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瞄准中国汽车社会结构性痛点

南辰

中国汽车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在高速增长中不断成长、转型，在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新的结构性痛点不断出现，核心驱动因素是车和人这两大因子的结构性变化。在每个重要转型阶段，都有不同的痛点、难点和槽点。

例如，我国汽车社会第一次重大转型历经二十多年时间，起点可以追溯到1994年版《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提到的“逐步改变以行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为主的公款购买、使用小汽车的消费结构”，转型的主要推动力是态度鲜明的鼓励轿车进入家庭产业政策、持续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以及蓬勃发展的国内汽车工业。

2004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私人汽车保有量占总保有量的55.3%，占比超过“半壁江山”；2019年，私家车（私人小微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2.07亿辆，占汽车总保有量79.6%，意味着汽车市场的主体从公车绝对转为私家车。与这一重大转型相适应，交管改革的重点就是如何让老百姓不再为车驾管手续跑冤枉路、花冤枉钱、费宝贵时间，让“放管服”精准服务于中国汽车社会的结构性调整。

再如，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也带来中国汽车社会的老龄化管理难题。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为4.1亿人，从驾驶人的年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26至50岁年龄段之间，超过60岁的有1467万人，仅占3.26%。与这组驾驶人数据对比的一组数据是，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有1.8亿，约占总人口的13%；……