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

舒绍福

【摘要】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隐喻性思考，实质是一种意识操纵。通过污名化新冠病毒，以制造范式、左右情感、合谋媒介等方式进行意识操纵，既能找到替罪羊，转移责任，又能达到丑化中国国家形象、翻新“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因而，应当对新冠病毒的意识操纵进行有力的揭露、批判与反抗，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回归疾病本身。

【关键词】新冠病毒  意识操纵  隐喻  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D9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2.013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与灾难，但更可怕的是，一些国家及其政客们在这样本该鼎力合作以共同抗疫的艰难时刻，却把精力放在了“污名化”的“事业”当中，将引发肺炎的新冠病毒煞费苦心地贴上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功夫流感”等种种标签，硬是要把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不遗余力地大搞意识操纵。毫无疑问，由此会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甚至可能导致政治社会风险如同涟漪般不断放大。

病毒的污名与隐喻

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带来了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共同抗疫应当是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甚嚣尘上的聒噪杂音，给全球抗疫蒙上了阴影。总有人时不时有意将新冠病毒贴上贬损性、侮辱性的地域、国别标签，对新冠病毒进行种族污名化、地域污名化以及隐喻化思考，大搞意识操纵，以期达到道德审判、政治甩锅乃至政治抗争的目的。

病毒的污名化。污名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指代身体记号，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点不寻常和不光彩”。[1]沾上污点、受到轻视，这是污名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能够“使人大大丢脸”。污名既有对个体的污名，即对人的身体和性格缺陷的污名，是刻附在人身上、带有恶名和耻辱性的标签，也包括对集体的污名，如对种族、民族等集团性污名。而随着被污名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有对人、种族和民族的污名，而且还包括将地域、技术或产品等贴上污名性的标签。一旦这些对象被贴上污名性标签，意味着其存在状态出现异常，陷入不正常的境遇，由此会遭到旁观者的贬损、否定、怀疑、排斥乃至敌对。形形色色的污名往往具有同样的社会学特色，即“某个人本来可以在普通社会交往中轻易为人接受，但他拥有的某种特点却会迫使别人注意，会让我们遇见他就感到厌恶，并声称他的其他特征具有欺骗性”。[2]侮辱性、贬损性的负面标签会使得蒙污者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与不公，遭受社会冷落和政治排斥。

污名化则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人们选择人、地域、技术或产品的特征，并诋毁、歧视这种特征的持有者，甚至可能构建一套污名‘理论或‘情节来解释这种劣等性及其根源的过程”。[3]污名化的过程就是施污者对蒙污者贴上污损性的标签，放大、夸大蒙污者的负面形象，并进一步固化蒙污者的刻板印象，集聚负面情绪和激荡社会排斥，由此引发歧视与偏见的过程。简而言之，污名化就是按照“贴标签—固化刻板印象—聚合负面情绪—引发排斥、歧视、偏见”的进路，使得蒙污者形成“受损的身份”的动态过程。

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既选择了对人（如将病毒与黄种人、亚洲人、中国人等联系在一起）的污名化，又选择了对地域（如亚洲、中国、武汉等）的污名化。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站在道德制高点，从贴各种标签开始，对新冠病毒进行污名化，意欲把中国刻画成恐怖、邪恶的形象;不断兜售“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希望由此引发对中国人、华人乃至黄种人的隔离、排斥、偏见与歧视。这种污名化具有负面性、快速污染性、破坏性、顽固性等特征，一旦形成，就会刻板固化下来，并快速传播，短期难以消除与正名。

病毒的隐喻。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常用一些“特定的污名术语，以此作为隐喻和意象的一种源头”。[4]疾病的隐喻，久而有之，古老隐喻的幽灵甚至时不时得以重现。尤其是能够引发群体性恐惧的流行病，更是常常被污名化且被附上各种隐喻。新冠病毒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其被有意用作修辞学工具，或者确切地说，是被当成隐喻来使用，从而使得肺炎不再是肺炎本身，而是被附加了诸多道德判定和政治寓意。

在欧洲历史上，对疾病采取隐喻性思考方式就未曾消停过，并形成了隐喻的谱系。如麻风病、腺鼠疫等都曾被隐喻化，喻为“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毒的”“道德上有害的或邪恶的”。[5]无论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还是后续的欧洲历史上，只要疾病越具神秘性和病因越有多重性，就越有可能被当作隐喻来使用。中世纪到近代欧洲更多是从社会和道德意义上对疾病进行隐喻，对疾病的隐喻摆脱不了道德污染的观念，且变得越来越荒诞、歹毒，更具蛊惑性。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不正确”“不道德”之物的同义词。现代疾病隐喻则更具政治色彩。“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6]在现代疾病隐喻中，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或政治状况通常被比作一种疾病，以此表示这些人物、事件或状况具有难以改变的政治邪恶性。

有研究认为，欧洲人是擅长疾病隐喻的鼻祖，并且他們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自身是免于疾病的，可怕的疾病都来源于异域他乡。“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么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7]疾病的隐喻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将疾病的意象与异邦的想象勾连在一起，强化疾病与外国、与异域之间想象性的关联，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将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即所谓的“瘟疫一律来自他处”，[8]或“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9]

当前新冠病毒的新型性、隐秘性、来源不明性、传播诡异性等更是为隐喻化思考提供了极佳的机会。“正当人们预料会出现一种既弄不清病因、又极其难治的疾病的时候，这种令人色变的新病——说其新，至少是就其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而言——出现了，为疾病的隐喻化提供了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时机。”[10]正因如此，一些欧美国家的政客和媒体极尽污名之能事，纷纷将“新冠”替换为“亚洲”“中国”“武汉”等标签。而以他名之名来命名此名，这就是隐喻。通过对新冠病毒一步步隐喻化，从而使得本是“原因不明的新型肺炎”，变得与中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进而转成对中国的人与制度乃至亚洲、亚裔的道德评判和意识操纵。对新冠病毒的隐喻，“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11]

病毒污名化的意识操纵

污名不仅具有社会学特色，涉及虚拟的社会身份与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差距与特殊关系，而且还具有政治隐喻和政治意象的意义。污名化过程既能塑造出蒙污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牢骚、他们的期盼、他们的政治”[12]，还能暴露出施污者的政治考量与政治谋划。由此可以说，借新冠病毒进行污名化，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化，是利用新冠病毒的污名与隐喻进行意识操纵的过程。如美国学者大卫·雷斯曼所说：“我们构建了一种污名理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来解释他低人一等和他所代表的危险;它有时将基于其他差异的敌意合理化了，比如将基于社会阶级差异的敌意合理化了。”[13]通过对新冠病毒贴标签、泼脏水，让大众持有并固化歧视性的态度，进而挑起对他者、异域或异族的集体行动和意识之争，引起蒙污者与常人之间的疏远、敌意甚至敌对。

作为统治技巧的意识操纵。从词源学来理解，“操纵”一词本义是指“收与放”，引申为“控制或掌握”，并进一步转义为“機敏的控制，甚至是隐秘的控制”。当操纵逐渐从控制机器的技巧转为控制人的行为的技艺时，“操纵”已成为一种隐喻，就是指代“为群众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程序，其目的是为操纵者制造出所需要的行为”。[14]一旦“操纵”前面再加上“意识”，那么这个词所隐喻的现代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就成为权力运作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方法。“意识操纵是通过人为的行为编制程序来对人施加精神影响的一种统治方法。这种影响用于人的心理结构，是暗中实现的，其任务是按照权力当局所需要的方向改变人的意见、愿望和目的。”[15]美国的《现代社会学词典》也将“操纵”一词定义为：“运用权力的一种形式，拥有权力者在运用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行为，但不去揭示行为的性质，而这行为又正是他期望人们做出的。”[16]在穆尔扎看来，了解意识操纵的隐喻、隐秘性及其所采用的种种工具和方法是必要的，既是为了免遭操纵，也是为了对意识操纵进行有力的反抗。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意识操纵就会天崩地裂般砸下来，令人措手不及。

与过去不加掩饰、直接以赤裸裸的强制、暴力镇压不同，现代西方国家更加注重操纵技艺的运用。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文明就是如此，其势力范围内“各种各样制度存在的实质，已不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操纵和控制技术”。[17]作为权力手段的意识操纵是欧洲的产物，不过它虽然“诞生在欧洲，但美国从一开始便成为群众意识操纵这一概念和操纵技巧的主要缔造者”。[18]面对日益觉醒的民众，柔性的、隐性的群体诱导与意识操纵成为美国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正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19]通过操纵意识而潜入被操纵者的心灵，诱使被操纵者在潜意识中自愿去做出符合操纵者目的的行为。

作为统治技巧的意识操纵之所以能够在发达工业文明国家滥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与技术的成就，科技使得操纵更为便捷，也愈加隐蔽。现代社会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科学与技术体系，为有效操纵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为物质和精神机器的总动员提供了理性化、技术化、神秘化工具。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在发达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科学和技术甚至异化成意识形态，具有工具性和奴役性的鲜明特征，发挥着奴役人和统治人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20]

意识操纵的策略。“可控的灾情是有效操纵的条件。”[21]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医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往往成为文学所关注的选题，当然，也毫不意外常常又会成为道德和政治议题。由于传染性疾病通常有普遍性、传染性和神秘性的加持，对操纵者来说，这机遇确实万分难得。“这种局面对意识操纵者们来说大概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正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人们的易受影响的几率大幅度提高，其心理抗御屏障出现了裂缝。”[22]正因为这样，当前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是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也成了文学的、经济的、道德的乃至政治的事件。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隐喻性思考，实际上已从不同向度烙刻上意识操纵的印记。概括来说，对新冠病毒进行意识操纵的主要手段至少包括但不限于制造范式、左右情感、合谋媒介等。

1.制造范式。库恩开辟了关于“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到底何谓范式？他认为，“按照其已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23]有时候他又说“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或者说“范式是共有的范例”。[24]库恩认为对“范式”最有新意的理解就是将它视为“共有的范例”。范式越是精巧，越是精准，就越是能敏锐地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宜方式。也有词典将“范式”一词界定为“个人意识和大众意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有了它，意识中对某些信息和思维过程的认识才有可能得到必要的简缩……”[25]

范式具有构造功能，因而常常成为意识操纵的主要“材料”之一。意识操纵中所说的范式，是指虚构的范式，是捏造的、灌输错误的理念或模式。为了达到意识操纵的目的，操纵者“经常要预先加强或预先建立必要的范式——要‘压出车辙来、‘刻出螺纹来”。[26]这种预先建立起来的虚构范式并不是随意构造的，而是要花大力气去深挖被操纵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他们的情感态度和思维，从他们已有的意识之中制造出的范式概念。这样才能在无形之中吸引、抓住被操纵者且让他们感觉不到被操纵，而是自愿拥趸、适应与使用这种范式。在这方面美国是个先行者。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就极力制造了苏联是“邪恶帝国”的范式概念。[27]这个范式为后续的冷战和意识操纵打下了坚实基础。这种文化意识领域的意识操纵，也被美国人“羞羞答答”地称为“公众外交”。强有力范式一旦建立并扎根下去，就会长期被利用，并可能获得难以预料的政治回报。正因为范式作为思维的模具和认识的工具，具有高稳定性，所以常常成为操纵的靶子和策略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些预设的范式会从深层次操纵整个认识过程，美国记者利普曼因此写道：“在对人施加影响的一切手段中，最巧妙和具有非凡灌输力的，是那种创造并利用一整套范式的做法。在我们看到世界之前，就已经在向我们讲述世界的样子了。”[28]

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隐喻化思考，从其表面上看只是贴上“中国病毒”等标签，但从意识操纵的深层次来看，“中国病毒”其实质就是惯常的“中国威胁论”这个范式的翻版而已。借新冠病毒肆虐之际，以隐喻思维的现成模具，制造和兜售“中国威胁论”这一范式，可以成功达到意识操纵的目的。

2.左右情感。意识具有不同的向度，是识、情、意的统一。作为意识的向度之一，情感既是操纵的对象，又是可以利用的手段。通过左右情感容易形成连锁反应，有效促进意识操纵的实现。

仅从恐惧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恐惧作为一种情感，已被广泛地利用、制造或操纵，以促進目标的实现。英国学者菲雷迪对恐惧及其运作方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认为恐惧话语正在主宰着西方世界的公共生活，人们求助于“恐惧这种情感的频率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而且热衷于打恐惧牌，有意识地制造恐惧或沉溺于被操纵的恐惧中，成为见怪不怪的新现象。告诫乃至训诫人们要“心怀恐惧”已经是官方、半官方的公共教义。由于恐惧话语具有巨大的威力和道德辨别力，所以恐惧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被频繁地提及和利用，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必不可少。他甚至认为：“恐惧本身已经被政治化到了严重的程度，人们辩论的内容很少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而是应该对谁或者对什么感到恐惧。”[29]美国学者则从政治观念史的视角，对恐惧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恐惧不动声色地隐藏于有权人和无权人的关系之中，与现代政治尤为密不可分，“它其实是一项政治工具，一项当权者统治或反对派推进的手段，由政治领导人或活动家炮制并维持，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从中得到某种东西，或因恐惧有利于他们追求某个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因恐惧反映或支持他们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或两者兼而有之”。[30]但人们对恐惧对象有令人惊奇的选择性，从惊悚的恐怖主义到令人焦虑的道德沦丧，再到令人恐慌的流行性疾病，都可以精心编制为可操纵的恐惧。

“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频繁制造恐惧气氛的时期。”[31]从生态风险、食品短缺，到恐怖主义、政治冲突与战争等，都可以成为制造恐惧的名目。而集体恐惧或者说群体恐惧是意识操纵行动最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被恐惧所震撼的群体容易被情感左右，从而更好地接收和服从意识灌输。严重的疫病流行之际，就存在着培养恐惧、从情感上操纵大众意识之机。当前似乎不易控制的新冠病毒，会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引起情感焦虑和恐慌，正好为制造集体恐惧、从情感领域引起动荡，进而操纵意识提供了机会。利用西方人意识中有莫名恐惧的传统，左右大众情感，将大众对疫病的集体恐惧，引向对其他种族以及对亚裔的恐惧、厌恶与排斥，这正是意识操纵行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3.合谋媒介。“我们怎么打赢思想战？抵制控制信息的诱惑。代之以依靠美国民主的两根支柱——自有企业和自由媒体。”[32]媒体在美国社会制造民意、赢得民意中有其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并能够倍增意识操纵的效果，提高意识操纵的效度。美国主流媒体离不开政府的“信息供应”和公共资助。而主流媒体通过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价值观站台，既可以获得各种公共资源，又塑造了现代的信息环境。在美国社会还出现了信息与宣传合流，形成强大的“信宣”。[33]政府与媒体合谋，越来越少采用肉体强制的办法来控制大众，而是动用各种“硬宣传”“软宣传”方式，操纵着新闻与信息传播，以有声、无声的和有形、无形的语言、文字、数字化音频视频等方式潜移默化地为权力集团发送、传递各种信息，采取群体诱导的办法，有组织地操纵着大众意识。“有意识和有组织地操纵群众的习惯和观点，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那些操纵这个看不见的社会机制的人们构成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它拥有我们国家的真正的统治权。”[34]

在新冠肺炎流行于世界各地之际，西方诸多国家的政府不是首先直面疫情，而是想方设法与媒体共谋，通过白色宣传、灰色宣传与黑色宣传，将官方的信息源、故意不确定的信息源以及其他虚假的信息搅和在一起，竭力行诋毁抹黑之事。通过虚构现实、虚拟数字、筛选事实，乃至捏造事实，将“无中生有的第一手信息”不断输出，以信息供应来控制人的思维，引导人的行动。从《华尔街时报》刊登“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到《纽约时报》直接说“武汉病毒”、加拿大《省报》说“中国病毒”，再到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把“中国病毒”制成口罩图片登在头版、丹麦媒体把中国国旗弄成病毒国旗漫画等，这些西方媒体配合其政府及政客们掀起了病毒起源论、病毒污名化和意识操纵的第一波。紧接着，美国的《华盛顿时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外交政策》杂志，德国的《明镜》和法国的《皮卡尔信使报》等，又将新冠病毒与“黄祸论”“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转移责任论”等纠缠在一起，诋毁中国抗疫的种种努力，将“反华毒舌”的媒体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将中国对外抗疫援助渲染为“新病毒外交”“口罩外交”等，既贬损了中国国家和政府形象，又制造了恐慌和种族歧视，有力促进了意识操纵的推进。

对病毒意识操纵的反抗

利用新冠病毒进行意识操纵，既能找到替罪羊，转移责任，又能制造意识形态问题，达到污名化中国、丑化中国国家形象、翻新“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危害极深。应当对新冠病毒的意识操纵进行揭露、批判与反抗，使新冠肺炎疫情回归疾病本身。当然，对意识操纵进行抗拒的进路很多，以下只提出几点思考。

消解隐喻性思考。新冠病毒的隐喻化不仅赋予疾病以道德意义，而且还使疾病承载着政治意义，为意识操纵提供了一种修辞学工具。因而，要对新冠病毒的意识操纵进行反抗，就应当先去其隐喻，消弭对新冠病毒的隐喻性思考，卸下新冠病毒公共话语表达和操纵的修辞工具。

要去隐喻化，就需要将附着在新冠病毒上面的隐喻影子彻底揪出来，进行曝光，还疾病本来面目。从目前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一些政客的言论中可见，他们主要采用了西方疾病隐喻谱系中惯用的几种说法，即将疾病等同于“邪恶之物”“入侵者”“外来的他者”等。借用西方语境中这些耳熟能详的隐喻，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引起西方大众共鸣，从而使得意识操纵起来更为便利。将新冠病毒进行隐喻性思考，不负责任地命名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自然而然就将“邪恶”“入侵”“他者”等标识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含沙射影且充满政治意味”就出来了。这也是西方政客们意欲达到的目的，既可用来“甩锅”，推掉抗疫不力的责任，又能将对病毒的想象与对中国的想象关联起来，将病毒的恐惧、病毒的邪恶、病毒的入侵与中国威胁关联在一起，生产出种族主义的政治病毒，激起种族歧视和排斥。

为了剥开新冠病毒的神秘面纱，祛除其身上的隐喻影子，还得回到科学剖析和认知疾病的轨道上来。通过科学分析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感染机理、发病机制与传播途径等，揭示新冠病毒的本来面貌。要推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并将相关成果公布于众，以正视听。总的来说，就是要审度强行塞进来的各种解释，不断进行设问并一步一步深入探究，正本清源，去除新冠病毒的隐秘性，使其失去隐喻和操纵的意义。

提升话语主导权。操纵者往往通过垄断信息供应，掌握话语霸权，有力控制思维和意识。操纵者们在自己所把持和炮制的洪涛巨流般信息面前，一方面筛选和隐瞒“不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大肆向公众倾泻了无意义的空洞信息，以湮没、稀释无法规避的重要信息。每条信息都可能包含着隐喻性的、象征性的、价值性的、推断性的或事实性的“意味”。垄断信息供应，就能够随时通过所掌控的大批量信息，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第一手信息”，选择性地附加上各种“意味”，并一股脑地发送给公众，调动起公众对病毒的恐惧，从而更易达到意识操纵的目的。所以，反抗意识操纵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要打破信息供应垄断，终结西方话语霸权，构建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话语新时代。

打破对信息的集权控制。要打乱操纵者的行动脚本和节奏。要加强对涉及新型病毒的相关信息生产、加工和传播的管理，努力促进实现多渠道、多元化信息供应，不能让西方政客和媒体一方独大和独霸。要尽可能多地联合世界各国的政府、科学家、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以及意见领袖等多方供应、分享新冠病毒的相关信息，以打破操纵者对信息的集权控制。

审思并终结操纵者的话语霸权。反抗操纵的重要原则是要拒绝操纵者阐述问题时所用的话语与概念，揭示其言语、术语和思维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还原话语的丰富多样性。“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现实图景。”[35]在新冠病毒的意识操纵过程中，操纵者就动用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新闻媒体和发达的社交网络，夹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狂妄，不断设置议程和媒介议题，试图以西方主导的一元化话语操控着大众意识，调动着被操纵者的情绪，有节奏地一波又一波抹黑、污名化中国。为此，我们应当及时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抵御意识操纵。

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有意制造隐秘性、神秘性，能使暗箱操作和意识操纵如蟑螂般难以根除，而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则有利于消弭控制力，走出意识操纵者设定的轨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及時发布信息，分享基因序列，为全球抗疫共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数据，坚守了公开透明原则。

目前，中国一方面通过传统的方式方法，如分享诊疗方案和疫情防控等技术文件、以远程会议和专家研讨开展技术交流等，与世界各国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分享中国有关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疗等防控经验和方案;另一方面，又及时将我国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的分享方式进行升级，迅速建设了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新冠肺炎网上知识中心，并向所有国家开放，带动世界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不断升级迭代，传播中国经验，展示中国担当，为各国战胜疫情带去信心，也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意识操纵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是非明，方向清”。要卸下疾病或病毒污名化所承载的重负，就应当公开辩论，明辨是非，揭开新冠病毒意识操纵周围昏暗的神秘面纱，清除意识操纵背后具有物质和精神机器总动员能力的神秘化力量，去除新冠病毒的隐喻化、污名化、妖魔化与范式化，让公开的光芒照亮疾病本身，从而使得意识操纵无处遁形。

注释

[1][2][4][12][13][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6、6、35、6页。

[3][美]珍妮·X·卡斯帕森、[美]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童蕴芝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5][6][7][8][9][10][11][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3、72、123、121、88、93、75页。

[14][15][16][18][21][22][25][26][27][28][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下）》，徐昌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39、18、41、444、446、166、171、171、166页。

[17][2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3、131页。

[19][32][33][34][美]杰拉尔德·瑟斯曼：《西方如何“营销”民主》，忠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138、9、3～4页。

[23][2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68页。

[29][30][英]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吴万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8、12页。

[31][美]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叶安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5]孟威：《构建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4年9月24日。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