸易的竞争性水平。因此，本文借鉴陈继勇对贸易竞争性的测算方法，采用ES指数来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2)

式(2)中ESkij表示i国与j国在k服务部门上的贸易相似性指数，公式右端中各字母的含义与前文相同。ESkij的取值范围介于1～100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两国在世界市场的出口结构越相似，竞争越激烈；数值越小，说明两国在世界市场的出口结构越不相同，竞争性越小[8]。

表5显示，整体而言，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存在强竞争关系的国家集中在中欧、东欧和独联体地区，其中匈牙利、捷克、波兰3个中欧国家是与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上竞争最大的国家，而中国与俄罗斯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关系也在不断加剧。与此相反，中国与沿线亚洲国家在服务贸易出口市场的竞争程度逐渐减弱。例如，2005年，4个亚洲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林、缅甸)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相似度位居前10，但这4个国家在2010年和2016年的出口相似度排名均跌出前10；2010年与中国出口相似度排名前10的国家中只有巴林一个亚洲国家；而在2016年，2个亚洲国家(菲律宾、新加坡)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出口有较强竞争；且从12年均值来看，中国只与印度尼西亚、巴林两个亚洲国家在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存在较激烈竞争。

表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相似度指数(ES指数)最大的10个国家及其ES指数

五、 结论和建议

本文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运用贸易互补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测度与比较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其一，从出口来看，东欧、中欧、南亚服务贸易净出口额较大，具有出口优势。具体来看，沿线地区在货物有关的服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3个部门和其他服务部门中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分部门存在明显的出口优势。此外，中国与大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相关服务、运输服务2个部门占本国当年服务贸易出口额比重呈下降，而其他服务部门占服务贸易比重却上升，这说明中国与大多沿线国家在其他服务部门出现了“出口集中化”现象。从进口来看，中国与大多沿线国家货物相关服务、运输服务部门占服务贸易进口比重都在下降；但在其他服务部门，除中国外，大多沿线国家的进口比重有增加，同样出现了其他服务部门“进口集中化”现象。

其二，贸易互补性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潜力大。具体来说，在货物相关服务部门，中国出口——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水平远高于1且显著大于中国进口——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互补性，说明中国货物相关服务出口和沿线国家进口之间存在巨大合作前景。在运输服务部门，中国出口——沿线国家进口和中国进口——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互补指数均远高于1且随时间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运输服务双向合作前景巨大且合作可能性稳健提高。在旅游服务部门，中国出口——沿线国家进口和中国进口——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互补指数均远大于1，这说明旅游服务同运输服务一样具有巨大双向合作前景。尽管中国旅游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在降低，但中国旅游进口与排名靠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的贸易互补性在增强。在其他服务部门，尽管整体而言中国出口——沿线国家进口和中国进口——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互补指数不高，但在建筑、其他商务、政府服务和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4个分部门存在较好贸易合作机会，其中建筑服务是传统互补性较高的服务部门，而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分部门存在较强的稳定上升双向合作前景。

其三，贸易竞争性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与沿线国家中的匈牙利、捷克、波兰、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市场竞争激烈，而与沿线亚洲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关系呈减弱态势。

由此，本文认为，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优势互补的服务部门，双方应该进行竞争性合作以形成合理的服务部门分工体系，创造新的贸易增长点和“双赢”局面[13]。具体而言，对于货物相关服务，中国在货物相关服务的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其它国家进口有很大的贸易互补优势，在合作对象上重点推动中国出口与近邻东盟国家(缅甸、文莱)和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口之间的单向贸易合作；在提高自身贸易竞争力方面，中国应立足于在货物装配、贴标、包装和运输设备的维护上的优势，但应减少其劳动力的投入，提高此服务的技术含量，以此增强该服务部门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运输服务，在双向合作对象部署上中国应重点推动同塔吉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之间的运输服务双向贸易往来，在单向合作部署上一方面推动中国运输服务出口与南亚国(孟加拉)和东南亚国家(缅甸、越南、柬埔寨)进口之间的贸易合作，一方面促进中国进口与卡塔尔、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三国运输服务出口之间的贸易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应将其交通运输网络优势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货物贸易提供良好的流通、运输服务，减少运输费用和运输时间。此外，“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沿途交通运输网路的建设将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对于旅游服务，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国民对旅游服务的需要日益增加，中国应合理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资源、地理人文资源[18]，从而推动双方多部门发展。在合作对象部署上，考虑到政治风险最小化，中国应重点推动同老挝之间的旅游服务双向贸易往来，单向合作重点推进中国进口与南亚马尔代夫和东南亚国家(缅甸、泰国、越南)、中东国家(沙特、约旦)和东欧克罗地亚的旅游服务进口间的合作，推进中国旅游服务出口与亚美尼亚、科威特、尼泊尔、菲律宾进口之间的贸易合作，此外，中国可以在将政治风险降低在可控范围前提下推动与阿尔巴尼亚的双向贸易合作和与伊朗的单向贸易合作。

而就存在优势互补的其他服务部门分部门而言，对于建筑服务，鉴于中国与独联体国家间存在广泛的双向合作前景，这些国家理应成为建筑服务贸易合作的重点关注对象。而且，前文互补性计算也显示出，中国出口与沿线国家建筑服务进口的互补性指数优势非常大，考虑到沿线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能满足其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中国应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和技术协作的雄厚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以带动各国实体经济发展，进而更好地发挥本国建筑服务出口优势。对于保险服务，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双向贸易合作推进应是保险服务合作部署重点，特别是中国可积极主动促进与巴林之间的保险服务双边合作，此外，中国还应加大保险服务进口和新加坡保险服务出口的单向贸易合作；中国更应该对保险部门予以政策支持，学习发达国家保险部门的发展经验，提升自身实力。对于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部门，近年来中国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较差，这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具体来说，中国跨境电商领域发展迅速，故中国可加强自身与沿线国家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型服务贸易，使之成为双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合作对象选择上，中国应重点寻求信息技术相关服务出口和中东欧国家进口之间的贸易合作；同时考虑到印度、以色列在该部门竞争优势较强，应充分借鉴其经验，中国也需要适度推进信息技术服务进口和印度、以色列国家出口之间的单向交流合作。在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方面，中国应将与吉尔吉斯坦之间的双向贸易合作作为重要战略部署。

对于双方互补性优势小的金融、知识产权服务部门和其他商务服务部门，中国可积极实施“引进来”战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较好的部门开展合作(如新加坡)，从而弥补自身的弱势。此外，对于金融部门，中国应加强金融行业法律法规的建设，加速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对于知识产权部门，中国应加强对专利、商标等的保护，注重提高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效益，从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其他商务服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在下降，竞争程度变大。这表明，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举行商品贸易的洽谈会，同时在管理咨询、技术研发方面加强交流，积极寻求差异性竞争与合作的机会。

注释：

① 本文综合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环境、文化等因素，参照桑百川等(2015)、赵东麒等(2016)的做法，设定除中国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亚1国(蒙古)，东南亚10国(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西亚18国(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门、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塞浦路斯、希腊、埃及)，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独联体12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中欧4国(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东欧12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需要说明的是，蒙古的数据缺失严重，很多计算指标无从得到;俄罗斯与传统欧洲在资源禀赋、贸易结构及政治等方面迥异，故归属于独联体;希腊由于与土耳其接壤而归属于西亚。此外，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马其顿四国的数据缺失。

② BPM6将服务贸易分成货物相关服务、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四大类，其中其他服务包括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政府服务九大类。

③ 限于篇幅，表1未报告其他服务部门的细分部门贸易出口情况(表2、3、4同)。

④ 表3将中国出口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分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指数TCI按降序排列，列出中国与其互补性最强的5个国家。

⑤ 表4将中国进口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分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指数TCI按降序排列，列出中国与其互补性最强的5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